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十一岁以前，我们住在一个车库里，那车库是我叔公的，他住在隔壁的房子里，车库内只有一个临时水槽，流出一股细小的冷水。钉在墙上的隔热材料里含有一种类似粉红棉花糖的填充物，但他们说那是玻璃纤维，会割伤我们。我对此感到困惑，所以时常会盯着它，如此粉艳的东西，我却不能碰；我苦思它为什么叫作“玻璃”；如今想来不免奇怪，这个疑团竟似乎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那分分秒秒都在我们旁边的粉艳而危险的玻璃纤维。姐姐和我睡的是帆布床，上下铺，两层之间用金属杆支撑。我的父母睡在一扇窗户下，窗外是辽阔的玉米地，我的哥哥有一张帆布床，在房间另一端的角落。夜里，我能听见小冰箱嗡嗡的噪声；那声音时响时歇。有些晚上，月光照进窗户，其余的夜晚，一团漆黑。冬天，屋里冷极了，我时常冻得睡不着，有时，母亲会在炉子上把水烧热，灌到红色的橡胶热水袋里，让我焐着睡。

我的叔公过世后，我们搬进了那栋房子，有了热水和抽水马桶，只是冬天屋里非常冷。从小到大，我讨厌挨冻。有一些因素决定了日后所走的路，我们很少能识别清楚，或准确地指出来，但我时而会想起那时我放学后迟迟不回家的事，是因为学校里暖和，只是为了能暖和点。门卫默默地一点头，脸上带着如此和蔼的表情，准许我走进一间暖气还在嘶嘶作响的教室，让我在那儿写家庭作业。我常常会听见微弱的回声，来自体育馆里啦啦队的训练，或篮球的弹跳，也可能是音乐教室里有乐队在排练，但我总是一个人待在教室，暖暖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明白，功课只要埋头去做，便可完成。我能在一定程度上领悟到布置家庭作业背后的道理，那是我在家做功课时体会不到的。写完家庭作业后，我会看书——看到非走不可为止。

我们的小学规模不大，没有图书馆，但教室里有书，我们可以带回家读。上三年级时，我读了一本书，使我有了想写一本书的愿望。这本书讲了两个女孩，她们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她们去另外一座小镇度夏，她们幸福快乐。这座小镇上有个叫蒂莉的女孩——蒂莉！她古怪、不招人喜欢，因为她又脏又穷，两个女孩不愿和蒂莉交好，但那位慈爱的母亲叫她们善待蒂莉。那本书里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个：蒂莉。

我的老师看出我爱好阅读，她给我书，甚至是成年人的书，我一一读了。后来，上了高中，写完家庭作业后，在暖和的学校里，我依然阅览群书。这些书给了我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我想说的重点——它们使我觉得不那么孤单。于是我想：我会从事写作，让人们不觉得如此孤单！（这是我的秘密。即使在与丈夫相识时，我也没有立刻告诉他。我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只不过我确实如此。我——暗暗地，暗暗地——非常把自己当回事！我知道我注定是个作家。我不知道这会有多艰难。不过谁都不知道，而那无关紧要。）

由于我在暖和的教室里度过的时光，由于我的阅读量，由于我明白，只要每道题都不漏做，就能从家庭作业中有所收获——由于这几点，我得了全优。高三时，辅导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芝加哥近郊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我，费用全免。我的父母对这件事没有多加置评，大概是出于顾及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没有全优或出色的成绩；他们谁都没有继续升学。

是辅导员，在一个炙热的日子开车载我去那所大学。啊，我敛声屏息，当即爱上了那个地方！那儿给我的感觉广阔极了，遍地是楼房——我的眼睛根本望不到那座湖的边际——人们漫步，进出教室。我感到惶恐，但更多的是兴奋。我迅速学会效仿他人，努力不让自己在流行文化上的知识空白暴露出来，尽管这可不易办到。

我还记得这样一段往事：回家过感恩节时，当晚我无法入睡，原因是我害怕梦见我在大学的生活。我害怕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置身于这间屋子，并将永远在这间屋子里，那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忍受的。我想：不。我不停地想着这件事，想了许久，直到睡着为止。

在大学附近，我找了一份工作，我的衣服是在廉价旧货店买的；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样的衣服，即使家境不贫困的人也会买。就我所知，没有人议论我的穿戴，但有一次——在认识我的丈夫以前，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教授，我们有过短暂的恋情。他是一位艺术家，我喜欢他的作品，虽然我明白我看不懂，但我爱的是他，他的严苛、他的才智、他的觉悟。他认识到，假如他要过理想中的生活，就必须弃绝某些东西——比如孩子，弃绝孩子。不过现在我写下这一段的目的只有一个：他是我自少女时代以来记忆中唯一提起过我衣着的人，而且是在将我和他系里的一位女教授做比较时提起的，那位女教授穿戴昂贵、膀大腰圆——我则不是。他说：“你底子好，但艾琳更有格调。”我说：“可底子和格调是一回事 。”我并不确信真的如此，那只是有一天我在上莎士比亚研究课时写下的，出自那位教莎士比亚的教授之口，我觉得有道理。那位艺术家回道：“要是那样的话，艾琳底子更好。”我为他略感难为情，他竟会认为我没有气质，因为我穿的衣服代表了我，即便那是从二手店买的，不是普通的装束，我也没想过这会有任何含义，除非是在颇为肤浅的人眼里。后来又有一天，他问起：“你喜欢这件衬衣吗？这是有一次我在纽约时，从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买的。每次穿上时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我再度感到难为情。他似乎认为这很重要，而我一向以为他应该比那种人更深刻、更高明；他可是一位艺术家！（我非常爱他。）他想必是记忆中第一个打探我所属社会阶层的人——虽然在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感觉——他会开车载着我在居民区到处转，然后说：“你家住的是那样的房子吗？”他所指的房子没有一栋是我熟悉的模样，那些房子也不大，可就是一点都不像我小时候所住的车库——我告诉过他这件事；也不像我叔公的房子。我不觉得住车库可怜——没有那种在我看来他觉得我该有的可怜感——可他似乎认为我该觉得自己可怜。然而，我还是爱他。他问我从小到大都吃些什么。我没有说：“主要是糖蜜涂面包。”我说的是：“我们常吃烤豆子。”他说：“吃完后你们干什么，聚在一起放屁吗？”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嫁给他。说来滑稽，一件小事竟能使人得出那样的领悟。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素来想要的孩子，愿意忍住对其过去经历或衣着的指点，但结果——一句微不足道的话让整个人泄了气，说：唉。

自此，我结交了许多男女朋友。他们的说法都一样：总有一些细节会透露实情。我的意思是，这不只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这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假如我们有幸耳闻并注意到那个不起眼的细节的话。

回首往事，我猜我曾十分乖僻，我讲话太大声，或是在聊到有关流行文化的内容时一言不发；我想，我对我没见识过的寻常的幽默反应奇特。我想，我压根儿不懂什么是反讽，那叫人不解。我和我的丈夫威廉第一次见面时，我感觉——出人意表地——他的确能读懂我的一些心思。他是我大二时生物学教授的实验室助理，对世事有自己的洞见。我的丈夫来自马萨诸塞州，他的父亲是个德国战犯，被发配到缅因州的马铃薯地里劳动，经常饿得半死。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男人赢得了一位农场主妻子的芳心，战争结束返回德国后，他思念她，给她写信，告诉她，他厌恶德国和德国人犯下的一切。他回到缅因州，跟这位农场主的妻子私奔，他们去了马萨诸塞州，他在那儿进修，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他们的婚姻，自然，使那位妻子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的丈夫有着德国人金发碧眼的相貌，与我看到的他父亲的照片一样。威廉自小到大听父亲说德语居多；不过在威廉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威廉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书信留下；他的父亲是否确实对德国感到厌恶，我不得而知。威廉相信那是真的，因此许多年来我也相信是有那么回事。

威廉，为了逃离寡母的索求无度，到中西部上学，但当我认识他时，他开始渴盼找机会回东部。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我的父母。他是这样打算的：我们一起去阿姆加什，他会向我父母说明我们准备结婚，然后我们搬去纽约，那里有所大学安排了一个博士后的职位给他。事实上，我从不担心；我不觉得自己背弃了什么。我正处于热恋中，生活在向前迈进，那感觉顺理成章。我们开车经过大片大豆田和玉米地；那是六月初，道路的一边是大豆，青翠欲滴，衬得那片从远向近倾斜的田野晶莹透亮；另一边是玉米，还未长至我的膝盖高，碧油油的绿色将在未来几周里转深，眼下叶片柔软，之后会变得坚韧。（我年少时的玉米呀，你们是我的朋友！在田垄间跑啊跑，以小孩子独自在夏日奔跑的独特方式，跑向矗立在玉米田中央的那棵孤零零的树。）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驶过时天是灰色的，天幕像是要升起——不是放晴，而是升起。那甚是美妙，天幕升起、天色渐亮的感觉，灰暗中带有一丁点蓝，树上绿叶繁茂。

我记得我的丈夫说，他没料到我家的房子这么小。

我们没有和我的父母待满一整天。我的父亲穿着机修工的工作服，瞧了威廉一眼，他们握手时，我看见父亲的脸严重扭曲，我小时候——暗自——称那种扭曲为“要出事儿”的序曲，表示我的父亲要开始变得坐立不安、无法自控了。印象中，在那之后，父亲没再瞧过威廉一眼，但我不能确定。威廉主动提议请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去镇上吃饭，地点由他们选。在他讲出那番话时，我感觉我的脸像太阳般火热——我们从未一家人在餐馆吃过饭。我的父亲告诉他：“你的钱在这儿派不上用场。”威廉用困惑的表情看着我，我微微摇了摇头；我咕哝着，我们该走了。母亲走出来，对正独自站在车旁的我说：“你父亲和德国人有深仇大恨。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才对。”

“告诉你们？”

“你知道你的父亲参加过战争，几个德国人想要他的命。自他见到威廉的那刻起，他一直很不好受。”

“我知道爸爸参加过战争，”我说，“可他一个字也没有讲过。”

“在对待战争经历的问题上，有两种人，”我的母亲说，“一种人把它讲出来，一种人不讲。你的父亲属于不讲的那一类。”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讲出来有失体面，”我的母亲说，又补充道，“老天，到底是谁把你养大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从哥哥口中获悉，父亲曾在德国的一座小镇上碰见了两个青年，他吓了一跳。我的父亲从背后朝他们开枪，他知道他们不是士兵，他们穿得不像士兵，可他还是朝他们开了枪，当他用脚把其中一人翻过来时，他发现那人正青春年少。哥哥告诉我，对父亲而言，威廉就好像是这个人年长后的翻版，一个回来奚落他的年轻人，要带走他的女儿。父亲杀害了两个德国少年，临终时，他告诉我哥哥，他没有一天不在想着他们，并认为他本该拿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父亲在战争中还遭遇了什么，我不知晓，但他参加了突出部之役 ，他也在许特根森林 待过，都是战争中战况最惨烈的地方。

我的家人既没参加我的婚礼，也无任何表示，但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我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的父母，母亲说她梦到了此事，所以她业已知晓我生了一个女孩，可她不知道名字，她对“克里斯蒂娜” 这个名字似乎很满意。此后，我会在他们生日和逢年过节时打去电话，还有我的另一个女儿贝卡出生之际。我们客气地交谈，但每次，我总感觉别扭，我没再见过我的任何家人，直到那天，母亲出现在我的病床尾，窗外是亮着灯的克莱斯勒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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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我悄悄问母亲是不是还醒着。

是啊，她回答，声音很轻。尽管这间窗口映着亮灯的克莱斯勒大厦的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们仍窃窃私语，仿佛会惊扰到谁似的。

“你觉得，凯西爱上的那个家伙，为什么在她一离开丈夫后就表示，不能和她继续走下去？他是害怕了吗？”

过了片刻，母亲说：“我不知道。但凯西告诉我，他向她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同志？”我坐起身，看见在我床尾的她，“他告诉她，他是同志？”

“想来这是你们今天的叫法，我们那时候说‘同性恋’。他讲的是‘同性恋’。或者说，凯西是这么讲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讲的‘同性恋’。反正他是。”

“妈，嗬，妈，你是在逗我笑呢。”我能听见她也开始笑起来，可她说：“露露，我实在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

“你啊，”我笑出了眼泪，“这个故事啊。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她仍在笑——压抑却急促的笑声，语气与她白天讲话时一样——她说：“我搞不懂那有什么好笑的，为了一个喜欢男人的同志，离开自己的丈夫，事后发现真相，而你还以为你将拥有一个完整的男人。”

“笑死我了，妈。”我重新躺下。

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我有时想，也许他不是同志。是凯西吓着他了。为了他而抛下自己的生活。那也许是他编造出来的。”

我思量这个说法。“就当时来讲，我不晓得一个男人是否会把那种事编造在自己身上。”

“噢，”我的母亲说，“噢，我猜真的有。老实讲，我并不了解凯西的相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住在那一带，我对他一无所知。”

“可他们做过吗？”

“我不知道，”母亲回答，“我怎么会知道？做什么？行房吗？天哪，我怎么可能知道？”

“他们一定行过房，”我说，因为我觉得这话很好笑，也因为我相信那是事实，“你不会为了一时的迷恋而遗弃三个女儿和丈夫。”

“也许会的。”

“好吧。也许会。”既然如此，我问道，“凯西的丈夫——奈斯利先生——真的自此没再和任何人好过吗？”

“是前夫，和她立马离了婚。总之，我相信没有。似乎没有迹象表明有。不过谁知道呢。”

也许是黑暗的缘故，只有那道从门缝透进来的惨淡光线，还有窗外宏伟的克莱斯勒大厦的点点灯火，使我们得以用从未有过的方式交谈。

“人啊。”我说。

“人啊。”母亲说。

我真开心。啊，我很开心，和母亲这样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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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如我先前所言，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威廉和我住在西村离河不远的一间小公寓。那座楼没有电梯，这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年幼的小孩，楼里没有洗衣房，而且我们还有一条狗。我会把小的孩子用背囊背在身上——在她还没长得太高时，牵着狗，颤巍巍地弯腰，把它拉的屎捡进塑料袋里，那是告示牌要求的：请及时清理您狗狗的粪便。我每次总要朝大女儿高喊，叫她等等我，别走下人行道。等等，等一等！

我有两个朋友，我对其中一人——杰里米，动了几分情。他住在我们公寓大楼的顶层，他几乎——但也不完全——与我的父亲同龄。他原籍法国，贵族出身，他放弃了一切来到美国，一个年轻人，从头开始。“那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想来纽约，”他告诉我，“这是大家向往的地方。我猜现在仍是如此。”杰里米在活了半辈子后，决定当一名精神分析师，我认识他时，他尚有几个病人，但他不肯向我讲述那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一处诊所，在新学院对面，他一周去三次。我会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看见他——又高又瘦、黑头发、穿着深色西装，还有那深沉的面孔——总是令我心跳加速。“杰里米！”我会打招呼，他会微笑着举起帽子，动作文雅、老派、欧式——这是我眼里看到的形象。

他的公寓，我只去过一次，是我被反锁在门外，只能等管理员现身的时候。杰里米发现我同那条狗和两个孩子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我急得发狂，于是他请我进屋。我们一踏进他的住处，孩子们就立刻安静下来，变得十分规矩，仿佛她们知道那地方以前没有来过小孩，事实上，我也从未见过有哪个小孩走进过杰里米的公寓；只见过一两位男士，有时是一位女士。那间公寓干净简朴：一株紫色的鸢尾花插在一个玻璃花瓶里，背景是一面白墙，好几面墙上挂着画，当时，那使我明白了他与我的距离有多远。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懂艺术；那些作品颜色深暗、形状拉长，像极了抽象的构造，但也不完全是，我唯一明白的是，它们象征了一个我怎么也不可能懂得的奥妙世界。杰里米对我们一家人在他的住处感到不自在，我察觉得出来，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爱他。

有关杰里米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一天，我正站在楼前的台阶上，他从楼里走出来时，我说：“杰里米，有时我站在这儿，无法相信我真的身在纽约。我站在这儿，心想，究竟有谁会猜得到呢？我呀！就住在纽约。”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表情——如此飞快，如此不由自主——那是一个由衷嫌恶的表情。我尚不知悉，城里人对地道乡下人的厌恶有多深。

有关杰里米的第二件事：刚搬到纽约后，我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过了一阵子，我的第二个短篇也发表了。一天，在台阶上，克丽茜把这件事告诉了杰里米。“妈咪有篇故事登在了杂志上！”他转身凝神看着我，我不得不把视线转开。“没啦，没啦，”我说，“只是一本无聊、不起眼、完全不值一提的文学杂志。”他说：“原来——你是作家。你是搞艺术的。我和艺术家共事，我懂。我猜得没错，我一直知道你有那种天赋。”

我摇摇头。我想起大学时的那位艺术家，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坚决不要小孩的能耐。

杰里米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坐下。“艺术家与其他人不同。”

“不。他们没什么不同。”我的脸绯红。我向来与人不同，我不想再有任何的不同！

“可他们确实不一样。”他拍拍我的膝盖，“你一定是个毫不留情的人，露西。”

克丽茜蹦上跳下。“那是个悲伤的故事，”她说，“我还读不懂——我能读懂一些词——但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我可以拜读吗？”杰里米向我提出这个请求。

我说不行。

我告诉他，假如他不喜欢的话，我会承受不起。他点点头说：“好吧，我不会再问。可是，露西，”他说，“你和我聊得很多，我想象不出你写的任何东西我会不喜欢。”

我清楚记得他说“毫不留情”。他不像是毫不留情的人，我认为我同样不是，也不可能是毫不留情的人。我爱他，他温文儒雅。

他教我要毫不留情。

有关杰里米还有一件事：艾滋病的流行成了新闻。走在街上的男人枯瘦憔悴，看得出他们罹患了这突如其来、近似天谴般的疫病。有一天，和杰里米一同坐在门阶上，我说了一些令自己惊讶的话。就在两个这样的男人徐徐走过后，我说：“我知道这话很令人讨厌，可我简直嫉妒他们。他们拥有彼此，他们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团体中相伴相依。”当时他看着我，脸上带着真心实意的友善，现在我意识到，他看出了我没看出的东西：纵然生活殷实，但我孤单寂寞。孤单，是我人生中最先尝到的滋味，始终挥之不去，藏在我嘴巴的缝隙里，唤起我的回忆。那天，这被他发现了，我想。他很友善，只说了一个字：“是。”他本可轻易地说：“你疯了吗，他们是快要死的人！”可他没有那么说，因为他理解我身上的那份孤单。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只是我的想法。 ponjHuBFqe6QMum6B/GUG3zyNUiNjMFzpnbGDt+X6PZXktuFS+PPE78ps0fJln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