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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声大作，秘书余兴林顺手拿过话筒贴在耳边，黑色话筒与他苍白的脸构成一张太极图：“喂，您好，我是文山公社老余，请讲……”
“我是丁山……”对方自报门户。
“哦！是丁大才子。”就像听到立正命令，余兴林倏忽从座椅上弹起，身体站成一张大弓，“丁大才子请指示……”
对方不仅仅是才子，也不仅仅是县委办公室调研科副科长，还是县委书记的秘书。
没有指示，要秋播数字。地委书记吕迎春要来都灵视察，汇报材料总不能用过了期的老皇历，得用最新数字充实。
数字贮存在余兴林脑子中。他是文山公社的活字典兼活地图，参加工作就在文山，两度出任公社秘书，对文山情况了如指掌，要什么给什么，随要随给，既不会出错，也不会“恼梗塞”。
丁山一边记录一边夸他脑子管用。他的心思不在数字上，而是瞅准机会打探内幕。对方是领导身边人，满肚子装着高层动态、内部消息，透露一点也能让他在同僚面前充大，还能让领导刮目相看……
确有不少内幕，可是不能说，特别是不能对局内人说。余兴林属于局内人，传播的对象也是局内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到领导耳里，不出事不说，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但是不能一点不说，一点不说不够朋友，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广贤文》上所说的，“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那好，拣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涮。
真有好消息，又要撤社设区建乡，恢复文革前行政区划建制……好，看得见的利益就是文山公社升格为文山区，区管乡镇，水涨船高，他这个公社秘书就成了区委秘书，说不定还能下到乡镇捞个一把手干干……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做起扩胸运动。
把身后邮递员老范击中。
老范捂着胸口要骂人，却开不了口，对方是老熟人老领导，只能自认倒霉。
余兴林坐回板凳，拿着秘书的调子问：“《诗刊》来了没有？”他是诗歌爱好者，写了不少格律诗，就是没有发表一首，所以自费订阅《诗刊》研究《诗刊》，希望能在“贵刊”一炮打响。
“没有。”老范将一摞报纸、杂志放在桌面上，“签字。”
杂志要签字报纸不签，给人的感觉是杂志比报纸金贵。
余兴林提起蘸水笔署上大名。
“还有，”老范将一张绿色信封摆在他面前，“有一张稿费汇款单。”
稿费？余兴林的手和心同时颤抖起来……投稿多年不见稿费，终于盼来这一天；只想山呼万岁。
冤枉激动，不是他名字。
是谁？公社干部不是大老粗就是半边户，有文化的没有这个雅兴，有这个雅兴的没有精力，惟有他三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
是不是搞错了？对了，肯定是笔名。“叫什么名字？”他急迫地问。
老范照本宣科：“熊文斗。”
“熊文斗？”余兴林重复一遍，顿时傻了眼。他的笔名很多，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不是自找麻烦，而是生意不好诊柜台，作品不能发表怪名字不好，于是三天两头换名字，希望好名字带来好运气，起了一大堆名字，有中国人名字，有外国人名字；有男人名字，有女人名字；有单姓，也有复姓；就是没有熊文斗这个名字——千真万确没有。
“熊文斗是谁？”余兴林喃喃自语。
老范以为问他，觉得问得冤枉，回话像铳子似的：“我怎么晓得？我的任务是按地址送信。”
余兴林正在气头上，听了他的话气上加气：“公社没有这个人，把汇款单退回去。”
退？不可能。老范指着汇款单发犟：“不怕你抵赖，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们是不是都灵县文山公社？”
居然敢说领导抵赖？
“没有王法了？”余兴林起身正色道，“我们是都灵县文山公社管委会……但是，我们公社机关没有熊文斗这个人，也就没有义务替你送信……送信是你们邮局本职工作，凭什么要我来替你……这个……”完成两个字没有说出，发现新情况，汇款单上还有一行醒目小字——人民日报社。
其实不醒目，整张汇款单字体一样，墨水一样，之所以醒目是因为《人民日报》在他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三年前的教训沉痛而又深刻，那时他就是现在这个职务，只不过名称不同，现在叫管委会，那时叫革委会。祸起萧墙，大难来临时没有一点征兆，公社造反派头目李志浩发现公社机关厕所茅坑中有一张废旧《人民日报》，巧得很，报纸上有领袖接见外宾照片。这还行，亵渎伟大领袖是犯上作乱？马上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李志浩决心很大，要查出元凶。怎么查？公社机关干部人人都是用报纸当手纸。不是不珍惜旧报，而是物资匮乏，妇女专用卫生纸都得凭票供应，上哪儿找手纸？能用旧报纸当手纸说明日子过得不错，乡下农民就没有这个条件，只能用树叶和瓦片当手纸……大追查开始，众口一词，没有人承认用旧报纸当手纸。不仅没有人承认，还没有人检举揭发，一个个守口如瓶。不能破案就不能结案，不能结案就不能向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代。不能拖，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谁是人选？找不到真凶就找源头，余兴林成了替死鬼。活该他倒霉，报纸、报夹放在他的办公室，收报、夹报、管报是秘书的责任，其他人、其它地方没有报纸。理由成立，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其实他比谁都爱惜报纸，还有剪报的习惯。现在不能说，对党报动刀动剪性质更严重。喊冤。给一次改正机会，也是立功机会——让他交出“罪魁祸首”。不能乱“咬”人；哑口无言。结案。李志浩立了大功，他却背上反党罪名，直到前年才平反昭雪。吃一堑长一智，不能重蹈覆辙。
老范走后，余兴林从屁股后摸出一串钥匙，足有半斤重。秘书是公社大管家，管事多钥匙就多，公社党委、管委、青年、民兵、妇女、财经等公章全由他一个人管理。公章就是权力，他不敢动用权力，只有三件事可以自作主张，一是发结婚证，二是开介绍信，三是写证明材料，除此之外盖章须有领导点头。
这次不是盖章，而是开柜，搬出一个月前的《人民日报》。按图索骥，找出1981年284期报纸，一目十行地搜索熊文斗大名。四个版面翻完却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又回过头看了一遍汇款单，没错，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一期。再找，还是没有发现。怪哉，堂堂中国第一大报咋会出错？肯定是自己眼瞎。改变方法，逐行逐句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原来是一则没有标题的三百多字消息，作者名字放在文章结尾处还加一个括号，与其它十几条消息挤在一块，共一个标题。
难怪乎找不到，版面太小，比豆腐块小一点比火柴盒大一点，加之犯了经验错误，作者署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署在标题下，一种是署在文章尾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前一种形式上。不管怎么署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就不简单了。这个熊文斗肯定不是一般人，所写的文章肯定不是一般文章，得赶紧拜读。
大失所望，这也叫文章，难怪乎登出一个多月没有一点反应？余兴林在心里瞧不起。不是吹牛，随便从他的草稿堆中抽出一篇，都要比这篇文章强；不是强十倍，而是百倍，甚至千倍。
《人民日报》有没有用稿标准？
找到答案，一定是编辑看走眼；不是说“神仙也有打瞌睡”的时候，那就是遇上了编辑打瞌睡的时候。
不是滋味，他向《人民日报》投稿上百篇，却没有一篇看走眼，是老天不公还是运气不好？为了能成为都灵县《人民日报》发稿第一人，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写文章，风雨无阻地投寄，希望一鸣惊人，没有想到让一个无名之辈抢了头功。熊文斗是什么人？其名字一定是出自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语录中，此话是毛主席文革初期讲的，如此算来熊文斗只有14岁。不可能，14岁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写稿投稿……对了，熊文斗是北斗的斗，而不是斗争的斗。都怪这个老范，把他引入误区。如果真是北斗的斗，说明这个熊文斗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斗”是“才高八斗”的意思，“文斗”可以看成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速写，如此说来他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又看了一遍文章，越发不是滋味；一定走了后门。
只能长叹。不是他余兴林没有文学功底和新闻嗅觉，而是没有伯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熊文斗得第一。
不服气不行，人家成功了，没有人能容忍失败者对成功者评头论足；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一句屁话，哪一次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一些政策就是为成功者量身打造。都灵县委宣传部前年出台一个文件，号召有志有识之士向党报党刊投稿，一经采用予以重奖。奖金与报刊级别挂勾，级别越高奖金越高；长短不论，标准统一：地级50元，省级100元，《人民日报》一万元。方案公布后舆论哗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人民日报》奖金上，认为定得过高脱离县情。有比较就有鉴别，县委书记吴家有的月工资也只有六七十元。很有道理，但吴家有不这么认为，还认为低了。他说，解放近三十年，都灵县年年订阅大量《人民日报》，而在《人民日报》上没有看到都灵的只字片语，52万人口的都灵就不该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一回脸？不高，有本事你就来拿，就怕没人拿。被他言中，果真没人拿，两年过去，就是无人将万元大奖收入囊中。都灵江郎才尽？面对责问，自命不凡的本土“作家”、“诗人”、“记者”、“文人骚客”无颜见江东父母。现在好了，杀出一匹黑马，总算为都灵的“文人”正名。
是大事也是喜事，可喜可贺；是熊文斗的光荣也是“文人骚客”的光荣，更是文山公社的光荣。不再鄙视，找到了平衡点。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汇报，迅速向党委汇报。为了表示慎重，余兴林特地从文件柜中找出一个崭新文件夹，装上样报和汇款单，贴上处理笺，走出办公室。
在院子转了三圈，没有找到汇报对象。十五个党委成员——五个书记、七个主任加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全部不在家，都下到大队、生产队督促秋播生产，只有几个小“萝卜头”在家维持机关正常运转。
余兴林重新回到凳子上，正想拨电话询问周书记行踪，听到汽车喇叭声，抬眼望窗外，一辆北京吉普迎面驶来。不用问，有资格坐北京吉普的一定是县委领导。
是县委书记吴家有的坐骑。
来得不是时候，只有兵没有将谁接待？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当然是他这个小秘书。公社一级不设办公室主任，秘书就是“大内总管”。秘书可大可小，大时代表公社党委，小时端茶倒水。
“吴书记您好……”余兴林边说边朝吴家有靠拢。身份决定行动，他放不开，既不好靠近，又不好主动上前握手。
吴家有看出他的窘态，伸出大手，问：“老余，守岁同志在家吗？”守岁是公社书记周守岁。
“不在。”余兴林回答。
不能被动问答，还得主动迎宾，余兴林客气道：“吴书记，您先到会议室休息，我马上去喊周书记回家。”
吴家有停止脚步。要找的人既然不在，那么就没有进去必要。此行的任务是检查秋播生产，到公社来无非是想拉周守岁一起下乡，顺便了解文山秋播进度。
吴家有重新回到坐骑。就在关门的刹那间，余兴林主动请缨：“吴书记，周书记他们都不在，我陪您下乡怎么样？”
想法很好，但不能答应，吴家有说：“你给我把门看好，哪里都不准去。”不是嫌他官小，而是身份特殊；任何人可以调遣，秘书不能调遣；秘书一走，公社机关就要唱空城计。
“是！”余兴林从吴家有话中得到鼓舞，突然来了灵感，啪地一声，来了一个军人的动作——立正敬礼。
由于不标准，把人逗笑了。
吉普车伴随着吴家有朗朗笑声绝尘而去。
余兴林还立在原地自我陶醉。刚才的表现虽然有些夸张，但不过分；虽然有拍马屁嫌疑，但自然得体不失人格，还有几分诙谐。
正欲转身，被人挡住，是李志浩：“余秘书，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县委吴书记？”
不是明知故问，他怎么会不认识吴家有？李志浩当了十一年公社行政一把手，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打过交道，认识的人比余兴林多得多。
是想找由头跟余兴林搭话。
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余兴林正色道：“不在家搞秋播生产，跑到公社想打谁的歪主意？”
李志浩没有尴尬。来之前就有准备，怕尴尬就不会自讨没趣，这点脸色算什么，大风大浪见得多，好脸色坏脸色都不能左右他的情绪。“余秘书，”李志浩腆着脸，“大人应有大量，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我都是文革受害者。”
受害者？实足的受益者。撤职发配是报应，好咬的狗讨不到一张好皮，自古就有“杀人者被人杀”的因果效应，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造反时很神气，腰里掖着两支手枪，招摇过市像个土匪，想整谁就整谁，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公社机关除了炊事员老张没有挨整外，其他人没有逃脱他的魔掌。把别人整趴了自己取代，一跃成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尽管好景不长，但也不短，发了十一年泡。
“害人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余兴林没有原谅对方的意思。想要他原谅，恐怕这辈子做不到；毁了人家政治生命还乞求人家原谅，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此一时彼一时，没有办法，只能逆来顺受。“余秘书，我李志浩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再乞求，却没有诚意，还在笑。之所以笑，是因为有“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古训在。
果然如此，余兴林说话的口气软了些：“有什么事？”
受到鼓舞，李志浩说出来意。原来是想单独会见吴书记或周书记，要余兴林替他“穿针引线”。
帮他不是害己，谁愿意跟“三种人”裹在一起？办不到。
怕误会他的意思，李志浩解释：“我不是闹平反，而是为儿子的事找他们……我儿子李同生今年高中毕业，想求各位领导给儿子找一点事做。”
也就是安排工作。
不是自讨没趣，百万知青大回城都没有岗位。
不干。
李志浩说：“我是有罪之人，可我儿子是清白之身，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政策，国共两党都在谈判，求你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好人会有好报。”
余兴林一时答不上话。不是肚里墨水比对方少，也不是文化水平没有对方高，而是没有对方脸皮厚，不会强词夺理。
你弱他强，你退他进，李志浩说话的口气粗了起来：“余秘书是不是不肯帮忙？”
余兴林火了：“不肯帮忙又怎么样？这辈子只有人家欠我的，没有我欠人家的。”
还是不忘陈年老账。
“余兴林，”李志浩露出了狐狸尾巴，“你神气什么，我神气的时候你还在大街上给我买菜……告诉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谁惹了谁？
“你……”余兴林没有想到一个落魄之人还敢猖狂。
“我怎么啦？”对方继续发难，进而炫耀，“我当一把手时你不是照样给我写讲话稿。”
此言不假。造反派抢班夺权后老班子靠边站，余兴林虽然不是老班子成员，却因《人民日报》事件被发配到食堂当事务长。当上一把手的李志浩不想在众人面前留下一个大老粗形象，启用余兴林；不是官复原职，而是兼职；不是让他出点子，而是让他当写手。鬼点子李志浩不缺，缺的就是思想性、逻辑性、连贯性和文采。他对余兴林提出两点要求，一要引经据典，二要有诗词、楹联点缀。不难，正对路。余兴林没有其它特长，就爱写诗填词吟赋，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仅草稿纸就装满了两大纸箱。问题还是出来，严肃的会议用诗词点缀似乎有些不妥？于是自作主张改进。李志浩把讲话稿扔在地上：“还说你是诗人，一点文采都没有……重写。”从来没有以诗人自居，是别人尊称。余兴林默默地捡起地上文稿，默默地离开。不会有第二次“自作多情”，李志浩越发“文采”飞扬。三人成虎，夸他的人多了便有些飘飘然。有人看不惯，恢复县委书记职务后的吴家有当面批评他搞花架子、玩文字游戏，严厉地指出：“什么文采，会一点‘之乎者也’也叫文采？……是迂腐！”
他把责任推到秀才身上……
“你以为你的历史很光荣是不是？”余兴林问。
“怎么啦，妒忌了是不是？……谁也抹杀不了我当过文山公社一把手这个事实。有意见也是白搭，不仅档案有记载，而且党史书上也有我的大名……怎么样？气死你。”
谈起昔日的辉煌，还真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大名？我看是臭名，臭不可闻，遗臭万年。”余兴林没有相让的意思，“我虽然是小秘书，但为人光明磊落，做人清清白白，不像某种人……”
李志浩打断他的话：“我总差？咱俩打赌，你信不信，在政治上我还有翻身之日，还要超过你。”
亡我之心不死。
“放肆，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恬不知耻……给我乖乖地滚回家种田去。”余兴林怒斥道。
不是气话，是有政策依据。小平同志早有预见，并告诫全党，对待“三种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这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解决好，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陈云同志也说，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将“三种人”清除出去，因为“三种人”在气候适宜的时候还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中央为此出台了专门文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清除行动，李志浩是在劫难逃，被开除党籍、工作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滚回老家种田。
现在居然敢口出狂言，是打错了算盘还是看不清形势？
晚饭时分，外出干部陆续回机关。同时回来的还有各路“神仙”——省地县在文山下乡的干部；公社机关是下乡干部的中转站和旅馆……
两束强光射进办公室，余兴林朝墙上挂钟扫了一眼：22点一刻，这个时候谁会光顾？正要出门迎接，公社书记周守岁出现在眼前：“余秘书，快去把一号接待室打开，吴书记来了。”
坏事，一号接待室已经安排住客，是省农委马处长和农科院的王教授。公社机关一共有四间接待室，只有一号接待室是双人间，其余是四人间。不能怪他不会办事，他的办事原则是先来后到。
“都是一样睡觉，”吴家有解了围，“在一号房睡觉又不能长肉？”
三人笑起来。
刚好还有两个床位。
余兴林上厨房提热水。这类事理应由客人自己完成，接待室不收费也不提供服务，也没有配备专门的接待员，秘书兼任接待工作。人多忙不过来时，喊上广播员小童和事务长小葛帮忙打点。
热水提到，吴家有怕影响室友休息，让司机把脸盆脚盆拿到隔壁会议室。
脚手刚洗完，周守岁出现在会议室。他家住在公社院内。
“还来干什么？”吴家有说，“你也很辛苦了，回去睡觉。”
县委书记入住，主人不能不来寒暄。可以不议论公事，聊天总可以。
刚聊上几句，有人敲门，是余兴林。
得到允许后余兴林推门而入，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开始汇报工作。
“既然你们有事，那我这个外人就得回避。”吴家有起身告辞。
被周守岁拦住。“说外人见外，说一家人才对。”周守岁打个比方，“您是如来佛，我是孙悟空；孙悟空再有本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说得吴家有哈哈大笑。
“两位书记，”余兴林开始汇报。第一次给县委书记汇报，难免有些紧张，“我们……我们公社有一位叫熊……熊文斗的人，上个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把对方注意力吸引。
汇报完毕后，余兴林指着“豆腐块”对吴家有说：“在这里。”
很快就看完。尽管有些失望，但还是叫好。失望是因为期望值太高，以为是一篇长篇大论，没想到是一则消息。等周守岁看完后，吴家有感慨道：“老周哎，文章虽短，意义重大，从此结束了我县长期不能在《人民日报》上露脸的历史，值得嘉奖。这个熊文斗是什么人？”
周守岁望着余兴林。
余兴林赶紧解释：“吴书记，我是下午才得到消息，来不及打听。我向您保证，明天一定将此人的情况、联系方式打听清楚。”
吴家有接过话茬说：“找到此人后，向县委宣传部报告一声，让宣传部也知道这件事和这个人。”停顿片刻，接着说，“老周，熊文斗出在你们公社，你们打算怎么用他？不能浪费人才。如果你不用，那么我就把他带到县里去，到时候不要说我挖你的墙脚呃？”
不是挖墙脚，是试探周守岁的态度。
周守岁当然明白，问题是还不了解情况，熊文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如果是农村户口，还只能当临时工，还得丑话说在先：“吴书记，熊文斗我用定了，公社成立文化站正要人，就怕我周守岁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话怎讲？
很简单，安排一个人涉及到招工、招干、户口，涉及到劳动、人事、公安、粮食四个部门，公社书记指挥不动县城局长。特别是政策问题，条条框框很多，谁也不敢表硬态，即使是县委书记也不例外……
走出会议室已是转钟。
周守岁看见女儿房间还亮着灯光，于是加快脚步。
快到家门口，一个黑影从地上蹿起。“谁？”周守岁警惕地问。
“是我，李志浩。”
确认无误后，周守岁不满道：“几点了？你不睡觉别人还得睡觉。”
“嘿，嘿，”李志浩干笑两声，涎着脸说，“找你比登天还难。白天你是东奔西跑，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我既不能跟踪你，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你，怕影响你的仕途，只好改在夜深人少时候。”
“少废话，有话快说，是什么事？”周守岁边掏钥匙边催促。
门自动启开。
不是自动，是女儿为父亲开门。
“华明，还不睡觉？身体第一，考校第二。”周守岁体恤道。
“晓得。”女儿回答，“我怕您忘了带钥匙，所以等您回家。”
还有理由？
不是理由，是调侃。
“华明，认不认识李叔叔。”李志浩见缝插针。
这才看清李志浩，周华明乖巧地说：“李叔叔好。”
李志浩连声应好。
望着周华明背影，李志浩找到敲门砖：“你家华明真用功，要是我家同生有华明一半用功就好了。我家同生今年参加高考落榜了，想请你这个做伯伯的帮忙。这孩子你也见过，从小身体瘦弱，不适合干农活。”
谁适合干农活，都是由不适合到适合？
“周书记，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请你念在我们搭档多年的份上伸出援助之手，我和儿子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是忘恩之人，我最瞧不起忘恩负义之人。”
言外之意是提醒周守岁不要忘恩。
的确有恩，这就是李志浩敢在余兴林面前发泡的原因之一。在取得革命群众的信任并掌管实权之后，李志浩变得患得患失，对自己屁股下的交椅产生了怀疑，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几个月前还是搬运站的临时工，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仅当了官，还吃上皇粮。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真的就是反革命？不，是真革命。就拿吴家有来说，他是南下干部，攻打都灵县城时还负了伤，这样的人也关进了猪棚成了都灵最大的反革命，谁信？打死他都不信，总有一日还要咸鱼翻身。不要得罪这些打江山的功臣，赶快收手也许还来得及。难，不是说收手就能收手，收手意味着得到的一切就会失去，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要想保住既得利益就必须一如既往地充当急先锋。要想保住现在的留住将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退路找好。现在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就是退路。恰在这个时周守岁受伤，被三中的学生打得奄奄一息关进柴火房，李志浩派人“把守”，亲自“审讯”。谁也没有想到参加“审讯”的人有一位民间治疗跌打损伤的郎中，几个回合下地把周守岁的命保住。尽管没有医治彻底并留下后遗症，周守岁还是感激不尽。有付出就有回报，周守岁官复原职后没有动李志浩的乌纱帽，两个人还“配班组阁”，一个当党委书记，一个当革委会主任。在所有被清退的文革“三种人”中，李志浩是最后一批出阁。
“志浩，”周守岁态度趋于缓和，说明李志浩的提醒起了作用，“你儿子不是城镇户口叫我怎么帮忙？”
“不是就不能转？”李志浩反问道，“你是一把手，这点办法还是有的。”
屁的办法，他爱人徐卷凤至今还是供销社临时工，儿子、女儿也是菜农户口。好在儿子自己争气，到部队后表现突出提了干。女儿也得靠自己，考不上大中专院校也只有当临时工。“志浩，”周守岁说，“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求人。我爱人小孩至今还是……”
“不说了，我知道。”李志浩打断周守岁的话，“到粮管所当临时工总可以吧？”
降低门槛。也不行，粮管所是双重管理单位，人事权在县粮食局。文山范围内的国营单位，公社没有人事权。
“到公社农机厂当工人怎么样？”周守岁只有这个权力。
只能这样，别无选择。社队企业就社队企业，总比在家务农好。“那就这样。”李志浩说，“写张条子，明天我带同生去报到。”
写条不妥，打电话可以。周守岁安慰道：“不用写条子，明天我让余秘书跟农机厂李厂长打电话。”
“这……”他有顾虑，农机厂咋会买一个办事员的账？
周守岁看出他的顾虑，亮出最后的王牌：“我亲自给厂长打电话怎么样？”
五个小时后李志浩再次出现在公社门口，这一次是两个人，身后跟着儿子李同生。
天还没亮，父子两人坐在大门过道条椅上歇息。
鸡叫三遍后，公社大院开始有了灯光和响动。食堂炊事员老张和小王起床做早餐。
李志浩感到口渴，想到食堂找老张讨口水喝。刚起身，发现一个黑影朝自己走来；赶紧坐着不动。看清楚了，是县委书记吴家有。想上前打招呼，又有些犹豫。
对方扫了他一眼，没有认出是熟人。
不是避嫌，是光线太弱。
吴家有手拿微型收音机信步出门。他有早锻炼习惯，边听新闻边散步。
不是想见吴家有吗？机会就在眼前，真是天道酬勤。不再犹豫，李志浩霍地站起，三步并着两步朝吴家有靠拢。“吴书记，还认识我吗？”隔着几米远就叫起来。
听到声音，吴家有转过头来，认出李志浩，不屑地说：“怎么不认识，化成灰我都认识。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专程找您。”李志浩随机应变，“老书记，我好想见您……”
“只怕不是想我，是想申诉是不是？是对组织的处理决定不服是不是？”这种人见得多，吴家有掌握了他们的心态。
“不是。”尽管没有好言语，李志浩还是有话要说，“吴书记，我相信因果报应，所以对组织的处理毫无怨言。俗话说得好，恩有头，债有主，有恩报恩，有德报德……”
能有这个认识就好，吴家有想结束谈话。
“吴书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志浩接着说，“我还只说到有怨报怨，还没有说有恩报恩。”
什么意思？吴家有停止脚步，盯着他的脸问道：“你还不服？”
“吴书记，”李志浩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只知报怨不知报恩的人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你说是什么人？
李志浩自己回答：“是不识好歹的人。”
话中有话，好像他吴家有欠他人情。
的确有这层意思。“吴书记，”李志浩把话挑明，“您在长山养猪场关猪棚时还记不记得有人送猪肠汤给你喝？”
当然记得，一直想找这个人，难道是你李志浩不成？
听他表述。
李志浩接着说：“每次送猪肠汤时大约是半夜时分，盛汤的工具是一口圆铁锅；您吃完之后便把铁锅放在门外，等送汤的人自己去拿。有一次送汤的人被您发现，您请人家站住，反而把人家吓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反革命’，人家只能敬而远之……”
吴家有抓住李志浩的手，问：“这个人在哪里，快告诉我。”
李志浩不慌不忙地说：“这个人就是我。”
吴家有松了手，狐疑地看着他：“是你？”的确不敢相信，因为每次都是晚上，没有看清好人的面孔。但是从背影上看不应该是中年人，应该是老年人：“我当年说了一句话你能对上吗？”
“不相信我就算了，反正我又不图你报恩。”李志浩说完就走。
这一次是吴家有求他：“你回来，我信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毕竟说的是事实，没有假话。
“你怎么不早说？”一半是埋怨，一半是欣喜。
“早说有什么用？”李志浩平静地说，“大政策谁敢违背？谁都知道我是造反派头头，你一个人为我说话没有用，搞得不好连你也搭进去，我不愿看到您为了我去违背政策，我是丢了，也没有挽救的必要，只求您把我儿子安排到您的身边，这辈子我就知足了。”
应该，要求也不过分。“大恩不言谢，我就不说感谢之类的话，”吴家有说，“就按你的意思办，把你儿子交给我，放心，我一定将他培养成才。”
爽快，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吊颈寻大树，此言不假；跟周守岁磨半天还不如跟吴家有讲一个故事。李志浩激动地握着吴家有的手，恨不得喊他一声亲爹。“吴书记，你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报答不了，来生来世当牛做马报答您，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说完之后招呼儿子过来与吴家有见面。
“喊吴爷爷。”他命令道。
小伙子没有老子脸皮厚，憋了半天憋得满脸通红才喊出“爷爷”两个字。
跟自己孙子一样亲切，吴家有答应得特别响亮。
背后传来余兴林的斥责声：“李志浩，谁叫你纠缠吴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