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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道：“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从此以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我的生活经历也是一场移动的盛宴，不过我的盛宴始于一座人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我在上海出生，在那座城市的文化熏陶里长大。我难以忘怀的上海经历，改革开放初期在上海所受的本科教育，中华文化给我带来的底蕴，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尤其幸运的是，我目前还在事业的旺盛时期，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刻，能于2023年7月落地“东方之珠”香港，受聘于群星璀璨的香港大学，担任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致力于打造全球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智库。我与许多新移民或回到香港的专业人士一样，如今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都市工作，历史和时代给予了我们机遇和使命。
论机遇，目前香港社会趋于稳定。就像任何企业都热衷于在一个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的地方投资，个体也同样希望在一座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城市生活和工作。香港此前曾经历非常不稳定的几年。现在的稳定来之不易，岂有不珍惜之理？值得注意的是，看当今世界，哪些地方是真正稳定的？欧洲？俄乌战争没完没了。中东？巴以冲突再陷深渊。美国？政党恶斗、社会撕裂……不难预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将受到西方推动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逆全球化、两极化（可谓是“四化”）的冲击和限制。
然而，今天的世界发展趋势不应该是一些政客所热衷的两极化，而应该是多极化。面对国际关系乱云飞渡，走向新冷战没有出路而且极其危险。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回应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富悬殊、粮食安全、经济合作、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军备控制与和平等重大的全球议题。
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长达38年的华裔智库学者，现在又回到了太平洋的这一畔，来到了近现代史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桥头堡的香港。这里和内地毗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我也经常有机会去内地其他省市考察交流。这种近水楼台的优势与对香港和内地理解固化片面的海外观察分析人士形成了对照。
谈使命，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推动跨国界的交流，促进文化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对抗，理应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推崇文化多元，信奉世界多极，我们就应该更包容而不是偏执，更开明开放而不是保守封闭，更有全球视野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主张国际合作而不是对立竞争。一个稳定、自信、注重综合实力的中国有能力与西方的“四化”反其道而行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说：“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经常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得到开发和繁荣的。
回香港近一年来，尤其在与内地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中，我有了很多新的感知和体验。鄙见以为，当前中国很多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尤其是近年来迅速变化中的美国内政外交的认识，有许多欠缺之处。虽然世界和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不足，但这并不能减少中国因不够了解世界所造成的不利因素。一方面，国内有些知识分子，也包括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不够了解中国自己的短板；另一方面，也需克服一些人对西方的过度崇拜所造成的对国内一些问题的过度悲观。
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内不少人对于中国自身的强大给外部世界造成的冲击缺乏了解，对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尤其是中产人群的重新分布认识不足。用西方话语来讲，中国已经是“房间里最大的一头大象”，所作所为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在外界看来，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果中国自身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换位思考，就很难理解外部世界面对中国的强大而产生的不同反应。同时，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有所放缓，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中产阶层都有一个信心不足的问题。更有甚者，还会渲染妄自菲薄的悲观情绪和民族或文化虚无主义。
本书也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上所说的机遇和使命，不只是对个体而言，也是对城市、对中产群体、对国家而言。2020年，我曾为英文世界的读者尤其是北美国家的读者写作过一版，而这次为华语世界的广大读者奉上中文版，二者的主体内容都是关于中国中产的阐释与分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这本书理应对主题和内容侧重进行新的调整。
2020年重在强调中产上海如何反映美国以往对华接触政策的互惠作用和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2024年则不仅突出了全球东西方、南北方中产力量在21世纪以来消长变化的历史反差，而且论证了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诠释。从全球的角度而言，中国还有望在世界经济复苏和中产共享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各国产业链、供应链联系脆弱，贫富悬殊扩大，种族矛盾加剧，地缘政治冲突蔓延，金融危机风险不断，这些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中产坍缩和空心化等困境往往互为因果。近30—40年来，西方中产在持续萎缩。美国中产占比已从“二战”后的70%下降到2021年的50%。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面临相似趋势。据美联储2023年的统计报告，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已超过全体中产阶级（收入分布第20—80分位的人群）。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2024年初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就美国中产阶级现状的主题演讲中承认，美国实际工资中位数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根据欧洲央行2024年2月的报告，欧洲收入最高的前5%人群的财富份额则长期保持在社会总财富的40%以上。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正在走入中产主导的世界。50多年前，全球中产阶层不足1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21世纪以来，中产规模开始向20亿迈进，接近总人口的1/3。发展中地区特别是中国在其中贡献巨大。据世界银行学者的测算，2009—2020年间，全球97.6%的新增中产出现在亚太、中南美洲、中东-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在此期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调整了脱贫政策以扩大中产规模。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4亿多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真可谓异军突起，规模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中产和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都在30%左右。近几年，尽管受疫情冲击，全球和中国中产的数量都出现过短暂波动。未来受产业转型、金融风险、人口结构等影响，中国中产的数量仍然还会有波动的可能。但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或其他不可预测性事件，全球中产的发展趋势和分布就不会剧烈改变。像本书数据显示的那样，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对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及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规划等构筑了中产发展的乐观图景。
以共同富裕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国，持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可以发挥稳定器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筑牢基础；还可以扮演推进器角色，通过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进口，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活力。共同富裕不是要限制民营企业，而是要通过激励市场经济的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外贸）来促进中产的增长。目前就消费而言，中国中产群体的潜力还未真正释放。要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富人群体，而完全依赖中产社会的形成。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的2019年，中央领导层就提出“高质量”和“一体化”的新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和智能研发等。而此前几年，上海市政府就以建设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终身教育、智慧交通、公共安全和科技服务这六大产业的大数据公共平台为工作重点。
中国在全球治理尤其是新能源、电商、创新驱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领域，可以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体现中国强调新质生产力和包容性增长的深远意义。善加引导中产对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投资、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等的关注，有助于撬动这一群体的“经济引力中心”作用。近年来，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模式和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将会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同和回响。中国中产的增长与国内的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以及对外的包容性增长与和平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就如郑必坚先生所说，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维和战争、殖民、掠夺、胁迫的现代化老路”。
同时，以教育、青年和民间交流为抓手，促进各国中产对话沟通，青年的成长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和平稳定的基石。人文交流、民间交往会帮助不同的国家寻求更多的利益汇合点。今日之青年，大概率就是明日之中产，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国际参与伙伴。无论是国内政策层面还是对外关系层面，未来中产的包容性增长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至关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古老华夏文明的衰亡，而是传统文化的新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20世纪初，西式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这两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力量都发源于上海。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上海产生了特色鲜明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了开放、多样、进取、外向、创新和包容的内涵。本书对海派文化特点的讨论揭示了上海在吸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地方文化的多元特色。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魅力不是由西方文化主导的，而是非西方文化韧性与适应能力的彰显。
上海是现代中国成长壮大的标志，而今它在国际上声望日高本身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作为“中国曼哈顿”的兴起传达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百花齐放、富有自信、面向未来、成长中的中产国家形象。而海派文化的风生水起，包括本书描写的上海先锋派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前瞻性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中产对于文化和全球事务的参与提供了新思路。多维度的“上海奇迹”是通过“文明的对话”而非“文明的冲突”实现的。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是任何文化发展的前提。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活跃，国力就越强。而海派文化所体现的自信和包容会使中产中国在全球卓越地位的竞争中如虎添翼。
在解析中产上海的发展和意义，以及从大国战略层面放眼中国中产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和各界人士的指导和帮助。我在英文版有一个很长的致谢名单。囿于中文版篇幅所限，我无法尽数重复。但对名单上的各位，我的感激一如既往。
但有一人我必须重复，即我的恩师，2023年刚过世的基辛格博士。过去近20年里，我时常与他会面，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教诲，这是我莫大的荣耀。在我们无数次一对一的会面中，他娓娓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历史视角、远见卓识和战略思维，这一切都影响了我的学术和智库生涯，包括本书的写作。毫不夸张地说，基辛格博士在促成美国对华开放中起到的作用之大，无人能出其右；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之后中国大批学生赴美留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他不仅推动了冷战的结束，他在晚年提出“共同演进”的新理论，为中美处理大国关系提供了“解法”。他百岁高龄时还远渡重洋来中国访问，激励鼓舞着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民间外交的发展。他的去世，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对我个人而言，是我失去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每回想起他的鞭策和他睿智的话语，这种伤感都难以言表。
这本书能与中文读者见面，贡献最大的莫过于联合国高级翻译林华老师，她也是基辛格《论中国》的译者之一。她对原著的准确理解和她优美得体的中文表达令我由衷地敬佩。我要深深感谢中信出版集团为出版此书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炜、总编辑洪勇刚的大力支持；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中信出版·大方总经理蔡欣，她参与策划与讨论，这几年来包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有许多次的见面；感谢中信出版·大方总编辑赵菁和编辑刘芷绮细致的编辑工作。也要感谢施宏俊先生最初对本书的推荐。而我的好友翁吉义先生对于本书的出版问世贡献非凡。
这本书是我2023年来到香港后完成的。我要感谢香港大学的校领导，尤其是张翔校长、王于渐首席副校长和宫鹏副校长的大力支持，让香港大学当代中国和世界研究中心（Cent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CCCW）得以建立。对研究中心这些才华横溢、精明强干的年轻同事，李逸飞、蒲玛俐和张驰，我的感谢言简意深。特别是张驰以他出色的中英文能力对书稿的内容和文字做了一丝不苟的校对和润色。
我来港大后，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其中许多是闻名遐迩的专家学者和各界领军人物，对我们新的研究中心给予了多方面的巨大支持。我们中心很幸运，有一长串的支持者，包括：曹磊、邓锋、丁健、霍炳光、洪雯、贾庆国、金刻羽、林至颕、李开复、杰弗里·雷蒙、陆恭蕙、芮安卓、毛学峰、马凯硕、裴逸群、裴宜理、施涵、谢淑丽、孙洁、约翰·桑顿、董云裳、蔡欣怡、王石、翁吉义、迈克尔·韦尔兹、许戈辉、薛澜、杨大利、邱腾华、杨荣文、杨元庆、郁建兴、曾玉、张弛、张文宏、张云、郑志杰等。他们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之际，仍然致力于对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研究的支持。对于我在港大的教授同事，我就不一一致谢了。能在港大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工作是我的荣幸。
所有这些个人和机构的支持都在推进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中起到了作用。他们都一贯支持独立、公正、客观的研究；这种无私奉献令人钦佩。当然，我对本书的所有论点，包括一切错误，担负全责。
在准备中文版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和亲属，尤其是李银生、李娴甫、章承修、章华、季慧、姚蓉，给予了我不可或缺的关爱和帮助。本书献给曲少旭，我叫他“小曲”。我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在上海遇到小曲的，他很快成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作为新上海人，他的故事代表着上海众多居民（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共同的奋斗与梦想。我没能更多地帮助他克服健康问题以实现他的梦想，这是我此生永远的遗憾。谨将本书作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