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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基础更为牢固。但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1934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不顾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将“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打击毛泽东等持正确主张的同志。不懂军事的博古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十分信赖，他们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了之前采取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
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已于 1933 年 9 月坐镇南昌，指挥国民党 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此番卷土重来，蒋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1934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包围的状态。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是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实行“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失败，1934年 10 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图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点之一的江西省瑞金。
4 月 27 日，国民党军集中 10 个师的兵力，派出飞机、大炮向广昌发起进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持续 18 天，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红军毙伤俘敌 2600 多人，而自身伤亡5000 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7 月，蒋介石调集 31 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事宜。10 月 17 日，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共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被迫开始了长征。
1934 年 11 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然屏障，精心布置了第四道防线。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 16 个师 77 个团“追剿”中央红军。
图为湘江战役遗址——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新华社资料照片）
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 25 万兵力，形成一个“口袋阵”，向中央红军实施合围，企图在中央红军硬闯湘江这道“血网”时将其全部歼灭。红军能否突破湘江防线，关乎革命的成败！
1934 年 11 月 27 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 80 公里。由于“搬家”式的行军，80 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 4 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 3 天。在这 3 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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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湘江战役爆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红军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湘江战役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图为广西全州县湘江战役觉山阻击战遗址。
11 月 29 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他们预判，即使到 12 月 1 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 10 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一定要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
11 月 30 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 月 1 日，进退维谷的党中央和红军，走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死亡的骡马、散乱的文件、零落的钞票、圆圆的斗笠……
这天下午，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不顾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头看时不禁热泪盈眶。他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小红军，肩上还扛着一架油印机。
一批批将士倒下来，一批批接着冲上去，博古全然失去了当初的信心。周恩来发现了过江的毛泽东，这对战友相视却只能默默无语。两位卓越军事家面对惨烈的一幕，内心苦楚却无能为力。
当天下午 5 时 30 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过此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那一天，湘江是一条血洗的河，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此，当地便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战士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很多人都在问：红军突围的方向到底在哪儿？
图为 2021 年 2 月 3 日拍摄的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的雕塑。（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这时，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做通了他们的工作。长征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因伤病同坐担架，二人边行边谈。后来，毛泽东回忆道：“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央领导人紧急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会上，被晾在一边两年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根据红军破译的敌方情报，力陈继续北上湘西的危害：“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是李德、博古始终不肯放弃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李德甚至中途愤然退离会场。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实行战略方向的转变。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那天李德病倒了，没有参会。博古带着李德的意见，坚持共产国际同意的方案不能改变。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李德知道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一向儒雅的周恩来怒不可遏，前所未有地拍了桌子。
黎平会议后，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央红军于 6 天后向遵义方向移动。1934 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二人试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参会者普遍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图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拍摄的黎平会议纪念馆。（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通过上面这三次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1．郭德宏：《中共历史探微》，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2．何辉：《长征史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3．石仲泉：《长征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