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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首先假设，思维始于童年时期，到12岁左右，儿童会进入他所说的“形式运算”阶段。在这个发育阶段，儿童可以用抽象的术语进行思考，遵循逻辑命题，并通过假设进行推理。皮亚杰强调遗传与成熟的重要性。他的研究可以总结如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抽象能力也在增强。
与皮亚杰同时代的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不拘泥于严格意义上的遗传或年龄因素，对思维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同样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是1931年在苏联一个偏远村庄的居民中进行的，当时苏联尚未全面推进比较现代化。鲁利亚的研究对象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他们一生都在棉花农场劳作。因此，他们的思维基于个人经历，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基于抽象的逻辑思维。
鲁利亚是这样描述实验对象的思考过程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中，语言的主要功能不是形成抽象思维或概括，而是还原实际情形。”
鲁利亚举了一个例子，他向一个实验对象提问：“鱼和乌鸦有什么共同之处？”不同于今天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动物”的答案，他的实验对象强调了两者的不同之处：“鱼生活在水里，乌鸦会飞。如果鱼刚好浮在水面上，乌鸦就能啄到它。乌鸦可以吃鱼，但鱼不能吃乌鸦。”
对于鲁利亚的实验对象来说，抽象和概括是很难理解或表达的。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鲁利亚所说的从原始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转变逐渐加深。在20世纪后期，心理学家詹姆斯·R.弗林发现，抽象思维的能力与总体智商的提高有关。
但是，抽象思维的缺失不止存在于过去。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是评估早期痴呆症的黄金标准，其中就有一项抽象测试。这项测试给出相似的例子，比如香蕉和橙子，并要求被试者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个例子中，它们都是水果）。接下来，被试者需要回答自行车和火车、手表和尺子的相似之处。很明显，火车和自行车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交通工具，而手表和尺子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用于测量。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自行车和火车、手表和尺子的相似之处给出正确的回答。有一部分没有患神经或精神疾病的人也会给出这样的回答：“火车和自行车都有轮子”；“手表可以戴在手腕上，几何课上可以用尺子来画角度”。这两个答案都没有体现出抽象思考的迹象。患有严重抽象障碍的患者会给出更具体的回答，而这类回答已经不存在任何功能上的相似性了：“手表和尺子都可以用钢制作”；“火车可以在轨道上压过自行车，自行车也可以在十字路口撞上火车”。具象思维是精神分裂症和许多退行性脑部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但它也会出现在智力和教育程度较低的正常人身上。
使用具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仅仅是一个例子，用以证明思维障碍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异常或退化，而是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一个人的智力和受教育程度。
其他的奇特思维乍听起来不合逻辑，甚至很奇怪，但在特殊的语境中存在着特定的含义。比如，丈夫在上班前问妻子：“今天，我应该坐公交车还是自带午餐？”这样的问题或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他的妻子不这样想。她记得，丈夫下雨天会开车去上班，在办公室吃自带午餐；晴天时，他会乘坐公交车，并步行到附近的餐馆吃午饭。在这个例子中，任何不熟悉具体情况的人都无法处理这种信息高度压缩的交流，它包含公交车、自带午餐、餐馆午餐、开车以及天气。如果丈夫向除了他妻子以外的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并期望这个人能理解他的问题，那么他会被认为患有思维障碍——其他人听到这个问题会认为，丈夫的思维似乎是紊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让其他人了解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语言压缩，那么对无关的人来说，这个看似思维障碍的问题就有了含义。这个奇怪的问题对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合理的。丈夫最初问妻子的问题并非关于自带午餐或乘坐公共汽车，而是询问当天的天气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