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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至 1927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人们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称为“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正是引导和推动这场运动的主导因素。
一开始，共产国际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联合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疏远孙中山。共产国际最初的选择为何是吴佩孚、陈炯明呢？实际上，共产国际主要是被假象所迷惑。
1920 年，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为了与苏俄政府改善关系，吴佩孚假装进步，同意接纳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到北京，并且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吴佩孚还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更加博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
在与吴佩孚接触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1918 年，陈炯明率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建立西南护法区。1919 年底，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在《闽星报》上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的“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不如支持真正的实力派。
共产国际还出于对苏俄民族利益的考虑，希望在中国寻找一个政治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友好的关系。共产国际错误地估计吴、陈就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这二人很快露出了真面目。
陈炯明于 1922 年 6 月背叛孙中山，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在广州公开发动武装叛乱。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与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对立。从此，陈炯明的名字在共产国际的结盟候选人中被划掉。
与吴佩孚的结盟事宜也遭遇“滑铁卢”。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先是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与苏俄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僵持，之后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
经过曲折历程和血的代价，共产国际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孙中山在经历陈炯明叛变事件后，也不得不重新思索新的革命道路。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协商，于 1923 年 1 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此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逐渐形成。
同月，越飞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
从中共一大“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重要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在对国共合作的形式的认同和推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图为中共三大会址——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 31 号（今恤孤院路 3 号）。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主要是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虽然马林在会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在讨论中还是出现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陈独秀认为应该加入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瞿秋白、张太雷等人赞成这一观点。瞿秋白认为：“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然而，张国焘、蔡和森等人虽然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是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做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虽然他们强调独立性，但是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会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张国焘甚至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蔡和森也是反对派的“代言人”。他与妻子向警予同为与会代表，但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有分歧。他的发言遭到妻子强烈反对，他们从会上争论到会下，散会后到住处还在争论，同住春园的毛泽东还曾跑来劝架。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多次发言主张国共合作，表现十分活跃。他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最后，《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大会上进行表决，仅以 21 票赞成、16 票反对的 5 票优势通过。
中共三大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也基本完成改组工作，孙中山提出改组的方法是“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基本形成，召开大会的时机业已成熟。
1924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 20 多名党员出席此次会议，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是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合作的盛会。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图为国民党一大会场。
孙中山（前排中）、瞿秋白（后排左三）等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合影。
大会审议了《一大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完成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孙中山历来提倡的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对于改组国民党的想法是坚定的，但是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一部分人仍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大会上风云翻滚，隐含着一股与合作相斥的不和谐氛围。
1 月 28 日上午，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提出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广州代表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现场有 10 多人表示赞成这一观点。
李大钊驳斥了这一观点，并作了即席发言：“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
李大钊的发言得到了国民党元老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支持。在大会氛围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第 39 号席上的湖南代表毛泽东立即提出“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 10 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 1/4。甚至国民党的一些要害机关负责人由共产党人任职，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
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改组。图为 1924 年 5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后排左二）、恽代英（后排左八）、邓中夏（前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右一）、王荷波（中排左五）、沈泽民（后排左四）等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2．李玉贞：《马林传》，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3．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