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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毛泽东通过回信方式，阐明了对中国革命形势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出自这封回信。
自毛泽东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后，他便开始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是由于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思想上不统一，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并不乐观。
正当毛泽东努力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的时候，他收到了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林彪在这封信中主要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红军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产生了悲观情绪；第二层是面对敌人的重兵“进剿”“会剿”，建议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古田会议后第五天，即 1930 年1 月 5 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给林彪回复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根据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明确表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他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的正确性。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以激情澎湃的词句把革命的光明前途付诸笔端：“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回信是一次很好的整顿党内思想的机会，进一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力地回击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
在 1930 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政策存在“左”的倾向，比如，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不开展分田斗争等，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必须制定更加科学的分配土地的政策。
1930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二七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扩大工农武装的任务。会议经过详细讨论颁布了著名的《二七土地法》，明确规定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此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5 月，为了深入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用 10 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各领域、各行业进行深度调查，弄清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办法。自认为是商业方面门外汉的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成功写成了一篇共 5 章 39 节、长达 8 万多字的《寻乌调查》。10 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 10 天的调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调查》。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提出，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1930 年 5 月至 10 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动了一场新军阀混战，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这场战争发生于国民党内部，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在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广泛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 14 个军，人数约 10 万，在 10 余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10 多个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
5 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整编各地红军，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等，加强了党的领导，红军整体实力提升，开始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这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做了前期准备。
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将矛头自然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从 10 月起，他调集 10 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一次“围剿”，“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2 月，国民党军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企图寻找红一方面军决战。面对敌军兵力优势，毛泽东、朱德指挥4 万人的红一方面军，采取“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将敌军先头部队引诱到根据地中部，再将敌军分割为两群，待机破敌。红军趁着大雾在龙冈设伏，全歼十八师主力，活捉此次“围剿”行动前线总指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1930 年冬至 1933 年 3 月，国民党军先后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前三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图为反“围剿”中的红军在行军。
1931 年 1 月 3 日，红军以少胜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是它的发展是很快的，看似微弱的火光却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毛泽东掩盖不住激动的心情，还专门赋诗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记叙了当时的战斗情景。诗中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省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图为大会选举情形。
根据地先后建立各级民主政权，人民开始当家做主。1931 年 11 月 27 日，毛泽东（中立者）、任弼时（左二）等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苏区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党军 1 个师部和 3 个多旅约 1.5 万人被歼灭，并缴获 1.2 万余件武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