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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10月的最后两周内，3名年轻女子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区内被绑架，随后被挟持到郊区强奸。在第三宗绑架案发生不到40小时后，警方拘捕了嫌疑犯——22岁的男子威廉·米利根。拘捕“校园色狼”令哥伦布市警察局一举成名。
一位颇以从未在任何强奸案中输给陪审团而深感自豪的检察官声称：“这个案子赢定了，指纹、物证、受害者指认一样不少，拘捕证据完美无缺，这小子要倒大霉了。公共辩护律师这回没戏唱了！”
然而，年轻的公共辩护律师施韦卡特和朱迪发现他们的当事人言行矛盾重重。施韦卡特第一次在狱中见到那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请求他找个女律师来处理他的案子，因为男性令他感到恐惧。回到办公室之后，施韦卡特一头扎进朱迪的办公室说：“猜猜谁想请你打官司。”
第二次见到的比利却判若两人，言行举止全然像个狡猾的骗子。
朱迪后来告诉施韦卡特，那个用头去撞墙试图自杀的男孩与那个胆怯、精神恍惚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公共辩护律师认为他们的当事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法接受审判，因而向弗洛尔法官申请为比利做心理状态检查。弗洛尔法官同意由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西南社区心理康复中心为被告做检查。
西南社区心理康复中心委派的心理专家多萝西·特纳（Dorothy Turner）很快就发现，她面对的是一个多重人格障碍症（MPD）患者。她见到了负责承受痛苦的戴维（8岁），发现他用头撞墙壁是想把自己撞晕以逃避痛苦。他告诉特纳一个秘密：“比利”（核心人格）一直沉睡，是因为阿瑟（英国人）和里根（南斯拉夫人）担心比利醒来会自杀并伤害其他的人格。
特纳读过许多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症的文章，但从未亲眼见过这类患者，因而请求心理康复中心的匈牙利籍医生卡洛琳帮助诊断。
为了不影响卡洛琳医生的判断，特纳只告诉她这个年轻的患者有“意识暂时丧失”的症状。根据这个症状，再加上童年时曾发过高烧，卡洛琳医生最初认为比利的“意识暂时丧失”属于突发症状。卡洛琳在与比利见面之前曾告诉特纳，他的症状可能是大脑创伤和突发性精神错乱导致的。听了她的话，特纳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令卡洛琳颇为不解。
在监狱会客室里，特纳向卡洛琳介绍了丹尼、汤姆、亚伦和里根。在会面过程中，这些人格交替出现，令卡洛琳惊讶不已，完全摸不着头绪。里根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他们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就用浓重的斯拉夫口音告诉她，他在监狱里遇见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们俩说话不带口音。
虽然卡洛琳事后得知里根是个很危险的人物，但觉得自己还是最喜欢他。自那天起，她坚信比利确实具有多重人格。
卡洛琳在治疗其他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后曾解释过：“你一旦发现多重人格的存在，就永远摆脱不掉那种强烈的感觉。你能觉察到病人体内的人格转换和变化，还有你自己的反应——一种独特的、融合了同情和怜悯的双重感受，而且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我第一次看见比利就有这种感觉。”
在卡洛琳确认比利是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之后，特纳首先给朱迪打了电话。她告诉朱迪：“我目前还不能和你讨论案情，但是如果你还未读过《人格裂变姑娘》（Sybil）这本书的话，我建议你先去买来读一读。”
几天后，狱警打电话到施韦卡特家。“你大概不相信，”他说，“但你的当事人一定有问题。他砸碎了监狱里的马桶，然后用锐利的碎瓷片割自己的手腕。”
为了防范他再次自杀，郡检察长下令给比利穿上紧身衣。但没过多久，一位在监狱巡视的医生叫来值勤警卫，他们看到比利挣脱了紧身衣，把它当作枕头，很快就睡着了。
心理专家特纳带朱迪认识了比利的部分人格。阿瑟用标准的英国腔向她解释了自己如何运用想象力帮助那些年幼的人格发现他们失落的时间。他告诉他们，“站在光圈下”的人会拥有意识并出现在现实世界，而其他人则待在周围的阴影中，或是注视或是睡觉。
朱迪见到了逃亡专家汤姆、3岁的克丽丝汀（首次出现）、曾遭继父卡尔莫虐待和强奸的10来岁的丹尼，以及油嘴滑舌的亚伦。
朱迪在随后的几天里了解到，阿瑟在安全情况下负责决定让谁站到光圈下。但在危险时期——例如在监狱里，则由里根决定由谁出现。砸碎马桶的就是里根，他内心充满仇恨，力大无穷，也是内在人格的保护人。
朱迪带施韦卡特去见比利时，他对比利是否罹患多重人格障碍症仍有所怀疑。然而，当他离开监狱时，对此已深信不疑。他认为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法官对比利进行彻底的检查，以决定比利犯罪时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目前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
施韦卡特和朱迪为比利辩护存在两大障碍，一个是俄亥俄州假释局，另一个是收容精神病犯人的州立利玛医院。
比利因抢劫罪被判15年徒刑，在服刑2年后最近才刚刚获得假释。鉴于比利违反了假释规定，成人假释局局长约翰·休梅克（John Shoemaker）下令立刻将他送回监狱。施韦卡特深知，在当事人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远距离为其辩护这么复杂的案子非常困难，因而说服弗洛尔法官，只要比利还在富兰克林郡法院（位于哥伦布市）的审判权内，并处于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的监护之下，假释局无权再次拘捕被告。
第二是要确保比利在哥伦布市附近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检查以及治疗。在俄亥俄州，被告通常会被送到州立利玛医院（在当地称为利玛）接受审判前的精神检查和治疗。但许多检察官和心理健康机构都认为利玛医院是俄亥俄州最糟糕的精神病院。
施韦卡特和朱迪向弗洛尔法官表示，比利根本无法在利玛医院生存下去，而且他的多重人格障碍症显然需要请专家诊断和治疗。基于他们的要求，弗洛尔法官裁决比利到哈丁医院接受精神检查。哈丁医院是哥伦布市的一家私人医疗机构。乔治·哈丁（George Harding）医生是一位备受尊敬、沉稳持重的精神病医生，对多重人格障碍症的争议持中立开放态度。他最终同意让比利转到哈丁医院接受检查，并要求该医院将鉴定报告呈送法院。
在其后为期7个月的综合评估中，哈丁医生咨询了国内研究多重人格障碍症的专家，特别是科尼利亚博士（曾治疗《人格裂变姑娘》一书中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在她的帮助下，哈丁发现了比利后来广为人知的10个人格，其中包括原始的“核心”人格比利。哈丁设法让这些人格彼此沟通，以实现所谓的 意识融合 。
1978年9月12日，在对比利进行了7个月的观察和治疗后，哈丁医生提交给弗洛尔法官一份长达9页的报告，说明了比利的治疗情况、社会经历和精神病治疗史：
患者述说，在他的家庭里，母亲和孩子们均遭受了肉体虐待。他自己曾遭到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根据患者的叙述，事情发生在他八九岁之时，共持续了大约1年时间，通常是于他和继父在农场独处时发生的。患者担心继父会杀了他，因为继父曾威胁说“我要把你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你母亲说你逃跑了”。
哈丁医生通过其他精神病病例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都曾遭受过性虐待，特别是在童年时期。
哈丁对整个病例进行分析时指出：比利亲生父亲的自杀让他失去了父爱和关怀，令他处于“不正常的精神压力之下，而极度的罪恶感导致了他内心的紧张和冲突，并产生了一些幻觉。他成了继父为满足心理和性需求而实施暴力和性虐待的牺牲品”。
比利幼年时曾亲眼目睹母亲遭到继父无情的鞭打，体会到“母亲的恐惧和痛苦……”，因而“出现了分离焦虑，使他的心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虚幻状态，各种人格随时都会出现在梦境里。再加上继父的轻视、暴力和性虐待等行为，终于导致人格不断分裂的现象……”
哈丁医生结论道：“我认为患者已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他的多重人格业已完成融合……我还认为，患者在此之前患有精神疾病，因此无法为1977年10月下旬犯下的罪行负责。”
由于富兰克林郡检察长伯纳德·亚维奇（Bernard Yavitch）接受了哈丁医生在精神评估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弗洛尔法官宣布被告无罪释放。因此，比利成为法律史上犯下重罪却“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的第一人。
多重人格障碍症不但罕见，而且引起了众多争议，因此弗洛尔法官建议检验法庭不将比利送往利玛，而是转到一个能够治疗这种罕见疾病的医院。审读报告和证据后，检验法庭接受了初审法官的建议，判决将比利送至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由多重人格障碍症专家考尔医生负责治疗。
除哈丁医生在最初治疗阶段发现的包括比利在内的10个不同人格外，考尔医生不久又发现了另外14个年龄、性别、智商和测试结果各异的人格。
这些人格中有13个被排除在光圈之外，因为阿瑟将他们列入了“不受欢迎的人”，不允许他们再出现。根据治疗其他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的经验，考尔医生运用专业知识将23个内在的“人”融合成一个全新的个体，即所谓的“老师”。“老师”能够记忆起所有人格自出生起的经历。
尽管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是一所开放的心理治疗机构，而不是安全措施严格的医院，但比利必须遵守各项规定，未经考尔医生准许，不得擅自离开医院。为了进行治疗，必须让比利拥有自信心，并建立起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信，因而考尔医生逐步放宽了对比利的限制，让他享受病人拥有的权利和自由。起初，比利获准在护理人员陪同下走出医院大楼，后来又准许他像其他患者一样，签名后便可外出做短暂的散步，但不能超出医院附属园地的范围。
几个月后，两名护理人员带着比利进城（买绘图用品、会见律师，以及到银行把卖画的钱存起来）。后来比利又获准在一位护理人员陪同下离开医院。最终，考尔医生认为比利已经为单独外出做好了准备。
为了让大家不对下一步治疗产生误解，考尔医生征得医院主管的许可，在院方通知地方法官和假释局后，允许比利自行出入医院。
成人假释局局长休梅克并未按处理精神疾病假释犯人的一般程序行事，而是坚持继续监控比利和为他进行治疗的小组。弗洛尔法官反对以违反假释规定为由将比利再度送回监狱，因此休梅克只能等比利“痊愈”并处于法院审判权外之后，才能把比利送回监狱继续服剩下的13年刑期。
比利几次离院独自进城都非常顺利，“老师”对自己维持融合状态的能力也颇为满意。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区里自由行动，与那些学生并无不同。考尔医生治疗比利取得的初步成果，令施韦卡特和朱迪相信比利也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比利与其他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医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治疗其他患者，媒体报道时也不会使用真实姓名，而比利自被拘捕的那一刻起，就被媒体彻底曝光。诊断结果一经报道，比利和为他治疗的医生就会立即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以及俄亥俄州市民攻击的对象。几位俄亥俄州政府官员对考尔医生及其以精神异常为由替比利辩护的律师提出了质疑。在医生和比利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哥伦布市刮起了一场针对他们的舆论风暴。
1979年3月30日，《哥伦布市快报》第一次刊登了关于比利及其主治医生的报道。
约翰·斯维泽（John Switzer）报道
去年12月被转送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的多重人格症强奸犯威廉·米利根，已获准自由活动而不受监控。……威廉·米利根的主治医生考尔向本报记者透露，威廉·米利根已获准离开医院，自由进出阿森斯市……
有关比利治疗情况的负面报道接踵而来，包括一篇题为“必须立法保护社会”的评论员文章。
两位州议员——阿森斯市的鲍尔（Claire Ball）和哥伦布市的斯廷奇雅诺（Mike Stinziano），对医院和考尔医生提出了质疑。他们要求俄亥俄州立法局召开听证会，重新考虑允许比利转往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疗的法律是否恰当，并要求修改“因精神病而获判无罪释放”的条例。
斯廷奇雅诺指控考尔医生（搞错了人）之所以允许他的患者“自由行动”，是因为他正秘密地撰写一部有关比利的书籍，试图借着患者的恶名谋取暴利。两位议员要求医院举行调查听证会，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激起的公众舆论，迫使医院为平息公众的怒火将比利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医院之内。
媒体对医生不公正的指责令比利非常难过，而对他之前接受治疗的批评更令他深感困惑。“老师”放弃了，比利再度分裂。
随后，舆论攻击的矛头转向了法院，要求将比利转送到专门治疗精神病罪犯的州立利玛医院。
1979年7月7日，《哥伦布市快报》用醒目的红色标题发布了头条新闻：
文章报道说，比利在三四个月后就能恢复正常。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对联邦法律的解释，届时比利可能会被释放。一名记者在采访斯廷奇雅诺议员后写道：
他（斯廷奇雅诺议员）认为，如果比利在哥伦布市活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政府官员和媒体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击10个月之后，阿森斯市郡法官琼斯判决将比利转往利玛医院（俄亥俄第四巡回上诉法庭后来裁决该项判决侵犯了比利的权利）。于是，1979年10月4日，比利被转送到180公里之外被称为 人间地狱 的利玛医院。
这部真实故事的续集便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