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次日下午从山里的第一救护站回来，我把救护车停在后勤管理处的门口，伤病员就是在这儿按照各人的病历卡进行区分，送往不同的医院。那天一路都是我开的车，此时我坐在救护车里，由本车的司机进去取病历。天气炎热，天空亮晃晃的，一片碧蓝色，道路泛白色，到处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牌救护车高高的驾驶座上，心里什么事都不想。有一个团的士兵从公路上走过，我用眼睛观察着他们。士兵们热得大汗淋漓。有的头戴钢盔，但是大部分的人则把钢盔吊在各人的背包上。钢盔一般都太大，戴在头上，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着钢盔，而钢盔的大小比较合适。巴斯利卡塔旅的一半人马都在这儿了。我是从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识出他们的身份的。这一团兵开过去许久之后，一些掉了队的散兵游勇走了过来，一个个满脸是汗，风尘仆仆，十分的疲乏，有的看样子状况非常糟糕。那些散兵游勇走过去之后，又来了一个士兵。他走路一瘸一瘸，后来干脆停下，一屁股坐在了路边。我下车朝他走过去。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了身来。

“我要朝前走的。”

“你哪儿不舒服？”

“看看这倒霉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了。”

“那你为什么不搭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医院？”

“上边不允许我这么做。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弄丢了。”

“我来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儿。”

我摸到了。

“咳嗽。”我说。

“我怕越咳会越大。现在比今天早上都大出一倍了。”

“你坐下。”我说。“等伤员的病历卡一整理好，我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是我故意弄丢的。”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口，而是老病根。以前就发过，对不对？”

“但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

“我能不能留在这儿，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卡。”

此时司机走出了管理处的门，带来了车上伤员们的病历卡。

“四个到105医院，两个去132医院。”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你开车吧。”我对司机说，接着便扶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车，跟我们一道坐在驾驶室里。

“你会讲英语吗？”士兵问。

“当然啦。”

“你怎么看待这该死的战争？”

“糟透了。”

“真是糟透了，老天爷有眼，真是糟透了。”

“你去过美国吗？”

“到过。我去过匹兹堡。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讲得不地道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来了个美国人呦。”司机眼望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用意大利语说道。

“听我说，中尉。你必须把我送回团队里去吗？”

“是的。”

“我们的上尉医生早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条可恶的疝带，希望病情恶化，就不用返回前线了。”

“原来如此。”

“你能不能开恩送我到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去？”

“如果离前线再近些，我可以送你上急救站。但是在这儿，你非有病历卡不可。”

“如果回了团队，他们就会给我动手术，然后叫我上前线，一直留在前线。”

我考虑了一下。

“你自己也不愿意一直呆在前线吧？”他问。

“是的。”

“老天爷有眼，你说这战争可恶不可恶？”

“这样吧，”我说，“你还是下车去，最好在路边摔个跟头，在头上撞出一个包来，我返回时带上你，送你上医院。在路边停一下，奥尔多。”

汽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我扶士兵下了车。

“我就在这儿等，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救护车继续上路，朝前开了约摸一英里就超过了那个团队，随后过了河。河水混浊，掺杂有雪水，湍急的水流从桥桩间淌过。汽车沿着平原上的路行驶，把伤员送到了那两家医院去。返回时我开车，空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路寻找那个曾去过匹兹堡的士兵。先碰上的还是那个团队，他们汗淌得更厉害，行军速度更慢了；再下来又遇到了那些散兵游勇。随后我们看到有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抬着那患疝病的士兵上车。原来是他的部队来接他归队了。他对我摇摇头。他的钢盔已经掉了，额上的发际处汩汩冒着血。他的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沾着尘土。

“中尉，你看这包！”他叫道。“一点用都不顶。他们来接我归队了。”

救护车回到别墅时，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到洗车子的地方冲了个淋浴。随后便回营房写报告，坐在敞开的窗前，穿着长裤和汗衫。总攻将于两天后打响，我将随救护车到普拉瓦去。已经好久没写信回美国了，心里明知道该写，但却一拖再拖，隔了这么久，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写了。既然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就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上面什么都不写，只说我平安无事。这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了。这些明信片到了美国一定深受欢迎——它们新奇、神秘。我们的战区本身就有一种新奇、神秘的气息。比起过去跟奥军打的那几次战役，本战区经营得相当有效率，气氛相当严酷。奥军的存在是为了衬托拿破仑的胜利，可以被任何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击败。我多么希望我军由一位拿破仑式的人物率领，可惜我军的统帅是卡多尔纳大将军和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国王，前者身躯肥胖、大腹便便，后者是小个子、细长脖子，蓄着山羊胡子。露面时，他们的右侧是奥斯塔公爵。此人也许长得太漂亮，不像个大将军，但他看上去俨然一个铮铮的男子汉。许多意大利人希望他来当国王，而他的气质的确就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现任第三军总指挥。我们属于第二军。第三军里有几支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俩很不错，我们那天晚上玩得好痛快。他俩都是大块头，腼腆害羞，凡事体贴人意。我倒希望自己加入的是英军。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跟他们出生入死，很可能会被打死。干救护车这种工作可以高枕无忧。不，即便干这一行也有危险。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有时也有阵亡的。哦，我知道我是不会战死的。反正不会死于这场战争。它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的眼里，这场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和电影里的战争一个样。但愿战争赶快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会硝烟散尽。奥军很可能会土崩瓦解。历次战争，他们每每溃不成军。这场战争出了什么毛病？人人怎么都说法军成不了气候。雷纳尔迪说法军哗变了，转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噢，他们遭到了堵截。”

我很想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到奥地利去看看。我想去看看黑森林 ，想爬爬哈尔兹山 。哈尔兹山究竟在哪儿啊？喀尔巴阡山正在发生激战。反正那个地方我本来就不想去。不过那地方也许也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一趟。胡思乱想间，太阳在下山，天气凉了下来。晚饭后我就去看望凯瑟琳·巴克利。多么希望她现在就在眼前。多么希望我和她现在身处米兰。二人可以在科瓦餐厅大快朵颐，然后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以消磨这炎热的夏晚，然后过桥去，沿着运河我和凯瑟琳·巴克利一同走进旅馆。也许对此她心甘情愿。也许她会把我当做她那已经牺牲了的前男友，于是我们相携步入大门，而守门人脱帽向我们致意。我在服务台前停下，问服务员要房间钥匙。服务员还会侍立于电梯旁目送我们。随后我们俩走进电梯，电梯慢慢悠悠地上升，咯嚓咯嚓响着过了一层又一层，一直抵达我们住的那层。电梯员打开门，站在一边，她走出去，我随后跟出去，二人一同顺着走廊走去。我拿钥匙去开门，门开了，我们进去，取下电话听筒，吩咐他们取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装在放满冰块的银桶里送来。接着便听得见走廊里有冰块碰提桶哗啦哗啦的响声，服务生敲敲门，我就说请放在门外。我们俩都没穿衣服，因为天气太热；窗子敞开着，小燕子在房顶飞来飞去。天黑后，走到窗口去，可见一些体形非常小的蝙蝠在房屋上空觅食，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俩推杯把盏，喝着美酒。房门上了锁，天气炎热，我们睡觉时只盖一条被单共度良宵——在这炎热的米兰之夜，我们徜徉于爱河，通宵达旦。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美景。而眼下，我要赶快吃完饭，好去看望凯瑟琳·巴克利。

食堂里，大家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喝了点酒，因为我不喝一点的话，他们会说我不够朋友。我和牧师谈起了大主教爱尔兰 的事——他是位高尚的人物，似乎曾在美国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作为美国人的我，对他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其实此事我闻所未闻，可我却装出一副早知道的样子。牧师解释了主教蒙冤受屈、遭人误解的原因，他说得是那么动人，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不够礼貌了。我觉得大主教的名字很好听，他老家明尼苏达州的名字也很好听。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名字念起来很像Island 一词的发音，因此很有味道。不，事情并非如此，而是要复杂得多。是啊，神父。这是真的，神父。也许是吧，神父。不，神父。嗯，也许是吧，神父。这事你比我清楚，神父。牧师是个好人，可是很乏味。那些军官们并非良善之人，也乏味无聊。国王是个好人，同样乏味。这酒是劣质酒，但不会使人感到无聊。酒剥掉牙齿上的珐琅，把它贴在了上颚上。

“那位牧师曾经进过监狱，”罗卡在说，“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券。这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是不会逮捕他的。至于那些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券，他声称全不知情。这件事发生在贝齐埃尔。我恰巧也在那儿，看到了报上的报道，就跑到监狱去，说要探望牧师。证据确凿：公债券果是他偷的。”

“我压根就不信。”雷纳尔迪说。

“随你的便，”罗卡说，“反正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他既是牧师，一定会有体会的。”

牧师笑笑。“说下去吧，”他说，“我洗耳恭听。”

“当然，有些公债不翼而飞了，但在牧师身上却搜到了全部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地方债券我记不清了。刚才说到我去探监，这才是故事的精彩之处呢。我站在他的牢房外，好像自己要忏悔一样说道：‘为我祝福吧，牧师，因为你犯罪了。’”

大家听后哄堂大笑。

“那么他怎么说呢？”牧师问。

罗卡没理睬牧师，对着我继续讲他的笑话。“其中的意思听明白了吗？”他那口吻好像在说：倘若你彻底听懂了的话，这故事是非常滑稽的。他们又给我倒了一些酒，接下来我讲了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英国列兵被逼冲淋浴的事情。少校讲了一个关于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又喝了一些酒之后，我讲了个骑士寻找财宝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但主人公是个夜里睡不着觉的女公爵。这当儿，牧师走掉了。随后我讲了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其中说到他清晨五点到达马赛时，正刮着西北风。少校说他听别人讲我很能喝酒。对此我矢口予以否认。他硬说是真的，并拿酒神巴克斯的尸体发了毒誓-——他一定要检验一下看是否属实。我不赞成以巴克斯起誓。坚决不能以巴克斯起誓。而他非得以巴克斯起誓。他要我和菲利波·文森扎·帕西一杯一杯比赛喝酒。帕西说不公平，无法比赛，因为他喝的酒已经超过我一倍了。我说那是卑鄙的谎言。不管是否以巴克斯不巴克斯起誓，菲利波·文森扎·帕西或是帕西·菲利波·文森扎今天晚上滴酒没有沾唇。他的姓名究竟怎么叫啊？他问了我的姓名究竟是费德里科·恩里科还是恩里科·费德里科？我说不要以巴克斯起誓了，反正胜者为王。少校拿大杯斟满红酒，揭开了比赛的序幕。比赛进行到一半，我就想退出了。我记起我还得去找凯瑟琳呢。

“帕西赢了。”我说。“他比我能喝。我得告辞了。”

“他真的有事。”雷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这些我都是清楚的。”

“我得走了。”

“那么改天晚上再比吧。”帕西说。“哪天晚上精神好点时再比吧。”

他拍拍我的肩膀。桌子上烛光闪闪。所有的军官都很开心。

“再见，诸位先生。”我说道。

雷纳尔迪跟我一道出来，在门外的草坪上站住。他说：“喝醉了就别去了。”

“没有醉，雷宁 。真的没有醉。”

“你还是嚼一点咖啡再去吧。”

“胡说。”

“我给你找一点来，小乖乖。你在这儿来回走走。”

他返回时拿来了一把焙炒过的咖啡豆。“小乖乖，嚼几口这玩意儿。愿上帝与你同在。”

“愿巴克斯酒神保佑。”我说。

“我还是把你送过去吧。”

“我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举步一道穿过城镇，路上我嚼着咖啡豆。到了直通英国别墅的车道口，雷纳尔迪跟我告别。

“再见。”我说。“你为什么不一同进去。”

他摇摇头。“不，”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小乖乖。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去。车道两旁的柏树，轮廓鲜明、清晰。我回头望望，看见雷纳尔迪还站在那儿目送我，便向他挥挥手。

来到别墅的会客厅里，我坐下来等待凯瑟琳·巴克利从楼上下来。有人从大厅里走来。我站起身，但来人不是凯瑟琳，却是弗格逊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托我对你说对不住，她今天晚上不能够见你。”

“很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请你转告她，说我很难过，好吗？”

“好，我会的。”

“你看，我明天再来看望她妥当不妥当？”

“好的，明天来很好。”

“十分感谢。”我说。“再见。”

出了门，我突然觉得寂寞和空虚。我原本把来看凯瑟琳并不当一回事，甚至喝醉了，几乎把此事忘了个干净，但是现在见不到她，心里却觉得孤零零、空荡荡。 WEtf4Gr/+sMwWU8euHHsiZrnppfTPuJOikumc40ZA8nvP009//NLwSiUifIuGA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