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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安排与比利第一次面谈的日期是1978年1月31日。
多萝西·特纳（Dorothy Turner）是一位腼腆而又颇具爱心的心理专家，她抬起头看着警官将比利带进会客室。
她看到一个身高6英尺
、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他身穿蓝色外衣，脸上和鬓角都长满了胡须，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恐惧。比利见到特纳似乎有些惊讶，但在她对面坐定之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两手交叉放在膝上。
“比利，我是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特纳，能问你几个问题吗？你现在住哪儿？”
他向西周张望了一下：“在这儿。”
“你的身份证号码？”
他皱起眉头想了许久，眼睛一边盯着地板、黄色的煤渣砖墙和桌上的锡铁烟灰缸，一边咬着自己的指甲，还不断地端详着指甲上的碎屑。
“比利，”她说道，“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就没法帮你。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身份证号码？”
他耸耸肩说：“我不知道。”
特纳看了一眼手中的便条，念出号码。
他摇摇头。“那不是我的号码，那一定是比利的。”
她惊讶地抬起头望着他。“这么说，你不是比利？”
“不是，”他说道，“那不是我。”
她皱了一下眉头：“如果你不是比利，那么你又是谁？”
“我是戴维。”
“那么，比利在哪儿？”
“比利睡着了。”
“他在哪儿睡觉？”
比利指着自己的胸腔。“在这儿，他在睡觉。”
特纳叹了一口气放松一下，耐心地点了点头。“我必须和比利谈谈。”
“噢……阿瑟不会同意的。比利睡着了，阿瑟不会叫醒他的。如果这么做，比利会自杀的。”
她长久地端详着这位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说话的声调和表情都像小孩一样。“等等，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
“我办不到。我已经犯了错误，我不该说出来的。”
“为什么？”
“别人会找我麻烦！”他恐惧地说。
“你叫‘戴维’？”
他点点头。
“你说的别人又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她用手指轻轻地敲了一下桌面。“戴维，你必须告诉我，我才能帮你。”
“不行，”他说道，“他们真的会生气，而且不会再让我出来了。”
“但是你得找个人出来谈谈，因为你非常害怕，对不对？”
“是的。”他眼睛里开始涌出泪水。
“戴维，你必须相信我，告诉我，我才知道该如何来帮你。”
他想了很久，最后耸了耸肩，“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告诉你。你必须保守秘密，不告诉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绝对不可以！”
“好的，”她说，“我答应你。”
“一辈子？”
特纳点点头。
“你得承诺。”
“我承诺。”
“好吧！我告诉你，我并不清楚所有的事情，只有阿瑟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是吓坏了，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几岁？戴维？”
“8岁，还不满9岁。”
“为什么是你出来和我谈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监狱里受了伤，我出现是来承受痛苦的。”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儿？”
“阿瑟说我是痛苦的承受者，当有伤害发生时，我就必须出现来承受痛苦。”
“这一定很痛苦、很难受。”
他点点头，眼中充满了泪水。“这不公平！”
“戴维，什么是‘出现’？”
“阿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必须要有人站出来。那里有一盏很大的白色聚光灯，每个人都待在那盏灯周围，看着它或者在床上睡觉；谁要是站在光圈里，谁就得到这个世界来。阿瑟告诉我们，站在那儿的人才拥有知觉。”
“其他的人是谁？”
“有很多人，我并不都认识。我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不是全部。噢！不行！”他开始喘气。
“怎么了？”
“我把阿瑟的名字告诉你了，说出这个秘密我一定会遭殃的。”
“戴维，没关系，我答应绝不说出去。”
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我不能再说了，我好害怕。”
“好了，戴维，今天就到这吧。我明天再来，我们好好聊聊。”
走出监狱，特纳停下脚步拉紧外套，好抵挡不断吹袭而来的冷风。来这儿之前，她以为自己将面对一个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假装精神错乱的重刑犯，没想到情况竟会是这样。
第二天，特纳发现比利进入会客室时的神情与昨天截然不同。他躲避着她的目光，双膝向上抬起坐在椅子上，双手玩着鞋子。她问他感觉如何。
他起初并不回答，只是四处张望。仿佛从未曾见过面似的看了她一眼，然后摇摇头。他开口说话时却是满口的英国伦敦腔。“真吵！”他说道，“你！还有所有的人，你们大概都不知道发生了大事！”
“戴维，你的声音很奇怪，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他顽皮地看着她：“我才不是戴维，我是克里斯朵夫。”
“哦？戴维在哪儿？”
“戴维太差劲了！”
“你说什么？”
“这个嘛……他让大家非常生气。”
“你能解释一下吗？”
“不可以，我不想落得像戴维一样的下场。”
“他有麻烦？”特纳皱起眉头问道。
“他泄密。”
“泄什么密？”
“你知道的，他把秘密说出来了。”
“能谈谈你自己吗？你几岁？”
“13岁。”
“喜欢做什么事？”
“我会打一点小鼓，但口琴吹得更好。”
“你老家在哪儿？”
“英国。”
“你有兄弟或姊妹吗？”
“只有妹妹克丽丝汀，她已经3岁了。”
当他操着伦敦腔说话时，她更加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他开朗、诚恳、快乐，与昨天的他有很大的差别。比利肯定是个不可思议的好演员。
2月4日，特纳第三次来探望比利。她发现走进会客室的他与前两次全然不同。他很随便地坐下，无精打采地靠在椅背上，用高傲的目光看着她。
“你今天好吗？”她问道，拿不准他会如何回答。
他耸耸肩说：“还好。”
“能告诉我戴维和克里斯朵夫他们现在如何了？”
他皱起眉，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小姐，我不认识你！”
“我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必须谈谈曾经发生过的事。”
“别逗了，我哪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记得前天和我谈过话吗？”
“你说什么？这辈子我从来没见过你！”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汤姆。”
“就叫汤姆？”
“是的，就叫汤姆。”
“几岁？”
“16岁。”
“能告诉我一些有关你自己的事吗？”
“小姐，我可不和陌生人说话，别打扰我。”在接下来大约一刻钟的时间里，她试着再与他交谈，但“汤姆”不为所动。她走出监狱大门，回想起“克里斯朵夫”以及自己对“戴维”的“承诺”。她感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曾答应保守秘密，另一方面又有责任将发生的事情告诉比利的律师。于是，她打电话到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想与朱迪谈谈。
“听着，”朱迪拿起电话时，特纳说，“我现在还不能和你讨论案情，但如果你没看过《人格裂变姑娘》（ Sybil ）这本书的话，我建议你买来看一看。”
朱迪接到特纳的电话感到很意外，当天晚上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平装的《人格裂变姑娘》，回家后立刻读起来。她了解了书的内容后，便靠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想：“这本书描述的是多重人格，难道这就是特纳想告诉我的信息？”此刻，她脑海里浮现出比利与其他几个犯人站成一排等待指证时全身发抖，以及比利侃侃而谈、充满智慧地说笑的情景。当时她还以为，这样的改变是情绪沮丧所致。还有，警卫说过比利能挣脱束缚衣；希尔医生说比利有时会表现出超人的能力。比利说过的话更是让她感觉不安：“他们说我做过一些事，但我根本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她想把熟睡的丈夫叫醒，和他讨论一下比利的事，但她猜得出他会怎么说。她也知道和其他人谈起这件事，他们会作何感想。她已经担任公共辩护律师3年多了，但从未遇见过像比利这样的被告。最后，她决定暂时不把内情告诉施韦卡特，自己先查证。
第二天早晨，她打电话给特纳。“比利在过去几周里有时行为非常奇怪，情绪变化无常，他确实非常神经质，但我无法断定他的情况与《人格裂变姑娘》中提到的一样。”
“过去几天，我也有类似的想法，”特纳说，“我对他承诺过不告诉任何人，所以得坚守承诺。我只是建议你看这本书，不过我会说服对方让我把秘密告诉你。”
朱迪提醒自己，特纳是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心理专家，是检方的人，于是说道：“一切都由你决定，请随时告诉我需要做什么。”
特纳第四次去见比利时，看到的是一位受到惊吓的小男孩，也就是第一天自称戴维的那个男孩。
“我答应过你绝不泄露秘密，”她说，“但我必须告诉朱迪律师。”
“不可以！”他跳起来大叫道，“你答应过我！如果你告诉她，她就不喜欢我了！”
“她会喜欢你的，她是你的律师，她有必要知道内情，这样才能帮助你。”
“你承诺过的，如果你违背诺言，就是撒谎。你绝对不能说出来，我会有麻烦的。阿瑟和里根都生我气了，因为我把秘密说出去了，而且……”
“谁是里根？”
“你承诺过的，承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明白吗？戴维，如果不告诉朱迪，她就无法救你，那你就得一直待在监狱里。”
“我不管，那是你的承诺。”
“但是……”她发现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茫然，嘴巴开始嚅动，似乎在自言自语。然后比利又坐直身子，两手紧握，眼睛瞪着她。
“女士，你没有权利，”他用夹杂着上流社会腔调的英语爽快地说道，下巴微微动了一下，“对一个小男孩撒谎。”
“我不认为我们见过面。”她说道，同时禁不住抓紧椅子，试图掩盖内心的惊讶。
“他曾对你说起过我。”
“你是阿瑟？”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特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阿瑟，应当告诉律师事情发生的经过！”
“不，”他说道，“他们不会相信的。”
“为什么不试试？我只带朱迪来见你，而且……”
“不行！”
“这样才可能帮你从监狱里出去，我必须让……”
比利的身体倾向前方，藐视地看着她。“特纳，我这么说吧，如果你带任何人一起过来，其他人都会保持静默，那你看起来就会像个傻瓜。”
特纳与阿瑟争论了15分钟，她发现他的眼神又开始变得茫然。只见他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再度倾身向前时，声音和语气已经变得随和而友善。
“你不能告诉她，”他说道，“你曾经承诺过，承诺是件很神圣的事。”
“那我现在是和谁在说话？”她低声问。
“我是亚伦，通常都是由我和朱迪、施韦卡特交谈的。”
“但是他们只知道比利·米利根！”
“我们都使用比利的名字，这样就可以保守秘密了。不过比利睡着了，他已经睡了很久。特纳女士，我可以叫你多萝西吗？比利的妈妈也叫这个名字。”
“你说通常是由你和朱迪、施韦卡特交流谈话，那除了你之外，他们还和谁交谈过？”
“唔……他们并不知道，因为汤姆的声音和我很相似，而且束缚衣和手铐都无法困住他。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不同的是，出面说话的人多半是我。他很刻薄，人际关系不如我。”
“他们还与谁见过面？”
他耸耸肩：“施韦卡特第一次见到的是丹尼，当时他吓得半死，而且语无伦次。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有14岁。”
“你几岁？”
“18岁。”
特纳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好了，亚伦，你很聪明，我想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必须弃守承诺。朱迪和施韦卡特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他们才能为你们辩护。”
“阿瑟和里根反对，他们说别人会认为他们疯了。”
“但是与关在监狱里相比，你不认为值得这么做吗？”
他摇摇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辈子我们一直都在保守这个秘密。”
“谁可以做决定？”
“噢……必须经过所有人的同意，阿瑟是总负责人，但秘密是属于每个人的。戴维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能再多说。”
她试着向亚伦解释，作为心理专家，她有职责将这些内情告诉律师。但亚伦说这样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帮助，而且，要是报刊将秘密公布于众，他们就无法在监狱里混下去。
这时戴维出现了，特纳从他小男孩般的举止断定他是戴维。他乞求特纳信守承诺。
特纳要求再度与阿瑟对话。这时阿瑟出现了，皱着眉头说：“你真的很烦人！”
她与他不停地争论着，直至感觉他已逐渐放弃。“我不喜欢和女士争吵，”他叹了一口气，靠向椅背，“如果你认为绝对必要，而且其他人都同意的话，那么我也同意。但是你必须得到每个人的同意。”
她用了几个小时说服依次出现的人，向他们解释目前面临的情况。但每当不同人格出现的时候，她仍然会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第五天，她面对的是汤姆。“现在你理解为什么我必须告诉朱迪小姐了。”
“小姐，无论你做什么，只让我没看见就行。”
亚伦则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朱迪，你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而且你得让她也承诺绝不告诉别人。”
“我同意，”她回答，“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下午，特纳离开监狱直接驱车前往律师事务所。她把比利提出的条件告诉了朱迪。
“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诉施韦卡特？”
“我必须信守承诺，能让你知道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还是很怀疑。”朱迪说。
特纳点点头，说：“没错，我也一样。但我向你保证，你见到他肯定会大吃一惊！”
当狱警威利斯（Willis）将比利带进会客室时，朱迪注意到他神态畏缩，像个害羞的少年，仿佛很怕警察。只见他迅速地跑到桌旁，坐在特纳身边。警察离去后，他才开口说话，双手相互搓着。
特纳：“可以告诉朱迪你是谁吗？”
他将身体靠向椅背，摇摇头，眼睛望着门口，似乎想确认警察是否已经离去。
“朱迪，”此时特纳说道，“这位是丹尼，我和他已经很熟了。”
“嗨！丹尼。”朱迪试图掩饰自己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面部表情时的惊讶。
他抬起头望着特纳，小声说：“你看，她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个疯子。”
“不，”朱迪接着说，“我只是被搞糊涂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你几岁啦，丹尼？”
他像是刚被解开手铐一般，不停地揉着手腕，好让血液循环顺畅，但是没有答话。
“丹尼14岁，”特纳说，“是个优秀的画家。”
“你通常都画些什么？”朱迪问道。
“多半是一些有生命的东西。”丹尼回答。
“你是否也会画警察在你家发现的那些风景画呢？”
“我不画风景画，我不喜欢地面。”
“为什么？”
“我不能说，否则他会杀了我。”
“谁会杀了你？”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质问他，因为她难以相信他。尽管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湛演技，但她不能落入圈套。
他闭上眼睛，泪流不止。
朱迪对于眼前发生的事越来越感到困惑。她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特别是当他将要隐退之际。只见他嘴唇无声地微微颤抖着，眼神呆滞地飘向他方，接着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直至看见面前的两位女士，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端身就坐，两只脚交叉地垂着，从右脚的袜子里取出一根烟。
“有火吗？”
朱迪为他点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圈。“有什么新鲜事吗？”他问道。
“能不能告诉朱迪你是谁？”
他点点头，又吐出一串烟圈。“我是亚伦。”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朱迪说，暗自希望自己发抖的声音不那么明显。
“在你和施韦卡特来讨论案情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几次。”
“但是我们一直认为你是比利·米利根。”
他耸耸肩：“我们一直都使用比利的名字，这样可以省去解释的麻烦。不过我从未说过我就是比利，那是你认为的。我也不觉得说出其他人的名字对事情会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和比利谈谈吗？”朱迪问道。
“不行，他们让他睡觉了。让他出现，他会自杀的。”
“为什么？”
“他害怕受到伤害，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们的事。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失落了时间。”
“失落时间？你指的是什么？”朱迪问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些事，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我们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朱迪摇摇头：“这一定很可怕。”
“永远都没办法适应。”亚伦应道。
当狱警威利斯前来带他回牢房时，亚伦抬起头对他笑了笑。“这位是威利斯警官，”他告诉两位女士，“我喜欢他。”
朱迪和特纳一起离开了监狱。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了吧？”特纳说道。
朱迪叹了口气：“当初我认为能戳穿什么骗局，可我现在确信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谈过话，也明白了为什么他每次来都有如此大的差异。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情绪变化的结果。这件事必须告诉施韦卡特。”
“为了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觉得比利不会同意的。”
“他必须同意，”朱迪说，“这些事必须让其他人知道。”
特纳离开后，朱迪发现自己的心绪很乱，既害怕、生气又深感困惑。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已经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
当天稍晚，施韦卡特打电话到朱迪家，说警卫室通知他，比利又闹着自杀，用头去撞墙。
“真是怪了，”施韦卡特说，“看了他的材料，我才知道今天是2月14日，正是他23岁生日，而且还是情人节。”
第二天，特纳和朱迪告诉亚伦，必须让施韦卡特知道秘密。
“绝对不行！”
“但是你必须答应，”朱迪说道，“为了让你免除牢狱之灾，这件事必须告诉其他人。”
“你自己答应过的，那是我们的协议。”
“我知道，”朱迪回答，“但是这非常重要。”
“阿瑟不会答应。”
“让我和阿瑟谈谈，”特纳说。
阿瑟出现了，两眼瞪着她们。“你们真的很烦人！我有很多事情要思考、处理，你们说的这些事真让我厌烦。”
“你必须同意让我们告诉施韦卡特，”朱迪说。
“不行！两个人知道已经太多了。”
“要想帮助你，这是必要的。”特纳说。
“女士们，我不需要帮助。丹尼和戴维或许需要帮助，但这不关我的事。”
“你不希望比利活下去吗？”朱迪问道，她被阿瑟的高傲态度激怒了。
“我当然希望他活下去，”他说，“但代价是什么？他们会说我们疯了，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比利想从学校楼顶跳下去自杀，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帮助比利活下去。”
“你说什么？”特纳问，“你们怎么帮呢？”
“让他一直沉睡啊！”
“你知道拒绝我们会对这件案子产生什么影响吗？”朱迪说，“你们或是自由或是坐牢。在外面，你不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而且有更多的自由吗？你难道希望再回利巴农管教所？”
阿瑟的脚交叉着垂在地上，轮流注视着朱迪和特纳。“我不喜欢和女人争论，条件还是和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3天后，朱迪终于获得他们的许可，能告诉施韦卡特详情了。
2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她从监狱回到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为自己倒了杯咖啡，直接走进施韦卡特乱糟糟的办公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振作起精神。
她说道：“告诉总机不要转过来任何电话，我要和你谈谈比利的事。”
朱迪述说着她与特纳、比利见面的经过。他望着她，就像看着一个疯子一般。
“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她语气坚决，“和他们都谈过了。”
施韦卡特起身在桌后来回踱步，蓬乱的头发耷拉在衣领外，松垮的衬衣下露出了皮带。“哦！别胡说了，”他反驳道，“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他是神经错乱，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这么做行不通。”
“你得亲自去看看，你真的不了解……我已经完全相信了。”
“好吧，但我得告诉你……我不相信，检察官也不会相信，法官更不用说了。朱迪，我相信你，你是个优秀的律师，对人有很好的辨别能力，但这是一个骗局，你大概上当了。”
第二天下午3点，施韦卡特和朱迪一同前往富兰克林郡立监狱。他们计划在那儿停留半小时。他原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朱迪说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不同个性的当事人后，他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好奇。他先是看到了充满恐惧的戴维，后来又眼见他变成了害羞的丹尼。他还记得第一次与丹尼见面的情景，当时丹尼被警察送到看守所接受审讯。
“他们强行进入公寓拘捕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丹尼说。
“你为什么说那儿有炸弹？”
“我没有说过！”
“当时你告诉警察：‘别踢那个箱子，你会被炸翻的！’不是吗？”
“这个嘛……汤姆经常说：‘别碰我的东西，否则你会被炸翻的。’是的，他经常这么说。”
“他为什么这么说？”
“那你得问他！他是电子专家，常用一些电线或其他东西吓唬我们。那是他的东西。”
施韦卡特摸摸胡子说：“他不但是逃脱专家，而且还是电子专家。那好，我们能不能和汤姆谈谈？”
“我不知道，汤姆只和他愿意见的人谈话。”
“能让汤姆出来吗？”朱迪问。
“那我办不到，得看情况。不过，我可以要求他出来和你谈谈。”
“试试看吧！”施韦卡特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尽量吧！”
丹尼似乎隐退了，脸色变得很苍白，目光呆滞，嘴唇嚅动着，似乎在自言自语。整个房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施韦卡特的笑容也随之而去，屏住了呼吸。比利的目光飘来飘去，四下张望着，好似刚从睡梦中醒来。他将手放在右脸颊上，仿佛在找个依托，然后大方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面前的两位律师。
施韦卡特吐了一口气，兴奋起来。“你是汤姆？”他问道。
“你是谁？”
“我是你的律师。”
“你不是我的律师。”
“我就是那位帮助朱迪，好让你依附的身体不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不论你叫什么名字。”
“他妈的！难道我还需要别人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吗？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监狱能够关住我，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逃出去！”
施韦卡特注视着他：“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可以从束缚衣中逃脱的专家？你一定是汤姆。”
他看起来很不耐烦：“是的……没错！”
“丹尼告诉我们，警察发现的那个装着电器零件的纸箱是你的。”
“他就是个大嘴巴。”
“你为什么要制造假炸弹？”
“他妈的！那不是假炸弹。就算那帮笨蛋警察找到了黑盒子，又关我什么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那个黑盒子能让电话公司的系统失灵。我不过是在汽车里做个试验，用红色胶带将那些东西固定住，那些愚蠢的警察还以为是炸弹。”
“可你告诉丹尼它可能会爆炸。”
“上帝啊！我是在吓唬那些小孩，让他们别去碰我的东西。”
“汤姆，你的电子技术在哪儿学的？”朱迪问。
他耸耸肩膀：“我自学的，从书里，从我开始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好奇那些东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还有脱逃术……？”朱迪问。
“是阿瑟鼓励我学的。要是我们被绑在谷仓里，必须有人能挣脱绳索呀！我学会了控制手部肌肉和骨头的方法，后来我又对各种锁和螺丝发生了兴趣。”
施韦卡特思索了一会儿。“那些枪也是你的？”
汤姆摇摇头：“只有里根被允许玩枪。”
“允许？什么意思？”朱迪问道。
“这个嘛……要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不想再告诉你们什么了；这是阿瑟的事，亚伦也可以，你让他们中的一个来回答好吗？我要走了。”
“等一下……”
朱迪慢了一步。他两眼无神，而且改变了坐姿，手指搭在一起变成金字塔的形状。当他再次抬起下巴时，现出了她所认识的阿瑟的神情。朱迪将他介绍给施韦卡特。
“你得原谅汤姆，”阿瑟冷冷地说，“他是个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年轻人，要不是因为他在电器设备和开锁方面有特殊天赋，我早就把他开除了。不过，他的确很有才华。”
“你的专长是什么？”施韦卡特问。
阿瑟挥挥手：“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学习医学和生物学。”
“施韦卡特刚才正在询问汤姆有关枪的事，”朱迪说，“你知道的，持枪违反假释规定。”
阿瑟点点头。“只有里根被允许玩枪。他负责维持纪律，那是他的专长。只有在需要保护自己和求生的时候，他才会使用那些枪，就如同他在做善事时才能发挥了不起的力量一样。他不会伤害别人。你知道，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用枪绑架、强奸了4名妇女。”施韦卡特说。
阿瑟的声音变得非常冷酷：“里根没有强奸过任何人，我和他谈过这件事。他的确抢劫过，因为他担心无法支付账单。他承认自己10月份抢劫过3名妇女，但否认与8月份那桩妇女案或性暴力犯罪有关。”
施韦卡特的身体向前靠了靠，仔细端详着阿瑟的脸，他知道自己不再怀疑了。“但是证据……”
“去他妈的证据！如果里根说没有干过，那问他也没用，他从不说谎。里根是个小偷，但绝不是强奸犯。”
“你说你和里根谈过？”朱迪说，“你是怎么办到的，你们可以互相交谈？你们是进行对话，还是只进行思想交流？”
阿瑟握紧双手。“两种都有。我们在内部交流的时候，外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大声地交谈。要是外人看到了，一定会认为我们神经有问题。”
施韦卡特靠在椅背上，掏出手帕擦拭眉头上滴下的汗水。“谁会相信这种事？”
阿瑟笑了。“我说过，里根和其他人一样，都不会说谎。我们一直都被人称为骗子，因此不说假话就成了我们的信条，我们从不在意别人是否相信。”
“可是你们也不是每次都主动说出真相呀！”朱迪说道。
“不说出真相就是说谎。”施韦卡特接着说。
“骗谁呀！”阿瑟丝毫不想掩饰他的狂妄。“作为律师，你们很清楚这个规定，如果无人发问，当事人无需自动提供情况，律师有责任告诉他的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除非是对自己有利的证词，才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你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直接提问，大家肯定会诚实回答，或者保持沉默。当然，事实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况且，英语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施韦卡特颇有同感地点点头。“我会记得你的话，但我们已经离题了，至于那些枪……”
“里根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天早晨发生的三件事，你干嘛不去问他？”
“现在还不需要，”施韦卡特说，“没到时候。”
“我觉得你们有点儿害怕见他。”
施韦卡特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他：“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你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危险、如何的邪恶，不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没说过他邪恶。”
“但你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施韦卡特答道。
“我认为你们有必要认识一下里根，”阿瑟说，“既然你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就该将盖子全部打开。不过，必须你们提出要求，他才会出来。”
“他愿意和我们谈？”朱迪问。
“那要看你们是不是想和他谈！”
施韦卡特发现让里根出现的念头真的把自己吓住了。
“我们愿意和他谈谈。”朱迪说道，瞥了施韦卡特一眼。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阿瑟露出微笑，“他知道你们是来帮助比利的。我们讨论过，既然秘密已经泄露了，就应该开诚布公，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朱迪小姐已经再三强调过了，她要努力帮助我们免于牢狱之灾。”
施韦卡特叹了一口气，仰着头说：“那好！阿瑟，我愿意见里根。”
阿瑟把椅子挪到房间的角落里，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然后再度坐下。他的眼睛似乎在窥视着身体内部，嘴唇微微张开，用手摸着脸颊，下巴紧绷，然后全身开始颤抖，僵硬的身体突然处于准备随时出击的状态。“不能这样，不能说出秘密。”
他的话充满了敌意。他们仔细地聆听着，发觉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深厚，而且坚决果敢。小小的会客室里回荡着斯拉夫人特有的口音。
“我告诉你们。”里根注视着他们，脸部的肌肉紧绷、眉毛立起，目光似乎要穿透面前的人。“虽然戴维已经错误地泄露了秘密，但我还是反对告诉你们。”
他的斯拉夫口音不像是装出来的，就像是在东欧土生土长的人讲的英语，夹带着一种自然的嘶声。
“你为什么反对把秘密说出来？”朱迪问。
“谁会相信？”他说，手紧紧地握着，“他们只会说我们疯了，根本没什么好处。”
“或许能让你们免于牢狱之灾！”施韦卡特说。
“可能吗？”里根忿忿地说，“我又不是傻瓜，施韦卡特先生，警方已经掌握了我抢劫的证据。我承认大学附近的3起抢劫案是我干的，但其他的事不是我干的。他们瞎说，我不是强奸犯。我会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抢劫，但如果我被关进监狱，我就杀了那几个小孩，用安乐死的方式。监狱这鬼地方不适合小孩待。”
“但是，如果你杀了……那些小孩……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是也会死吗？”朱迪问道。
“不会的！”里根说道，“我们是不同的人。”
施韦卡特不耐烦地用手指理了一下头发，“听着，比利或是其他人上星期用头去撞墙壁，不也是在伤害你的头吗？”
里根摸摸额头：“是的，但是我不痛。”
“那谁感觉疼痛？”朱迪问道。
“戴维！戴维是承受所有伤害的人，他有特别的能力。”
施韦卡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踱着步子，但当他看到里根，又紧张地坐了回去。“戴维是唯一试着用头撞墙的人吗？”施韦卡特问道。
里根使劲地摇了下头：“那是比利。”
“是吗？”施韦卡特说，“我以为比利一直都睡着呢！”
“没错，但那天是他的生日。小克丽丝汀为他画了一张生日卡，她要把生日卡送给他，所以阿瑟就允许比利在他生日那天出现。当时我反对这个主意，我是守护者，我有责任保护他。阿瑟可能比我聪明，但他也是人，会犯错误的。”
“比利醒来之后发生了什么？”施韦卡特问。
“他看看四周，发现自己被关在牢里，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就撞墙。”
朱迪退却了。
“你看，比利并不知道我们的事，”里根说道，“他已经患了——你们是怎么说的？——记忆丧失症，先按你们的说法吧！他上学的时候失落了很多时间，他爬到屋顶上要往下跳，幸好我及时制止了他。从那天起，阿瑟和我为了保护他，就让他一直沉睡。”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朱迪问。
“他16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因为他父亲让他在生日那天干活，所以他心情非常不好。”
“我的天啊！”施韦卡特说，“睡了7年之久？”
“他还在睡呢！他只清醒了几分钟，让他出现就是个错误。”
“那么，一直是由谁来代替他？”施韦卡特问，“谁代替他工作、代替他和别人交谈？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人解释过有关英国口音以及俄罗斯口音的事。”
“不是俄罗斯，施韦卡特先生，是南斯拉夫。”
“对不起！”
“没关系，只要记录正确就好。多半是由亚伦和汤姆负责回答问题。”
“他们就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朱迪问。
“是这样，不同的环境里由我和阿瑟决定由谁出现，要看情况。在监狱里由我做主，决定谁出现、谁回来，因为监狱是个危险的地方。我是他们的守护者，因此有决定权和指挥权。在没有安全顾虑或需要做理智的逻辑判断时，就由阿瑟负责指挥。”
“现在是由谁控制？”施韦卡特问道，他知道自己的立场已不再中立，好奇心已经使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境中。
里根耸了耸肩，看看四周。“这儿是监狱！”
门被突然推开，里根像猫一样猛地跳了起来，处于警戒状态，双手摆出空手道的姿势。当他发现只是另一位律师进来查看是否有人在使用房间时，便坐回到椅子上。
施韦卡特起初只准备用15分钟或30分钟的时间和当事人谈谈，以为自己可以揭穿这家伙的骗局，没想到最后竟然在这里待了5个小时。此时，他已经完全相信比利具有多重人格。当他与朱迪在寒冷的夜晚走出监狱时，突然闪出前往英国或南斯拉夫去查看阿瑟和里根经历的念头。虽然他并不相信什么转世或者魔鬼附身，但走在寒风中的他现在已确信在会客室里见到了不同的人。
他望了一眼默默走在身旁的朱迪。“好吧，”他说，“我的确相当震惊，我完全相信了。我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告诉妻子为什么回家吃饭又晚了，但我们怎么才能说服检察官和法官呢？”
2月21日，特纳的同事，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卡洛琳（Stella Karolin）医生通知公共辩护律师，因治疗一位具有16种分裂人格的患者而举世闻名的科尼利亚博士，已经同意在3月10日从肯塔基州赶来探望比利。
为了让阿瑟、里根和其他人同意让另一个人分享他们的秘密，特纳和朱迪又花了好几个小时与他们轮番沟通。到目前为止，她们已经听到了9个名字——阿瑟、亚伦、汤姆、里根、戴维、丹尼和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不曾露面的3岁大的妹妹克丽丝汀，以及尚未见过的原始核心人物比利，因为他一直沉睡着。特纳和朱迪最终获准让其他人知悉秘密后，便开始安排参加会面的人，其中包括检察官，目的是让检方观察科尼利亚博士和比利会面的情况。
朱迪和施韦卡特还与比利的母亲多萝西、妹妹凯西、哥哥吉姆谈了话。虽然他们未能提供比利声称遭到虐待的第一手资料，但他母亲谈到曾被前夫卡尔莫鞭打。老师、朋友和亲戚则谈起比利的古怪行为，还有他曾企图自杀、出现过昏迷状况等等。
朱迪和施韦卡特已确信搜集到了需要的证据。有了这些证据，再加上俄亥俄州的法律规定，应当可以证明比利没有能力接受审判。但是，他们明白目前还有个障碍，如果弗洛尔法官认可西南心理康复中心提交的报告，那么比利就会被送到心理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和观察。事实上，他们并不希望比利被送到专为刑事罪犯服务的州立利玛医院。从几个犯人口中得知，如果他被送到那儿就必死无疑。
科尼利亚博士原定于星期五与比利会面，但由于私人原因而改变了计划。朱迪从家里打电话通知施韦卡特。
“今天下午你到办公室来一趟吧。”他请求道。
“我原来不准备去的。”她说。
“我们得先商量好，”他说，“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催了好几次，说利玛医院是唯一可去的地方，但我认为还有其他选择。”
“现在气温下降，办公室太冷了，”她说，“我先生正好外出，屋里已经升了壁炉，你还是到我家来吧，我给你来杯爱尔兰咖啡，咱们静下来好好聊聊。”
他笑了起来，“悉听尊便！”
半小时后，他们两人坐在壁炉前。
施韦卡特手握着热杯子取暖。“里根出现时，我真的给吓坏了，”他说，“不过……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
“我也这么想。”朱迪说。
“我的意思是，阿瑟说里根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所以我以为他是个可怕的家伙。但事实上他既可爱又有趣，我完全相信8月份的强奸案不是他干的。我正在考虑他声称并未强奸另外三位女士的话是否属实。”
“我对第一个案子的看法与你相同，作案手法完全不同，但后来的三个确实是绑架、抢劫和强奸案。”朱迪说道。
“我们只了解了他犯罪过程的片段，其中还有一些疑点。里根说他认得第二个受害者，这表示他们之中一定有人见过她。”
“汤姆记得自己出现过，是在温迪快餐店，他和第三个受害者点了汉堡包。因此，汤姆认为可能有人和她约会。”
“波莉也证实了曾在汉堡店停留，而且还说他的眼神很奇怪；他在两分钟后就停止了性行为，说自己不行了，还自言自语地说：‘比利，你怎么了？打起精神！’然后告诉她，说想冲个冷水澡冷静一下。”
“但他曾说过一些奇怪的话，什么恐怖分子、开玛莎拉蒂车之类的。”
“他们有人在吹牛。”
“这样吧！权且当做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些事也不是他们干的。”
“里根承认自己抢劫。”朱迪说。
“是啊！但他否认强奸。我是说，整个事情都不对劲。你能想象吗，里根在两周内的三个不同时间，都是喝了酒、服了安非他命，然后一大清早穿过市中心慢跑了11公里到达俄亥俄州立大学，这可能吗？在校园里锁定攻击目标后，他就消失了……”
“是聚光灯从他身上撤离了。”朱迪纠正道。
“我就是这意思，”他举起杯子要求再加点水，“因此，他每次在作案前便退下去了，后来发现自己身处哥伦布市市中心，而且口袋里有钱，于是就以为自己抢劫了，但又不记得做过什么事，三次都是这样。正如他说的，一定是有人窃取了时间。”
“对，但这其中少了一些环节，”朱迪说，“有人把啤酒罐扔到水池里，做射击练习。”
施韦卡特点了点头，“这证明不是里根干的。受害者说，他无法在几秒钟内掏出枪来射击，我是说，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打开保险，而且还射不中啤酒罐，像里根这样的行家是不会失手的。”
“但阿瑟说其他人都不准碰里根的枪。”
“我知道我们该如何向弗洛尔法官解释了。”
“我们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说，“用多重人格症患者作为当事人患有精神病的证据行不通，因为法庭会把这种情况定义为神经官能症，而不是精神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多重人格症患者不是精神异常。”
“好吧！”朱迪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做无罪辩护而不提精神病？就像加州多重人格症案一样，我们从行为目的着手就成了。”
“那是个小案子，”施韦卡特说道，“这是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大案子，用多重人格症来辩护没用，世界是很现实的。”
她叹了一口气，两眼盯着炉火。
“还有，”施韦卡特摸着胡须，“即使弗洛尔法官理解我们的做法，也还是会将比利送到利玛医院。比利在监狱里已经听说过利玛医院是个什么地方了，你还记得里根说过安乐死吗？如果送他去那儿，他会杀死那些小孩，我相信他会这么做。”
“我们得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朱迪说道。
“西南心理康复中心说过，在审判之前唯一的医疗地点就是利玛医院。”
“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朱迪说。
“不对，”施韦卡特一边说一边举起杯子，“只要我们还活着。”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子，然后朱迪又加满了咖啡。“我觉得还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试试，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他说。
“说得对！”她应道，“我们会找到的！”
“过去没人干过。”他将泡沫从胡子上拭去。
“那又怎么样？以前俄亥俄州也没出现过比利这号人物呀！”
她从书架上取下《俄亥俄州刑法手册》，两人一起翻阅，并轮流大声念起来。
“还要爱尔兰咖啡吗？”她问。
他摇摇头：“来点纯咖啡，浓一点。”
两小时后，他请她再念一遍书中的一段文字，她用手指着第2945.38条：
……如果法庭或陪审团发现当事人罹患精神病，应立即将当事人送至医院，在法院的允许下进行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治疗。此外，该医院必须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如果法庭认为有必要，可将当事人送往州立利玛医院，直至当事人恢复理智，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
“太好了！”施韦卡特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并未说必须是利玛医院呀！”
“我们有办法了！”
“老天！”他说，“所有人都说审判前只能送到利玛医院。”
“现在我们只要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找到另一家精神病医院就行了！”
施韦卡特啪地敲了一下脑袋。“上帝！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好知道一家，我退伍时曾在那儿担任过精神病医疗助理，哈丁医院。”
“哈丁？在法院管辖范围内？”
“当然！地点是俄亥俄州沃辛顿市，听着，哈丁医院可是国内最古老、名声最好的精神医院之一，而且是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附属医院。我曾听那些最难缠的检察官说过：‘要是哈丁医生说某人患有精神病，我会相信他的判断，因为他不像其他医生，只经过30分钟的检查就断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太好了！”
“检察官是这么说的？”
他举起右手：“我发誓，没错！我记得是谢尔曼检察官说的，而且特纳博士也说过，她经常受哈丁医院委托做检查。”
“这么说，我们能把比利转到哈丁医院去就好了。”朱迪说。
但施韦卡特猛地坐下，颇为沮丧地说：“我们还得考虑一点，哈丁医院是一家收费特别昂贵的私立医院，比利可不是有钱人。”
“我们不能被这个难住！”她说。
“说的也是，但是怎么才能进那家医院？”
“我们得设法让医院主动提出让比利转过去。”
“那我们该怎么做？”他问。
半小时后，施韦卡特拭去靴子上的积雪，按下了哈丁家的门铃。突然间，他想起自己连胡子都没刮，就到这所豪宅来见久负盛名的精神病权威——沃伦·哈丁总统的侄孙——有些不妥；真该叫朱迪一起来，她一向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把胸前松散的领带系紧，将皱巴巴的衬衣领塞进夹克。这时，大门打开了。
哈丁医生49岁，身材消瘦、面部干净、光滑，目光和声音都非常柔和。他翩翩的风度让施韦卡特颇感惊讶。“施韦卡特先生。”哈丁迎过来。
施韦卡特费了很大劲才将靴子脱掉摆在门厅，然后脱去外套挂在衣架上，随哈丁走进客厅。
“您的大名似乎很熟，”哈丁说，“接完您的电话，我翻了一下报纸，得知您正在为比利·米利根辩护，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区攻击了4位女士。”
施韦卡特摇摇头：“是3位，8月份发生的那起案子与其他案件极为不同，不是他干的，我们可以说清楚的。现在案情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希望听听您的高见。”
哈丁指着柔软的沙发请施韦卡特坐下，但自己却选了一张硬靠背椅子坐下，两手交叉，用心倾听施韦卡特叙述他和朱迪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他们星期天在监狱与比利会面的情景。
哈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话遣词用字十分谨慎。“我十分尊重卡洛琳和特纳的意见，”他望着天花板，“特纳经常为我们做检查，她和我谈起过这个案子。现在，科尼利亚博士也要来这里……”他透过指缝注视着地板，“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参加，是在星期天吗？”
施韦卡特点了点头，没有出声。
“嗯……我需要告诉您，施韦卡特先生，我对所谓的多重人格症有些保留意见，虽然科尼利亚博士曾在1975年来过哈丁医院，针对类似的案子做过专题演讲，但我还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和其他精神病医生都非常值得尊敬……但是，在类似病例中，有时患者可能会假装丧失了记忆。不过，既然特纳和卡洛琳都参加……而且科尼利亚博士也从老远的地方专程赶来……”他站起身来，“我无法为自己或者医院做出任何承诺，但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谈。”
施韦卡特回到家立刻打电话给朱迪，“嗨！智多星，”他笑着说，“哈丁准备参加了！”
3月11日星期六，朱迪前往监狱告诉比利计划有变化，科尼利亚要延后一天才能到达。
“我应该昨天就告诉你的，”她说，“非常抱歉。”
他全身开始剧烈颤抖，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和她说话的是丹尼。
“特纳不来吗？”
“她当然会来，丹尼，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人都是做了承诺，然后就忘了。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但是你必须把握好自己，科尼利亚博士明天也来，还有卡洛琳、特纳、我……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其他人？”
“另外一位医生，他是哈丁医院的哈丁医生，还有亚维奇检察官。”
“男人？”丹尼连着喘了几口气，使劲摇着头，牙齿震得咔咔响。
“为你辩护需要他们的帮助，”她说，“我和施韦卡特也会到场。稍等一下，我想你现在需要服点镇静药。”
丹尼点点头。
朱迪叫来警卫，请他们将丹尼带到会客室，自己则出去找医生。几个钟头后，他们回来时，比利龟缩在房间的一角，脸上全是血，鼻子也在流血，他用头撞过墙。
他两眼迷茫地望着朱迪。她知道现在自己面对的已经不是丹尼了，而是痛苦的承受者。
“戴维？”她问。
他点点头：“好痛！朱迪小姐，伤得很重，我不想活了。”
她把他拖过来用手支撑着他的身体，“你绝对不能这样，戴维，你有太多的理由活下去，很多人都相信你，而且还会帮助你！”
“我害怕被关进监狱。”
“他们不会把你关进监狱的，我们会争取的，戴维。”
“我没做过坏事！”
“我知道，戴维，我相信你。”
“特纳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已经告诉……”她突然想起刚才告诉的人是丹尼，“戴维，是明天，还有另外一位精神病医生科尼利亚博士会来。”
“你不会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她吧？”
她摇摇头：“不会的，戴维，我确定不必告诉她。”
3月12日星期日的早晨晴朗而寒冷，亚维奇检察官来到监狱。他感觉一切似乎都很奇怪。自担任检察官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在精神病医生检查被告时到场。他反复阅读了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和警察局的报告，但理不出丝毫头绪。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权威医生会如此重视所谓的多重人格症。他对科尼利亚博士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检查比利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她相信这种事，而且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案例。事实上，真正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哈丁，因为在整个俄亥俄州没有比哈丁更受尊敬的精神病医生了，也没有人敢质疑哈丁医生。在高级检察官中，虽然有不少人不相信医生出具的精神病证明，但哈丁医生是唯一的例外。
陆续到达的人都被带进楼下的警官室，因为那间屋子比较大而且有折叠椅、黑板和一张会议桌，是警卫交接班的地方。
亚维奇检察官走上前去迎接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卡洛琳和波拉医生，并将她们介绍给科尼利亚和哈丁。
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了，亚维奇第一次见到比利。朱迪搀着他的胳膊陪他走进来，特纳在前，施韦卡特在后，鱼贯进入了警官室。比利看见屋里有这么多人，脸上露出迟疑的表情。
特纳将各位分别介绍给比利，然后让他坐到科尼利亚博士身旁的椅子上。“科尼利亚博士，”特纳压低声音说，“这位是丹尼。”
“嗨，丹尼，”科尼利亚博士说，“很高兴认识你，还好吗？”
“很好。”他说，同时抓住特纳的胳膊。
“我知道在一个有很多陌生人的房间里会让你感觉到紧张。但是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可以信任我们。”科尼利亚博士说。
大家都坐下来，施韦卡特倾身和亚维奇低声交谈：“你看了之后，如果还不相信，我会交回我的执照。”
科尼利亚开始询问比利，亚维奇检察官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下来。她仿佛一位和蔼却又充满活力的母亲，一头亮丽的红发，涂着鲜艳的口红。她注视着丹尼，丹尼不但一一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还告诉了她有关阿瑟、里根以及亚伦的事。
科尼利亚转身对亚维奇说：“看到了吧？这就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症，他愿意谈论别人，但闭口不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又问了几个问题，她转身对哈丁医生说：“这是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的分裂状态。”
丹尼望着朱迪说：“她要离开聚光灯了。”
朱迪笑着低声说：“不是的，丹尼，她不会有这种现象。”
“她里面一定也住了很多人，”丹尼坚持道，“她和我说话一个模样，后来态度又变了，就像阿瑟。”
“我希望弗洛尔法官也能目睹这一幕，”科尼利亚说，“我知道这位年轻人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也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丹尼四下张望，然后抱怨地看着特纳。“是你告诉她的，你承诺过不会这么做，但你告诉她了。”
“不，丹尼，”特纳说，“我没有。科尼利亚博士知道有什么问题，因为她认识其他像你这样的人。”
科尼利亚的语气坚定而柔和，让丹尼的情绪平静了不少。她一边看着他的眼睛让他放松，一边用左手按着他的前额，手上的钻戒闪闪发光，反映在比利的眼睛里。
“你现在已经完全放松了，整个人感觉很舒服。丹尼，没什么可烦的，放松点，想做什么、说什么都可以，一切都随便！”
“我想离开，”丹尼说道，“我要回去了。”
“可以，丹尼，如果你要离开，我希望和比利谈谈，我是说生下来就叫比利的那位。”
他耸耸肩：“我无法让比利出现，他在睡觉，只有阿瑟和里根可以叫醒他。”
“那好，你告诉阿瑟和里根，我们必须和比利谈谈，这非常重要。”
亚维奇注视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丹尼闭上眼睛时，亚维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景，面前的人嚅动着嘴唇，挺直身体，然后四下张望；他起初不说话，但过了一会儿要求给一根烟。
科尼利亚递上了一根烟。他的身体靠回椅背时，朱迪低声告诉亚维奇只有亚伦会抽烟。
科尼利亚首先再次自我介绍，接着又逐一介绍了亚伦尚未见过的人。亚维奇感到异常惊讶，因为眼前的比利是如此的放松和友善，面带笑容、说话诚恳，谈吐非常流利，与害羞而又孩子气十足的丹尼截然不同。亚伦回答科尼利亚有关兴趣方面的问题时，说自己会弹钢琴、打鼓，还喜欢绘画——主要是人物素描，他18岁，喜欢棒球，虽然汤姆并不喜欢。
“好了，亚伦，”科尼利亚说，“我想和阿瑟谈话。”
“好的，没问题。”亚伦答道，“等一会儿，我……”
亚维奇看着亚伦在离去前深吸了两口烟，而几乎就在同时，不抽烟的阿瑟出现了。
他的目光再次变得茫然，嘴唇嚅动着，然后又张开，身体靠向椅背，傲慢地看着四周，手指搭在一起形成金字塔形。他开始说话，满口是英国上流社会独有的腔调。
亚维奇身体前倾仔细地聆听着。他发现眼前和科尼利亚对话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阿瑟的眼神和肢体语言显然与亚伦存在很大差异。亚维奇在克利夫兰的一位会计师朋友是英国人，因此对阿瑟标准的英国腔惊奇不已。
“我没见过这些人！”
他被介绍给屋里的每一个人。这时，亚维奇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仿佛眼前的这个人是刚刚进入这个房间的。科尼利亚向阿瑟问及其他人时，他描述了他们的角色，还解释了谁可以出现、谁不可以。最后，科尼利亚说：“我们需要和比利谈谈。”
“叫醒他很危险，”阿瑟说，“他有自杀倾向，你应该知道的。”
“哈丁医生必须见他一面，这非常重要。审判结果都要根据这次面谈，自由、治疗或者是关进监狱。”
阿瑟想了一会儿，紧咬嘴唇说：“这个嘛……说真的，能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因为我们现在被关在充满敌意的监狱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里根负责，他才有权决定谁可以出现。”
“里根扮演什么角色？”
“里根是充满仇恨的人。”
“好，那么……”科尼利亚很明确地回答，“我必须和里根谈谈。”
“这位女士，我的建议是……”
“阿瑟，我们时间不多了，很多人牺牲自己的休息日一大早跑到这儿来帮助你，里根必须同意让比利和我们谈谈。”
他的脸部表情再度变得茫然，目光呆滞，嘴唇不停地嚅动，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的下巴绷紧、眉头紧锁。
“这不可能！”他用低沉的斯拉夫腔英语大声咆哮着。
“什么意思？”科尼利亚问道。
“想和比利谈话是不可能的！”
“你是谁？”
“我是里根。这些人又是谁？”
科尼利亚介绍了在座的各位，而亚维奇再一次被眼前的变化惊呆了，那是如此标准的斯拉夫口音，他真希望自己会点南斯拉夫俚语，好验证一下里根是否也懂得。他希望科尼利亚博士能测试一下里根，因而很想提醒她，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叮嘱过，除了自我介绍外，其余时间不可出声。
科尼利亚问里根：“你怎么知道我要和比利谈话？”
里根稍显兴奋地点点头：“阿瑟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反对，我有权决定由谁出现。不可能让比利出来。”
“为什么？”
“你不是医生吗？因为比利可能会自杀，所以我不能叫醒他！”
“你怎么如此肯定？”
他耸耸肩：“比利每次出现都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因此就想到死。这是我的责任，我不同意。”
“你的责任是什么？”
“保护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小的。”
“原来如此。那你从未失职过？年幼者没有受到伤害或感受过痛苦，全是仰仗你的保护？”
“不完全正确，戴维感受到了痛苦。”
“换句话说，是你让戴维来承受痛苦的？”
“那是他的愿望。”
“身为一个大男人，竟然让一个孩子来承受所有的痛苦？”
“科尼利亚博士，这不是我……”
“里根，你应该感到羞愧才对，我不认为你尽了职责。我是医生，我曾处理过类似的病例，我认为应当由我决定比利该不该出现。当然，我不会让一个孩子来忍受不该由他承受的痛苦。”
里根在座位上动了一下，看起来很难堪而且似乎有罪恶感，喃喃自语地说自己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况。科尼利亚用温柔却又非常有说服力的语气继续说下去。
“好吧！”他说，“就由你来决定，但所有的男人都必须离开这个房间。因为比利曾经受到他父亲的虐待，所以他惧怕男人。”
施韦卡特、亚维奇和哈丁起身离开房间，但朱迪开口说话了。
“里根，让哈丁医生留下来，他与比利会面至关重要。你必须相信我，哈丁医生对这个案例非常有兴趣，他必须留下来。”
“我们要出去了。”施韦卡特说，同时指着自己和亚维奇。
里根环视了一下房间，估摸了眼前的形势。“我答应让他留下来，”他说道，指着房间远处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但是他必须坐在那儿，背对这边，保持不动。”
哈丁强挤出笑容，点点头坐了过去。
“不能乱动！”里根说道。
“不会的。”
施韦卡特和亚维奇此时已走到房间外的过道上。施韦卡特说：“我还没见过比利本人，不知道他是否肯出来。你对刚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什么感觉？”
亚维奇叹了一口气：“刚开始我不相信，现在则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但至少我不认为那是在做戏。”
留在房间里的人仔细地观察着比利，只见他的脸色逐渐发白，目光似乎缩了回去，双唇依然不停地嚅动，就好像在睡梦中呓语一般。突然间，他睁大了双眼。
“上帝啊！”他大叫道，“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他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看到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脚着地爬到对面的角落，尽量远离那些人。他躲在两张椅子中间，身体缩成一团哭了起来。
“我又做错了什么？”
科尼利亚用温柔但肯定的语气说：“你没做错什么！年轻人，没什么好害怕的。”
他的身体不停地发抖，背使劲往墙上蹭，似乎想穿墙而过；前额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但他并未拨开，只是从发间望着这些人。
“你可能不知道，比利，这些人都是来帮助你的。现在你应该站起来，坐到那张椅子上和我们好好谈谈。”
大家都很清楚，科尼利亚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一句话都正中要害，迫使对方做出反应。
比利起身坐到椅子上，膝盖神经质地不停晃动，身体也在发抖。“我还活着？”
“比利，你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知道你遇到了困难需要援助，你需要帮助，对吧？”
他睁大眼睛，点点头。
“比利，告诉我，那天你为什么用头去撞墙？”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他说，“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牢里。”
“在此之前，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爬上学校的屋顶，因为我不想看到什么医生。兰开斯特心理健康中心的布朗医生无法治好我的病，我以为我已经跳楼了，为什么还没死呢？你们是谁？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们是律师和医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医生？和你们谈话，爸爸会杀死我的！”
“为什么？比利？”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做过的事。”
科尼利亚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朱迪。
“他的继父，”朱迪解释道，“他母亲在6年前就和卡尔莫离婚了。”
比利看着她，一脸不相信的模样。“离婚？6年前？”他摸摸自己的脸，想确认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比利，”科尼利亚说，“有很多缺失的记忆需要拼凑起来。”
他急切地望着四周。“我怎么会到这儿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哭泣，全身前后摇晃着。
“比利，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很累了，”科尼利亚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比利突然停止了哭泣，脸上现出警觉而又迷茫的神情，用手摸了摸脸上的泪水，皱起了眉头。
“这儿出了什么事？那个人是谁？我听见有人在哭，但不知道哭声来自哪里。天哪！不管他是谁，但我知道他想要去撞墙，他到底是谁？”
“那个人是比利，”科尼利亚说，“名副其实的比利，你是谁？”
“我不知道比利获准出现了，没人告诉过我。我是汤姆。”
施韦卡特和亚维奇被允许回到房内，汤姆也被介绍给大家。问过一些问题后，他又退下去了。亚维奇听到他们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使劲地摇着头，一切都太异乎寻常了，比利就好像被神灵或恶魔控制了一般。他告诉施韦卡特和朱迪：“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同意你们的看法，看起来他不是装的。”
只有哈丁医生未表示任何意见，他说需要再思考一下今天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明天再把意见告诉弗洛尔法官。
曾带着汤姆上楼的希尔医生并不知道比利的病状，只知道有许多医生和律师到这儿来看望他的病人。比利是个善变的年轻人，能创作非常好的作品。过了几天，希尔经过牢房时看见比利正在作画。透过栅栏，他看到比利画的线条非常孩子气，上面还写了一些字。
一名警卫走过来笑着说：“我两岁的孩子都比这个强奸犯画得好。”
“别打扰他！”希尔说。
警卫端着一只盛满了水的杯子，将水泼进去弄湿了画。
“你干什么？”希尔说道，“哪根筋不对了？”
泼水的警卫看到比利的脸色，倒退了几步。比利露出凶相，似乎在寻找可以扔的东西。突然间，比利从墙上抓起脸盆朝栅栏扔去，摔碎了脸盆。
警卫吓得摔了一跤，跑过去按下警铃。
“怎么啦！比利！”希尔喊道。
“他用水泼克丽丝汀画的画，破坏一个孩子的作品就是不对！”
6名警卫冲了过来，却发现比利坐在地板上，脸上一片茫然。
“他妈的！我饶不了你！”那名警卫尖声咆哮，“这是郡政府的财产！”
汤姆背靠墙壁坐着，两只手放在头后，傲慢地说：“去你妈的财产！”
1978年3月13日，哈丁医生致信弗洛尔法官：“根据面谈情况，我认为比利·米利根不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因为他既无法与自己的辩护律师合作，也无法控制情绪为自己抗辩。在法庭上面对证人，他无法保持正常的状态。”
现在，哈丁必须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因为施韦卡特和亚维奇都认为比利是否接受审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鉴定和治疗，需要安排比利住进哈丁医院。哈丁认为让亚维奇检察官参加会面简直不可思议。尽管施韦卡特和亚维奇都曾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在对立的“辩方”和“检方”之间左右为难。但是，既然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规定将哈丁的报告纳入审判记录，那么，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呢？
哈丁以院长的身份向医院行政和财务主管提出要求：“我们从不逃避困难，哈丁医院不只是接受简单的病例。”
由于哈丁坚持认为这不但能为医疗人员提供学习机会，而且还能为精神医学界做出贡献，因而医院董事会同意让比利经法院同意到本院接受为期3个月的治疗。
3月14日，希尔和一名警官接走了比利。“他们让你到楼下去，”警官说，“但警长说你必须穿上束缚衣。”
比利没有抗拒，让他们系上了束缚衣，随着他们出了牢房走向电梯。
施韦卡特和朱迪早已在楼下等待，急于将好消息告诉他们的当事人。可就在电梯门打开之际，他们看到了希尔和那名警官惊讶的表情，因为比利已经挣脱了束缚衣。
“不可能啊！”警官叫道。
“我告诉过你，这玩意儿没有用，任何监狱或医院都关不住我。”
“汤姆？”朱迪问道。
“完全正确！”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说。
“到这儿来，”施韦卡特把他拉进会议室，“我们得谈谈。”
汤姆挣脱了施韦卡特：“怎么啦？”
“好消息。”朱迪答道。
施韦卡特说：“哈丁医生已提出申请，要把你安置到哈丁医院进行审判前的观察和治疗。”
“那又怎样？”
“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朱迪解释说，“经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被确认有能力接受审判，接着就会确定审判日期；另一种结果是，你被认定不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那么对你的有罪指控就会撤销。检察官已经同意了，弗洛尔法官也批准你离开这儿，下星期转到哈丁医院。但是有个条件……”
汤姆立刻说：“永远都有条件。”
施韦卡特向前探着身体，用食指敲着桌面，“科尼利亚博士告诉法官多重人格症患者是遵守诺言的人，她知道诺言对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是吗？”
“弗洛尔法官说，只要你承诺不会逃离哈丁医院，你就可以获释而且立刻住进医院。”
汤姆握着双手：“我才不会做这样的承诺。”
“你必须要！”施韦卡特大吼道，“他妈的，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他们把你送到利玛医院，现在你竟然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汤姆说，“逃脱是我的专长，是我出现在这儿最主要的原因，而你却不让我发挥专长。”
施韦卡特把手指插进头发，仿佛要将其扯断。
朱迪按住汤姆的胳膊，“汤姆，你一定要向我们做出承诺，不为你自己，也要为那些孩子着想，你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在哈丁医院，他们才可能得到适当的照顾。”
他松开双手，眼睛注视着桌面。朱迪知道自己说中了要害，她了解他对年幼者有着深厚的爱心和责任感。
“好吧！”他极不情愿地说，“好吧，我答应。”
但汤姆没有告诉朱迪，他听到有可能被送到利玛医院的消息后，已准备好了一个刮胡子用的刀片，刀片就用胶带粘在左脚上；但现在不能说，因为没有人问起。他很早以前就知道，在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时，必须携带一件武器。他不能违反不逃脱的承诺，但如果有人要强迫他，他就得自卫，或是将刀片给比利，让比利划破自己的喉咙。
在预定转往哈丁医院的前4天，威利斯警官走进牢房，问汤姆是如何挣脱束缚衣的。
汤姆看着他，问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反正你快离开这儿了，”威利斯说，“我想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学点东西。”
“你一直对我不错，警官，”汤姆说，“但我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换个角度想，你可以拯救某些人的性命。”
汤姆好奇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没病，但其他人有病。我们让他们穿上束缚衣是为了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挣脱了，可能会自杀。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办到的，我们就可以避免其他人这么做，你不是救了这些人吗？”
汤姆说这不关他的事。
但他第二天还是表演了挣脱束缚衣的技巧，还教那位警官如何阻止穿上的人逃脱。
当天晚上，朱迪接到特纳的电话，“还有另外一个……”特纳医生说。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人格，一个19岁的女孩，叫阿达拉娜。”
“我的天啊！”朱迪低声道，“正好凑成10个！”
特纳谈到她在深夜造访监狱时，比利坐在地板上用一种很柔软的声音和她谈到自己需要爱。当时特纳凑过身去安慰他，擦去他脸上的泪水。然后，“阿达拉娜”对她谈起自己暗地里写的诗，还哭着说只有她有能力把其他人从“聚光灯”下拉走；到目前为止，只有阿瑟和克丽丝汀两人知道她的存在。
朱迪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特纳坐在地板上抱着比利。
“她为什么选择当时现身呢？”朱迪问。
“阿达拉娜为那些发生在男孩身上的事而责怪自己，”特纳说，“强奸发生时，是她窃取了里根的时间。”
“你说什么？”
“阿达拉娜说那是她干的，因为她渴望被爱和爱抚。”
“阿达拉娜是……”
“她是女同性恋。”
朱迪挂上电话，眼睛长时间地直盯着电话。她的先生问她在电话里谈了些什么，她刚想开口，又摇摇头关上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