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国人崇拜海明威（哪能不崇拜呢？），因为他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的文风。他是个叫人热血沸腾的钢铁汉子，敢为正义的事业赴汤蹈火。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逻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1942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多艘美国货运船。美国海军还未从珍珠港大战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所以不得不让一些民间志愿者开着他们自己的游艇去巡逻海岸。这些志愿者被称为“烂污海军”。他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巡逻，然后通过无线电将海上的情况报告给岸上的军方。海明威以船长自称，开始在古巴海岸巡逻，一心希望看到一艘德国潜艇，然后用汤普森机枪和手榴弹将其击沉。他召集人员组织成了一支“杂牌军”，其中包括巴斯克回力球球员和百万富翁等。诺曼底登陆海明威也参加了，但军方认为他这个大人物不能受一丝一毫的损伤，所以只允许他待在船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海明威可不是一个愿意接受照顾或是听从命令的人。在跟随第二十二军团行进的过程中，海明威得到军方批准，可在朗布依埃小镇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很快，他成了一支游击队的头，他的部下有一个特工、几个法国士兵和几个普通平民，这些人对他唯命是从，恭敬地称呼他为“爸爸”“上尉”，甚至是“伟大的上尉”。在人们眼中，这支非正规军就是一帮狂热崇拜海明威的匪徒，他们甚至模仿海明威的言谈举止和行事风格。随着越来越多平民与法国士兵的加入，海明威的这支非正规军逐渐扩大至几百人。海明威甚至穿着陆军上校的制服，带领他们多次加入战斗。战争结束两年之际，他被授予一枚铜质奖章。

海明威喜欢这种正义的“血性”，也喜欢“原始性”，他对非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他曾经随狩猎队去非洲，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原始”场面，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本书里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幸福的人生经历》《乞力马扎罗的雪》和《一段非洲的往事》记载了他当时的见闻和见解。在《一段非洲的往事》里，他从一个小男孩戴维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关注，揭示了人类残忍的本性，表达了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好愿望。小说写的是一头年老的大公象在森林中被猎人朱马打伤，它的同伴由于保护它而惨遭杀戮。之后大公象每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同伴的遇难处凭吊。不幸的是这头大公象被戴维发现了，戴维告知了他父亲。于是，他父亲和朱马就盯上了这头大象，最后发现了它，将其枪杀。原来他们猎象的目的只是为了那两根昂贵的象牙，但在追踪的过程中，戴维渐渐对大公象产生了怜悯和同情之意。大公象没有被残忍的猎人吓倒，它向人们显示：你尽可能把我消灭掉，但就是打不败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站立着，直到支撑不住了，才轰然倒地，但眼睛却依然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在大公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情况多么严重，困难多么巨大，死神多么可怕，它依然不失时机毫不妥协地进行奋斗。即使遭受挫折和失败，也绝不丧失勇气和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公象成了坚强不屈之人的象征。这样的人物和他在名著《老人与海》中塑造的那个与鲨鱼搏斗的老人，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

海明威虽然作品并不多，但他的小说思想性强，令人回味无穷，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喜爱。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德勒·索普曾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中写道：“尽管海明威的小说要隔很长时间才出版一本，但是在一本新小说出版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在小说出版后几个月还在继续进行。”海明威的作品大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中充溢着美国人所喜欢的“阳刚之气”。正如我国学者于冬云在评论文章《对海明威的女性解读》中所言：“所谓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即赫·欧·贝茨所称道的简洁、干净、含蓄、凝练。这是一种‘绝不矫饰’‘平易粗放、街头硬汉般的文风’，他尤其擅长用‘那种公牛般的、出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来陈述他故事中的那些猎人、渔夫、斗牛士、士兵、拳击者的思想和行为。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语言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现代社会语言学也发现男性语体是一种有力的语体，女性语体则是一种无力的语体。以此标准来重新审视贝茨一再称颂的海明威的文体风格，便不难发现在这种简洁粗硬的文风下掩盖的男性权力的特征。从早期创作开始，海明威就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叙事文体，并坚持使用了一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明威的叙事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方式。”

这样的一种文体对欧美大陆当时流行的“冗长、繁杂”的文风简直就是叛逆和颠覆，在一些大牌评论家的推扬之下立时犹如一阵狂风席卷大地，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印。海明威所尊奉的是美国建筑师密斯·凡·德·罗的名言“越少，就越多”，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趋于精练、充实、含蓄、耐人寻味，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海明威写作态度极为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据说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文稿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的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主张“去掉废话”，在修改时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每一句、每一段落都要达到“精益求精”。还有人说，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膝盖被子弹打碎，海明威必须站着写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永远站着”的“强硬”风格，字句也异常简练。自杀前他留下遗言，要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恕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不管原因如何，反正他惜墨如金，字字句句都是详细推敲的结晶。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但他却是开创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

海明威的作品可谓字字珠玑，读者可从中吮吸营养，大快朵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第五纵队》《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1954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更使他精神抑郁，有了消极悲观的情绪。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人们纷纷叹息着这位巨人的生之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着这颗美国文坛巨星的陨落。在这个较少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令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纷纷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在为这种精神哭泣。

海明威的作品难以翻译，因为他的语言过于“含蓄”和“简练”——阅读原文尚可以“咀嚼”出其中所包含的“精神”，但翻译成其他语言，难免会“缺斤少两”。如此，便不能一味地“直译”，需用艺术的“再创造”方法辅以“意译”——其目的是不“失真”，让读者通过译文了解“海明威精神”，了解那动人魂魄的故事情节。有人说海明威作品中的词句过于“刚硬”，而“刚硬”则易折——即破碎成许许多多的“节”。翻译时应该掌握好“火候”，既要还原其“硬汉风格”，还要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海明威。译者虽已“绞尽脑汁”，但愿不会“亵渎”海明威，不辜负读者热切的希望！

方华文
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