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它促成了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成为中国时局大转换的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
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 12 月，党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图为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935 年夏秋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进而灭亡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已经笼罩在日本全面侵略的乌云之下。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正在被国民党重兵堵截的长征路上。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来的。它呼吁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1935 年 9 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图为会师时的情景。
党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1935 年 10 月 19 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征程二万五千里，纵横 11 个省，长征胜利结束。图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
这一年秋天，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他们到了陕北，刚扎稳脚，就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任务。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 年 1 月 29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谈话表示，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和蒋介石联手，第一次明确表示了中共可与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态度。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蒋介石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但仍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4 月 9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对象。
5 月 5 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南京政府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并且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不再称蒋介石为“蒋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这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经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1936 年，中国的西北部有三股角逐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和领导的工农红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十七路军）。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了将他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剿共”。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对驻防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东北沦陷使东北军官、士兵们感到极大的痛苦。东北军官对逼迫他们打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增强。
1936 年 4 月 9 日，在夜色的掩护下，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清凉山下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第一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周恩来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则回应道：“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十分诧异，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老师？”原来，早年张学良一度抽大烟、打吗啡，也是听张伯苓的规劝，得以浪子回头，随即拜其为师。
这段对话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晚年的张学良回忆往事时，说道：“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
两人在愉快的气氛下交谈着，双方围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形成了很多共识。这次会谈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张学良以 3 万银圆和 20 万法币馈赠周恩来，并以一本《申报》60 周年大地图为见证，二人相约“共同保卫中国”。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清晨，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内格外静寂。凌晨四五点钟，一阵清脆的枪声骤然划破黎明前的星空。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无果的情况下，扣押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内出现分裂的危险，而延安不少干部群众乃至一些高级干部则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乘机“除掉蒋介石”等看法。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讨论会。17 日，派出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大计。
两天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审时度势，非常清醒地看到只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的再次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的抗战实力，避免再次陷入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战之中。毛泽东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
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 12 月 12 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等进行多次谈判。图为1937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谈判情况，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12 月 22 日下午，宋美龄、宋子文一行人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宋美龄与蒋介石相见后百感交集，她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谈判，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变。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周恩来进行接触。
12 月 23 日上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在张学良公馆举行。蒋方代表是宋子文，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24 日，双方就“联合红军抗日”“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 6 项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蒋介石见了面。12 年前，二人于黄埔军校相识，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多年内战后，二人以这样的方式再次重逢，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
1937 年 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5 月，国民党从西安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陕西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进行考察。图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与“中央考察团”成员合影。左起：叶剑英、邵华、朱德、涂思宗、毛泽东、萧致平。
经过后续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蒋介石终于作出三点表态：一是停止“剿共”；二是容共抗日；三是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12月 25 日，张学良紧急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决。
西安事变后，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是国内“停止内战”这一中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随着国共高层的谈判，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张学良：《张学良的今生今世》，团结出版社 2011 年版。
2．程中原：《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
3．金冲及：《联合与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