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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延续了半年多时间。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必定会遭受严重损失。所幸的是，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给予了纠正。
1937 年 11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从苏联回国了。他和陈云、康生一起乘坐苏联专机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把王明比喻成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12 月，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称为十二月会议。会议开始，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对国共关系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分析，重申了洛川会议的方针。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但是，王明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他自称其代表“共产国际路线”，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俨然一副捧着“尚方宝剑”的样子。他在发言中否定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决策背道而驰。
在会上，毛泽东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他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和王明各执一词，使参会人员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不知如何贯彻执行。通常来说，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但是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信任，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十二月会议在党内引起了一次风波，党内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王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中，做过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在 1937 年冬至 1938 年春期间，未能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脚的石窑里熬了九天九夜，写下了一沓厚厚的文稿，最上面一页写着“论持久战”四个大字。
当时，各界人士就“亡国论”与“速胜论”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盲目轻敌的思想。
193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 6 月 3 日结束。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战争 10 个月的经验，进一步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把持久战的思想更加理论系统化，并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图为毛泽东在延安写作。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中国将最后胜利的人很多。可他们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不同。为了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 5 月初开始撰写《论持久战》，总结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 10 个月的经验。
这篇洋洋洒洒五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对“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给予了有力批驳，明确持久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根据敌我双方各种因素及其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敌我力量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否变为独立国或沦为殖民地，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在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对持久战争的坚持到底。如此，中国将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其持久战思想统揽全局，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立场上科学分析和判断的。这部伟大著作在党内深受好评，先是以油印本在党内传阅，之后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正式发表。同时，《论持久战》在国民党高层也引起积极反响。其中，白崇禧特别推崇这部著作，经常向蒋介石推荐。后来，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的战略宣告失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证明了毛泽东战略预判的科学性。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领地。由此，以共产党为主题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1938 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局部。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1938 年三月会议后，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派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任弼时和 1937 年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如实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的情况。季米特洛夫虽然信任王明，但是听了汇报后，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 9 月 14 日至 27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听完王稼祥带回来的国际指示，张闻天、朱德等与会同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他感到是时候纠正王明右倾错误了。他把一根烟头，在烟灰盒里用力地拧了一下，提议立即召开六中全会，让王明、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责任，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938 年 9 月 29 日这一天，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这是自 1934 年 1 月瑞金五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第一次正式的全体人员参加的盛会。
毛泽东代表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起模范作用。他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11 月 5 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对的，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他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个独立自主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毛泽东在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全会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决定撤销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分别由周恩来和刘少奇领导，这样就消除了王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3．《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