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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创建人民武装、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北伐战争时的工农运输队。
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时，湖南、湖北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予北伐军极大的支援。共产党人一方面动员民众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上，另一方面启发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
就民众动员来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北伐出动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数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群众迅速组织起来。1927 年 2 月至 3 月，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 120 万增加到 200 万。
在湖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1926 年 12 月，湖南全省总工会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工人运动、发展工会组织、组织工人纠察队等决议案。会后，基层工会普遍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
1927 年湖南省平江县农民协会支持农民斗争的布告。
1926 年 10 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此时全省工会已发展到 340 多个，会员达 30 万人，并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此期间，英国交还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的事件震惊中外。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随着北伐进军的步伐，农民运动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26 年11 月底，湖南 54 个县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 107 万人；第二年 1 月，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又迅速增加到 200 万人。此外，江西、湖北等地农民协会会员数量增长也十分惊人。江西农协在很短的时间内从6000 多人发展到 5 万多人，湖北也从 7 万多人发展到 28 万人。
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 年 12月，湖南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武装等决议案。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 32 天里，毛泽东步行 700 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回到武昌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图为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向导》。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他们纷纷攻击农民革命，污蔑其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于 1927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 32 天考察，大力赞誉其“好得很”！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国民党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必然会触碰到他们的利益。
自 1925 年起，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派别之一的“西山会议派”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等反动文件。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现的蒋介石因需要苏联和中共方面的援助以进行北伐，还没有公开破裂。
但是在 1926 年 3 月、5 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打击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力量，并暴露出其建立专制独裁政权的野心。他于 1926 年 8 月 25 日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
随着北伐的进行，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各国列强看到北洋军阀走向失败，也把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军事集团的身上。北伐军打到南京、上海后，蒋介石感到羽翼丰满，便准备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发生。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图为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情形。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发动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凌晨，大批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 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 10 万人的群众大会，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进行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冲出，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 100 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的反动军人在上海街头枪杀共产党人。
事件后三天中，上海工人 300 多人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踪。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以及共产党员赵世炎、汪寿华等惨遭反动派杀害。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暗藏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阴谋家汪精卫迅速同蒋介石勾结，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7 月 15 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在武汉地区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所有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被查禁、解散。从 1927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 31 万多人。
夏明翰（1900—1928），湖北秭归人。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被捕前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遗憾地以失败告终。但是，经过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深刻领会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等人的中央领导职务，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为了挽救革命，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 月 7 日，即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召开了。20 多人参加了会议，危难之中能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及半数，因此不能称为中央全会，只能叫中央紧急会议。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图为八七会议旧址（原汉口三教街 41 号，现为鄱阳街 139 号）。
参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做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则是革命经验不足，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除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思考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
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但是“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和湖南军阀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要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八七会议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这次会议前后，党领导和发动南昌起义及秋收起义，重新点燃革命烈火，使处在危急关头的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转机。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2．苏若群、姚金果：《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
3．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