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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22日（星期六），俄亥俄州立大学警卫队队长约翰·克莱伯格（John Kleberg）派出许多队员守护医学院。警车和徒步的警卫队员随处可见，医学院的楼顶上也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巡逻。妇女们被告知不要单独外出，上车前要特别留意附近是否有可疑的男子逗留。
在8天之内，已经发生了两起年轻女子在校园附近遭持枪绑架的案件，时间均在早晨7点至8点之间。第一位受害者是25岁的眼科学生，第二位是24岁的护士，她们被带到野外强奸后，又被逼去银行兑现支票，钱财被洗劫一空。
报纸登出嫌疑犯的素描画像后，警方接到数以百计的电话，收到了各种信息，但由于不确实，并无参考价值。目前尚无有关嫌疑犯的线索，校园内的气氛日益紧张。学生联合会和社区代表强烈要求警方立即拘捕“校园色狼”，克莱伯格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于是，克莱伯格将这个案子交由警官艾略特·博克瑟鲍姆（Eliot Boxerbaum）负责。博克瑟鲍姆率性自我，1970年就读州立大学时，曾因接洽校园暴乱导致校园关闭一事而与警方有所接触。完成学业后他得到了一个加入学校警卫队的机会，但是需要他剪短头发，剃掉胡须。他剪短了头发，但是拒绝剃去胡须，不过最后他还是被警卫队录用了。
克莱伯格和博克瑟鲍姆查看了嫌疑犯素描画像以及两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后，均认为作案者可能是单身、美国白人，男性，年龄大约在23岁至27岁之间，体重175磅至185磅，头发棕色或红棕色，两次作案都身着棕色运动衣、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
第一位受害者名叫凯莉·德莱尔。她记得嫌疑犯戴着手套，持左轮手枪，眼睛不由自主地飘来飘去，因此怀疑他有眼球震颤症。当时，嫌疑犯先用手铐铐住她，然后将她推进车里，带到野外强奸。之后，他警告她不得向警方描述他的特征，否则会对她不利。为了表示所言不虚，他还从她的笔记本上抄下了几个人的姓名和住址。
唐娜·韦斯特是第二位受害者，身材不高但非常丰满。她说嫌疑犯拿着手枪，指甲缝里有某种油渍，但不是油污或脏东西。嫌疑犯曾说他叫菲尔，满口脏话，戴一副棕色变色墨镜，因而看不清他的眼睛。他同样也抄下了她亲友的名字，并且警告她如果去报案，她或她的亲友就会遭到他兄弟们的报复。但她和警方都认为，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两次作案手法中的一个明显差异让两位警官颇感困惑：第一位嫌疑犯留着整齐的八字胡，而第二位嫌疑犯的胡子虽然大概三天没刮，但并不是八字胡。
博克瑟鲍姆笑了笑：“我猜嫌疑犯在第一次作案后把八字胡剃掉了。”
尼克·米勒（Nikki Miller）是哥伦布市警察局“性暴力犯罪特勤小组”的一名警察，刚去拉斯维加斯休了两个星期的假，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3点才回到警察局上班。上一班值勤的格林姆警官告诉她，他刚将一名年轻的受害者送到俄亥俄大学医院。这个案子由米勒负责，所以他向她交代了有关细节。
波莉·牛顿（Polly Newton）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22岁的学生，当天早上8点，她在临近大学校区自己的寓所旁被绑架。当时她刚刚停好男友的一辆蓝色汽车，突然有人将她按进车内，逼着她将车开到郊外无人处并将她强奸。接着，她又被迫将车开回哥伦布市去兑现两张支票，随后又将那个人送回大学校区。临走时，他建议她兑现另一张支票，再申请拒付，这样她就能自己留着那些现金，减少一些损失。
案发时由于米勒正在度假，所以她并不知道大学强奸案的情况，也没有看过嫌疑人的素描画像，第一次交班时她已经熟悉了案件的细节。米勒在报告中记录道：“这起案件的情况与俄亥俄州立大学警卫队辖区内发生的两起强奸案类似。”
米勒与她的同事贝塞尔（A.J.Bessell）警官驱车前往俄亥俄大学医院去见波莉。波莉告诉她们，绑架的人自称是“恐怖分子”，但后来又说自己是个商人，开着一辆玛莎拉蒂轿车。波莉在结束当天的治疗后，陪着两名警官去查看了自己被迫前往的地方。但由于天色昏暗，她已无法找到该地点，只好同意明天早晨再去试试。
刑事组的侦查员在波莉的车上发现了三处清晰的指纹，可用来甄别嫌疑犯。米勒和贝塞尔开车带波莉回到刑事组，请她描述嫌疑犯的面部特征，协助警方绘制嫌疑犯的面像。然后，米勒请波莉辨认男性白人罪犯的照片，每组100张，但她看了3组后仍未发现嫌疑犯。折腾了7个小时之后，天色已晚，而且波莉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只好结束了当天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10点15分，刑事组值早班的警察再次带着波莉前往达拉瓦郡。这次由于是在白天，波莉成功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把警察带到了她被强奸的地点。警察在池塘边找到一只9厘米长的子弹匣。她告诉警察，嫌疑犯曾开过枪，将几只啤酒瓶打进了池塘。
他们返回警察局时正赶上米勒来上班，于是米勒将波莉领进一个小房间，随后将门关上，让她一个人留下辨认另外一组照片。
几分钟后，博克瑟鲍姆与第二位受害者护士唐娜来到刑事组。唐娜也被要求去辨认嫌疑犯的照片。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还决定让那位眼科学生出面指证嫌疑犯，这样就能形成证据链，以防嫌犯素描在法庭上不被采信。
米勒让唐娜坐在走廊档案柜边上的桌子旁，递给她3组嫌疑犯的照片。“天哪！”唐娜大叫道，“真有这么多性罪犯吗？”博克瑟鲍姆和米勒在一旁等待着。唐娜既愤怒又沮丧地一张接一张地看着照片，其中有一个是她过去的同学，几天前还在街上碰到。她将照片翻过来，看到背面写着“露阴癖”，喃喃自语道：“真想不到。”
看到一半时，一个年轻潇洒、留着络腮胡子、两眼呆滞的男子令唐娜迟疑了一下，然后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几乎撞翻了椅子，大叫道：“就是他，就是他！我敢肯定！”
米勒请唐娜在照片的背面签了字，又根据该嫌疑犯的身份证号码查出了他的姓名，然后记下：“威廉·米利根。”他是个有前科的惯犯。
接着，米勒将被唐娜指证的照片混入波莉还未看过的照片中。接着，米勒、博克瑟鲍姆、一个名叫布拉什（Brush）的警探和贝塞尔便走进了房间，陪波莉辨认嫌犯照片。
米勒感觉波莉似乎明白他们正期待着她能从这些照片中找到嫌疑犯。波莉仔细端详每一张照片，但翻看了将近一半的照片仍未找到。米勒紧张地望着她，如果波莉也辨认出同一个人，那么拘捕“校园色狼”便指日可待。
波莉看了一眼威廉·米利根的照片，然后继续翻看下一张。米勒感到自己的肩膀和胳膊都绷紧了。只见波莉又把威廉·米利根的照片——留着络腮胡的年轻男子——翻回来，“好像是他，”她说道，“但我不敢确定。”
博克瑟鲍姆犹豫是否现在就向法院申请拘留威廉·米利根。虽然唐娜已肯定他就是强奸犯，但那张照片是3年前拍的，他还不能仓促下定论，还要等待指纹鉴定报告出来。布拉什警官则拿着威廉·米利根的身份证号码，到一楼刑事鉴定组去对比从波莉车上采集的指纹。
米勒对这种拖延颇不以为然，认为既然已经确认了嫌疑犯，就应当立即将他拘捕归案。但因为受害人波莉并未明确指证嫌疑犯，所以只能等待。两个小时后鉴定报告出来了，从汽车后门玻璃上采集的右食指、右小指和右掌的指纹确实是威廉·米利根的。指纹鉴定结果与嫌疑犯的指纹完全相符，足以作指控证据了。
但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仍然有些顾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拘捕嫌疑犯之前，他们还要请一位专家来鉴定指纹。
由于威廉·米利根的指纹与在受害人车上采集到的指纹相同，因此米勒警官决定申请以涉嫌绑架、抢劫和强奸的罪名拘捕嫌疑犯，然后再让嫌疑犯和其他人站在一起让波莉指证。
博克瑟鲍姆向克莱伯格警长报告了此事，但警长坚持要等专家鉴定之后再采取行动。鉴定过程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凡事还是谨慎为妙。当晚8点钟，专家确定送检指纹就是威廉·米利根的。
博克瑟鲍姆说：“我现在可以申请以绑架罪拘捕他，因为这是他在校园内犯下的唯一罪行——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但强奸地点并不在校园内。”他查看了刑事鉴定组提供的信息：威廉·米利根，22岁，6个月前从俄亥俄州立利巴农管教所假释，最后的住址是俄亥俄州兰开斯特市春日街933号。
米勒请求特警队增援。不久，特警队队员便在性暴力犯罪特勤小组的办公室门前集合，并拟定了行动计划。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人与比利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因为两位受害者均指称他是个恐怖分子，而且还曾当着波莉的面开枪射击，所以嫌疑犯可能持有武器，行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特警队的克罗格警官建议先派人拿着必胜客比萨外卖盒，假装该地址有人订了比萨，威廉·米利根开门时，可以趁机观察室内的情况。克罗格警官的计划被采纳了。
但是，嫌疑犯的地址令博克瑟鲍姆颇感困惑，一位假释犯为什么会从遥远的兰开斯特市跑到45公里外的哥伦布市作案，而且在2个星期内犯下3起强奸案？他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在出发前拨打了411，查询比利的新地址。电话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记下了新的地址。
“他搬家了，地址是雷诺兹堡老利文斯通大街5673号，”博克瑟鲍姆宣布道，“开车大约10分钟就能到达，在城东，这样就比较合乎逻辑了。”
每个人都松了口气。
9点整，博克瑟鲍姆、克莱伯格警长、米勒、贝塞尔以及来自哥伦布市的四名特警队员分乘3辆汽车出发了。由于雾浓，能见度极差，他们只能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行。
特警队队员最先到达目的地，平常只需开15分钟的路程，却让他们花费了1小时的时间。到达公寓附近，他们又不得不在复杂的街道中绕来绕去，用了15分钟才找到正确的地点。特警队员在等候其他人时，先询问了一些邻居。比利的房间里有灯光。
其他警察和校警赶到后，大家便各就各位：米勒藏在公寓右侧，贝塞尔在公寓四周巡视，另外3名特警队员则站在公寓的另一侧，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跑到大楼后方，爬上双层推拉玻璃门。
克罗格警官从汽车后备箱里取出必胜客比萨外卖盒，盒子上用黑笔潦草地写着：“威廉·米利根——老利文斯通大街5673号。”他将上衣从牛仔裤里拉出来，遮住腰间的左轮手枪，向公寓四扇门中的一扇走去。他按下门铃，没有回音，又按了一下才听到房里发出了声响。他摆出不耐烦的姿势，一只手捧着比萨，另一只手放在屁股靠近枪的位置。
躲在屋后的博克瑟鲍姆，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大彩色电视机前，大门左边摆着一张红色的椅子，起居室和餐厅呈L形，屋里没有其他人。看电视的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开门。
当克罗格再次按门铃时，发现有人正从门旁的玻璃窗望着他。门开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正盯着他。
“这是您要的比萨。”
“我没订比萨呀！”
克罗格想看清屋内的情况，然而只从敞开的玻璃窗中看到了博克瑟鲍姆。
“就是您的地址，您不是米利根先生吗？”
“不是。”
“一定是这儿的人打电话订的，”克罗格问道，“那么……您是谁？”
“这是我朋友的公寓。”
“你的朋友在哪里？”
“他现在不在。”他结结巴巴地答道。
“一定是有人向本店订了比萨，是威廉·米利根先生，地址也没错。”
“我不知道，邻居应该认识这个人，或许他们能告诉你，或许比萨是他们订的。”
“您能带我去吗？”
年轻人点点头，走到隔壁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一下，但没有人开门。
突然间，克罗格把比萨盒扔到一边，迅速地拔出手枪顶住年轻人的头。“不许动！我知道你就是威廉·米利根！”他用手铐铐住了米利根。
这个年轻人一脸茫然：“怎么回事？我又没做错什么！”
克罗格用枪顶住他的背，另一只手紧抓着他的长发。“进屋去！”
克罗格把他推进屋里，其他特警队员一拥而入，将他团团围住。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也走进屋里。
米勒警官拿出照片，发现照片中的比利脖子上有一颗痣。“他脖子上也有一颗痣，同样的面孔，就是他没错。”
众人把比利推倒在红椅子上，却发现他直视着前方，目光恍惚。邓普西警官弯下腰查看椅子下面。“这儿有一支枪，”他边说边用铅笔推出枪，“史密斯·韦森9毫米手枪。”
一位特警队员将电视机前的棕色椅子翻过来，找到了弹匣和一只装着子弹的塑料袋，但邓普西制止了他。“别动，我们只有拘捕证，没有搜查证。”他转向比利，“你同意我们继续搜吗？”
比利只是茫然地望着他们。
克莱伯格警长知道查看屋里是否还有其他人并不需要搜查证，于是走进卧室。他看到在凌乱的床上扔着一件棕色运动衣，屋里乱七八糟，地板上到处都是脏衣服。他又查看了敞开的衣柜，发现唐娜和凯莉的信用卡整齐地摆在里面，还有一些从她们那儿拿来的零碎纸片；抽屉里还有一副棕色的变色墨镜和一个钱包。
他把情形告诉了正在由餐厅改装的工作室里查看的博克瑟鲍姆。
“你看看这东西。”博克瑟鲍姆指着一幅大型画像，画中的人物似乎是一位皇后或18世纪的贵妇，身穿蓝色镶着花边的华丽长袍，手捧着乐谱坐在钢琴旁。画像惟妙惟肖，下面的署名是“威廉·米利根”。
“真漂亮！”克莱伯格警长说道，一边查看着另一些靠在墙上的画，以及作画用的刷子和颜料。
博克瑟鲍姆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唐娜说嫌疑犯指甲缝有一些油渍，现在我知道了，他画过画。”
米勒走近仍然呆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你是威廉·米利根，对吗？”
他看着她，目光迷茫。“不是。”他喃喃应道。
“那些漂亮的画像是你画的？”
他点点头。
“那么，”她露出了微笑，接着说，“上面的签名不是威廉·米利根吗？”
博克瑟鲍姆这时也走到年轻人面前。“比利，我是学校警卫队的博克瑟鲍姆，你愿意和我谈谈吗？”
没有反应，也看不到凯莉描述过的飘忽不定的眼神。
“他拥有的权利，告诉他了吗？”没人回答。于是，博克瑟鲍姆掏出一张纸大声地念起来。“比利，你被指控在校园绑架女学生，能不能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经过？”
比利的眼睛向上望着，仿佛受到了惊吓。“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伤害了什么人吗？”
“你说‘他们’会替你采取报复行动，他们是谁？”
“希望我没伤害什么人。”
一名警官正要走进卧室，比利看到后立即叫道：“别踢那个箱子，你会被炸翻的！”
“炸弹？”克莱伯格警长立刻问。
“就在里面……”
“能指给我们看看吗？”博克瑟鲍姆问。
比利慢慢站起身来走向卧室，在卧室门口停住，朝梳妆台旁的一只小纸箱点点头。博克瑟鲍姆走过去查看，克莱伯格警长留下来和比利站在一起，其他警官则挤在比利后面的过道里。博克瑟鲍姆跪在小纸箱旁，透过纸箱盖的缝隙，看到了电线和闹钟之类的东西。
他退出房间，对邓普西警官说：“最好叫爆破小组过来处理，克莱伯格警长和我要回警察局，比利和我们一起走。”
克莱伯格警长驾驶着警车，特警队的一名队员坐在他旁边，博克瑟鲍姆和比利坐在后座。一路上，比利没有回答有关强奸的问题。由于手铐在背后，他身体向前倾斜着，情绪沮丧，口中还断断续续地说着：“我哥哥斯图尔特已经死了……我伤到别人没有？”
“你认识那些女孩吗？”博克瑟鲍姆问道，“认不认识那位护士？”
“我母亲是护士。”比利喃喃地说道。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大学校园里寻找下手对象？”
“德国人会追杀我。”
“比利，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好吗？是不是护士的长发对你很有吸引力？”
比利瞪着他：“你这个人真奇怪。”然后又说：“妹妹要是知道了，会恨我的。”
博克瑟鲍姆不得不放弃了。
他们回到了警察局，一行人自后门上三楼进了审讯室；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则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帮助米勒警官准备申请搜查证。
11点半，贝塞尔再次向比利说明了他拥有的权利，并询问他是否准备弃权。比利只是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贝塞尔说：“比利，你听清楚了，你强奸了3个女孩，我们想知道事情的细节。”
“是我干的？”比利问道，“要是我伤害了什么人，我很抱歉。”
说罢，比利便不再吭声。
贝塞尔将他带到四楼的鉴定室，打算取他的指纹并拍照。
他们走进屋时，一名身穿制服的女警官抬头看了一眼。贝塞尔抓起比利的手刚要按手印，比利突然推开他，仿佛受到了惊吓，躲到那位女警官的身后。
“他大概在害怕什么！”女警官说，然后转身面向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轻声细语地说：“我们必须采下你的指纹，懂吗？”就好像是在对一个小孩说话。
“我……别让他碰我。”
“那好，”她说，“我来，可以吗？”
比利点头表示同意，让她按下了指纹。拍完照，比利由另一名警官带进了拘留室。
搜查证表格填妥后，米勒警官立刻打电话给韦斯特法官。听完米勒对搜集到的证据的描述，并考虑到案件的急迫性，韦斯特法官让米勒立刻去他家里。当天凌晨1点20分，法官签署了拘捕证，米勒立刻冒着浓雾开车返回比利的公寓。
米勒接着打电话给犯罪现场侦查小组。凌晨2点15分，该小组到达公寓。她亮出搜查证之后便开始搜查。他们将从比利寓所中搜集的物品列了一份清单：
衣柜——现金343美元
、墨镜、手枪、钥匙、钱包、威廉·西姆斯和威廉·米利根的身份证，另外还有唐娜的缴费收据。
壁柜——唐娜和凯莉的万事达信用卡、唐娜的医院挂号证、波莉的照片，以及装有5发子弹的.25口径自动手枪。
梳妆台——1张记着波莉姓名和地址的纸条，纸是从她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壁板——弹簧折刀，2盒粉。
抽屉——比利的电话费账单、史密斯·韦森手枪套。
红椅子的下方——史密斯·韦森9毫米手枪、弹匣和6发子弹。
棕色椅子的下方——装有15发子弹的弹匣，以及1只装着15发子弹的塑料袋。
回到警察局后，米勒将所有物品转交给了证据登记组，由他们登记后送交保管室。
“这些东西足够定他的罪了。”她说道。
比利畏缩在拘留室的角落里，全身剧烈地颤抖着，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哽咽声便昏了过去。一分钟后，他睁开眼睛，惊恐地望着四周的墙壁、马桶和床铺。
“上帝啊！”他大叫道，“又来了！”
他目光呆滞地坐在地板上，突然看到了墙角里的蟑螂，脸上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把双脚交叉在一起，弯下腰，用双手托着脸颊，看着绕着圈跑的蟑螂，像小孩一样地笑了起来。
几个小时后，比利醒过来。这时，一群警察进来将他带出了拘留室，和另外一个高大的黑人铐在一起。一群犯人被带出大厅，走下阶梯，经由后门来到停车场，然后被送上驶往富兰克林郡监狱的囚车。
囚车穿过哥伦布市商业区，驶向位于市中心的刚刚建成的监狱。监狱是个两层楼的建筑，外墙非常坚固而且没有窗户，楼的中央竖着一尊富兰克林总统的塑像。
囚车驶进监狱后面的小巷，停在装着厚铁栅栏的门前。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监狱旁边的富兰克林郡司法大厦。
铁栅栏门向上升起让囚车开进去，随后又关上。戴着手铐的囚犯鱼贯走下囚车，站在监狱的两扇大铁门之间。比利已经打开了手铐，一个人留在囚车里。
“快下车，威廉·米利根！”警官大叫道，“该死的强奸犯，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原来和比利铐在一起的黑人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发誓是他自己弄开的。”
监狱大门突然打开了，6名囚犯在监狱的过道上集合，透过四周的铁栅栏可以看见控制中心——监视器，计算机终端，十几名身穿灰色裤子或裙子、黑色上衣的男女警察。外面的大门关上后，里面的铁栅栏门便打开了，囚犯们被一一带进去。
身穿黑色衬衣的警察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计算机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在入口处，一名女警官拿着一只牛皮纸袋，“值钱的东西放进去！”她叫道，“戒指、手表、珠宝和钱包。”比利将口袋里的东西掏空后，她将他的外套也拿走，仔仔细细地搜查了夹克的夹层，然后交给了保管室的警官。
另外一名年轻的警官又给比利仔细地搜了一遍身，然后让他和其他囚犯待在等候室里，等着点名和登记。比利一言不发，望着墙上四方形的小铁窗出神。那个黑大个靠近比利说：“你真是个人物，居然能打开手铐，你能带我们逃离这个鬼地方吗？”
比利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要是和这些警察的关系搞砸了，”他接着说，“他们会打死你，相信我说的，我已经进来过好几次了！你进来过吗？”
比利点点头说：“所以我不喜欢这儿，想离开。”
距离监狱一个街区远的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加里·施韦卡特律师正在办公室里。他今年33岁，个子很高，留着一口胡子，正要点燃烟斗。电话是雷蒙律师打来的。
“我刚从司法大厦打听来的消息，”雷蒙在电话里说，“警方昨天抓到了校园色狼，他们已经把他移送监狱了，要求的保释金是50万，你赶紧指派个人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老兄，这儿没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守。”
“但消息已经公布了，各大媒体记者很快就会赶去，我知道警方一定会对嫌疑犯施压。”
警方办理重大刑事案件，在拘捕犯人后往往会继续进行调查。如果是一般案件，施韦卡特组长会随机指派一名律师前往监狱。但这并非是一个普通案件，媒体对校园色狼的广泛报道给哥伦布市警察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施韦卡特认为警方可能会对犯人逼供，因此，有必要加倍努力以保障其权利。
施韦卡特决定自己去一趟监狱，除了向犯人简要介绍自己外，还要警告他，除了自己的律师，不要与其他人谈话。
施韦卡特得到许可进入监狱，正好看见两名狱警押着比利走出来，将犯人交给值勤狱警。施韦卡特上前要求与犯人私下谈谈。
“他们说我做过一些事，但我根本不知道，”比利抱怨道，“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们突然冲进来，而且……”
“听着，我只是来介绍一下自己，”施韦卡特说，“这儿太吵了，不是讨论案情的地方，一两天之内我们会与你单独谈一谈。”
“我确实不记得了，他们在我公寓里找到一些东西，还……”
“好了，不要再说了！当心隔墙有耳，他们带你上楼时要特别小心，警察的花招太多。不要和任何人谈话，包括其他犯人，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卧底，总有些人等着出卖从别人嘴里打听来的消息。如果你想被公平审判，就立刻把嘴闭上！”
比利使劲地摇着头，用手搓着脸，似乎很想谈论案情。然后，他喃喃地说道：“别让他们判我的罪，那样我会发疯的。”
“我们会想办法，”施韦卡特说，“但我们不能在这儿谈论。”
“能不能找个女律师来办理我的案子？”
“我们有女律师，我来安排一下。”
施韦卡特看见狱警让比利脱下便服，换上了重刑犯穿的蓝色狱服。看来这个案子很棘手。比利非常紧张，他并未否认警方指控的罪行，只是反复说自己不记得了。这倒是十分罕见。难道他想假装精神错乱？施韦卡特想象得出媒体会如何报道这个案子。
走出监狱，施韦卡特买了份《哥伦布市快报》，看到报纸头版的大标题：
报道还提及了其中一位受害者。该受害者是两周前遭强奸的26岁大学研究生，警方要求她前去指证嫌疑犯。报纸的上方还登了一张附有姓名的照片：“威廉·米利根。”
施韦卡特回到办公室立即给其他报社打电话，要求它们不要再登嫌疑犯的照片，因为这可能会对将于下周一进行的嫌疑犯指证产生不良影响。然而，各报社都拒绝了他的请求，表示得到照片就一定会刊登。施韦卡特无奈地摸摸胡子，然后打电话告诉老婆今天晚点回家吃饭。
“嗨！”有人在办公室门口大叫，“你真像一只鼻子被卡在蜂窝里的熊。”
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朱迪的笑脸。
“是吗？”他挂上电话，学着熊的样子咆哮着答道，“猜猜这次的委托人是谁？”
朱迪整理了一下飘散的褐色长发，露出美丽的脸庞，但浅褐色的眼睛却闪烁着质疑的目光。
他将报纸递给她，指着照片和报上的标题。他低沉的笑声在小办公室里回荡。“下周一就要进行嫌疑犯指证了。威廉·米利根要求派一名女律师，校园色狼的案件就交给你吧。”
10月31日星期一早晨9点45分，朱迪来到警察局指证室。比利被带进等候室，神色异常惊慌。
“我是公共辩护律师，”朱迪说道，“施韦卡特律师说你需要一位女辩护律师，他和我一起办理这个案子。现在你需要镇定下来，你看起来好像要崩溃了。”
他递给她一张折着的纸条，“这是我的假释监督官星期五给我的。”
她打开纸条，看见那是假释委员会发出的“拘留令”，要求监禁比利，并通知他将就其违反假释规定召开第一次调查庭。因为在实施拘捕时，警方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武器。朱迪知道他的假释将被取消，而且会立即被遣返到辛辛那提市附近的利巴农管教所等候审判。
“听证会将在下周三举行，不过我们会想办法让你留在这里。你留在哥伦布市，我们才方便和你见面。”
“我不回利巴农管教所。”
“你先别紧张。”
“他们说我做过的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这个问题稍后再谈，现在你必须站到那边的高台上去，站在那儿就行，你办得到吗？”
“好吧。”
“把头发整理一下，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你。”
警官领着比利走上台阶，和其他人列队站在一起。他站在第二号的位置上。
台子上站着4个人供人指证。护士唐娜已经指证过作案的嫌疑犯，因而无需再参加这次指证。她已前往克里夫兰去找她的未婚夫。辛西娅·门多萨（Cynthia Mendoza）是“克罗格”商店的店员，她曾被要求兑现一张支票。她没有指证比利，选的是三号。另外一位是在8月遭人强奸的妇女，是否选二号她犹豫不定。凯莉则说站在台上的人都没有八字胡，因而不敢确定，但是二号男子似乎在哪里见过。波莉则做了很明确的指证。
11月3日，陪审团认定比利有罪：3起绑架案、4起强奸案和3起抢劫案，所有指控均属一级重罪，每一项罪名均可判4年至25年有期徒刑。
检察局很少干预辩护律师的指派，即使是重大的谋杀案。通常的程序是由重案组主管提前2至3周随机指派一名高级检察官负责。但是，郡检察长乔治·史密斯召见了两位高级检察官，要求他们负责这个案子，并说明校园色狼案已激起公愤，一定要严加惩处。
特里·谢尔曼（Terry Sherman）检察官今年32岁，长着一头黑卷发和浓密的八字胡。他对性犯罪嫌疑犯一向非常严苛，颇以从未在任何强奸案中输给陪审团而深感自豪。他查阅档案资料时大笑着说：“这个案子赢定了，拘捕证据完美无缺，这小子要倒大霉了。公共辩护律师这回没戏唱了！”伯纳德·扎利格·亚维奇（Bernard Zalig Yavitch）检察官今年35岁，隶属刑事检察局。他是比朱迪和施韦卡特早两期的学长，因而很了解这两人的个性。施韦卡特还曾经是他的属下，因为他在未进入检察局工作前担任过四年公共辩护律师。他同意谢尔曼检察官的看法，这是自他担任检察官以来对检方最有利的一个案子。
“最有利？”谢尔曼问道，“物证、指纹和身份证明，我们全拿到了，可他们什么都没有。”
几天后，谢尔曼与朱迪见面。他决定直接摊牌：“比利的案子没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们已经拘捕了嫌疑犯，检方将要求判他重罪。你没什么牌可出。”
但亚维奇考虑得更多。他担任过公共辩护律师，因而知道朱迪和施韦卡特会怎么做。“他们还有一条路可走！申诉当事人患有精神病。”
谢尔曼听罢不禁放声大笑。
第二天，比利用头撞墙企图自杀。
“他不想活着接受审判。”施韦卡特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朱迪说。
“我认为他经受不起审判的考验，”她说，“我们得向法庭声明，他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希望他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检查？”
“我们必须这么做。”
“天哪！”施韦卡特说，“我现在就能想象报纸新闻会采用什么标题。”
“见鬼去吧！那个男孩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但你也看到了，他在不同的时间会有截然不同的表情。他说不记得强奸一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应该接受检查。”
“费用谁出？”
“我们有基金呀！”她回应道。
“是啊，好几百万美元呢！”
“好了，别逗了，我们应该付得起一位精神病医生的费用吧！”
“去跟法官说吧！”施韦卡特一脸的不情愿。
法院同意推迟下次开庭的时间，允许比利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检查。接下来，施韦卡特便将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在星期三早晨8点半由假释监督官召开的听证会。
“他们会把我送回利巴农管教所去！”比利叫道。
“如果我们能帮上忙，就不会。”施韦卡特如此回答。
“他们在我的公寓里发现了手枪，而我的假释条件包括：不可购买、拥有、占有、使用或控制致命武器、轻武器。”
“这个嘛……或许是的，”施韦卡特说道，“要想请我们为你辩护，你最好能留在哥伦布市，在这儿我们可以帮你，在利巴农管教所就没有可能了。”
“你们准备怎么做？”
“这个你不用操心。”
施韦卡特看见比利笑了起来，欣喜之情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但整个人轻松了许多，而且还开始说笑，与第一天初次见面时紧张的神情截然不同。也许为他辩护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困难？
“就像这样，”施韦卡特告诉他，“你要保持冷静。”
他领着比利进入会议室。假释监督官们已经在屋里坐好，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贝塞尔草拟的报告，详述了拘捕时在比利屋里发现的物证：一支9毫米史密斯·韦森手枪、装有5发子弹的.25口径半自动手枪。此外，还有一份比利的假释监督官提供的报告。
“各位先生，请告诉我，”施韦卡特用手指抚摸着唇上的八字胡，“那支枪能射击吗？”
“还未试过，”主席回答说，“但都是真枪，而且还有弹匣。”
“还未测试，怎么能确定那就是致命武器呢？”
“要到下星期才能安排试射。”
施韦卡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道：“我要求各位要么今天就撤销他的假释，要么就等到法院召开听证会之后。现在，请告诉我它到底是真枪还是玩具？”他向室内的人依次看去。
主席点点头：“各位先生，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等这支枪的鉴定结果出来，才能决定该不该取消假释。”
第二天早晨10点50分，比利的假释监督官送来一份通知，撤销假释的听证会将于1977年12月12日在利巴农管教所举行，比利无需出席。
朱迪到监狱去见比利，想了解警方在他公寓里发现证据的情况。
比利绝望地望着她说：“你也认为是我干的？”
“比利，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证据。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她发现他目光呆滞，仿佛正从她面前消失，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完了，”他说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第二天，朱迪收到一封用黄色信纸写的信。
亲爱的朱迪：
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觉得你比其他人更了解我。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是一位善良而美丽的女人，已经尽了力，任何人都无法向你要求更多。
请纯洁的你忘了我吧！并请转告贵办公室，我不再需要律师了。
如果你也认为我有罪，那我就一定是有罪的。我想知道的仅此而已。在我的一生中，一直都在伤害那些我爱的人；最糟糕的是，我无可奈何，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把我关进监狱里只能让我变得更糟糕，就像上次一样。精神病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们不清楚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必须做个了结。我准备放弃一切，因为已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了。能请你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吗？请给我的母亲或凯西打个电话，告诉她们不要再来了，我不想见任何人。让她们省点油钱吧！但是我真的很爱她们，而且深感抱歉。你是我认识的律师中最好的一位，我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善意。再见！
比利
当晚，值勤警官打电话给施韦卡特律师：“你的当事人又企图自杀！”
“上帝！他怎么了？”
“噢……你大概不相信，不过我们会控告他损坏郡政府的财物。他打碎了监狱里的马桶，然后用锐利的碎瓷片割自己的手腕。”
“怎么搞的！”
“我还想告诉你，你的当事人一定有问题，他是用自己的拳头击碎马桶的。”
施韦卡特和朱迪没有理会比利的信，依然每天按时去监狱看他。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决定拨款支付比利的检查费用。1978年1月8日和13日，心理医生德里斯科尔（Wills C. Driscoll）对比利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智力测试结果显示比利的智商只有68。然而德里斯科尔认为，是沮丧情绪降低了他的智商。他在测试报告中指出比利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他的自我认知存在严重问题，自我识别能力很差，已丧失距离感，并且几乎无法区别自己与周围的环境。……他听到有个声音命令他去做某件事，若不服从，那声音就会变成吼叫声。比利认为那是从地狱来折磨他的人发出的声音。他还说有一些好人会定期进入他的身体，他们是为了制服那些坏人而来……我认为比利目前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亦无法与现实建立正常的联系并应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强烈主张将他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并接受可能的治疗。
1月19日进行了第一次法庭辩论。施韦卡特和朱迪将医生的报告提交给了弗洛尔（Jay C. Flower）法官，证明他们的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弗洛尔法官表示，他将命令位于哥伦布市西南小区的心理康复中心检查被告的心理状态。施韦卡特和朱迪颇为担心，因为该中心通常都偏袒检方。
施韦卡特坚持在何种情况下，西南心理康复中心提交的报告都不能作为于被告不利的证据，但谢尔曼和亚维奇检察官均表示反对。施韦卡特和朱迪因此强调，他们会要求被告不与该中心的心理专家交谈。弗洛尔法官当场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检察官同意只有在被告能为自己辩护时，检方才可以询问他和法院指定的心理专家之间的谈话内容。如果能这样做，施韦卡特和朱迪就可以放手一搏，允许西南心理康复中心依协议条件与比利面谈了。
“太好了！”离开弗洛尔法官的办公室时，谢尔曼笑着说，“他们无论耍什么花招都终归无济于事，这案子我们赢定了！”
为了防止比利再度自杀，警卫将比利转移到疗养所的单人牢房，并让他穿上束缚衣。下午稍晚，希尔（Russ Hill）医生到牢房巡视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于是叫来3点至11点值勤的警官。他们从监狱的栅栏望去，只见比利打着哈欠脱掉束缚衣当做枕头，很快就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