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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毁灭一个幽灵远比毁灭一个真人更为困难。
——弗吉尼亚·伍尔夫
文明不是国家的——它是国际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
在刚刚庆祝了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来分析最近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的促成因素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恰恰相反，现在也许是这样做的最好时机，因为了解历史情境和目前局势的严重后果，也许能帮我们绘出这一对可称为21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过去40年来，这两个各自品质独特的国家发展出了相互交织的密切关系。到2019年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它们彼此间的接触无论是在政府、军事、地方、商业、文化、教育、智库、非政府组织、旅游，还是在民间交流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广度、深度和密度。自那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措施，华盛顿日益强烈地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多方面的重大威胁，美国必须与这个新兴超级大国“脱钩”。
这新一轮的紧张并非由某个决定性的事件或因素引发。美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们长期警惕的“中国威胁”现已延伸到双边关系的每个方面，并且进一步扩大，产生了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中国大力推动经济扩张、政治外延、军事现代化、思想和文化传播及技术进步，因此被西方广泛认为，在损害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在美国，明显感觉到一种紧迫感，急欲保护并加强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世界信誉。
尼克松和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北京，开启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后来的八届政府一直奉行这一政策。如今，华盛顿共和、民主两党的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美国领导层现在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坚定、更具对抗性的政策。他们觉得，美国若不转用更为有效的新方法来对付中国，恐怕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将在很多重要领域超越美国，并在20年后，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得相对于美国的重大竞争优势。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的焦虑和批评可以说是两党共识，但如果由此断定美国就如何对付中国已经达成了战略和政策上的广泛协商一致，未免言过其实。
一些初步脱钩措施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冲击。例如，2018年和2019年，技术领域的中美联合投资急剧减少，2020年更是几乎归零。2018年5月到9月，向中国公民发放的赴美商务、旅游和教育签证同比减少10万多份，降幅达13%。部分由于对赴美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STEM）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的限制，美国政府在2018财政年度发给中国国民的学生签证减少了54%。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甚至考虑要完全禁止对中国发放学生签证。
2020年，特朗普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加速对华脱钩的极端决定，包括撤回在中国的和平队志愿者
、发布行政命令终止美国政府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赞助的富布莱特计划
、不准据信与“军民融合发展”相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
、命令中国关闭驻休斯敦领事馆，还威胁要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踏足美国，这一禁令如果实行，可能至少影响到2.7亿中国人
。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政治叙事和脱钩政策证实了中国对美国阴谋遏制中国崛起的怀疑。在中国民众眼中，“华盛顿现在似乎决心不遗余力压制中国”。
特朗普总统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对中国产品施加了惩罚性高额关税，但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各项挑战中，这可能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中国领导层显然不仅决定继续推行针锋相对的外交政策，而且在各条战线上对等对待，甚至不惜冒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在急速飙升和扩散。
鉴于两个大国之间的敌意和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危险，美国的政策圈和学术界必须就以下问题开展认真的讨论：对华脱钩将带来什么代价与后果？美国现在放弃50年来对华接触政策是否为时过早？将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实体来对待，不承认它内部多种多样的力量，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是否过于简单化？在由互联互通驱动的21世纪，两个最大经济体脱钩是否可取，甚至可行？企图孤立中国的战略是否实际上也会孤立美国，特别是鉴于美国民意日益倾向于单边主义，而中国却拥抱多边主义及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裨益？如果美国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和教育交流领域中与中国脱离接触，美国还能拿什么来了解和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一些问题也值得政策讨论的中国一方思考。中国的一些舆论领袖提出，中国领导层应当承认，中国过去40年惊人的科技进步只能部分地归功于国内努力。促成中国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开放了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教育交流和技术合作。许多中国人相信，最近美国实施战略转移，从把中国当作伙伴或合作性竞争者转为视中国为敌，这也许反映了美国对自己全球霸权信心的下降。这种对地缘政治实力动态发展的看法可以帮助理解华盛顿的过度反应。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军事领域，这些行为引起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本章首先回顾美国对华接触的历史背景，包括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渊源，并讨论双方开展这类活动的动机和怀有的担忧，特别涉及中国领导人的“变化”。然后，对在6个重大领域导致关系恶化的原因，以及据信会引爆冲突的红线进行了分析。本章通过探讨对华盛顿脱钩政策的异议，提出美国抛弃50年的对华接触是不成熟的、有害的。讨论的结尾处将集中分析日益动荡的美中关系对中国中产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中国中产的意见与反应如何能够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指南，帮他们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调整对华接触的形式。
利用国际融合来鼓励共产党政权“和平演变”的思想最初由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改造中国的战略一直以此为基石。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中国继续向着开放的经济和社会“和平演变”，进一步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最终就将发生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这不是说美国想把中国变为西式民主国家，或者像一些美国领导人做得更离谱的白日梦那样，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其实，没有几个美国人会幼稚得如此想入非非。几十年来，华盛顿的决策者只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要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研究美中教育与文化交流的著名历史学家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通过教育把中国拉入美国的轨道成为广泛目标”。
有学者认为，关于民主和平的理论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足以为信，根据这一理论的主张，中国有可能发生转变。
为此，他们提出美国有责任推动中国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变革。
作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形式，与非西方国家的教育交流得到华盛顿的大力推动，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它成为外交政策中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外的“第四维度”。
第四维度把重点放在“人民、思想和价值观”上，以此强调对外关系“人的方面”的重要性。
用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的话说，“战争发乎人心，和平亦然”。
因此，教育可以成为重要的渠道，用来向外国未来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思想。
这个理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界长期以来的信念——谁教育中国的青年，谁就将最终影响中国的发展。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指出，对许多西方国际主义者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以人格力量影响历史的机会”。
这个建立在教育基础上的策略“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比大炮和战舰强得多”。
两国最高领导人都把中美教育交流与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远大希冀明确联系起来。1979年1月，《美中科学文化交流协定》在华盛顿特区签署时，邓小平对国际媒体说，“我相信，国家之间广泛的接触合作，以及人民之间增强交流和理解会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稳定、和平”。
正是在这场会上，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国来宾宣布，“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不再是头条新闻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题目，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例行部分”。
过去40年，美国和中国的教育交流司空见惯，结果，人们反而不再注意这种交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两国的大量民间来往，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产生的惊人影响。1978年到2019年，中国共有585.71万公民出国留学，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
仅2018年一年，就有大约70.35万中国学生在外国留学，中国因此而成为其他国家国际学生的首要来源。
2017—2018学年，美国学校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363 341人，连续9年位居在美学习的外国学生人数榜首。
中国留学生占当年美国全部国际学生的33%。作为对比，那年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总数是20 996人。
至于旅游者，美国采取脱钩措施之前，每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旅行的人数大约为500万。
过去20年，出现了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大潮。截至2018年，大约365.14万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回到中国，在国外完成学业项目的所有中国学生学者中占比85%。
仅2017年一年，就有大约48.09万中国学生学者从海外学成回国。
他们中间有22.74万人获得了高等学位（硕士或博士）或完成了博士后训练。多数归国留学生都属于中国新兴的中产。现在，他们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在中国的教育机构、研究中心、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和私企、外资或合资公司、律师事务所、医院和诊所、媒体网络，以及非政府组织。为这个迅速扩大的精英群体专门发明了一个新中文词，叫作海归（留学国外的归国人员）。
美国重视跨国教育交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相信和平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所以，相当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进入了中国精英阶层这个事实值得注意。本书的量化分析显示，2017年全国党代会选出的由376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留学归国人员的占比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6%到2007年的11%，再到2012年的15%，然后是2017年的21%。这些人大多数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
过去20年，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内的许多年轻学生在西方学成归国，所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政治精英将来可能会更加位高权重。此外，美中合办的几个合资教育机构培养的大批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198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和南京大学联合建立了霍普金斯——南京中心，这个中心培养出了3 000多名毕业生，其中不少人在两国的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担任领导职务。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这些发展正好符合向着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转变的预期。早期对中国的新富群体，包括对初生的中产所做的研究一般都强调，这些人在政治观点和行为方面倾向于保持现状，不愿冒险。但大量研究说明，这也许仅仅是中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
中国中产普遍对官员腐败感到不满，对环境保护、财产权、食品药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中产已开始显现与民主国家同类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最近中国一些其他的经济和政治事态发展使得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接触政策是否成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和平演变”的目标与成果之间落差巨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上述政治和社会发展并未削弱中国的政权。事实上，自从中美两国开始广泛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以来，其他的关切和紧张一直暗潮汹涌。
过去40年中，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在规划执行广泛的教育交流活动时无疑各打各的算盘。对邓小平来说，派遣大批中国学生去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的首要目的是“弥补失去的岁月”，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几乎与国际学术界完全隔绝。
邓小平希望，通过与先进西方国家的教育交流来提高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增强教育能力和技术竞争力，并加强中国的国家凝聚力。
今天，邓小平的目的显然达到了：40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60倍，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按照发表科学论文篇数计算的国际排名急速上升，从1979年的第38名到1982年的第23名，然后到1989年的第15名，再到2003年的第5名，最后是2017年的第2名。
然而，令中国领导人为难的是，鼓励出国留学有两大风险，一是“不可避免的人才外流”，二是“无法阻挡的西方思想传播”。关于人才外流的问题，邓小平有信心，“即使派出的留学生有一半不回来，还有一半回来可以搞四化建设，（因此）也比不派、少派要好得多嘛”。
相反，过去40年中国领导人担忧的，用中国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说，“更多的是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而不是‘和平演变’”。
美国决策者感到为难的是，美国大学要想向外国学生传授自由民主的思想，就不能不让他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中国积极鼓励公民出国留学，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这些美国看在眼里不喜反忧。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实现科技现代化一往无前的决心及其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开展的强军努力都使美国忧心忡忡。两本关于小布什政府的畅销书披露，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就把中国视为重大威胁。
美国政府担心分享科技知识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对外国学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学生，采取了限制政策，不准他们学习某些“敏感课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怀疑西方要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政治规范施加过度影响。毛泽东认为，美国企图通过约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政策来阻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让中国落入美国彀中是毛泽东心头的一件大事。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人一直认为，前文概述的美国“通过教育把中国拉入美国的轨道”的策略是一个诡计，旨在塑造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世界观，使之与美国利益一致。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至少部分地源于毛泽东个人的思考，他怀疑杜勒斯的宏大战略已经影响了苏联，担心中国也会因此而发生类似的修正主义“变色”。
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美国威胁的一部分。
邓小平基本改变了中国的孤立主义政策。例如，1978年，邓小平作出了两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吸引外国投资和送中国学生出国学习。他勾勒出了中国追赶西方科技发展的战略计划，在1983年说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名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害怕大范围对外教育交流会导致西方思想的传播，进而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使之顺从于西方利益。邓小平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商业往来还是迅速增加。邓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更是要求加快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邓小平的继任者进一步扩展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宣传部门大力宣扬中国应努力“与世界接轨”的主张，这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强烈希望，通过经济与教育全球化使中国为“现代世界”所接受。
用一些中国记者的话说，“中国要想与世界接轨，就必须改变自己”。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些常常被引为与世界接轨的成果。例如，中国领导人允许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紫禁城表演，引进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1999年，中国出版了5 000多部外国书，占新版书总数的10%。与其他国家的外国书出版相比，这个百分比是比较高的。
进入21世纪之后，头十年的中国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包括经济管理、文化娱乐和科技发展，当然也有法治文化、社会福利制度。在他们的领导下，政治局会议的过程，包括决策会议和集体学习会议，都向媒体公布。在外交政策领域，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这一理论主张，中国应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敬、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它的崛起才不致被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特别是在它的邻国眼里。
2012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对内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对外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美国领导的推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的“颜色革命”，中国领导人也表达了忧心。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公开号召与美国作“斗争”，这使得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中国观察者感到忧虑，担心中美抗争会危及中国稳定和世界和平。但是，在多数中国人民那里，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非洲和南美的多数人民那里，中国领导人的言行极受欢迎。他们觉得，中国领导人做的事情，如强力反腐、注重军队改革、坚定致力于消除国内贫困、有效动员举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制定大胆的环保目标、通过在国内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提出到2049年把中国建成技术超级大国的愿景——桩桩件件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对美国霸权的抗衡。
中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关系中越来越主动作为，这引起了美国决策者的关切，体现在诸多彼此紧密相连的领域。这些领域中的关切相互加强，成为两国间深度交织但令人忧心的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在华盛顿看来，美国现在与中国交往的所有领域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需要认真审视。美国有6个主要关切领域：（1）战略与外交，（2）安全与军事，（3）政治与意识形态，（4）经济与金融，（5）科学与技术，（6）教育与文化。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关切促使华盛顿一些政治人物发出了对华全面脱钩的呼吁。
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对外政策机构从来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过去10年中，中国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普遍论点，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在“下一盘大棋”，或者说必须学会下大棋。当然，中国下棋的对手是美国。像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这样为美国出谋划策的人声称，中国的总目标不仅是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超越美国。
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两个一百年”愿景中显示得淋漓尽致；“两个一百年”为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确定了发展目标。到2049年，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将走到世界前列。
对此，美国政府官员的反应是在各种声明和讲话中强调，应当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或对手。这样的说法载于美国政府发表的报告中，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也反映在美国最高层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中，包括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2018年的国情咨文演讲、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和2019年在威尔逊中心的演讲、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2019年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演讲、司法部部长威廉·P.巴尔（William P. Barr）2020年在福特总统博物馆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讲，以及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在全国州长协会会议上和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演讲。所有这些报告和演讲都声称，现在“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恐怖主义团体，也不是所谓的流氓政权，而是来自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的再现。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扩大全球接触的范围，其战略和外交意图明确。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开展的一些活动让美国受了冷落。例如，在开展多边外交时，中国选择不包括美国在内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作为与该地区接触的首要渠道。欧洲学者最近发布的一份长篇报告指出，中国在欧洲营造战略关系的努力不仅让中国站到了“‘欧洲门口’，现在中国已经登堂入室”。
有鉴于此，美国决策者要求盟友加强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关系，也敦促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的外交接触近年来发生了重大改变。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中，两国政府举办了105场定期双边对话。特朗普政府的前两年，对话锐减到4场，后来就连这一点对话也停止了。对两国外交关系最大的打击发生在2020年7月，当时美国指控中国开展经济间谍活动，企图窃取科学研究成果，以此为由下令关闭中国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领事馆。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撤销了自1985年起就是美国在中国西部门户的驻成都领事馆的许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军力已经被人称为世界第二强，实力仅次于美国。
美国军队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都可能继续保持对中国军队的优势，但是，中国在以下领域构成的战略挑战仍然值得全世界注意。第一，台湾问题一贯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问题。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加强了“在《台湾关系法》下满足台湾的合法防御需求、对胁迫台湾的行为进行威慑的承诺”。由于中国从领导层到老百姓，全国上下都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核心利益，所以美国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极为强烈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将不断持续。第二，中国不久前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队后勤保障设施，用来保护在当地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保证运输、工业、能源安全。第三，解放军现在的口号意思明确：“时刻准备着。”解放军在陆、海、空、外空、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加强科技化发展。近几年来，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采用了先进技术、人工智能（AI）等。
按照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说法，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将带来严峻的长期挑战。目前，中国的军事预算仍仅为美国军事预算的1/3，但《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到2035年前后，中国的军费开支就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50年，中国军费开支将达到1.75万亿美元左右，而届时美国军费开支是1.25万亿美元——远逊于中国。
这些预测无论准确与否，都大大加剧了华盛顿的焦虑。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因此力主美国发展这方面的战略反制措施，否则就悔之晚矣。
2018年2月的一次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卢比奥参议员宣称，“在美国240多年的历史中，我想不出我们在哪个时候遇到过如此规模、范围和能力的竞争者和潜在对手……（中国人）在推行一项协调有序、执行得力、非常耐心的长期战略，目的是取代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政界和知识界人士普遍认为，过去1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任何时期之最。中国的强硬在国内表现得最为明显，政治空间紧缩和意识形态控制均普遍增强。在国际上，可以从中国官方的宣传活动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中看出它的积极进取。关于中共在国内外的强势政治举措，批评者经常突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意识形态管理。中国强调24字的核心价值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了宪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北京下大力气营造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举国体制”在世界眼中的正面形象。
第三，中国积极利用其宣传媒体在海外传播中国故事。中国的官方报纸现在是《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外国报纸的免费夹页，中共还资助海外中文报纸的分销。例如，《侨报》在美国至少15座大城市有10万多华人订户。这份报纸的主要新闻版面几乎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微信在线上发布的中文《北美留学生日报》也遵循中共路线，其首要读者群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批评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扩张活动的人士指出，北京越来越重视做四种人的工作：前政客，媒体、智库和学界的舆论领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官员，海外华人社群。
美国工商界人士也许不赞成和中国打长期的全面贸易战，但他们也一直对中国的各种做法啧有烦言。中国领导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些行动被一些批评者认为与政府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背道而驰。许多美国公司不满于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下推行的产业政策。中国领导层把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生物医药和机器人技术等行业定为“重要战略部门”，那些产业政策就是要推动受国家支持的中国厂家在这些部门中的发展。
批评者还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进展缓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的许诺迟迟不能兑现，这使得美国工商界恼怒不已，而这个群体以往都在美中关系中起着调解的作用。美国对中国最强硬的鹰派人士指责中国占国际贸易秩序的“便宜”。
此外，中国的国际经济倡议也加重了美国的关切，担心中国正在将经济计划纳入地缘政治战略，进一步扩张它的不公平行为和政治影响力。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大规模计划被批为“债务陷阱外交”，说中国利用令债务国无法长期承受的贷款和债务困境获取影响力，并迫使债务国作出过分的让步。中国还在与俄罗斯、巴西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结算中尽量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在华盛顿激起了广泛讨论，大家都关心中国地位的上升及其对美国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侵蚀所带来的风险。
华盛顿焦虑日增，特朗普总统又一直呼吁实现贸易再平衡，于是，美国对华经济立场丕变，随之而来的中美贸易战沉重打击了两国经济。例如，201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业绩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损失了2.4万亿美元，使中国股市在那年的排行榜中垫底。同年，根据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中国GDP增长率降至7%，为28年来最低。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只有前一年的1/6，是2016年的10%，显示出随着美中相互依存开始减弱而冒头的脱钩迹象。美国经济因新冠病毒大流行遭到破坏性打击后，白宫敦促美国公司重组全球产业供应链以降低对中国制造商的依赖，并要求在华美国公司迁出中国。
中美之间紧张的焦点在于科技领域中日趋激烈的竞争。数字革命给人的安全、繁荣和尊严带来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变化。美中双边关系中日益加剧的紧张和竞争涉及的一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一空前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在科技领域中构成的挑战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关切密切相连。最近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数据和能源一样，将塑造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我们未来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
在一些技术领域，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奋起直追，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声称，中国的目标是控制信息和数据，在国内压制民间社会团体，在海外扩张中国的影响力。
有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缺乏有力的法治和基于道德的规则，这使它在人工智能开发和其他尖端研究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
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指称，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技术支配地位，主要靠窃取技术、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产业政策。出于这些关切，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并评价自己的技术政策。华盛顿的决策者现在认为，美国不仅应限制对中国的高端技术转移，而且要阻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高科技市场，并防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从事敏感课题的研究。
最近，联邦调查局（FBI）花大力气调查那些接受联邦资助、又在美中两国都参与研究项目的中国或华裔科学家，有几次甚至命令研究机构和大学解雇这样的科学家。
特朗普政府出手禁止中国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还游说盟国如法炮制。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破坏中国实现其科技目标的努力，并威胁中国，若不遵守美国的规则就要受到孤立。为此，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和中兴为本国电信网络提供5G技术。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向加拿大提出要求，要引渡2018年秋过境温哥华时被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政府2019年5月决定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后（虽然后来暂缓执行），中美全面技术战的风险骤然加大。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意味着美国公司及其外国伙伴在向华为供应产品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准许。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美国政府这个决定将影响170个国家的1.3万家华为供应商，包括《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强中211家公司。
这可能对全球电信市场产生震撼性冲击。
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机构都认为，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教育与文化交流是建设性的、互利的。但近几年来，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对这样的接触改变了想法。中国加紧了对国际教育交流的监督与管理，中国2017年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对境外教育机构和从事教育、文化和民间交流的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规定。
美国对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批评声浪似乎更大。2018年秋，白宫考虑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那将给与中国40年的教育交流画上句号。
由于“对经济和外交影响的关切”，
白宫鹰派官员提出的这个建议最终没有得逞。2020年7月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之时，特朗普政府再次试图驱逐在美国全时上网课的国际大学生；这个措施一旦实施，中国学生将首当其冲。此事激起大哗，闹上了法庭，白宫只得收回成命。2018年到2020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Christopher Wray）几次就教育与文化交流方面的“中国威胁”危言耸听，重申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说法，“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部分原因是它能够进入美国的创新性经济，包括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此外，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影响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报道指控美国一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安插有特工。据西方媒体报道，若干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中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使馆的外围组织。美中教育交流中争议最大、受攻讦最多的是孔子学院。2017年，全球131个国家共有512所孔子学院和1 074个孔子课堂，其中103所孔子学院（20%）和501个孔子课堂（47%）在美国。
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里面有一条“要求大学在接纳五角大楼出资的汉语教程和接纳中国的孔子学院之间做出选择”。
到2020年7月，美国有45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或正在关闭。
另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的两份报告指控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锐实力”来渗透美国大学和智库，以图影响美国对华态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董建华创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为外国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经常被作为例子来说明中国在推动锐实力。
为应对他们眼中的这些问题，美国众议员乔·威尔逊（Joe Wilson）、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联名提出了《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2018》。这份法案将：（1）修改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那项法律要求外国政府和政党的代理人在美国司法部登记；（2）说明“只有其活动不推动外国政府政治议程”的教育和学术组织方可豁免；（3）修改《高等教育法》，把要求学院和大学披露每个日历年内接受的外国捐助的门槛从目前的25万美元降到5万美元。
曾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的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提出的建议最极端，她建议重新考虑对华文化交流，甚至将其彻底终结。2019年4月，斯金纳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公开论坛上把对华关系紧张说成是“与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
她接着说，“同样异乎寻常是，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者”。
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某些要素，如前述关于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据估计至少有2.7亿人）来美的提议，不可避免地会使中国的所有公民（甚至华裔）都遭到怀疑和严格审查。
重新审视或重置持续了50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成为华盛顿的普遍观点，但美国的许多政策和知识建制机构中仍然有人反对脱离接触。对于上述脱钩政策的每个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都有人表示保留和异议。有些人认为，脱钩不能保护和推进美国利益，反而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另外，脱钩也会升高两国开战的风险。
关于中国在战略与外交方面的积极进取，把中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视为意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肯定值得商榷。中国有些做法在国际事务中非常普遍，或许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合法的国家利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追求能源安全并在海外寻求资源乃天经地义。在地缘政治格局迅速变化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美中双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必须不断对国家的战略与外交目标一再进行评估；美国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所说，“维持经常性对话和工作层面的讨论，以确保有合适的管控机制来应付万一发生的危机”，
这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
要求重新评价对华接触政策的不光是华盛顿分析人士中的极端鹰派分子，美国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然而，这场战略修正的实质内容仍在激烈辩论中，尚无明确的一致意见。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美国政治和知识建制派内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就战略而言，有些人认为，除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泛泛而论之外，特朗普政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在认真思考过美国优先事务和能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周密战略。奥巴马总统的“转向亚洲”和特朗普总统的“印太”战略立意长远，却资源不足、执行不力，反映出设计中严重的后勤缺失。就算有一项遏制战略，对遏制的内容也仍有歧见。此外，有些人指出，任何新的遏制政策都为时太晚、难以奏效。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盟友，也许不想选边站队，即使它们对中国的迅猛发展感到严重关切。
同样，在安全与军事方面，一些美国舆论领袖指出，华盛顿弥漫着恐惧和危言耸听的气氛，根本没有对中国的看法给予恰当考虑。用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话说，“美国拒绝以中国的角度看待美国自己”。
萨克斯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它这样做，它将看到这样一个美国：它在70多个国家，包括亚洲各地，设有军事基地（相比之下，中国只在吉布提有一个很小的海外海军后勤保障基地）；它的军费预算世界第一，把别的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它在亚洲和其他地区长期挑动战争、推动政权更迭，最近的例子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它在朝鲜半岛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了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在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作者蒂莫西·R.希思（Timothy R. Heath）指出，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军队南征北战，几乎未有稍歇。相比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的最后一次重大冲突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
希思得出结论说：“中国军队的武器越来越高科技化，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们是否有能力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尚不清楚。”
中国拥有几艘航空母舰是一回事，但在真正的冲突中操作航母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些学者争论说，在安全与军事方面，宣布美国过去8任总统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为时过早。奥巴马时期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特别助理的杰弗里·贝德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从未发生重大军事冲突。鉴于在那之前的40年间，美国打了3场起源于东亚的战争，损失了25万生命。（相比这两个时期）这个成就非同小可。”
贝德认为，放弃接触政策可能会升高东亚地区的战争风险。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宣称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或政治制度。40年来，中国反复重申，各国应根据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历史背景和当地文化来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至于在国际报纸上打广告这种传播影响力的行为是否为中国所独有，是否与美国推动软实力的行为大同小异这种问题，华盛顿各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大对抗领域之一。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很少声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压倒对方。他们反而经常抱怨美国和西方惯于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一位研究世界政治的美国学者最近指出，华盛顿所说的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威胁”，因为这种说法的基本假设——“中国和美国实际代表着两种本质上敌对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堪一击。
事实上，两国各自社会内部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都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在美国，这样的裂痕最明显地表现为对特朗普总统的治国表现和意识形态评价的两极化，特别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惨死引发了反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示威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的分歧。
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是人所共见的现实存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挑战。许多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第一要务应当是在各个方面“收拾好自己的屋子”，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性。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美国和中国绑定在“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中”。
如他所说：“美国消费者需要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来维持生活；美国也需要中国储蓄的过剩资金来支撑似乎已成痼疾的联邦政府预算赤字。”
对美国工商界来说，施压中国令其改变美国心目中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当然好，然而，傲慢鲁莽的言辞行动不可取，因为那会升高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的风险，特别是在中国正设法改善与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之时。为打消美国人对中国在外国基建投资的焦虑，中国政府声明，将来的“一带一路”项目将强调透明、包容和债务的可持续性。另外，中国最近开放了一些经济部门和产业，包括金融服务、公共卫生、电动和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和绿色发展。在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这些开放措施为美国公司提供了诸多商业机遇。所以，美国工商界人士担心，经济脱钩的长期效果是令他们失去中国市场的份额。
至于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美中竞争，一些美国学者相信，美国在这些领域中牵头的对华脱钩阻挡不了中国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美国根本没有做好执行这一政策的准备，执行了也不会成功。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在竞争中采取了不公平的手段，但是，它迄今并未在综合科技能力方面超越美国。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科技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在某个意义上，美国领导的对华科技脱钩若是成功，中国不仅不会被打垮，甚至能够获益。不过，中国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无法成为世界唯一的科技超级大国。在研发资金、人力资源（指STEM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数）、电子商务规模、科学论文发表量、国家支持的创新及专利数量的迅速增加等方面，中国占据了优势。
批评美国科技脱钩政策的人指责说，这一政策是出于对科技发展原理的无知。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它染上了族裔偏见和种族定性的污点。这方面的明证是联邦调查局公开臆测中国（甚至是美籍华人）教授、科学家和学生在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这类种族主义意味浓厚的行动损害美国利益，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弹药。事实是，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帮助中国加快了自主创新和科技突破的步伐。现在，中国每年的STEM毕业生（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高达180万人，而美国每年才培养约65万STEM毕业生。
另外，美国大学毕业生1/3以上是外国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5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是外国人。目前，世界上1/4的STEM工作人员在中国，这支技术力量比美国的大8倍。
如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最近指出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中国那么多的一流科技人才”。
说大批中国国民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系统性地从事间谍活动和其他不法行为，这种指控是对美国利益的伤害。出生在台湾的美国科学家何大一（David Ho）是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主任，他认为，由于随时可能遭到联邦调查局的无端调查，一些顶级科学家只得返回中国，“结果使中国的顶级人才成倍增加”。
讽刺的是，美国推行的这一政策比中国政府以前的任何努力都更有效地促成了人才回归中国。
美国尽可怨天尤人，但阻止不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也遏制不住中国成为科技巨人的决心。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试图遏制中国可能会加强北京最反美的力量。”
中国政府指控说，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是国家主导的科技政策，而这恰恰是美国企图不准中国推行的政策”。中国宣称，美国不应批评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有权利用“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来推动高科技部门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都过分强调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忽视了合作，并越来越将这种竞争视为零和博弈。于是，双方彼此的戒惧日益加深。两国在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确优先点不同、看法各异，但这些分歧不应阻止这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在这些领域中开展合作。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虚假信息事件层出不穷，两国都易于受害，对这类事件的管控也都没有把握。今天的世界里，网络攻击和人工智能攻击变得更加迅捷、更加难以发现、更加不可预测，
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也最容易成为这类攻击的靶子。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称，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军备竞赛”是错误的，双方都没有看清真正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
在公共卫生方面，新冠病毒是全球性威胁，结束这场毁灭性的大流行需要中美合作，特别是在疫苗和药物研发领域。
在文化与教育方面，美国大学的许多行政管理人担忧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在一封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体国际学生表示支持的公开信中，伯克利分校校长卡罗尔·克赖斯特（Carol Christ）和其他高级行政管理人对一些负面传言作了批驳，那些传言毫无根据地暗示伯克利的美籍华人教员和与中国公司和机构合作的华裔研究人员可能是中国间谍。公开信尖锐地指出，“加利福尼亚自己的黑暗历史启迪我们，只是因为某些人的族裔就自动对其产生怀疑会导致可怕的不公正”。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最近和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人一起发表公开信，表示即使在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升级之际，仍会“坚定地致力于”国际教育交流。
鉴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的签证被拖延发放或干脆被拒签，苏必德敦促联邦机构说清楚“他们对国际学术交流的关切所在”。
应当指出，这方面针对中国的一些指控缺乏证据。例如，美国全国学者联盟2017年提出了一份报告，历数孔子学院造成的问题，报告中做出了如下莫名其妙又匪夷所思的指称：“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孔子学院也是中国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中心，但几乎每个研究它们的独立观察者都相信如此。”
这种猎巫式的偏执对华裔美国人伤害尤深，他们担忧自己被视为“文化威胁”，害怕成为这新一波麦卡锡主义的打击目标。
前面讲过，时任国务院高层官员基伦·斯金纳从种族角度框定美国对华政策；她的表述在世界各地，包括在华盛顿都激起了强烈谴责。批评者嘲笑说，她的话明显是“非美的”。
在某种意义上，斯金纳的话附和了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文明冲突的概念，她的演讲代表着一个联邦官员首次公开对文明冲突论表示支持。斯金纳演讲的那次活动中，主持人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睿智地指出了斯金纳的主张与亨廷顿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
亨廷顿生前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他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那篇文章以文化为基础，界定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性质，将文化定为冲突的首要根源。亨廷顿预言，除了对西方怀有敌意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之外，儒家文化，或者说表现于现代东亚国家的东方文明，将形成一个经济与政治集团，不仅对西方力量，而且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
亚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批评者对亨廷顿论点的许多方面不以为然。仅举一例，他对东亚价值观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他不仅过分强调所谓儒家文明的某些因素，对阴阳的概念一窍不通，而且不懂中华文化传统含有道教、佛教和其他价值体系的诸多要素。例如，道教倡导的世界观几乎与儒教截然相反。因此，假设“儒家文明圈”内国家的民众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完全一致是不合适的。
当然，中国和美国差别巨大，这是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事实。然而，所有人类社会都免不了治理和技术革命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中心问题是，随着世界进入更加互联互通的数字时代，不同文明间的界线是变得模糊了，还是更清晰了？换言之，世界目击的是文明的交流还是文明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发表了那篇争议性文章的几年后，包括韩国在内的若干具有强大儒家传统的政府转变为民主政体，给亨廷顿的论点釜底抽薪。然而与此同时，文明冲突论几乎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助长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误解，升高了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斯金纳和华盛顿其他官员最近发表的基于种族的言论附和了亨廷顿的陈旧论点，可能会疏远大批中国人及海外有中华文明背景的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的华人，也会造成尊孔子为文化偶像的其他亚洲人的反感。美国某些政策制定者缺乏文化敏感是给中国的天降大礼。最近，中国正在努力通过强调“亚洲文明”间的文化交流来团结亚洲国家，2019年5月北京主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例子。
文明冲突的世界观和关于中国威胁的种族言论对美国的利益与安全不是保护，反而是伤害。这些主张和言论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2019年5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说出了如下的睿智之言：
在应对中国崛起时，决不能进行种族定性或族裔攻击。我们美国一个持久的力量是欢迎并宣扬多样性。华裔美国人对我们的社会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华裔美国人中出了获得艾美奖的节目制作人、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尖端科学家、成功的企业家、学者、著名艺术家和我们最成功的情报官员与国家安全人员。我们大家应该把华裔美国人看作我们强大力量的一个来源，而不应对他们抱有恶意的怀疑，这才是明智的态度。
要说美国人在分析当今中国时有一个常犯的错误，那就是对这个世界上人口超大规模、活力最旺的国家一概而论。赞成对华脱钩的人在评估中国目前状况、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时，经常把中国社会视为铁板一块。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有权追求经济繁荣，同时培育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兴旺的中产。美国不应该对中国、中国社会或中国领导层横加指责。中国的发展轨迹并非事先确定，而且它面临着国内外因素的严重制约。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所说，“中国仍在寻求自己世界地位的性质”。
因此，美国的对华大战略必须具有全局观、前瞻性和灵活性。
可惜，目前华盛顿的战略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均未考虑到中国中产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与态度。对于美国和中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包括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文化战和新“冷战”，相关分析大多从国与国关系的角度出发。然而，要想充分评估两国争端对中国国内发展及其与外国接触的影响，就必须考虑中国活力充沛的中产，是他们承担了中美紧张升级的大部分负面影响。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中，中国中产的政治影响力和变化不定的观点是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决策者和分析者若对中国的领导层与中产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没有充分的了解，恐怕就难以准确衡量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中产普遍拥护中央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绿色发展。通过社交媒体，他们也对政府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意见。
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国中产的这些不满威胁到了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这表示美方在与中方的贸易争端中占了上风。可是最近以来，中产意见也许又要转向有利于中方的方向了。促成中国公众观感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双边关系的迅速恶化和华盛顿的对华全面脱钩政策，特别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不断使用“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这样的词语。特朗普刚上台时，中国媒体对他的观感比美国媒体好，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贸易摩擦全部算在这位“疯狂”“贪婪”的美国总统头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和特朗普政府从伙伴到竞争对手的战略转移使大多数中国人坚信，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遏制崛起的中国。美国政治中广泛的反华潮流使中国中产惊怒交加。这又使许多观察中国的西方人士将这个群体视为中国执政者事实上的盟友。
然而，中国中产对美国的看法既非一成不变，亦非完全一致。他们对美国的失望似乎特别尖锐，因为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他们努力效仿的榜样。在美国留学后归国的大批中国学生学者仍旧渴望获得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官员在讲话中暗示，来自中国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是间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发表对抗性言论，说中国是“全社会的威胁”；这些说法引发了敌意。基伦·斯金纳这样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关于中国明里暗里带有种族色彩的谈话在中国激起了民愤。中国中产曾经对美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现在却怒目而视。
为反制美国日益强硬的贸易手段和经济与科技脱钩，中国领导层最近调整了经济政策。中国领导层采取了更多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加快国内消费，建立新的金融机制来支持小企业和促进进口。2019年3月，中国国务院宣布新政策，通过总额高达2 980亿美元的税负减免来支持私营公司，并降低了贷款费用和难度。中国政府颁布的措施包括把制造业的增值税降低3%，提高对小型科技公司征收增值税的门槛，减少政府养老保险的雇主支付份额。
中国中产是否会奋起支持中国领导层对美国行动的强硬回应，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不过，很多中国人都熟知20世纪90年代的两件大事，即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和苏联的垮台。一些说法暗示，这两件事都是美国背后一手操纵的。担心美国对中国怀有同样的祸心——不管这种担心是否理性——最终可能使支持的天平倾斜到中国领导层强硬回应的一边。
目前，中国正处于微妙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要从制造业转向国内消费与创新。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个转型对维系中国中产的增长，进而保持其对共产党的支持具有根本意义。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中产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美国的决策者若是聪明，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