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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那是许多年前，我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将近九个星期。当时是在纽约，夜里，从我的病床上，可以直接望见克莱斯勒大厦，亮着灯，闪着几何图形的光彩。白天，那幢大厦的美逐渐褪去，变成了又一座映在蔚蓝天幕下的宏伟建筑，城市里所有的大楼都显得孤高、沉默、距离遥远。那是五月，然后是六月，我记得我会站着，从窗口眺望底下的人行道，注视那些与我同龄的年轻姑娘，身着春装，在午休时间外出；我能看见她们交谈时转动的脑袋，她们的上衣在微风中翻飞。我寻思，等我出院后，走过这段人行道时，我永远都会为自己可以是人群中的一员而感恩。许多年来，我亦的确如此——我会记起从医院窗口看到的这一幕，为自己正走在这段人行道上而欣慰。

起初，事情很简单：我入院切除阑尾。两天后，他们给我吃固体食物，可我吐了出来。继而又发起烧。没有人能从我体内分离出任何细菌，或查明哪里出了问题。始终没有。我通过一条静脉注射管摄取流质食物，通过另一条管子摄入抗生素。两条管子搭在一根金属杆上，下面有左右转向的轮子，可以随身推着走，可我动辄就乏了。时至七月初，我身上不知名的疑难杂症消失了。可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很是离奇——一种实实在在的灼烧的等待，令我痛苦不堪。家里有我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我日夜思念我的孩子，对她们牵挂万分，甚至恐怕因此加重了病情。彼时我的医生，我对他怀有深厚的依恋——他是个下颌宽厚的犹太人，肩头承载着那般柔和的哀伤。我听见他告诉一位护士，他的祖父母和三位姨妈死于集中营，他有妻室和四个已成年的子女，就住在纽约市。在我看来，这位体贴的男士同情我的境遇，允许我的女儿——一个五岁，一个六岁——在没生病的情况下来探望我。她们由一位我们全家人都认识的朋友领进病房，我看见她们的小脸蛋脏兮兮的，头发也是，于是我推着输液装置，陪她们走进淋浴间，可她们叫嚷起来：“妈咪，你好瘦啊！”她们真的被吓到了。她们和我一同坐在病床上，我用毛巾擦干她们的头发，然后她们开始画画，却心神不宁，因为她们没有每隔一分钟就停笔一次，说：“妈咪，妈咪，你喜欢这个吗？妈咪，瞧我画的仙女的裙子！”她们几乎不讲话，小的那个似乎尤其无法开口，当我伸出手臂搂着她时，我看见她的下嘴唇向外噘着，下巴颤抖；她是个小不点儿，如此努力地想要表现得勇敢。她们离开时，我没有站在窗边目送她们和我这位没有子女的朋友走远。

自然，我的丈夫忙于料理家事，亦忙于工作，他不常有机会来探望我。我们认识时他就告诉过我，他讨厌医院——在他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在一家医院过世——如今我看出他这话是真的了。最开始安排我住的病房里，还有一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妪；她不断大声呼叫求助——令我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护士根本不当回事，任她一边叫嚷一边垂垂死去。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意思是，他受不了去那间病房探视我——于是他把我换到一间单人病房。我们的医疗保险不负担这奢侈的支出，因而每一天皆是在消耗我们的存款。无须听见那位不幸妇人的喊叫令我心存感激，但假如被人知晓我有多寂寞的话，或许我会觉得难为情。每当护士前来给我测量体温，我都想努力留住她几分钟，但护士很忙，不能只是无所事事地聊天。

大概在我入院三周后的一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我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发现母亲正坐在床尾的一张椅子上。“妈？”我说。

“嗨，露西，”她的声音听起来羞怯却急促。她俯身向前，隔着被单捏捏我的脚。“嗨，露露。”她说。我已数年未见过我的母亲，我一直盯着她；我捉摸不透她为何看上去如此不同。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哦，我坐飞机来的。”她摆摆手，我知道我们一时都百感交集。因此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躺平身子。“我相信你的病会好的，”她加了一句，用同样羞怯却急促的声音，“我没有做到任何梦。”

她的出现，用我的小名唤我——那是我许久没有听过的——使我感到温暖，如融化了一般，仿佛我以前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是硬邦邦的，现在不是了。通常，我会在午夜时分醒来，然后断断续续地睡着，或彻底醒着，盯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可那一晚，我一觉睡到天明。早晨，母亲还坐在前一天那个位置上。“没关系，”在我询问时她说，“你知道，我睡得不多。”

护士提议搬一张折叠床给她，可她摇头。每当有护士提出搬一张折叠床给她时，她总摇头。过了一阵子，护士不再问起。我的母亲陪我住了五晚，她自始至终只睡在她坐的椅子里。

在我们完整共处的第一天，母亲和我隔一阵子说一会儿话；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不知所措。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有关我女儿的，我回答时脸变得滚烫。“她们棒极了，”我说，“噢，她们真的很棒。”至于我丈夫，她什么也没问，尽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他致电给她，请她过来陪我。他出钱买了机票，他曾提出去机场接她——我的母亲以前从未坐过飞机。虽然她说她会打出租车，虽然她拒绝与他面对面相见，但我丈夫还是教了她该怎么走，并给了她钱，让她来到我这儿。此刻，我的母亲坐在我床尾的椅子上，亦没有提起父亲一句，因此我也绝口不提。我一直企盼她讲出“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好起来”，可是她没有。

“叫出租车时害怕吗，妈？”

她迟疑了一下，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份她走下飞机之际想必袭上了心头的恐惧。但她说：“我有嘴，我可以开口问。”

过了片刻，我说：“你来，我真高兴。”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眼睛望向窗户。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手机尚未出现，当我床边米色的电话机响起铃声，我丈夫来电时——从我可怜兮兮地说“嗨”、仿佛快落泪的语气里，我确信母亲听得出来——她会悄悄站起身，离开病房。我猜那段时间内，她在餐厅找了些吃的，或是用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打给我父亲，因为我就没见过她进食，因为我的父亲谅必惦念她的安全——就我了解，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等我和每个孩子通完话，对着话筒亲吻了数十遍，接着靠回枕头、合拢眼睛后，母亲会重新溜回病房，当我睁开眼时，她就在房里。

头一天，我们谈起我的哥哥，他是三个子女里最年长的，未婚，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尽管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谈起我的姐姐，她三十四岁，住在离我父母十英里 远的地方，有丈夫和五个孩子。我打听哥哥是否有工作。“他没有工作，”母亲说，“晚上他随便找一头第二天要宰杀的牲畜，和它过夜。”我问她在说什么，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道：“他去佩德森家的牲口棚里，睡在那些将要送往屠宰场的猪旁边。”这话令我吃惊，我如实而言，母亲耸了耸肩。

随后，母亲和我聊起那些护士。她当即给她们起了外号：“甜心饼干”，给那个皮包骨头、手脚麻利的护士；“牙疼”，给那个愁眉苦脸、年龄稍长的；“严肃的小孩”，给我俩都喜欢的那个印度姑娘。

可我累了，于是母亲开始为我讲述她早年认识的人的故事。她的语气是我不曾记得的，仿佛一股压抑的情感、言语和看法在她心中郁积了多年，她的声音带着喘息，不由自主。有时，我打了瞌睡，醒来时，我会求她重拾话头。可她说：“哦，小露露，你需要休息。”

“我在休息呢！求你啦，妈。讲点东西给我听。讲什么都行。给我讲讲凯西·奈斯利吧。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名字。”

“对咯。凯西·奈斯利。哎呀，她的下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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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都是怪胎，在伊利诺伊州阿姆加什这座丁点大的村镇，虽然这里也有别的破败、久未粉刷、缺少百叶窗或花园的人家，没什么能让人目光流连的美景。这些房子集中在一片被称作“镇上”的区域，可我家的房子不在那附近。据说小孩子不会觉得周围的环境有异，然而薇姬和我明白，我们不一样。别的小孩在操场上对我们说：“你们一家人臭烘烘的。”然后他们会用手指捏着鼻子跑开；我的姐姐上二年级时，老师对她说——当着全班的面——穷不是耳后有污垢的理由，没有人穷得连一块肥皂也买不起。我的父亲在农机厂工作，但他常常因为和老板起争执而遭解雇，之后又被重新雇用，我想是由于他活儿干得好，老板又需要他了。我的母亲在家替人做缝纫：一块手工画的牌子，立在我们长长的车道和马路相交处，写着“裁缝改衣”。虽然我的父亲，在晚上带着我们念祷文时，要求我们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充足的食物，但事实是，我老是饥肠辘辘，在许多日子里，我们吃涂了糖蜜的面包当晚餐。撒谎和浪费食物素来是要受惩罚的。此外，偶尔，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我的父母——通常是我的母亲，但我的父亲也在场——会冲动而起劲地揍我们。依我看，从我们挂彩的皮肤和抑郁的性格中，有些人也许已察觉出端倪。

再有就是与世隔绝。

我们住在索克谷地区，在那里，即使你走很久，也只能看见一两栋被原野包围的房子，如我先前所言，我家附近没有别的房子。陪伴我们的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地和大豆田；而在地平线的另一端则是佩德森家的养猪场。玉米地中央矗立着一棵树，光秃秃的，引人注目。许多年来，我把那棵树视作我的朋友；它确实是我的朋友。我们家位于一条很长的土路尽头，离岩河不远，近旁有一些树，是玉米地的防风林。所以我们附近什么邻居都没有。我们没有电视，家里也没有报纸或书刊。婚后第一年，母亲在当地图书馆工作，显然她爱书——这是哥哥后来告诉我的。可后来，图书馆通知母亲，规章变了，他们只能雇用有正经学历的人。母亲并不相信他们的话。她停止了阅读，许多年过后，她才又走进另外一座小镇的另一间图书馆，借书回家。我提到这一段，是因为这关系到小孩子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认知，以及怎么处世的问题。

例如，你怎么知道询问一对夫妇他们为什么没有孩子是不礼貌的？你怎么布置餐桌、摆放食具？假如不曾有人告诉过你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在嚼东西时张着嘴巴？甚至你怎么知道自己长相如何，假如家里只有一面高挂在厨房水池上方的小镜子？又或者，假如你从未听过哪个活人说你漂亮，反而当你的胸部开始发育时，你从母亲口中得知，你开始长得像佩德森家牲口棚里的一头母牛？

薇姬怎么过来的，我至今不知晓。我们不像你猜测的那么亲近；我们一样没有朋友，一样受人嘲笑，但我们打量彼此时怀疑的目光，与我们打量外面世界时的目光相同。现在，因为我的人生已今非昔比，时不时回想起从前的岁月，我竟开始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糟。也许事实确实如此。但有时候当我走在阳光普照的人行道，望着迎风弯折的树梢，或正看见十一月的天幕在东河上拉拢之际，那黑暗的滋味会出乎意料地骤然充塞我的身心，深重到我想要叫出声来，以至于我只得走进最近的服装店，和陌生人聊聊新到的毛衣样式。这想必是我们大多数人与这个世界过招的方式，一知，半解，涌上的回忆绝不可能属实。但当我看见别人自信地走过人行道，仿佛没有丝毫恐惧时，我意识到我并不了解其他人的情况。人生的种种，似乎都来自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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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这人最重要之处，”母亲说，“凯西这人最重要之处是……”她在椅子上俯身向前，侧过头，手托着下巴。我逐渐发现，自我上次见过她以来，这些年里她胖了，胖得恰到好处，使她的五官线条趋于柔和；她的眼镜框不再是黑色，而是换成了米色，她两鬓的头发越发暗淡无光，却没花白，因此，她好像一个微微发福、多了几分圆润的年轻时的自己。

“凯西这人最重要之处，”我说，“是她心地善良。”“我不知道，”母亲说，“我不知道她有多善良。”护士“甜心饼干”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拿着写字板走进病房，抓起我的手腕，一边测量我的脉搏，一边盯着空气出神，湛蓝的眼睛望向远方。她给我量了体温，瞅了一眼体温计，在我的病历上写了点东西，随后走出病房。我的母亲，之前一直注视着“甜心饼干”，此刻凝望窗外。“凯西·奈斯利总是不知足。我时常思索她跟我当朋友的原因——唉，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得上朋友，其实，我只是替她做裁缝，她付我钱而已——但我仍老在想，她为什么愿意逗留聊天——喔，她确实请我去过她家，在她出事时，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一直觉得，她喜欢的是我比她低微那么多的处境。在我身上，没有任何能令她嫉妒的东西。凯西总是向往某些她没有的东西。她有几个俏丽的女儿，可那不够，她想要个儿子。她在汉斯顿有舒适的房子，可那也不够，她想要一栋离市区更近的。什么市区？她这人就是那样。”说着，母亲从裙兜上拔下点什么，然后眯起眼，用更低沉的声音补充道：“她是独生女，我想那是有关系的，他们会更以自我为中心。”

我感到一阵冷一阵热，因为这毫无预警的当头一棒——我的丈夫是独生子，很久以前，母亲曾告诉我，这样的“条件”——她的原话——最终只可能导致自私自利。

母亲继续说：“唔，她嫉妒。不是嫉妒我，当然了。可是假如凯西想去旅行，她的丈夫不会有那份兴致。他希望凯西安心待在家里，他们可以靠他的薪水过日子。他干得不错，他管理一座种植饲料玉米的农场，你知道的。他们的生活惬意极了，谁都想过上他们的生活，真的。哟，他们还去什么俱乐部跳舞呢！我高中毕业后就没参加过舞会。凯西会来我这儿，要求做一件专为参加舞会的新礼服。有时她带女儿过来，如此漂亮乖巧的小家伙们，规规矩矩的。我永远记得她第一次带她们来时的情景。凯西对我说：‘请允许我介绍这几位奈斯利家的小美人儿 。’当我开口说‘噢，她们真是太可爱了’时，她说：‘别——那是学校里人们形容她们的词，在汉斯顿，我们说奈斯利家的小美人儿。’欸，那是什么感觉，我始终疑惑，被称作‘奈斯利家的小美人儿’？不过有一次，”母亲的话音变得急促，“我逮到她们其中一人在和姐妹窃窃私语，说我们家有股怪味道——”

“她们只是小朋友，妈，”我说，“小朋友总觉得处处有怪味道。”

我的母亲摘下眼镜，朝每个镜片轻吹一口气，用裙子当拭镜布把它们擦干净。我觉得那一刻她的脸卸去了所有防备；我盯着她那张毫无掩饰的面孔，无法把目光移开。“后来有一天，你知道，时代变了。大家认为六十年代人人头脑发昏，但其实那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的。”她重新戴上眼镜——她的脸恢复如初。我的母亲继续说：“或许是过了那么久，变革才深入我们这片奶牛地。总之有一天，凯西上门来，她傻笑着，举止反常——一副少女状。当时你已经离家，去——”母亲举起手臂，摆动手指。她没有说“上学”，也没有说“上大学”，因此我也没有道出那几个字。母亲说：“凯西喜欢上了一个她认识的人，对此我心知肚明，虽然她没有公开那么讲。我未卜先知——神祇显灵，那或许是更确切的说法；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时，那画面自动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这一幕；我想：噢哟，凯西有麻烦了。”

“结果的确如此。”我说。

“结果的确如此。”

凯西·奈斯利爱上了她其中一个孩子的老师——此时那三个孩子都已上高中。她开始与这男人幽会。后来她告诉她的丈夫，她必须更充分地实现自我，而被束缚在家庭的牢笼中，她做不到。因此她搬了出去，丢下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房子。直到她打电话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才悉知详情。我的母亲开车去找她。凯西租了一间小公寓，她坐在豆袋椅上，比以前瘦了许多，她向我母亲承认，她坠入了爱河，可她一搬出来，那家伙就甩了她，说他无法继续维持他们以前的关系。故事讲到这里，我的母亲扬起眉毛，仿佛这件事的疑团虽大，但并未令她觉得不对劲。“总之，她的丈夫怒不可遏，深感丢脸，不肯重新接纳她。”

凯西的丈夫从未重新接纳她。他甚至一连十余年不跟她讲话。大女儿琳达高中刚毕业就嫁了人，凯西邀请我的父母去参加婚礼，因为——我的母亲推测——凯西在婚礼上遇不着会同她讲话的人。“那姑娘这么快就结婚了，”我的母亲说，语速变得急促起来，“人们以为她怀孕了，但我也没听说有孩子出生，一年后她与那人离婚，去了伯洛伊特，依我看，她是想物色一个有钱的丈夫，印象中我听说她找到了。”母亲讲，在婚礼上，凯西一刻不停地满场飞，紧张得要命。“看了真让人难过。当然，我们并不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但显而易见，她主要是想利用我们充场面。我们坐在椅子上——我记得那地方有一面墙，你知道，那是乡村俱乐部，汉斯顿那处可笑、豪华的场所，他们挂了印第安人的箭头，用玻璃框罩起来，我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谁会对那一个个箭头感兴趣？凯西会试图和某人攀谈，然后立刻回来找我们。琳达盛装打扮，一身雪白的婚纱——凯西没有请我为她缝制礼服，那姑娘是去外面店里买的——连这个当新娘的姑娘，也几乎对她的母亲不理不睬。凯西住在离她丈夫——现在是前夫了——几英里远的一间小屋里，住了近十五年。始终一个人。几个女儿一直忠实地站在父亲一边。想到这一点，我惊讶于他们竟允许凯西参加婚礼。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丈夫始终没有再婚。”

“他应该重新接纳她才对。”我眼含泪水说道。

“我猜他的自尊心受了伤。”母亲耸耸肩。

“唉，他现在一个人，凯西也是一个人，他们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

“没错。”母亲说。

那天，为了凯西·奈斯利的命运，我的心情烦乱起来，我的母亲就坐在我的床尾。至少我记得的是那样。我确信我如鲠在喉、双眼灼痛地告诉母亲——凯西的丈夫应该重新接纳她才对。我十分肯定我说了：“他会后悔的。相信我，他会的。”

母亲接话：“我怀疑后悔的那个是凯西。”

但也许那不是我母亲说的。 HBdqkWIcoVMCmkrTVCK5Zh0Ig+xQl2Hc/+Ws6f95JgFuXYCwRFSSOoc3PeefL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