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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黑暗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组织的一系列起义先后遭受挫折。在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率先放弃了夺取大城市的计划，率部到井冈山落脚。不久，“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 5000 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 1927 年 9 月 9 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图为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 1937 年在延安合影，左三为毛泽东。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前往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1927 年 9 月，根据中央指示，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但是反革命武装力量强大，再加上自身缺少战斗经验、某些部队叛变等原因，起义部队遭受了很大损失。
毛泽东见形势不佳，果断命令剩余的 1500 多人撤到湖南东部的浏阳县文家市。9 月 19 日夜至次日凌晨，为了解决部队向哪里走的问题，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坚持攻打长沙，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进攻长沙行不通，中国革命要上山，要到农村去。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图为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枫树坪。
起义部队在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处境十分困难。从文家市距江西井冈山有 367 公里，但是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却走了近40 天。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
有一天，大伙在一个镇子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有人就问毛泽东：“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
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直接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攻湖南省浏阳县白沙守敌，首战告捷。10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当地的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袁文才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白沙镇旧貌。
这支部队靠理想信念渡过了难关。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毛泽东和前委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1927 年 10 月 3 日，经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行。在得知叶挺、贺龙的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薄弱，并且群众基础良好，是一个不错的落脚点。
但要上井冈山并不容易，需要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山大王”的同意才行。军内的一些人提出让他们直接缴械。而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于是，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来意，袁文才认为“片林不栖大鹏”，婉言拒绝了红军上山的要求。为尽地主之谊，袁文才还是邀请了毛泽东会面。袁文才事先设下埋伏，毛泽东单刀赴会，一见面就送 100 支枪的见面礼，又提出先把伤员和医院放到山上。袁、王这才卸下防备。
毛泽东一方面带领着部队在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另一方面通过做思想工作逐步消除了二人的疑虑，部队最终上了井冈山。1928 年 2 月，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同上山的工农革命军合二为一。
1927 年 8 月 1 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南昌起义军旗开得胜，全歼南昌城内守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 8 月 3 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相机进军广州。但是在 10 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主力遭到失败。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转移湖南、江西、广东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转向山区之前，朱德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主力既然都已失败，1000 多人留下来没什么作用，不如解散。
面对军事干部的消极情绪，朱德坚定地批驳道：“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历史是如此的奇特。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分隔两地，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上几乎演绎了相同的故事。两支队伍在出师不利后，都开始向农村山区转移。
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部队在附近活动，就派何长工下山打探消息。经过几个月奔波，何长工终于在韶关犁铺头找到了南昌起义军余部。朱德听何长工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朱德还告诉何长工，前不久已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去了。
在毛泽东部队的掩护下，朱德、陈毅于 1928 年 4 月 26 日率领部队到达宁冈砻市。4 月 28 日，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当天，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两支革命武装终于会师成功。
井冈山会师（油画）（王式廓作，新华社发）。
毛泽东紧紧握住朱德的手说：“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紧握毛泽东的手说：“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地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地转移。”
两位历史伟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次会师使南昌起义军余部得到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如虎添翼，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从此以后，“朱毛红军”的称谓也流传开来，很快就打开了通向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产生的部队给养问题。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匮乏。边界的土地革命尚处在打土豪、分浮财这一阶段，一方面可以扫清革命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1928 年 3 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毛泽东曾一度率部前往湘南一带活动，策应湘南暴动。途中，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行边界最早的分田运动，为根据地全盛时期的大规模土地革命运动积累了经验。
在“朱毛红军”会师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由过去的不到 2000 人扩展到 1 万多人。红军力量的壮大，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也在实践历练中逐渐领悟到建设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教育，还深入浅出地打了个比方：“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仅仅靠打土豪是不能让根据地“屁股”坐稳的，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广大农民真正关心的土地问题。
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 5 月至 7 月，湘赣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图为井冈山《土地法》。
1928 年 4 月，毛泽东总结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图为红军战士的包袱皮，上面写着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根据地一位农民书写的入党誓词。
1928 年 5 月至 7 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田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而要保卫自己分到手的土地，就必须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在广大农民的拥护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起来，并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自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征收土地税以来，县内农民踊跃交售，征粮比例高达 20%，一段时期内的红军给养暂时可以从宁冈土地税中取得。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还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并与朱德总结出红军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在进行革命实践探索的同时，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1928 年 10 月至 11 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上升为理论。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探索，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8 年 6 月 18 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高度赞扬和肯定工农武装割据的宝贵经验。会后，中央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积极向全国其他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1．孙国林主编：《信仰的力量——从井冈山到延安》，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2．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1929 年 1 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指挥湘赣两省 3 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毛泽东、朱德被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到赣南、闽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下山后，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3 月中旬，红四军夺取了商业比较发达的闽西长汀县城，首次进入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经过苦战，红军在赣南、闽西逐渐站稳脚跟，继续实行武装割据。
但就在这时，身在瑞金的毛泽东收到中央写于 2 月 7 日的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指示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二人离开部队来中央，并主张“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不赞同中央的指示，并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四军内部掀起了一场争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不少军事干部又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致使旧军队的一些不良倾向反映到红军中来。有些人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并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还有些军事干部认为，军事高于一切，甚至还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
6 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由于赞成错误主张的同志一时占了多数，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落选，而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7 月以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被转移到上杭养病。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的右倾思想、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不正确倾向泛滥，而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被削弱。朱德、陈毅对此十分忧虑，想着力整顿。于是，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
1929 年 8 月下旬，党中央得知红四军的有关消息后，十分沉重。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往后的发展方向。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屋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面下棋掩护。周恩来向陈毅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并且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这封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针对红四军争论的党的领导问题，这封信给出了明确回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同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1 月上旬，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此前，周恩来考虑到陈毅在前一段同毛泽东相处时出现的问题，询问他是否愿意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陈毅表示愿意回到红四军，并请毛泽东担任领导，这也体现了他为人的正直与坦荡。毛泽东看到中央的来信，十分高兴，表示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11 月 28 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贯彻九月来信。此时，大家的思想不断地提升，认识上逐渐取得了统一。
1929 年 11 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后，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全会，解决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毛泽东一口气为红四军九大起草了 8 个决议案。
12 月底，红四军九大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古田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8 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其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 11 人，毛泽东再次担任前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投入反粤闽赣三省敌人“会剿”的艰苦战斗中去。新的前委利用行军、战斗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在红四军内部开展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会议决议当作党课教材和红军法规，组织学习讨论。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图为古田会议会址。
红四军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了大会决议，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对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许多干部、战士主动检查了自身不足，批评了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各地红军也都先后实行。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逐步成形，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3．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
这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毛泽东通过回信方式，阐明了对中国革命形势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出自这封回信。
自毛泽东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后，他便开始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是由于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思想上不统一，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并不乐观。
正当毛泽东努力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的时候，他收到了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林彪在这封信中主要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红军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产生了悲观情绪；第二层是面对敌人的重兵“进剿”“会剿”，建议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古田会议后第五天，即 1930 年1 月 5 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给林彪回复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根据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明确表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他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的正确性。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以激情澎湃的词句把革命的光明前途付诸笔端：“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回信是一次很好的整顿党内思想的机会，进一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力地回击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
在 1930 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政策存在“左”的倾向，比如，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不开展分田斗争等，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必须制定更加科学的分配土地的政策。
1930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二七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扩大工农武装的任务。会议经过详细讨论颁布了著名的《二七土地法》，明确规定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此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5 月，为了深入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用 10 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各领域、各行业进行深度调查，弄清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办法。自认为是商业方面门外汉的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成功写成了一篇共 5 章 39 节、长达 8 万多字的《寻乌调查》。10 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 10 天的调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调查》。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提出，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1930 年 5 月至 10 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动了一场新军阀混战，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这场战争发生于国民党内部，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在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广泛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 14 个军，人数约 10 万，在 10 余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10 多个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
5 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整编各地红军，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等，加强了党的领导，红军整体实力提升，开始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这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做了前期准备。
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将矛头自然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从 10 月起，他调集 10 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一次“围剿”，“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2 月，国民党军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企图寻找红一方面军决战。面对敌军兵力优势，毛泽东、朱德指挥4 万人的红一方面军，采取“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将敌军先头部队引诱到根据地中部，再将敌军分割为两群，待机破敌。红军趁着大雾在龙冈设伏，全歼十八师主力，活捉此次“围剿”行动前线总指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1930 年冬至 1933 年 3 月，国民党军先后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前三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图为反“围剿”中的红军在行军。
1931 年 1 月 3 日，红军以少胜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是它的发展是很快的，看似微弱的火光却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毛泽东掩盖不住激动的心情，还专门赋诗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记叙了当时的战斗情景。诗中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省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图为大会选举情形。
根据地先后建立各级民主政权，人民开始当家做主。1931 年 11 月 27 日，毛泽东（中立者）、任弼时（左二）等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苏区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党军 1 个师部和 3 个多旅约 1.5 万人被歼灭，并缴获 1.2 万余件武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