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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于 1942 年 5 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图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们合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奔赴延安，加入民族解放的革命队伍中。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也是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1938 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的文艺爱好者以及延安文艺界人士共同创作了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这部话剧在延安连续公演了 20 天，在城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参加此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陈云等出席了宴会。席间氛围十分融洽，最后有人提议，此次的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聚集起来很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参加宴会的众人纷纷表示支持这个提议。
不久，中共中央便发布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并且决定以鲁迅的名字来命名新成立的艺术学院。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就是指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此时，鲁迅已于 1936 年 10 月病逝，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1938 年 4 月 10 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临参加。毛泽东把从上海等地来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人称为“亭子间的人”，把来自井冈山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文化人称为“山顶上的人”，认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使这两部分人形成了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认为成立鲁艺就是为了“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
4 月底，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
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确定了正确的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鲁艺先后设立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极大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1939 年 5 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写道：“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鲁艺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骨干。
1942 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唱队首次演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由于刚到革命根据地不久，还不熟悉根据地的氛围和环境，对根据地缺乏深入认识。他们自身还没有真正完成向无产阶级的转化，容易脱离群众，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
整风运动前，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比如，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的文化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或者超越政治之上，认为作家应该不需要立场，即延安的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有了马列主义妨碍写作。还有的人认为，描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对于抗战与革命则要“暴露黑暗”。一些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沿袭着鲁迅式的“讽刺笔法”，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暴露黑暗”而不歌功颂德。有人提出要通过“暴露黑暗”的方法来反映事物的面目，甚至认为写光明就会变成公式主义。《解放日报》的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经常有这样主张的文章发表。
1939 年，鲁迅艺术学院提出“关门提高”的办学方针，文艺工作者越来越脱离群众。鲁艺所在地桥儿沟虽然紧挨着农民的场院，但是大多数师生不与农民打交道。鲁艺的舞台充满了大戏、洋戏，许多作品与革命战斗的需要不相符合。
文艺创作上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作品多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许多刚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开始新生活不久的文艺工作者，成长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朋友又大多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熟悉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感受，在创作时容易把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而不善于表现工农兵。
此外，文艺家、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没有经过改造，对于工农兵缺少一定的认识和情感交流，在思想上不认同。有的文章不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有同情和维护的心态，还描摹了他们的空虚寂寞、苦闷无聊的境地，这样就把原本需要抛弃的东西当作美好事物来宣扬。有的作品甚至歪曲、贬低和丑化工农兵形象。
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用很多老革命的话说，知识分子还没有大量涌入之前，延安很单纯、很宁静，知识分子一来，各种矛盾、各种麻烦就接踵而至。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决定采取学习、整风的方式，教育和引导文艺界。
为了顺利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从而正确制定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不仅多次给文艺界人士写信，还找了一些作家进行当面谈话，收集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听取相关汇报。
1942 年 4 月，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艾青认为毛泽东应当出来讲讲话。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接着，毛泽东又三次约请刘白羽谈话，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交谈。毛泽东前后共约请了几十位文艺家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有了更加完整的构想。
党中央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党报党刊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图为 1945 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白毛女》。
1942 年 5 月 2 日下午 1 时半，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争相发言。在此后的 20 多天里，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 3 次大会，把文艺方面对的、错的事情都讲出来，由文艺界讨论解决。
5 月 23 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总结讲话。他把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高度概括为“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实际上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朱德也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朱德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毛泽东、朱德等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在思想上豁然开朗。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根据地，创作了《白毛女》《兄弟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深受工农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1．《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2．孙国林编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