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与比利进行了数百次会面和谈话并参加了相关会议，还访问了62位与比利有过接触的人，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尽管其中大部分人已在书中提及。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他们在本书撰写和调研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医疗部主任戴维·考尔（David Caul）医生；哈丁医院院长乔治·哈丁（George Harding）医生；科尼利亚·威尔伯（Cornelia Wilbur）博士；公共辩护律师加里·施韦卡特（Gary Schweickart）和朱迪·史蒂文森（Judy Stevenson）；法律事务所律师阿伦·戈尔兹伯里（Alan Goldsberry）和史蒂文·汤普森（Steven Thompson）；比利的母亲多萝西·摩尔（Dorothy Moore）和现在的继父戴尔·摩尔（Del Moore）；比利的妹妹凯西·莫里森（Kathy Morrison）以及比利的好友玛丽（Mary）。

我还要感谢下列机构及工作人员：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哈丁医院（特别是公共关系处的艾莉·琼斯）、俄亥俄州立大学警卫队、俄亥俄州检察官办公室、哥伦布市警察局、兰开斯特市警察局。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受害者凯莉·德莱尔（Carrie Dryer，化名）和唐娜·韦斯特（Donna West，化名）小姐为我讲述了她们的感受，在此我深表敬意。感谢我的律师唐纳德·恩格尔（Donald Engel）先生，正是他的坚定信心和对我的支持，令我得以完成计划。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彼得·戈瑟尔斯（Peter Gethers），热心而敬业地帮助我整理了所有的资料。

尽管很多人都希望为我提供帮助，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与我交谈。因而，有必要在此对我的资料来源加以说明：

俄亥俄州费尔菲尔德心理健康医疗所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T.Brown）医生曾经治疗过15岁的比利，他提供了当时的病历和记录；西南社区心理康复中心的多萝西·特纳（Dorothy Turner）医生和斯特拉·卡洛琳（Stella Karolin）医生是最早发现并治疗比利多重人格症的医生。比利还清楚地记得与他们交谈的情景，而这两位医生提供的材料和法庭证词，也记录了他们与其他心理医生和律师交谈的情况。

比利的养父（经法庭确认，但媒体称其为“继父”）卡尔莫·米利根（Chalmer Milligan），拒绝回答有关指控的问题，亦不同意我们披露他的故事。但是，在写给报刊的声明以及在公开采访中，他否认曾对比利进行“恐吓、虐待和鸡奸”。因此，本书有关卡尔莫的内容源自公开的审判文件、媒体报道以及其他来源，包括其亲人（女儿查拉、继女凯西、继子吉姆、前妻多萝西，以及威廉·米利根）和邻居的证词。

我的女儿希拉里（Hillary）和莱丝莉（Leslie），在我倾心研究资料的艰难日子里给予我帮助和谅解，在此表示感谢。我的妻子奥蕾亚（Aurea）帮助我听了几百小时的录音，并将其分门别类以方便我查找，若无她的鼓励和帮助，本书的出版至少要推迟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