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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1929 年 1 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指挥湘赣两省 3 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毛泽东、朱德被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到赣南、闽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下山后，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3 月中旬，红四军夺取了商业比较发达的闽西长汀县城，首次进入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经过苦战，红军在赣南、闽西逐渐站稳脚跟，继续实行武装割据。
但就在这时，身在瑞金的毛泽东收到中央写于 2 月 7 日的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指示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二人离开部队来中央，并主张“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不赞同中央的指示，并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四军内部掀起了一场争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不少军事干部又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致使旧军队的一些不良倾向反映到红军中来。有些人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并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还有些军事干部认为，军事高于一切，甚至还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
6 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由于赞成错误主张的同志一时占了多数，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落选，而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7 月以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被转移到上杭养病。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的右倾思想、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不正确倾向泛滥，而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被削弱。朱德、陈毅对此十分忧虑，想着力整顿。于是，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
1929 年 8 月下旬，党中央得知红四军的有关消息后，十分沉重。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往后的发展方向。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屋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面下棋掩护。周恩来向陈毅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并且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这封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针对红四军争论的党的领导问题，这封信给出了明确回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同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1 月上旬，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此前，周恩来考虑到陈毅在前一段同毛泽东相处时出现的问题，询问他是否愿意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陈毅表示愿意回到红四军，并请毛泽东担任领导，这也体现了他为人的正直与坦荡。毛泽东看到中央的来信，十分高兴，表示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11 月 28 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贯彻九月来信。此时，大家的思想不断地提升，认识上逐渐取得了统一。
1929 年 11 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后，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全会，解决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毛泽东一口气为红四军九大起草了 8 个决议案。
12 月底，红四军九大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古田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8 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其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 11 人，毛泽东再次担任前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投入反粤闽赣三省敌人“会剿”的艰苦战斗中去。新的前委利用行军、战斗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在红四军内部开展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会议决议当作党课教材和红军法规，组织学习讨论。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图为古田会议会址。
红四军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了大会决议，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对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许多干部、战士主动检查了自身不足，批评了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各地红军也都先后实行。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逐步成形，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3．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