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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头还不在头顶，离收工还有个把时辰，高音喇叭突然唱响，有经验的农民知道，此时不是例行广播，而是“文山公社搞不站”播通知。
不是“搞不站”，而是“广播站”，笑话人家播音员普通话不准。
还真是“搞不站”，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郁的文山方言——“文山公社搞不（广播）站，现在搞不（广播）通知。”是公社广播员童允玉的声音，“通知，通知，请熊文斗到公社开会……熊文斗听到通知后立即赶到公社，不得有误；其他同志听到通知后请转告熊文斗本人。”
没有新意，不是通知开会就是找人，没有第三件事。
只有这个条件，大队、生产队没有电话，广播就成了最省钱、最便捷的通讯工具。
不是每个大队都有高音喇叭设备，文山公社只有跃进大队享有这种待遇。不是跃进大队有钱，而是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昌州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黎明保。之所以对跃进大队情有独钟，是因为跃进大队是地区广播电视局支农联系点，黎明保是联系点负责人。地委号召每个驻点单位每年必须为点上办1~3件大事、实事，黎明保积极响应地委号召，依托职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不到，喇叭成了哑巴，小偷把广播线当着废铁丝卖到邻近公社废品收购站。没办法，广播局工程队又来补线，怎奈补线速度跟不上盗线速度，黎明保气得咬牙切齿，找不到小偷就找大队支书出气，把童方军骂得狗血淋头。黎明保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跃进大队再不能保证广播线路安全畅通，广播局不再补线。童方军组织民兵昼夜巡逻，守住了君子守不住小人，还是剩饭一碗。失望的不仅仅是黎明保，社员群众也不例外，如其好识小偷，倒不如好识自己；不用号召，各家自“剪”门前“线”，一夜之间，广播系统崩溃，广播线成了农户家中箍桶、晾晒衣服的铁丝线。如此素质让人心灰意冷，黎明保发誓再也不办“1~3件大事、实事”。说归说，不办不行，除了不好向地委交差外，还没有脸面见人，广播局的联系点没有广播说不过去，于是寻找替代办法，在大队小学的后背山上架起了高高的铁架，高高的铁架上架设三个不同朝向的高音喇叭；三个顶一千个，方圆三公里都能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小偷也无可奈何。
“会不会是我们队的熊文斗？”有人议论。
“他还能上广播？”
很难说，熊家大湾的的确确有一个叫熊文斗的人，但是这个熊文斗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高中毕业生，既不是大队、生产队干部，也不是党员、专业户，凭什么通知一个“白板”开会？
对了，可能是熊文斗在外犯了案，开会是假，抓他是真。
顿时炸开锅。有人说看到熊文斗与一个女生一起走路，由此引发“强奸”话题；有人曾看到熊文斗在邮局“鬼鬼祟祟”，由此引出“投寄反动信件”话题……充分发挥想象力，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一句话——不是好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潘大婶听得心惊肉跳。她是熊文斗没有出五服的婶娘，俗话说得好，不是亲不关心，她不“通风报信”谁通风报信？
“琼意大嫂，不好了，出大事了。”潘大婶老远开始叫。
谢琼意没有抬头，仍然猫着腰干自己的事。这年头跟她沾边的事不多，大事小事都不关她的事，于是练就了两耳不闻窗外事。
“文斗呢？……你家文斗呢？”潘大婶点了她家儿子大名。
这才意识到与己相关。
“文斗怎么啦？”谢琼意伸直腰，“文斗跟他表哥学木匠。”
“你没有听到广播？”潘大婶问。
听到响声，没有听仔细。
“是讲文斗？”潘大婶着急地说，“要文斗到公社，恐怕不是好事……你想想，文斗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叫他去还会有做什么……（坏）事？”隐去了“坏”字。
谢琼意慌了：“你就直说……是不是文斗做了坏事？”
只是猜测。
“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谢琼意央求对方出主意。
她有什么法。
“这……”谢琼意急得像疯子。
于心不忍，对方反过来安慰她：“大嫂，也许是好事……也有可能是高考补录通知书来了，文斗离录取分数只隔三分，说不准那个考生出了问题被刷下来，让文斗刚好补上了。”
如此说来不是喜事？
正一说反一说，把人说糊涂。
不对，九月一日开学，现在是十月份，要补早就补上。不能马虎，找儿子去。
儿子感到莫明其妙，左想右想也想不出“请”的理由。虽然没有做好事，但也没有做坏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熊文斗决定赴会。
与儿子告别后谢琼意没有回家，而是到小卖部买了一些蜡烛、纸钱、炷香，上山求丈夫保佑儿子。
跪在一堆新土前，谢琼意泪如雨下：“家和，我来看你，你儿子刚才被公社喊走，我担心他会出事，请你在天之灵帮儿子一把，保佑他平安无事……”
没有回音，但见丈夫的脸在火光和烟幕中微笑：“琼意，文斗不会有事……你的苦日子走到尽头，等着跟儿子享清福……”
真的？她欣喜地叫起来。
丈夫被吓跑，眼前只剩下坟茔和缭绕不散的烟雾。
是做梦还是丈夫显灵？
做梦不可能，青天白日做什么梦？当然是显灵。
好，安心回家。
快到村口就听到邻居议论，在说文斗坏话……懒得搭理，像是没有看见一样从他们面前走过。
房门没有上锁，推门而入。
用不着上锁，小偷不会光顾她的寒舍，除非是瞎眼小偷。说家不叫家，叫猪栏牛圈有些确切。不是因为脏乱，而是因为低矮、窄小，样子像猪栏牛圈。其实本身就是猪栏牛圈，三年前就是关猪圈牛的地方。隔壁的两层楼是她家过去的家，现在成了别人的家。不怪自己不载财，只怪丈夫得坏了病，为了凑钱看病，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拉了一身债不说，还不得不卖掉新房搬进猪楼。丈夫得的是一种怪病，吃什么呕什么，到省城大医院检查才确诊是胃癌。丈夫不愿意做手术，要死就死在家中。医生能延长病人生命，丈夫只想早死。生命诚可贵，但要钱维持，上哪儿找钱？不是亲朋好友不借，而是无钱可借。过去她们家是有钱大户，丈夫的父亲及祖父都是科举秀才，是方圆数里有名的书香门第之家。轮到丈夫这一代虽然日子过得没有过去红火，但是分田到户后她们家又脱颖而出。丈夫是拖拉机手，闲时跑运输，忙时下农田，一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她们家创下全大队三个第一：第一个戴手表，第一个盖楼房，女儿是第一个享有“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的嫁妆。一场大病，由盛到衰。幸亏老房子没有拆除，不然难觅栖身之地。丈夫回家后苦撑三个月零三天，死时体重只有40多斤。不是病死，是饿死。丈夫死后还不敢发葬，葬礼要花钱，做妻子的何尝不想让丈夫风风光光地离去。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叫女儿、女婿和儿子回家，趁着夜深人静上山挖井。井挖好后回家守着遗体到天明。凌晨五点一家人出发，文斗背着父亲的遗体，女婿扛着一块门板，女儿卷着一床篾席，她拿着鞭、纸、蜡、香，朝墓地挪步……鞭爆声吸引早行人，这才知道熊家和——昔日的拖拉机手不在人世。
“娘，文斗怎么啦？”门被推开，女儿熊文英闯进门。
“怎么啦？”母亲不满地，“你弟弟人品你应该清楚，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你就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弟弟？”
不是怀疑，而是人家说得有板有眼。她听人说，文斗偷了人家彩电，公社公安特派员老范通知文斗到案。还有人说文斗参加了反动组织……
“这些人心肠坏……你致富他嫉妒，你出事他幸灾乐祸，不要信他们，信自己，信你父亲。”她把上坟的事讲给女儿听。
怎么能把幻觉当真？
“不许胡说。”母亲生气道，“头上三尺有神灵，这一次肯定是你父亲显灵。”
一阵沉默。
门外有人说话，熊文英以为弟弟回家。
不是弟弟，是周守岁一行。
大队支书童方军正在介绍熊文斗情况，见熊文英露面，忙对周守岁说：“那一位就是熊文斗的姐姐。”
一行人朝她家走去。
熊文英缩回小屋，慌乱地对母亲说：“娘，来人了。”
话刚落地，就有人问：“熊文斗在家吗？”
找上门来？看来真的出事了。
“找我儿子有什么事？”谢琼意敌意地问。
童方军一旁介绍：“这位是公社周书记，到我们大队检查秋播生产……刚才提到文斗，周书记才知道是我们大队的人，于是顺道来看你们。”
“看？”谢琼意在心里问。
周守岁上前握住她的手：“熊文斗了不起，是我们都灵县大秀才，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是我们县第一个……”
发表文章不懂，晓得秀才的意思。秀才就了不起了，还加上一个大字，谢琼意笑逐颜开。
谈儿子三天道不完；不仅动口，还动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烟盒纸箱，拿出一摞笔记本——是儿子的诗集。
现在不是看诗的时候，但不能拂了人家的面子，周守岁粗略地翻了几页，被《父亲》所吸引——父亲背着我在鲜花丛中行走/我背着父亲在去天堂的路上……”
好诗，催人泪下。
沉默许久后周守岁换了一个轻松话题，说她儿子马上就有一笔奖金，建议盖一栋新房。
谢琼意说不能盖房，要还债；还欠三千多元外债。
相对于万元奖金是小数目。
“大妹子，让文斗到公社做事好不好？”周守岁问。公社文化站正处在筹建，正缺帮手，熊文斗是最佳人选。
还有这样的好事，谢琼意要跟他下跪。
周守岁扶住谢琼意：“你儿子凭的是真本事，用不着感谢……如果没有真本事，你就是替他跪三天三夜我也不会答应。”
话是这么说，但是无人赏识就无用武之地，宝剑长期闲置不用也会生锈。
“那我捉两只鸡给你带回去。”谢琼意要行动。
被周守岁制止。
不表示一下不成敬意，谢琼意执意要捉鸡。
“鸡就不要了，”周守岁找到妥协办法，“要感谢可以，这几本诗集我带回家学习学习，看完后物归原主，大妹子舍不舍得？”
没什么舍不得，不就是几本废纸？
不是废纸，是心血成果。
“君子不夺人之爱。”
众人抬头，是黎明保。
“老周，不能见什么爱什么，民间有许多值得收藏的好东西。”昌州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地委驻跃进大队支队工作队队长黎明保大大咧咧地走到周守岁面前，“让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尽管他年龄小周守岁一圈，但是级别高两级。俗话说得好，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还是两级。
不用细看便知道手头的东西既不是古董又不是名家手迹，毫无收藏价值。“还给你。”黎明保失去了兴趣，“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隐含着对他的指责。
不敢马虎对方。周守岁只要到跃进，必定来看他，还有两次是专程来看他，怎奈无缘，次次扑空。只能解释忙，没有分身之术。地委要求蹲点干部一半时间住在点上，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做不到。不是他一个人没有做到，所有住点干部都无法做到。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八十年代，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五六十年代的作法；时间在变，政策在变，分田到户后如何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连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包括农民也不赞成。同吃、同住、同劳动只会增加农民负担，还不如给一点钱来得实惠。“达成共识”后“住点”就成了变相“给钱”。钱掌握在大队、生产队干部手中，有良心的为农民办一点实事，譬如修路、修渠，没有良心的干脆自己花销。广播局没有钱但有物资，有物资也是一样，所以年年都是支农先进单位，黎明保是地委表彰的先进个人。
“黎局长，我接受批评，以后多深入基层。”周守岁先把责任揽过来，以免节外生枝，“这次我是顺道来看熊文斗……”
熊文斗是什么人？
听完解释后黎明保马上表态：“把熊文斗给我，地区广电局正在着手建昌州电视台，缺的就是写稿记者。”
地区比公社庙大，当然可以让贤。
“就这样定了。”黎明保说完开怀大笑。
余兴林正在为一对农村青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熊文斗缩手缩脚地走到他跟前，胆怯地问：“同志，是谁找我……”由于紧张，后边的话被噎住。
莫名其妙，谁找你你就找谁？
熊文斗愣了十秒钟，见没有下文便知趣地走开。
既然是通知开会，那么就找会议室。
找到会议室，却空无一人。怪事，是搞错了对象还是戏弄人？猛抬头，发现“广播站”牌子，顿时有了主见。
广播站只有一间办公室，确切地说是半间，另一半是广播员的闺房。
房门虚掩，熊文斗探进半个脑袋。
没有人，只有一张桌子和桌上的广播器材。正欲离开，里边房间似有动静，于是喊了声“有人吗？”
话落，门开，人现。
“是你通知我开会吗？”熊文斗问。
“你是……”对方想起来，“你是熊文斗？”
熊文斗点了头。
“是余秘书找你。”对方说。稍后觉得面熟，问他是不是跃进大队的人。得到肯定后对方自我介绍，说她也是跃进人，叫童允玉，现任地公社广播员。进而想到他们还是学友，好像她高他一届。
不错，正是学友。童允玉是大队支书童方军的女儿。读高二时，公社成立广播站，童方军得知消息后马上想到女儿，找周守岁将女儿安排到广播站当了播音员。虽然只隔半年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还可以参加高考，但是不后悔，如其落榜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实践证明辍学是上策，等到毕业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其他大队支书行动慢了半拍，得到消息后位置被童允玉占去，想竞争也没有机会，只能佩服童方军聪明过人。
虽然广播员也是农民，但是有转正机会，不会做一辈子临时工。
“知不知道是什么事？”熊文斗试探地问。
“还问这些，通知你开会时挨了老秀才的批评，他说我没有文化，把你的名字念错了……对了，你的最后一个字是念‘斗争’的‘斗’字还是念‘北斗星’的‘斗’字？”她问。
老秀才指余兴林。
“北斗星的‘斗’字。”熊文斗说。
“不愧是老秀才。”童允玉说完带着熊文斗来到余兴林的办公室，“余伯伯，你要我通知的人来了。”
“在哪里？”余兴林视而不见。
“就是他。”童允玉指着熊文斗。
“是他？”余兴林脸上露出惊叹号。与设想对不上号，原以为是上了年纪的人，不想对方是一位乳臭未干的男孩，嘴唇上的胡子还是一层绒毛，一双忧郁的眼睛和一张不会笑的嘴巴将鼻梁烘托得又高又直，一头乌黑的头发就像湖边的野草被风吹向一边贴在头皮上，颀长的身躯与腼腆的举止显得格格不入……
“你就是熊文斗？”好像他是冒名顶替者。
“他就是熊文斗，我们一个大队的，我认识他。”童允玉一旁证明。
余兴林乜了她一眼，不满道：“没你的事。”
童允玉知趣走开。
余兴林指着对面椅子，示意熊文斗坐下。
问话正式开始，采取一问一答形式，就像审问犯人一样——
余兴林问：“最近写了一些什么？”
熊文斗答：“什么都写，诗歌、散文、小说、通讯、消息都写一点……不过，诗歌是我的强项。”
找到共同点，算得上志同道合。那就考考你，余兴林接着问：
“诗歌有几种形式？”
“三种——严整规范的格律诗，流丽潇洒的自由诗，随心所欲的散文诗。”
“喜欢谁的诗？”
“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太阳城札记》、《一切》、《走吧》、《陌生的海滩》、《宣告》、《结局或开始》、《迷途》，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路上的月亮》、《秋天》、《致渔家兄弟》，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疯狗》、《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愤怒》，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
“停，”余兴林不喜欢这些诗人，“够了，够了，你喜欢朦胧诗？”
意识到遇上行家，熊文斗说：“您是老师，学生在此班门弄斧。”
“哈哈！”余兴林颇有几分自豪，“称不上老师，跟你一样，也是诗歌爱好者。不过，我不喜欢自由诗，喜欢格律诗。”
两人没完没了，像是遇上知音。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出现分歧，争论开始。
争得筋疲力尽才意识到方向搞错了，余兴林回到角色：“向报刊投稿了没有？”
“投了，投了不少，总是退稿，退得我心灰意冷。”熊文斗实话相告。
何尝不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余兴林有话要说：“不能以发表论英雄，我不赞成把退稿与写作水平挂钩，曹雪芹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谁敢说他不是文学大师？文章能不能发表不全是作者的水平问题，编辑也有责任。有些编辑眼高手低，眼睛死盯名家，对无名之辈不屑一顾，甚至不把稿看完就枪毙了……这种编辑最可恨。”他曾做过一个试验，把中间几页用糨糊粘在一起，稿子被原封不动地退回，证明编辑没有认真看稿，从此不再怀疑自己水平，只恨编辑狗眼看人低。
没有引起共鸣，因为熊文斗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有没有向《人民日报》投稿？”这才进入正题。
问得具体一定有名堂，熊文斗心里打鼓——出问题了？
见熊文斗点头，余兴林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重新打量对方，这才发现对方乳臭未干的脸上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睿智，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不张扬，不夸张。“祝贺你，《人民日报》用了你的投稿……你是都灵县第一人。”余兴林将稿费单和样报送到他面前。
真的？不敢相信。
忙碌一阵才找到文章所在位置，再回头看稿费汇款单，两者吻合。成功了，熊文斗真想跳起来大喊一声，却发现余兴林满脸阴沉，改为握手。
余兴林抽回自己的手，因为对方用力过猛，有些受不了。
“把你的情况和通讯地址写下来。”余兴林扔给他一本材料纸。
熊文斗写好之后要请客。
余兴林说五块钱请什么客，还是省着，等发了奖金再请。
还有奖金？第一次听说。
“多少？”熊文斗问。
见他对钱感兴趣余兴林老不高兴，文人嘛，要守得住清贫、守住寂寞。
“有一点……”不敢直说，五块钱的稿费与一万块钱的奖金反差太大。他的观点是，配鞍的钱不能超过买马的钱，本末不能倒置。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他余兴林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包括县委宣传部官员。吴家有把熊文斗的情况电话通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报人，要宣传部拿出兑奖方案。周报人又惊又喜，惊的是出了熊文斗这样的人才，喜的是填补了宣传工作的空白，于是传令手下立即联系上余兴林，找出报纸……看后心冷一截，原以为是鸿篇巨著，没想到是“半边豆腐块”，一致意见——不予奖励。理由也是配鞍的钱不能超过买马的钱，本末不能倒置。
以为吴家有不知道行情，周报人拿着报纸上门解释。
吴家有不愠不火地问，县委宣传部文件算不算数？在《人民日报》上办一个地方专版要多少钱？你周报人也在报纸上发一篇“半边豆腐块”看看？
知道县委书记有意见，周报人恨不得脚板摸油——开溜。
“给我回来。”吴家有终于发火了，“什么叫‘眼高手低’？什么叫‘志大才疏’？你周报人就是这类人……这种失信于民的事你周报人也干得出来？赶快上医院把你的‘红眼病’诊好。”
余兴林当然不知道这出戏，没有想到他与周报人“英雄”相见略同。
“年轻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有了名利思想就写不出好作品。”余兴林摆出长者姿态。
正当的收入凭什么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果有钱他的父亲至少还可以多活七年；如果有钱他可以还清家庭欠债，无债一身轻；如果有钱他母亲就可以不住在潮湿阴暗低矮的房屋；如果……温饱没有解决的人渴望温饱。
又是一阵沉默。
话不投机半句多，熊文斗要走。
余兴林不想他走，意犹未尽，还有好多话要说。转念一想，既然对方去意已定，也就不必强求。“你走吧。”余兴林无力地摆了手。
就像得到解脱，熊文斗想展翅高飞。
却被余兴林喊转。
“还有事？”熊文斗不安地问。
“以后投稿要落全称，公社不是你的中转站，信弄丢了谁负责？”是叮嘱也是批评，还有几分严厉。
不落全称是有难言之隐。不是不懂得写信格式，而是故意所为——屡屡退稿让人很没有面子，于是采取这个欲罢不能的办法，让你“有去无回”；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中标。
走出办公室天空尉蓝。
童允玉站在广播室门口向他招手，样子还有几分神秘。
熊文斗迎上前。
“进屋说。”童允玉关上门后问，“怎么样？”
不知所指。
她想知道什么事找他。
与她无关可以不告诉她，可是此时高兴，那就让稿费通知单和样报说话。
童允玉浏览一遍，像是自己发表了作品：“看不出你是才子……余秘书说了些什么？”
说了一大堆，都不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她想知道余秘书有没有提起她。
与她八竿子打不上边，扯她干什么？
熊文斗不知道内情，童允玉这么紧张是因为她与余兴林的儿子在谈恋爱。童允玉在乎余兴林敬畏余兴林讨好余兴林想感动余兴林，因为他一直从中作梗，不准儿子与她来往。不是她不漂亮，也不是她人品不好，错就错在她投错了娘胎，生在农民家庭，没有城镇商品粮户口。按照现行户口政策，儿女户口跟娘走，讨一个农村户口的媳妇还好说，如果因此改变子孙后代的城市人身份万万不行，这就是余兴林不喜欢她的理由。
“不要在乎他……他是老秀才，不懂人情世故，只喜欢吟诗填词……人不坏，就是不开明，食古不化，酸不溜秋。”童允玉说。
“酸不溜秋”熊文斗不懂。
见对方没有附和，童允玉接着讲：“他们家蛮好玩，老子写格律诗，儿子写朦胧诗，父子两人经常为新诗老诗争吵不休，一个认为格律诗好，一个认为朦胧诗好。老子说朦胧诗天一句地一句，结构不严谨，像在做梦，梦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儿子说格律诗限制了人的自由，扼杀了人的灵性，像是在查字典，发现华丽的词藻就往格子里填；老伴说，不管新诗老诗，只要能发表就是好诗。少数服从多数，儿子赢了，因为儿子在《昌州日报》上发表了十几首朦胧诗，还是都灵诗歌学会的秘书长。”
都灵还有诗歌学会？熊文斗有了兴趣。
见他感兴趣，童允玉问他想不想参加，她可以当介绍人。
又是“高手”？
谈不上高手，喜欢就是。
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爱屋及乌，因为余银地喜欢诗歌她也就跟着凑热闹。她与余银地是在广播员培训班上相识，他是县广播站记者兼老师，她是学员，因老乡关系两个人一拍即合。
“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学会正好有一个活动要搞，你如果想参加就去都灵县机械厂招待所找瞿煜秋，他是会长，明天的活动由他发起并主持……见了他就说是我介绍来的。”童允玉说。
怕人家不相信。
“不会不信，我介绍的人他不敢马虎。”不是吹牛，因为她有余银地这个秘书长当后盾。“要是晚上不开广播，我就随你一块去。”
“那就明天一起去。”熊文斗不敢独闯。
“不行，明天可能有大人物出现，叫你提前去是想让你帮忙打点会务。”她指的大人物不是大官，而是北京来的大作家、大诗人。
有吸引力，长这么大只读过名家的书，没见到名家的人。
不能错过这次0距离接触的机会。
“如果余银地问起，你就说我明早到……不问就算了。”童允玉嘱咐。
熊文斗点头。
到了汽车站熊文斗有些犹豫，不回家报一声平安怕母亲担心。
不能回家，如果回家就赶不上下午一点去县城的班车。文山到县城每天只有两趟班车，早晚各一趟，没有第三趟。
正在犹豫不定，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是高中同学童蕊。
“东张西望找谁？”对方问。
“找你。”熊文斗就着她的话开玩笑，接着问她近况。
“还能干什么，农村孩子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死读书读死书。”童蕊自嘲道。原来她在复读，准备参加明年高考。文山高中为了提高升校率，对上一届预考上线的考生网开一面，不加收任何复读费，欢迎落榜考生回校“复灶”。熊文斗也知道有这个政策，也很想回校复读，但是想到母亲和家庭债务也就放弃了。
“怎么不在学校？”熊文斗问。
“就不能上街？”童蕊说。
有这个意思，哪有考生逛大街？
不是逛大街，而是回家拿“接养”，一个月回家一次，既是看父母，又是向父母伸手。有钱的父母出钱，无钱的父母出物。童蕊的父母只能出大米和咸菜。
“正好托你办一件事，路过我家时给我母亲捎个口信，就说我没有事……”熊文斗把公社召见的事给对方讲了一遍。
得到承诺后方上车。
旧愁刚去新愁又来，还是第一次进县城，上哪儿找都灵机械厂？
只得问女售票员。
懒得解释，更怕解释不清，女售票员说：“到了告诉你。”
见人家不情不愿的样子，熊文斗不敢再问。
公汽拐入国道，路上行车突然多起来。有辆“乌龟壳”迎面驶来，熊文斗好不兴奋，这种车子在电影里见过，都说这种“乌龟壳”两头都可以开，是不是这回事得证实一下。
“乌龟壳”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直至看不见为止。
看清楚了，不是两头开，而是有头有尾。当初他就说过，没有两头开的汽车，遭众人嘲笑，说他少见多怪，现在看来还是自己判断正确。
他看车，女售票员看他，就像看一个怪物。
“知道这种车叫什么车？”女售票员冷不丁地问。
“乌龟壳。”他脱口而出。
女售票员笑得肚子抽筋。平静下来后纠正：“是轿车。”
不像“轿”，像乌龟。熊文斗在心里想，嘴里不敢说，怕闹出人命，把人家笑死了怎么办。
公汽下坡后一条铁路与公路平行，一列火车隆隆开过。
说出来又是笑话，第一次见到真火车。吸取上次教训，这一次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惹人家，人家要惹你。女售票员不想放过取乐的机会，指着火车问：“那是什么？”
名字知道，在电影里和书本中见过。知道人家是想拿他取乐，那就成全。熊文斗故意说是铁牛，并装出傻乎乎的样子问它一顿吃多少。
哄堂大笑。
就是让你笑，笑死了不怪他。
不要以为农村人就傻，城里人也不例外……知青到农村插队同样闹出不少笑话，最典型的笑话就是把小麦当韭菜。
笑声将时间压缩了许多，不知不觉到了城郊。
窗外的房子越来越多，西谚说得好，上帝创造农村，人创造城市。
怎么都是破破烂烂房子？
住城郊的人不是城里人，这些人是为城里人服务的人。除了菜农的房子外，还有一些违章建筑，多数是拾荒者、无业游民的“绝作”。贫民区一般都在城郊。
“小朋友，机械厂到了，准备下车。”女售票员像幼儿园阿姨对小朋友说话。
是笑声拉近他们的距离。
都灵机械厂高大门楼横卧在马路一侧，熊文斗问：“明天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上车？”
女售票员想了想，说她当班可以，别人就不敢保证，因为不能乱停乱靠。
进大门就看见招待所。
正欲上楼，有人喊话：“喂，找谁？”声音是从大厅侧房传出。
“我找瞿煜秋。”熊文斗回答。
“二楼。”
整幢楼只有一间房有声音。门是敞的。
“你找谁？”有人问。
“我找瞿煜秋诗人。”熊文斗答。
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高中同学，同级不同班，叫不出名字。熊文斗是一班，他是二班。一班是县教育局重点班，二班是学校重点班。一班高考预考只有四个人落榜，二班只有四人上分数线，这就是两个重点班的区别。
“是你。”同时也被对方认出，同样也是叫不出名字。
“李同生，你们认识？”瞿煜秋走过来问。
“我们是同学。”李同生介绍，“他叫……”
熊文斗接过话茬：“我叫熊文斗，是童允玉介绍我来的。”
瞿煜秋伸出手掌：“我就是瞿煜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对不对？想不想入会？爱不爱写诗？”
熊文斗连连点头。
“瞿老师，熊文斗是我们学校才子，你就收熊文斗做徒弟吧。”李同生一旁帮腔。
在他瞿煜秋面前没有人敢称才子。
不是说收就收，还有讲究。收徒弟与收会员不同，收徒弟有原则，没有才气和悟性不收。瞿煜秋要看他发表的诗。
拿不出来，身上只有稿费汇款单和样报。
“这个东西不能证明你会写诗。”瞿煜秋不屑地说，“写诗和写新闻是两码事。新闻人人会写，诗就不同，没有一点文言文基础当不了诗人。”
熊文斗不赞同，想与他争辩，被李同生抢先：“瞿老师是省作协会员，也是我县唯一的作家，出版了三本诗集。”
也就是说对方是权威。
与权威顶嘴是不自量力。熊文斗还是要说，却没有机会，余银地领着一伙人出现在门口，里面就有童允玉所说的“大人物”。
瞿煜秋一个健步上前，拽住“大人物”的手，谦虚得就像日本人迎客一样：“叶老，您好，欢迎大驾光临，学生我煜秋恭候多时，今日相见，三生有幸。”
虔诚得令人窒息。
对方却不严肃，出口随便：“小瞿，大家都是诗友，用不着这么客气。”
叶老并不老，五十出头的样子，身材干瘪矮小，着休闲服，打领带，梳大背头，皮肤黝黑，不像是“大人物”，倒像是刚发迹的农民。
不是瞿煜秋一个人尊重他，所到之处均受欢迎，他以一首《功臣，我对您说》蜚声中外诗坛，被誉为新时期最具有震撼力的政治抒情诗人。他叫叶涛浪，是都灵人，自小离家，现在是京城某大型企业的专业创作员。
熊文斗不敢高攀，站在一旁木讷地看着叶涛浪和大伙握手。
他不主动叶涛浪主动：“这位小兄弟贵姓？恐怕没有十八岁？……好哩，我们诗坛后继有人呐。”
瞿煜秋替熊文斗作答。
回答不全面，熊文斗作了补充和更正。
谁说他不写诗？
“你比我强。”叶涛浪拍着他的肩，“我至今还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这样吧，咱们是第一次见面，我送你一本诗集作为见面礼。”
一本不够，见者有份。
还是有区别，熊文斗有三本。不是数量堆积，而是叶涛浪不同时期作品。有一点相同，三本书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能厚此薄彼。
怕有意见，叶涛浪说熊文斗是新手，早期东西对新手有帮助，对老手无济于事。
说得皆大欢喜。
还是有意见，瞿煜秋指着李同生说：“他也是新手。”
意思是一个标准。
叶涛浪以“无货”搪塞。
“叶老，李同生是县委吴书记点名的人物，从下星期起就在县政府上班。”瞿煜秋进一步介绍李同生，意思是不要小看人家。
书记点名？
原来只是到政府办公室当通讯员。不过也不能小看，宰相门前无七品，县政府办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今天是通讯员，明天也许就是县长。前程似锦，后生可畏。
叶涛浪叫熊文斗去隔壁房间。
余银地跟着进去。
瞿煜秋也跟进。
重新组合后，这一次谈诗。瞿煜秋大谈《功臣，我要对您说》的读后感。
余银地想制止，就是制止不住。哪是什么读后感，分明是报刊登载的观点。《功臣，我要对您说》的诗文只有一百八十行，评论文章却有二十八万字，还几乎是一边倒——好。
熊文斗没有读这首诗，所以没有说话权利，只有听的义务。
谈兴正浓，门被推开，进来两个陌生男子。
瞿煜秋以为是参加活动的会员，叫他们到隔壁房间报到。
偏不听话，迎面而来。
“没见我们在说话？”瞿煜秋拿出会长的尊严。
不管用，对方问他叫什么名字。
放肆！
发觉不对劲，哪有会员敢这样跟主席说话？瞿煜秋警惕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来人不回答，而是亮着锃亮的手铐：“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警察？怎么会有警察，是不是搞错了？
一点不错，冲他而来。
瞿煜秋大发雷霆：“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又没有犯法。”
“有没有犯法到公安局后就清楚。”高个子说。
“到公安部我都不怕。”瞿煜秋挥舞着手掌。
没有理他，而是对叶涛浪感兴趣：“你是干什么的？”
“他是我的客人。”瞿煜秋站到叶涛浪前面，“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叶涛浪。”
以为吓倒对方，没想到人家一阵窃喜。
接着又问余银地和熊文斗。
问完之后宣布：“谁批准你们成立学会？你们这是非法集会、非法结社、非法传播反动言论。”还加上一条——非法出版，瞿煜秋的三本诗集有一本没有书号，有一本是香港书号。
怎么与“反动”沾上边？
熊文斗还没有明白过来就被塞进吉普车。
消息很快传到熊家大湾，谢琼意嘴里不停念叨“怎么办？”。
她一个农村老太婆能有什么办法，除了认识大队、生产队几个干部外，出了村口就是一团漆黑。
不能坐视不管，文斗是她后辈子指望，得想办法把儿子弄出来。
找谁呢？
对了，找周守岁。
不能空手求人，得捉两只鸡。
赶紧行动。
却是捉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舍难求易，跑到鸡窝掏鸡蛋。
只有五枚，拿不出手。跑到邻居家借了三枚，用手袱系好，这才出门。
这种事怎么开口？与人家非亲非故要是人家不肯帮忙怎么办……越想越多，背后的汽车喇叭声一阵紧似一阵，她就是不肯让路。
停车。
司机粗暴地将她推到一旁，骂她找死。
这才发现身后有车。
又不是故意的，凭什么骂人？
又是一句“好狗不挡路”。
惹怒了她。
老娘今天偏要拦在路中间，你能把老娘吃了不成？谢琼意发起犟劲。
还真拿她没策……只得求她网开一面。
不走，还在气头上。
开车人上车，坐车人下车；是黎明保。
没想是黎明保，谢琼意顿时乱了阵脚。人家是好人，要把文斗弄到地区广播局……赶紧让路，并赔不是。
黎明保不仅没有怪她，还请她上车。
司机的嘴噘得像猪八戒。平生不愿看人家脸色。
黎明保将她扶上车。
车子发动后黎明保主动与她攀谈。
她将儿子的事告诉他，希望对方能解燃眉之急。
适得其反，黎明保抱怨道：“这孩子也是的，怎么这样不争气？我还准备叫他跟我一起去地区，没有想到……”
不说了。
司机找到发泄机会：“黎局长最瞧不起四两棉花不用弹的人。”
说他文斗。谢琼意替儿子申辩，说文斗胆小，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
黎明保就坡下驴，正好辞了熊文斗。当初与周守岁抢文斗是头脑发热，更是想显示权威。把一个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弄到自己身边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农转非非常棘手，老婆的亲侄子在广播局做了三年临时工，至今没有解决城镇户口。不是他没有权力，而是鞭长莫及；要是当了县委书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偏偏是广播局长。老婆成天嚼蛆，说他冤枉当了一个正县级干部。能有什么办法，只能逆来顺受。如果再弄一个没有户口的人过来，不是多了一个嚼蛆的人？正愁没有借口，没有想到机会送上门来。这下好了，谁也不会说他说话不算话，只能怪他本人不争气。
谢琼意后悔不迭，怪自己嘴多坏了儿子前程。
下车后谢琼意沿着黎明保指点的方向找到公社大门。
说明来意。
“他是你什么人？”余兴林问。如果是亲戚关系就如实相告，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替领导分忧。他的职责就是替领导分忧，替领导理事；一般事他能处理，还没有处理不了的事。
“我是……”不好回答，不能骗人，但是不骗人就要泡汤。对了，周书记喊她大妹子，那么就称他大哥。“他是我大哥？”她说。
大哥？太亲了反而穿帮，周守岁的至亲没有他不认识的。
“我是他远房表妹。”进一步解释。
这还差不多。
再问下去就要露馅，好在对方没有追问，而是实言相告：“周书记不在家，他爱人和小孩可能在家。”说完起身，指着周书记家方位，“晾红衣服的位置就是。”
到达指定位置，房门紧锁，窗户洞开，室内一览无余——无人。
找到位置就不急，安心等人。
……
睁开眼睛发现一名中老年妇女站在眼前。正要打招呼，却发现对方荷着锄头，手捏青菜，裤管和陆军鞋上沾满泥土，像是农民，不像是女主人。
“你找谁？”中老年妇女问。
是主人口气。不敢马虎，谢琼意说找周书记。
“找他有事？”中老年妇女再问。
真是女主人。谢琼意说明来意，并把手中的礼物递过去。
正是周守岁的爱人徐卷凤。
“这种事最好找派出所，找他没有用。”徐卷凤面无表情。
是拒绝之意。
没有想到女主人不好说话。谢琼意央求道：“大嫂，周书记是好人，对我家文斗非常关心，前几天还专程到熊家大湾来看我……”话没说完，眼泪纵横。
这种场面见得多，已经见怪不怪。“那就等吧。”徐卷凤冷冷地回话，“他一般很晚才回……今晚我不敢保证，你最好还是明天早上来。”
晚不要紧，她可以等。
最怕这种人，徐卷凤挑起一担水桶出门——家中无人，看你走不走？
“大嫂，你有事？”谢琼意找到共同语言。
徐卷凤瞟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径直朝前走。
去给萝卜菜浇水，真实意图是躲她。
谢琼意跟在身后。
看样子躲不脱。
谢琼意当起了下手。
几分钟后角色对换，徐卷凤成了下手。农活这一行徐卷凤不是人家对手，除了生疏外，年纪不由人。
僵局被打破，两个女人开始嗑家常……算是找对人，谈起养猪种菜便没完没了。
巴掌大的菜园不够两个人说话，移师家中。
家门口有几伙人守门，都是社直部门负责人。
“徐妈真勤劳……”都是这样打招呼。
不领情也不愿意听，直说：“老周去县委开会，明天回家。”
简简单单将人打发干净。
不直来直去不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与他们啰嗦，还听不惯奉承话。这个办法好，至少省事，还节约茶水费和电费，缺点就是得罪人，背地里有人说她是农民，没有素质。周守岁劝她说话温柔一点，待人和蔼一点。就是温柔不起来，和蔼不起来。黄士快淹到颈的人还在乎人说，没素质就没有素质，本身也没有读几天书；农民就是农民，本身就是农民，至今还不是城镇户口。一句话，装模作样的事不会。
都走了，包括那个农村大妹子。
大妹子不该走，话还没有说完怎么就走呢？
没有走，只是挪了一个地方，守在公社大门口。之所以没有随徐卷凤进屋，是怕麻烦人家。
夕阳收下最后一缕余晖，各路人马陆续班师回营，就是看不见周书记身影。
晚饭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第三遍时余兴林走出办公室，无意中发现谢琼意。
余兴林不解地问：“周书记家还没有人？”
她点了头。
余兴林要她一起去食堂吃饭。她说在街上吃了，其实两餐没有吃，宁可挨饿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这就是她性格。
肚子在向主人提抗议。
是条件反射。谢琼意决定避开这种场合，起身走到一棵梧桐树后躲起来，直到食堂熄灯才回到原处……
“——哎！”一声尖叫。
余兴林听出是周华明声音，赶紧从寝室出门：“华明，出什么事？”
周华明惊魂未定，手指着过道不敢说话。
余兴林走进办公室，拉亮过道照明灯——不是鬼，是人，是谢琼意。
怎么没走？
突然想起是华明家亲戚。
亲戚，什么亲戚？她不认识。
谢琼意向周华明友好地点头。
咋不早说，中午放学时就见到老人坐在这里，现在是第五次。
周华明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亲戚。
有礼貌。突然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对了，在梦中。
“跟我回家。”周华明拉着老人的手，“我妈妈在家。”
“不，不打搅你们，我在这里等你父亲，说两句话就走。”谢琼意说。
这个时候去哪里，到处都是黑灯瞎火。周华明想到，一定是妈妈说了重话得罪了人。
“不不不，不能这么说，你妈是好人，是我没有去你家。”谢琼意怕误会。
周华明知道妈妈是好人，就是那张嘴不会说话，得罪不少亲朋好友，包括一些至亲。周华明再次邀请老人。
真诚的样子让人无法拒绝。
“好闺女，你真是好人。”谢琼意起身，却怎么也站不稳。
“怎么啦？”周华明上前搀扶。
没事，坐久了，筋脉不畅。
其实是饥饿无力。
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心发慌；何况是两餐。
进屋。
响声惊动床上的母亲：“华明，面条煮好了，吃了再睡觉。”
“晓得。”女儿随声应承。
睡前宵夜是从这个学期开始的，因为参加高考，学校抓得紧，晚自习结束后还加两个小时，回家都是十一二点，怕女儿身体跟不上，才用宵夜的办法补充营养。
周明华把老人拉到厨房，关上房门，将面条递到老人手上，小声说：“拜托您替我把它吃掉，我怕长胖，女孩子胖了不好看。”
当然不是爱美的原因。
“你……”谢琼意想说话，被周华明制止：“不要吵醒我母亲……”说完出门。
食欲大增。
刚吃完周华明就进来，问她吃饱了没有。
一碗面条咋能吃饱，三碗差不多。
虽然没有吃饱，但是浑身有力。“对不起，让你空着肚皮。”谢琼意表示歉意。
“得感谢您，不吃就挨骂；我妈要骂我不爱惜粮食。”周华明放下手中的书，要洗碗。
“我来。”谢琼意卷起袖子。
“我应该喊您什么？”周华明问。
很简单的问题把她难住了，非亲非故不好喊。“随便。”她说，“喊什么我都高兴。”
“按年龄您比我妈小，喊您小姨吧。”周华明说。
“真乖，就怕我没有福气做你小姨……”
谢琼意道出内情，脸上写满歉意。
没想到是冒牌亲戚。
沉默半晌后周华明问：“找我爸有事？”
“是……”说话在打颤，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
沉默过后谢琼意道出内情。
“这就是您儿子。”周华明扬起手中的书，原来是熊文斗的诗集，“我们是学友，他高我一个年级。”
是无意中发现熊文斗的诗集。父亲把它放在茶几上，有事无事翻上几页。她要备战高考，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看闲书，只能随便翻一翻，没有想到作者是自己的学友。不是亲不关心，继续看。“写得好。”与父亲一个评价。
“对对对，是我儿子写的诗……你也喜欢？你们还认识？”谢琼意满脸都是笑容。
没有对上号，毕竟不是一个班级。还是说认识，并问熊文斗是不是长得瘦长瘦长的。
这样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人没有内疚感。
“是是是，就是我家文斗。”说话的声音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自豪溢于言表。
有了共同点彼此不再陌生，说话随心所欲。
中午放学回家，周华明看见父亲又在看熊文斗的诗集，心生一计：“爸爸，这种人的诗你也看？”
周守岁放下诗集，满脸疑惑：“怎么啦？”
“熊文斗是坏人，被公安局抓进看守所……”
不可能。
见女儿不像开玩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快说，发生了什么事？”
竹筒倒绿豆。
“怎么能随便抓人？”周守岁霍然站起。
打电话找吴家有。
“干什么去？”徐卷凤从厨房出来，“吃完饭再说。”
“吃不下去。”
徐卷凤摇着头对女儿说：“不管他，咱们吃饭。”
女儿没有响应，而是尾随身后。
电话通了，吴家有不在。这个时候全国都在吃饭，上哪儿找人？还是不甘心，上食堂，对余兴林说：“老余，想办法给吴书记联系上，我在家等电话。”
徐卷凤上桌发现女儿眼圈有些塌陷，问昨晚是谁在家过夜。
周华明随便说出一个同学名字。
不能说真话，不然这顿饭就没办法吃下去。
徐卷凤说：“学习任务这么重，还不知死活。吃完饭后睡觉，两点钟我喊你。不好好休息怎么行……”
“行了，知道了。”周华明打断母亲的话。
母亲总爱在吃饭时候嘴巴不停，“嚼”得没有食欲。
她却食欲大增，越有话说饭量越大。说完女儿再说丈夫：“昨天有一个农村妇女来找你，带了八个鸡蛋，自称是你妹妹，被我当场揭穿。她不好意思，帮我挑水浇菜……”话经过她之口就变味，好像人家是骗子。徐卷凤继续说：“她是为了儿子的事来找你，我让她找公安局。”
周华明朝父亲递了一个眼色。周守岁明白女儿的意思。
“周书记，”余兴林进来，“吴书记的电话通了。”
周守岁放下饭碗便走。
“吴书记，有一件事向您汇报……”不再有客套，开门见山。
吴家有还不清楚这件事。
不能马虎，找公安局要人。
公安局关正涛局长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家，值班同志通过对讲机联系上关正涛。
对方电话打到吴家有办公室，挨了一顿批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名字说错了，主犯不是熊文斗，是瞿煜秋。
这个案是文化新闻出版局和民政局主办，公安局是配合两家行动。人抓到公安局，审完之后要放人，两家不同意，搬动了宣传部长周报人。“不够拘留判刑就劳教。”周报人指示公安局。他是县委常委，说话不能不落实……
又是周报人。吴家有将电话拨到文化新闻出版局，曹局长说出原由，原来这个案是周报人主抓。
周报人正在睡午觉，听到吴家有大名夫人不敢挡驾，赶紧喊他接电话。
“有这件事，”周报人说正要跟他汇报。
“那好，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吴家有放下电话到县委值班室，吩咐值班人员把丁山找来。
丁山在办公室加班，听到吴书记召见火速赶到书记办公室。
“小丁，最近党中央、省委、地委对文艺工作有没有新的指示精神？”吴家有直入主题。
丁山没有准备，却没有被噎住。行情他清楚，搞理论的人每天跟文件打交道，眼里是方针政策，手里是报刊文件，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仅知道还不够，还要活学活用，关键是三思而行，不能瞎说，瞎说打嘴，打得有理。先得摸清吴书记是什么意思……
“这个周报人，居然把我们都灵的才子给关起来……”吴家有仍在气头上。
有了答案，丁山有话要说：“没有新精神，只有新动向。最近一段时间，思想战线和文艺界在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进行批评，但不是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没有搞运动，也没有对作者进行围攻，点到为止。”
“这就是进步。”吴家有表示赞赏，“要是在文革，这个作者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才怪。可惜我们下边的同志还在用文革的那一套老办法。”
丁山接着说：“前年有一篇叫《“歌德”与“缺德”》的文章，把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和作品说成是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只能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了修正主义，就被辱骂。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理所当然受到了批评，但不是批判，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篇文章而受到排挤、打压、处分、坐牢。”
吴家有点了头。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报人来了，不是一个人来，而是一帮人，有文化出版局负责人、公安局领导、民政局具体办事的同志。
周报人开始汇报：“最近我们一部三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群众的协助下，侦破一起反革命案件……”
“停。”吴家有问，“反革命，是谁定的性？是法院还是你们宣传部？据我所知，你们宣传部还没有这个权力嘛。”
当头一棒，打得周报人无所适从，说话开始结巴。
但是还得继续汇报，不过不再照本宣科，而是只念一部分内容：“经查明，瞿煜秋等人犯下如下……”又卡壳了，不知怎么说，是说错误呢还是说罪行？原文是罪行，经吴家有驳斥后不敢再这样说，得有一个替代词，对了，就说“事实”。
继续念：“瞿煜秋等人犯下如下事实：一、成立非法组织。瞿煜秋等人漠视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没有得到民政部门的许可下，擅自成立都灵县诗歌学会，自任会长，到处‘招兵买马’发展会员，现有所谓的会员八百多人；二、进行非法集会。不向有关部门报告，不经有关部门批准，经常组织讲座、笔会、沙龙、诗歌朗读等活动，并在活动中散布不好、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三、制造销售非法出版物。瞿煜秋三本诗集有一本没有书号，有一本是境外书号，此外还有好多油印物。特别注意的是，非法集会还邀请了《功臣，我要对您说》的作者叶涛浪到会讲座。此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据我们所知，其诗歌《功臣，我要对您说》受到中央领导点名批评，其所有作品均在查封之列。这一次我们发现了他三部作品。综上所述，我们一部三局认为，瞿煜秋等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成立非法组织，进行非法集会，制造销售非法出版物，散布背离社会主义情绪的言论，诋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事实清楚，性质严重，必须坚决取缔和予以打击，所以……”
“所以就抓人？”吴家有替他把话说完。
周报人点头认可。
“那个叫叶涛浪的人真是危险分子？有没有这方面的文件？”吴家有问。
“没有……全国都知道的事情还需要文件？”周报人说。
似乎天经地义。
“我怎么不知道？是我少见多怪还是你们见了风就是雨？”吴家有将身体向前挪了一步，“没有文件只有小道消息，你们居然凭这些小道消息办案？”
周报人不敢正视吴家有。
吴家有说：“《功臣，我要对您说》这首诗我看了，是小丁推荐我看的。本来不想看，因为不爱诗，小丁一旁提示，说作者是我们都灵人，还说这首诗引起了轰动，这才看。我虽然不懂诗，但还能分辩是非。”话锋突然一转，“周部长，这首诗你读了没有？”
“这个……”支吾半天，“没有。”
不敢承认是怕担当责任；他不仅读了，还连声叫好。
“既没有文件，又没有读原文，居然理直气壮地下结论，是政治嗅觉敏感还是犯了神经过敏？”沉默半晌，吴家有换了一个话题，“老周，你的右派帽子是几时摘的？”
周报人想了想：“1978年。”
“是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吴家有再问。
似乎是明知故问。
“我对文革打砸抢看不惯，私下里与友人议论几句，被人告发，便打成右派，一关就是四年，差一点送命……”
“周报人！”吴家有声音突然变得宏量起来，手指他的脑袋，疾言厉色，“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还知道冤枉，还知道芝麻大的事被无限放大上纲上线的后果。我问你，瞿煜秋、熊文斗他们犯了什么法？不能用文革的办法来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文革的余毒必须彻底肃清，文革的悲剧不能在我们都灵重演，更不能通过我们的手来制造冤假错案。”
与文革有什么联系？周报人要申辩。
不给机会。
吴家有声音一浪高似一浪：“瞿煜秋他们一伙年轻人成立一个诗歌学会，就是因为没有登记，你们就抓人治罪，难道让他们补办一个手续不行？何况都灵还需要这样一个社团组织；他们在一起谈诗议诗，难免也要议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言辞过急可以理解，不至于是诋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非法出版物这个定性没有错，但要认真加以分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节约成本，其书的内容没有问题，也达到发表水平，还没有以盈利为目的，只是内部交流材料，批评教育、查封收缴就行了，用不着扣大帽子。为什么硬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他们还年轻，路还很长，放一马不行？毛主席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马上把人放了，越快越好。”
马上？
还没有想通。
但是不能顶着不办，下级服从上级，书记的指示不能不不执行。“好，我马上放人，但我保留意见。”周报人嘟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