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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隔壁花园里的炮队把我吵醒了。只见阳光从窗外泻入。我起了床，踱到窗边向外眺望。碎石小径湿漉漉的，青草上沾着露水。炮队开了两炮，每一炮都山摇地动，震得窗户发抖，连我睡衣的胸襟也跟着抖了抖。炮虽然看不见，但显然炮弹是从我们头顶飞过。炮队挨得这样近，相当讨厌，幸亏炮的口径并不太大。我眺望着花园，耳旁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发动了。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点咖啡，便去了汽车库。在长长的车棚下，十辆汽车一字排开。都是些上重下轻、车头短的救护车，漆成灰色，结构像流动的大篷车。院子里有辆车，技工正在修理。还有三辆车进了山，停在急救站。
“敌方轰炸过这支炮队没有？”我问一位机师。
“没炸过，中尉先生。有那座小山掩护着呢。”
“这里情形怎么样？”
“还不错吧。这辆车不好使，别的都开得动。”他停下手里的活笑了笑。“你休假去了吧？”
“是的。”
他在工作服上揩揩手，咧嘴一笑。“玩得好吗？”
其余的技工也跟着咧嘴笑着。
“很好。”我说。“这车子怎么啦？”
“坏了。不是这个地方出毛病就是那个地方出毛病。”
“这次出的是什么毛病？”
“得换钢圈了。”
他们修理的车一副惨相，成了空架子，引擎被拆开，汽车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我离开那儿，走到车棚底下，把每辆车都盯着看了看。这儿的车比较干净，有几辆刚刚冲洗过，其他几辆倒是沾了些灰尘。我仔细检查车胎，看有没有裂口或是被石头扎破的地方。一切情况都很好。显而易见，不管我是否操心这儿的事务，都没有关系。我自以为是，原以为汽车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以及是否能够顺利地履行职责，转移急救站的伤病员，把他们运出山，送往医疗站，然后根据他们的病历卡送入医院，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我张罗。现在情况已明朗：有我无我都无关紧要。
“找配件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技工中士。
“没有困难，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还在老地方。”
“很好。”我说完便回到营房里，上食堂去喝了杯咖啡。咖啡呈淡灰色，掺了炼乳，味道甜甜的。窗外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干的感觉，预示着这一天将会是个大热天。这天我进山到救护车站看了看，回镇时已到傍晚时分。一切都很好，我去休假期间，所有的事务都经营得比以前好。听说又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进攻河上游的一个地方，少校叫我在部队进攻时负责救护车站的工作。进攻部队将由上游一条狭窄的峡谷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散开。救护车的车站得尽量挨近河边，同时又要隐蔽好。车站的地点当然是由步兵选定的，但后续事务还得靠我们。这种情况，会给你点兵布阵的错觉。我灰头土脸，身上肮脏不堪，便回房间里洗脸。雷纳尔迪正坐在床上看《雨果英语语法教程》。他穿戴整齐，脚穿黑色皮靴，头发亮光闪闪的。
“妙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
“不去。”
“你得去。你得帮我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收拾干净就去。”
“洗一洗就行，就穿这身衣服便可以了。”
我洗洗脸，梳梳头，两人拔腿就走。
“等一等。”雷纳尔迪说。“也许应该先喝一杯再去比较好。”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我不喝斯特雷加酒。”我说。
“不是斯特雷加。这是格拉巴酒。”
“那好吧。”
他倒了两杯酒，我们碰杯，各自伸了伸食指。格拉巴酒的酒劲非常大。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二人又喝了杯格拉巴酒，雷纳尔迪放好酒瓶，我们这才下楼。穿过镇上的街道，按说是很热的，幸亏太阳开始下山，一路倒也轻松愉快。英国医院设在一座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里。巴克利小姐在花园里。另外还有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看见了她们的白制服，便朝她们走去。雷纳尔迪行了个军礼。我也行了礼，不过不像他那么威武。
“你好。”巴克利小姐招呼道。“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哦，不是。”
雷纳尔迪跟另外那个护士聊上了。他们哈哈笑着。
“真奇怪，你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
“那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救护车队罢了。”
“不过还是很怪。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做每件事都有原因的。”
“哦，果真如此？我从小受人教诲，认为万事皆有原因。”
“那倒是怪可怕的。”
“咱们没必要为这争论，是吧？”
“是的。”我说。
“这样就轻松了，对不对？”
“那根棍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巴克利小姐的个头相当高。她身上的衣服我觉得像是护士制服，一头金发，黄褐色皮肤，灰色的眼睛。我认为她美若天仙。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杖，外边裹着皮革，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玩的马鞭。
“它属于一个小伙子，去年阵亡了。”
“深表遗憾。”
“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本打算娶我，却不幸在索姆战役中牺牲了。”
“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
“你也参加了吗？”
“没有。”
“我听人讲起过那次战役。”她说。“这一带没打过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藤杖送给了我，是他母亲送来的。部队把他的遗物都归还给了家属。”
“你们俩订婚有多长时间？”
“八年。我们是青梅竹马。”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她说。“当时都怪我太傻了。当初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我只是觉得那样对他不好。”
“原来如此。”
“你恋爱过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眼睛望着她。
“你的头发很美。”我说。
“你喜欢？”
“非常喜欢。”
“他牺牲后我本想把头发剪掉。”
“千万别那样。”
“我当时想为他做点什么。要知道，我对于那件东西是无所谓的，完全可以奉献给他的。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这一切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他当时要去作战的时候，我却不明事理。”
对此我未置一词。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以为给了他反而会害他。我以为他也许会承受不了呢，后来他一死，什么都完了。”
“说不清啊。”
“唉，完了，”她说，“万事皆休。”
我们望望雷纳尔迪，见他和那护士正聊得起劲。
“她叫什么？”
“弗格逊。海伦·弗格逊。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
“是的。他是个大好人。”
“好极了。离前线近在咫尺，很难找到好人。离前线我说近在咫尺，对不对？”
“很对。”
“这条战线设得很愚蠢，”她说，“但风景美丽如画。是不是要发动攻击了？”
“是的。”
“那么我们就有事做了。目前无所事事。”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从一九一五年年底算起吧。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想象有一天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他被刀砍伤，头上包着绷带；或是肩头中了枪。反正有点诗情画意。”
“这条战线也蛮有诗情画意的。”我说。
“是啊。”她说。“人们不知道法国是什么样一个国家。如果知道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没有被刀砍伤，而是被炮弹炸了个粉身碎骨。”
我一句话也没说。
“依你看，这仗就永远打不完了吧？”
“不会的。”
“有什么能叫它停住呢？”
“总有个环节会崩溃的。”
“我们会崩溃的。我们在法国会崩溃的。像索姆战役那样打下去，迟早会崩溃的。”
“在这里是不会垮的。”
“你这样想吗？”
“是的。去年夏季他们打得非常漂亮。”
“他们也可能会崩溃的，”她说，“任何人都可能会崩溃。”
“德国人也一样。”
“不，”她说，“我觉得德国人不一样。”
我们边说边向雷纳尔迪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
“你爱意大利吗？”雷纳尔迪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
“相当爱。”
“听不懂。”雷纳尔迪摇摇头。
我把“相当爱”译成意大利语。他还是直摇头。
“这样解释不清。你爱英格兰吗？”
“不怎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纳尔迪茫然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爱苏格兰胜于爱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话说。
“但是苏格兰就是英格兰呀。”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弗格逊小姐听。
“并不是一回事。”弗格逊小姐说。
“真的？”
“当然喽。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利小姐？”
“噢，这是两码事。你可不要抠字眼。”
聊了一会儿，我们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那儿。在回营房的途中，雷纳尔迪说：“巴克利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过，那位苏格兰小姑娘也是很可爱的。”
“是啊。”我胡乱应了一声。其实我并没有细心留意那女孩。“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雷纳尔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