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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坐镇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20 世纪 60 年代，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并广为流传，成为中共历史命运发生伟大转折的形象写照。
在遵义会议以前，年仅 27 岁的博古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岗位。第二年，共产国际便提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替代陈独秀。向忠发在文化和理论方面不足以担任这一重任，不得不依靠学生出身且有些理论知识的李立三来指导全党工作。1930 年，李立三大搞全国总暴动，违背共产国际意愿。不久，共产国际决定将留苏学生充实到中共和青年团的领导层里面，博古就是其中一员。
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工人领袖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的博古等人被授命来组织中共临时中央。
1933 年，临时中央秘密迁往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在“左”倾错误主义排斥下，毛泽东被剥夺了各方面的领导实权。经验不足且不懂军事的博古依靠洋顾问李德，采取“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指挥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硬拼。“左”倾错误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
为了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6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自从“三人团”成立后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实际上，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已经失去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
正如 1944 年 11 月 13 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1935 年 1 月 9 日清晨，遵义的老百姓兴高采烈，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等口号，热烈欢迎红军进驻遵义城。
为了进一步发动、争取、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影响，红军在进入遵义前制定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和政策、规定，不得违反。此时，遵义城正值隆冬季节，红军顶着寒风，露宿街头，怀抱枪支，在路旁、屋檐下席地而卧。
老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头。他们看到街头巷尾的布告以及“此店被白军所抢，不要再入内”之类的纸条，不禁同声称赞：“这真是贵州从未有过的仁义之师！”
1 月 12 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各军团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 4000 余人加入红军。
根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行军计划，中央红军向贵州的北部进军。1935 年 1 月 7 日早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贵州遵义。敌人的几十万追兵一下子被抛在乌江以东和以南，红军取得了战火间短期休整的机会。
这时，中央领导层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召开一场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大势所趋。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重点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错误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
交锋是坦率的，也是惊心动魄的。首先，博古作了主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总结，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不承认主要是因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图为遵义会议旧址。
其次，周恩来作副报告，从客观方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领导责任，同时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
最后，张闻天作反报告，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既有原则又有策略地为遵义会议定了调子。三个报告完毕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具体分析了敌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指挥错误，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会上，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朱德甚至发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只有候补委员凯丰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而李德则拒绝接受批评。
遵义会议旧址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八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他们是：毛泽东（左四）、周恩来（左三）、洛甫（张闻天）（右四）、博古（秦邦宪）（右二）、陈云（左一）、刘少奇（右一）、朱德（左二）、王稼祥（右三）。
经过 3 天热烈讨论，遵义会议决定将毛泽东选为常委，停止“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按照惯例，会议决定需由共产国际批准才能算数，但是当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功地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1．侯保重：《遵义会议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周海滨：《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