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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车辆很多。两边有玉米秆和草席编成的屏障，头顶也盖有席子，这一来，仿佛走进了马戏场或是一个土著村落。救护车慢慢悠悠行驶在这以草席遮盖的隧道里，出来后便到了一片无遮无掩的空地，此处原是个火车站。这儿的路面低于河岸，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走，见河岸上处处挖的有掩体，步兵们就隐蔽在里面。金乌西坠，行驶中我抬头顺着河岸望去，望得见奥军的侦察气球悬浮于对岸的小山上空，在落日余晖中呈暗暗的颜色。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砖场的外边。砖窑和一些深坑经过改造，成了急救站。这里有三个医生我认得。我跟那位少校军医交谈，得知总攻一旦打响，我们的车就装着伤员送往后方，还要走那条用草席遮蔽的路，然后沿主干道打山脊上前行，抵达一个救护站，那儿另有车辆转运伤员。他说但愿那条路不要出现堵塞。那可是唯一的一条路啊。路上有遮蔽物，因为该路段暴露在河对岸奥军的视野之中。我们在砖场有河岸掩护，不至于受到来复枪和机枪的射击。河上本有一座桥，现在已被炸坏。总攻一开始，我军准备再搭一座桥，有的部队则打算在上游河湾水浅的地点涉水过河。少校是个小个子，脸上的小胡子朝上翘得高高的。他曾在利比亚打过仗，军服上的两条袖纹是因为负伤得来的。他说假如一切都顺风顺水，他要给我争取到一个勋章。我说但愿万事如意，不过这样太麻烦他了。我问他有没有较大的地下掩蔽部，好安顿司机们休息，他便派了一名士兵为我引路。我随那个大兵去了，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掩蔽部。司机们很满意，我就把他们安顿在了那儿。少校请我同其他两名军官一道喝酒。饮着朗姆酒，气氛非常友好。外面暮色四合。我问总攻何时打响，他们说天一黒透就打响。我返回去找司机们。他们正坐在掩蔽部里聊大天，我一进去，他们就收了声。我递给他们每人一包马其顿香烟，那烟的烟草装得松，弄不好就散出来，抽的时候得把两头扭紧。马奈拉用打火机点了烟，然后把打火机依次传给大家。打火机的形状像是菲亚特牌汽车的散热器。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咱们下山时怎么没看见救护站？”帕西尼问。
“它就在咱们拐弯的地方再往远走一点。”
“那条路的状况一定很差。”马奈拉说。
“敌人的炮弹会落在那儿，把咱们炸飞的。”
“也许吧。”
“吃饭怎么办，中尉？战斗一打响，可就没功夫吃饭了。”
“我现在就去落实一下。”我说。
“你要我们呆在这里，还是允许我们四处瞧瞧？”
“最好呆在这儿。”
我回到少校的掩蔽部，他说战地厨房就要来到，司机们可以来领饭菜。如果司机们没有饭盒，可以在这里借。我说他们可能带着饭盒呢。我回去找司机们，告诉他们饭菜一到，我就来叫他们。马奈拉说希望在炮击之前开饭。他们少言寡语，等我出去后才又谈起话来。他们原都是机械师，对战争深恶痛绝。
我走出去看看车子和外边的情况，随后又回到掩蔽部，坐下来跟四名司机一起守候。大家席地而坐，背靠着墙抽烟。外边的天几乎黑透了。掩蔽部里的土质暖暖的、干干的，我把肩头抵在墙上，腰背部贴着地，放松休息。
“担任主攻的是哪一部？”卡伍兹问。
“是步兵。”
“所有的步兵？”
“我想是的。”
“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这点兵力是不够的。”
“也许只是声东击西，真正的进攻可能不在这儿。”
“士兵们知道哪个部队主攻吗？”
“大概不知道吧。”
“他们当然不知道，”马奈拉说，“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冲锋了。”
“他们还是会往前冲的。”帕西尼说。“那些步兵尽是些傻瓜。”
“他们个个勇敢，人人守纪律。”我说。
“他们虎背熊腰、人高马大，倒是很健康，但仍然是傻瓜。”
“掷弹兵也人高马大吗？”马奈拉说。这是个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中尉，那次冲锋你也在吧？他们不肯出击，结果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被枪决了。”
“我不在跟前。”
“这可是真的。事后让他们排成一列，每十人中挑一个出来。由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顶个屁用。”帕西尼往地上唾了一口说。“那些掷弹兵个个身高六英尺以上，就是不愿朝前冲。”
“如果人人都不愿打仗，战争就会结束。”马奈拉说。
“掷弹兵倒不是反对战争，而是贪生怕死。军官均是富家子弟，也怕死。”
“有些军官倒是单枪匹马地冲上了前去。”
“一个中士开枪打死了两位不肯冲锋的军官。”
“有一些部队勇于冲锋陷阵。”
“凡是冲上前去的，就免受十抽一被枪决的灾难。”
“我有个老乡也被宪兵枪决了。”帕西尼说。“在掷弹兵中，他倒是个机灵鬼，长得又高又大，常常混迹于罗马泡妞，跟宪兵队的人很熟。”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现在老有个兵端着刺刀守在他家门口，不许任何人来探望他的父母和姐妹，他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许投票选举。现在他们都不受法律的保护，随便谁都可以抢夺他们的财产。”
“假如家里人不受这种惩罚，那谁都不愿冲锋陷阵了。”
“还是有人愿意冲的——阿尔卑斯精锐部队愿意，那些志愿兵愿意，还有一些步兵也愿意。”
“步兵临阵脱逃的大有人在。现在大家都不愿提起罢了。”
“中尉，你可不该让我们这般胡言乱语喔。军队万岁！”帕西尼夹枪带棒地说。
“我听得出你们的意思。”我说。“不过，只要你们好好开车，好好表现……”
“……还有，只要讲的话别让旁的军官听到。”马奈拉替我把话说完了。
“我坚信，这场战争会终结的。”我说。“如果单方面放下武器，战争还会持续下去；假如咱们罢了手，情况反而会更糟。”
“不可能更糟。”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就是更糟的事情。”
“我不相信。”帕西尼还是用恭敬的口气说。“战败是什么？解甲归田！”
“敌人会来迫害你，霸占你的家园，奸污你的姐妹。”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人人都下毒手。那就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家的姐妹闭门不出好啦。”
“他们会绞死你，会拉你再去当兵。他们不让你进救护车队，而是让你当步兵。”
“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绞死吧。”
“外国人不可能强迫你去当兵，”马奈拉说，“一交战大家就会跑光的。”
“就像特克斯人那样开小差。”
“你们大概是一点也不知道被拉壮丁的滋味，所以并不觉得糟到哪里去。”
“中尉，”帕西尼说，“既然你允许大家畅所欲言，那么请听听我的见解：天下最可恶之事莫过于战争。咱们呆在救护车队里，甚至体会不到到战争是多么害人。即使你体会得到，也无计可施，无法去制止战争，因为人人都发了狂。有些人永远也意识不到战争的可恶之处，而有些人则害怕当官的。战争就是这种人在打来打去。”
“我也知道战争的坏处，但既打就要把它打完。”
“仗是打不完的，永无了结之日。”
“终究会有结束的时候。”
帕西尼把头摇得像卜浪鼓。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取胜的。就算我军占领了圣加布里埃莱，那又怎么样？就算打下了卡索高原、蒙法尔科内和特里雅斯特，又怎么样？局势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你们今天没看见那些遥远的山峰吗？你们想我军能够把那些山都攻占了吗？这得奥军停战才行。有一方面必须先停战。我军为什么不能先停呢？敌军开进意大利来，他们厌倦了就会走的。他们会留恋他们的祖国。可现在可好，双方以兵戎相见。”
“你还是个演说家哩。”
“我们读书看报，是有思想的。我们不是乡巴佬，而是技术人员。即便乡巴佬，也不见得会相信战争的。人人都憎恨这战争。”
“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他们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也不会懂。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他们借此大发横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捞不到油水的。”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打仗并无目的，只是出于愚蠢。”
“大家都别说了。”马奈拉说。“咱们的话太多，甚至叫中尉都烦了。”
“他喜欢听。”帕西尼说。“咱们可以让他改变信仰嘛。”
“我看还是别说了。”马奈拉说。
“该吃饭了吧，中尉？”卡伍兹问。
“我看看去。”我说道。高迪尼也站起身，随我走了出去。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吗，中尉？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他是四人中话最少的一个。
“你要来就跟我来吧，”我说，“咱们看看去。”
外面四周黑黢黢的，探照灯长长的光柱正在山头移动着。前线军用卡车上装有大型探照灯，有时你夜间赶路就看得见，距离交火线很近。此时卡车停在路旁，有名军官在指挥操纵探照灯，他的部下显得有点慌恐。我们穿过砖场，在急救总站前停下。急救总站入口处的外面遮盖着一些绿树枝，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隐蔽处。黑暗中，夜风吹动被太阳晒干的树枝，发出一片沙沙声。里边有灯光。少校正坐在一只木箱上打电话。一名上尉军医说，总攻的时间提前了一小时，说着递给我一杯白兰地。我打量着那几张木板台案，又望望在灯光下发亮的手术器械、脸盆和盖着盖子的药瓶子。高迪尼站在我的身后。少校打完电话，站起了身。
“现在就开始了。”他说。“其实仍执行的是以前的计划。”
我望望外面，那儿夜色茫茫，奥军的探照灯光在我们后边的山岭头上移动着。一时间万籁俱寂，随后我们身后便万炮齐鸣。
“萨沃亚部队干起来了。”少校说。
“吃饭的事怎么办，少校？”我问道。他没听见。我又问了一遍。
“还没送来呢。”
一颗重型炮弹落下来，在外边砖坯场上轰隆一声爆炸了。接着又听见一声爆炸，同时还听得见被炸飞的砖头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的细小的哗啦哗啦声。
“这里有什么可吃的？”
“我们还有一点面条。”少校说。
“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好了。”
少校对一名护理员吩咐了几句，护理员走到后边去，回来时端来一铁盆放冷的水煮通心面。我把它递给高迪尼。
“有没有干酪？”
少校很不情愿地对护理员嘀咕了几声，护理员又钻进后面去，拿来四分之一只白色干酪。
“十分感谢。”我说。
“现在你们最好别出去。”
外边有人把一副担架停放在了门口。抬担架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向屋里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一下。
“把人抬进来。”少校说。“你们怎么啦？难道要我们到外面去抬他？”
那两个担架员一人抱住伤员的胁下，一人抬腿，把伤员抬了进来。
“把外衣撕开。”少校吩咐说。
他手里拿着一把钳子，钳子头上夹着一块纱布。两位上尉军医各自脱掉了外衣。
“你们出去。”少校对两位担架员说。
“咱们走吧。”我对高迪尼说。
“你们最好还是等炮击停下了再走。”少校扭过头来说。
“他们要吃东西。”我说。
“那就随你便吧。”
到了外边，我们冲过砖场。一颗炮弹在河岸附近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这一颗我们没有听见呼啸声，直到它突然从天而降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俩连忙扑倒在地，紧接着就是爆炸的闪光和轰隆一声巨响，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耳旁听见炮弹碎片的呼啸声和砖石哗啦哗啦落下来的声音。高迪尼跳起身朝掩蔽部飞奔。我跟在他屁股后边，手里拿着干酪，干酪光滑的表皮上已蒙上了砖沫。掩蔽部里，那三个司机正靠墙坐着抽烟。
“来了，你们这些爱国者。”我说。
“救护车没事吧？”马奈拉问。
“没事。”
“中尉，你受惊了吧？”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说。
我拿出小刀，打开来，揩揩刀口，切掉干酪肮脏的表皮。卡伍兹把那盆通心面递给我。
“你先吃，中尉。”
“不，”我说，“放在地上。大家一道来。”
“没有叉子呀。”
“没有叉子也他妈能吃。”我用英语说道。
我把干酪切成一片片的，放在通心面上。
“请坐下用饭。”我说。大家一一坐下，等待着。
我伸出五指去抓面，往上一提。一团面散开了。
“再往起提一提，中尉。”
我提起那束面，把手臂伸直，面条便悬在了空中。我把它放低往嘴巴里送，边吮边咬，大嚼大咽，接着咬了一口干酪，又咀嚼一番，最后喝上一口酒。酒里有一股锈铁味。我把铁酒壶还给了帕西尼。
“都变味了，”他说，“搁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把它搁在车上。”
大家都吃了起来，他们把嘴凑到铁盆边，脑袋向后一仰，便哧溜一声把面条吸进嘴里。我又吃一口，嚼一点干酪，再用酒漱漱口。有颗炮弹落在了外面，炸得大地乱颤。
“不是四二零大炮便是迫击炮。”卡伍兹说。
“山里根本就没有四二零。”我说。
“他们有大型的斯柯达山炮。我见过那种炮弹炸出的弹坑。”
“那是三零五大炮。”
我们继续吃着面条。外边传来一声噗噗响，好像是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便是一声震撼大地的爆炸。
“这个掩蔽部挖得不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颗巨型迫击炮的炮弹。”
“是的，长官。”
我吃完自己的那片奶酪，吞了一口酒。在一片杂音中我听见了一声噗噗响，接着是一阵呲呲呲呲的响声——随后是一道闪光，就好像熔炉门突然被打开了一样亮晃晃的。接着一声巨响，一团火球，先是白颜色后成红颜色，夹裹着一股疾风扑了进来。我拼命地呼吸，可就是喘不过气，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体，往外飘啊飘，一个劲随风飘着。我的灵魂一下子全出了窍，觉得自己已成亡灵，心想以前人们认为一死便没有了意识是大错特错。我飘飘悠悠的，感到不是往前飘，而是朝后出溜。此时喘过气来，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地面已被炸开，有一条炸裂的木椽就横在我脸前。我晃晃脑袋，听见有人在叫，似乎有人在尖着嗓门叫。我想动，但动不了。河对岸以及河沿岸上机枪声和步枪声噼里啪啦响成了一片。只听扑哧一声巨响，我看见一些照明弹腾空而起，在空中爆炸开，白晃晃悬浮在那儿；火箭弹纷纷射上天去，爆炸声不绝于耳。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情。随后我听见跟前有人在说：“妈呀，我的妈呀！妈呀！”我想把腿从废墟里拔出来，又是拉又是扭，最后总算抽出了双腿，转过身去摸跟前的人。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便杀猪般嚎叫。他的两腿朝着我，借着黑暗中的一点亮光我看到他的两条腿膝盖以下被炸了个稀巴烂。有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还由腱和裤子的碎片勉强连着，炸剩的残肢在抽搐和抖动，仿佛与身体已经脱节似的。他用牙齿咬住胳膊，嘴里哼哼唧唧地叫着：“妈呀，我的妈呀！妈呀！”接着是“上帝保佑保佑吧！圣母玛利亚啊！上帝保佑保佑吧！圣母玛利亚啊！老天呀，开枪打死我！老天呀，开枪打死我！我的妈呀！最纯洁可爱的圣母玛利亚啊！开枪打死我吧！结束吧！结束吧！结束吧！耶稣啊！可爱的圣母玛利亚啊！快结束吧！噢噢噢噢！”接着，他便透不过气来了“妈呀，我的妈呀！妈呀！”喊完之后，他静了下来，用嘴咬着胳臂，而腿的残留部分抽搐不已。
“担架兵！”我两手合成喇叭状大声喊道。“担架兵！”
我想贴近帕西尼，给他腿上绑一条止血带，但是我无法动弹。我又拼命努力，总算把腿挪动了一点。这下我能够借助双臂和双肘把身子往后拖了。帕西尼此时一声不响。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把衬衫的后摆撕下来，但怎么撕也撕不掉。我只好用嘴巴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他的裹腿。我穿的是羊毛袜子，帕西尼却打着裹腿。所有的司机都打裹腿。可惜帕西尼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我动手解他的裹腿，在解的过程中发现已没必要解裹腿充当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又检查了一下，看到他的确已咽了气。下来，得寻找另外的那三个人。我坐直身子，这一来才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那东西就像洋娃娃会转动的眼睛后面附着的铁块，它在我眼珠后面猛刺了一下。我的双腿有种暖暖的、湿湿的感觉，鞋子里边也是暖暖的、湿湿的。我知道自己受伤了，于是俯下身子去摸膝盖——膝盖不见了。我的手伸进裤腿，才发现膝盖错了位，滑到了胫骨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这时又有一道照明弹的光很慢很慢地往下落——我看看自己的腿，心里感到非常害怕。“噢，上帝啊，快把我救出去吧！”我默默祈祷着。同时，我心里还挂念着另外的那三个人。本来一共是四个，帕西尼一死，就剩下三个了。有人从腋下抱起我来，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两条腿。
“还有三个，”我说，“一个死了。”
“我是马奈拉。我们出去找担架，但没有找着。你怎么样，中尉？”
“高迪尼和卡伍兹在哪儿？”
“高迪尼在急救站，在包扎中。卡伍兹正抬着你的腿呢。抱紧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严重吗？”
“伤在腿上，高迪尼怎么啦？”
“他没事。爆炸的是颗大型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掉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上，把我丢在了地上。
“对不起，中尉。”马奈拉说。“请抱紧我的脖子。”
“可别把我再摔下啦。”
“刚才是吓走了神。”
“你们都没受伤吗？”
“都只受了一点轻伤。”
“高迪尼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我们到急救站之前，路上他们又把我摔了一次。
“你们这些龟儿子！”我骂了一句。
“对不起，中尉，”马奈拉说，“以后再也不会了。”
在救护站外，我们这许多伤员黑灯瞎火地躺在地上。有人把伤员抬进抬出的。急救站的幔子撩开，伤员被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灯火通明。死去的都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肩膀上，一身是血，活像屠夫一般。伤员多得担架都不够用了。伤员中除了几个在哼叫外，大多数都默然无声。急救站门上方遮盖的枝叶被风一吹，沙沙作响，夜里的气温越来越低。时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接着又离去了。我一到急救站，马奈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军医给我的两条腿缠了绷带。他说伤口进了许多泥土，所以失血不太严重。他说将尽可能及早为我处理伤口。说完他便进去忙了。马奈拉说高迪尼已无法开救护车了——他的肩头中了弹片，头上也受了伤。他原本没觉得有多严重，而现在肩膀动不成了。此刻他正坐在一堵砖墙边。马奈拉同卡伍兹各自开车运走了一批伤员。幸好他们俩还能开车！英国救护队带来三辆救护车，每辆车上配备有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面无血色、一脸病态的高迪尼领着向我走了过来。那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很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金丝边眼镜。
“伤在了腿上。”
“但愿不要很严重。想抽支烟吗？”
“谢谢。”
“听说你的两个司机都开不成车了。”
“是的。一个牺牲了，还有一个就是领你来此处的这位。”
“运气真是不好呀。你们的车子由我们来开怎么样？”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们一定小心行车，用完后把车归还到你们的住处。你们住206号吧？”
“是的。”
“那地方挺不错。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对。”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我的确是英国人。难道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不成？我们有支部队，里面倒是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这是件好事。”我说。
“我们一定精心保护车辆。”他直起了腰来。“你的这位伙计十分焦急，一定要我来见你。”说着他拍拍高迪尼的肩头，缩缩身子，笑笑。随后，这位英国人突然对高迪尼讲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的中尉我也见过了。你们的两辆救护车由我接管。现在你就不用担心了。”接着，他又掉过头对我说：“我得做点事情把你从这鬼地方弄走。我找医疗队的负责人去。我们想把你带上，送到后方去。”
他朝急救站走去，一路上在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伤员间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边射出一束灯光，他走了进去。
“他会照顾你的，中尉。”高迪尼说。
“你怎么样，佛朗哥？”
“我没事。”他说着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过了没一会儿，急救站门前的毛毯帘子掀开了，两名担架员走出来，后面跟着那高个子英国人。他把担架员领到了我身边。
“就是这位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话说。
“我还是等一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重得多的人呢。我等等没关系的。”
“快点，快点，”他说，“不要充英雄好汉了。”他随后用意大利语对担架员说：“抬他的腿要特别当心。他的腿疼得利害。他可是威尔逊总统的亲儿子。”
他们把我抬起，送我进了急救站。里面所有的台子上都有人在动手术。那小个子少校气急败坏地瞥了我们一眼。他认出了我，挥挥手术钳说：“你好吗？”
“好。”
“我把他带来了。”那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可以让他留在这儿，你一有空就给他疗伤。然后，我就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走。”他弯下身来对我说：“我现在找他们的副官去，先填好你的病历卡，这样就快多了。”他猫腰钻出了急救站的门。
少校这时拉开钳子，把它丢进盆子里。我的眼睛跟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给伤员绑绷带。处理完，担架员把手术台上的人抬了下来。
“这个美国中尉由我来看看吧。”一个上尉军医说。
他们七手八脚把我抬上了手术台。台面硬邦邦、滑溜溜。这儿弥漫着各种浓烈的气味，其中有化学药品味，也有散发出腥气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伤口，一边报着伤情，叫中士副官记录下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有多处表层伤；右膝和右脚有深伤；头皮有撕裂伤（他用探针探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头盖可能破裂。注明执行公务时受伤。”上尉军医一边还解释着：“这样的结论是堵军法处的口，免得他们说你不是因公负伤。想喝口白兰地吗？你怎么会碰上这么一种命运？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针，两条腿都划上个十字记号。谢谢。我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洗一洗，再用绷带包起来。你的血凝结得非常棒。”
那位副官抬起头来问：“伤的原因怎么填？”
上尉问我：“什么东西击中你的？”
我闭着眼睛回答：“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处理着伤口，用手术刀割开我的皮肉，疼得我死去活来，一边还追问道：“你肯定吗？”
我极力躺着不动，皮肉被割开时，感到胃里翻江倒海，嘴上则回答道：“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顿时来了兴趣，说道：“找到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啦。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多找出一些。不过现在没这个必要。我先涂上药膏吧，以后再……这样疼不疼？很好，这比起将来的疼痛，还是小巫见大巫哩。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倒杯白兰地来。一时的震惊叫疼痛感暂时麻木了下来。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伤口不感染，就不必担心。如今很少出现伤口感染的情况。你的头感觉怎么样？”
“噢，老天呀！”我疼得叫出了声。
“那么，白兰地最好就别喝太多了。如果你的头骨有裂缝，可别弄出炎症来。这下感觉怎么样了？”
我疼得大汗淋漓。
“噢，老天呀！”我叫道。
“依我看，你的头骨是有裂缝的。我给你包起来，以免把头再碰伤。”
他开始包扎，双手运作如飞，把绷带扎得紧紧的、牢牢的。“好了。祝你交好运！法兰西万岁！”
“他可是美国人呀。”另外一位上尉提醒说。
“我想，你曾说过他是法国人的。他讲法语么。”上尉军医说。“我早就认识他，一直以为他是个法国人呢。”他把白兰地一口喝了半杯下肚。“把伤重的抬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的针来。”他说完对我挥手告别。有人把我抬起来，出门时，毛毯帘子扫在了我脸上。到了外边，中士副官跪在了我的担架旁。“贵姓？”他轻声问。“中名
？教名？军衔？出生地？哪一级？哪一军团？”等等问题。“你头上负了伤，我很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不那么疼了。我现在把你交给英国救护车送走。”
“我没什么。”我说。“非常感谢。”
少校刚才所说的那种巨痛这功夫开始发作了。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觉得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开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抬得跟救护车的车门一般高，一推把它推进了车厢里。我旁边放着另外一张副担架，担架上的伤员整个脸都裹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那鼻子像蜡制的一般。他的呼吸极其沉重。还有几副担架被抬起来，挂在上方的吊索上。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绕过来，朝里探头看了看。“我把车开稳点，”他说，“希望大家能舒服些。”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感到他爬上了前面的驾驶座，感到他松开了手闸，挂上离合器，于是我们启程了。我躺着不动，任凭疼痛感肆虐。救护车在公路上爬行，遇到车多就慢慢地挪，有时干脆停下来，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开快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滴下来，起初滴得很慢、很均匀，随即潺潺流个不停。我冲着司机大声吼叫。他刹住车，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朝车厢里望了望。
“怎么啦？”
“我头顶担架上的人在流血。”
“咱们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是没办法把担架取下来的。”他说完便发动了汽车。那伤员的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那血是从头顶上方帆布担架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些血已经流进我衬衫里面，温温的，粘粘的。我浑身发冷，腿部钻心地痛，难受得要命。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的血淌得慢了些，随后又开始滴个不停。我听到并且也感觉到上边的帆布担架晃了晃——那位伤员折腾了几下，总算安静了下来。
“他怎么样？”那个英国人回过头来问。“快开到山顶了。”
“他大概死了。”我说。
此时那伤者的血滴得很慢很慢，就像是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公路盘山而上，夜间气温低，车里冰冷冰冷。到了山头上的救护站，那副担架被抬出去，又抬进来另外一副担架。接着，我们又继续赶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