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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旅行日志中，两位作者常常交流或是互相提及。他们自然会直呼对方的姓名，但出于对读者的信任，他们自然也会用更亲密的绰号称呼对方，因为他们认为将这次探险和他们私生活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读者才算公平。因此，很快就出现了“狼”和“小熊”这样的绰号。小熊甚至还为狼写了一章《狼学手册》，小熊写这东西固然是为了找乐子，但也是为了让狼知道一些只有小熊真正知道的事情，好让他平日里少做些蠢事。
我们的汽车名叫“法夫纳”
，我们常常称它为“龙”。此后它将展现更多野性的细节。但此处有必要说一句，我们三个并不只出于亲密的情谊才都取了野性的名字，还因为在这一路的探险中，我们渐渐与高速公路上最隐秘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与森林、草地和小动物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童话，我们单纯的生态学，我们在科技轰鸣中的幸福，为了躲避这轰鸣，我们日益相爱。
本节简短但必要，是对我多年前写的《上普罗旺斯的校对》一文的自引（就本话题而言，这个词尤为贴切）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放下工作来到街上，走进一家酒吧，看看城市里发生的事，和午餐时卖给我香肠的老人攀谈，是时候介绍一下我的“龙”了——它是一款房车，或者说是一种蜗牛，我顽固的瓦格纳式偏见则将它定义为一条龙。它是一辆红色大众汽车，配有一个水箱和一张可以变成床的座椅。我还给它配备了收音机、打字机、书、红酒、汤罐头和纸杯、泳裤（以防万一）、一盏丁烷灯和一台加热器，正是有了它，罐头才能在我们听维瓦尔第或者在纸上写点什么时变成午餐和晚餐。
至于“龙”这个名字，这源于一个古老的需求：我几乎从不接受任何事物的固有名称或标签，我想我的书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要忍受来自过去和外界的东西，于是，对于我爱过和爱着的人们，我总会因为某次相遇、某场加密通话就为他们取个别名。因此女士们成了花朵，成了小鸟，成了树林里的小动物，还有几位朋友的名字会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化周期，熊可能变成猴子，而一个浅色眼睛的人先是一朵云，然后是一只瞪羚，在某个夜晚又成了曼德拉草。说回龙，两年前我第一次看见它，它顺着巴黎康布隆街爬到了我面前。崭新的它刚从车库出来，车头正对着我，我看见了它的大红脸，两只低垂而闪亮的眼睛，带着一股介于谨慎和勇敢之间的气质。我灵光一现，它就成了龙，而且并非某条普通的龙，而是法夫纳，尼伯龙人宝藏的守护者。无论在传说中还是瓦格纳笔下它都愚蠢又邪恶。虽然它注定会被齐格飞杀死，但总能让我产生一种隐秘的同情。为此，我并不原谅英雄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三十年前我没有原谅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一样。直到现在我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那天下午我极度担心龙的变速杆会给我带来麻烦，跟我前一辆雷诺汽车相比，龙高得多也宽得多。但我很清楚，我也有同样强劲的冲动，来捍卫那些被秩序认定为怪物、但凡有可能就会被消灭的东西。两三个小时后，我成了龙的朋友。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它，它在我这儿再也不叫大众汽车了。诗意一如既往地准时来到：我走进车库，看见工人正在给车上牌照并注明我的居住国法国（Francia）首字母——机械工在车尾标了一个大大的“F”。当然，你很难跟一个法国机械工说，这个“F”指的不是法国，而是法夫纳。但龙明白这一点，还在返回时特意冲上了人行道以向我表达喜悦之情，吓坏了一位提着菜的女士。
接下来的这位
最后才出场却格外重要
，他并未参与探险，不过其宝贵贡献证实了（如果仍有必要）这段充满奇迹的旅程已经超越了时空
完成这一壮举之后——对于读者来说，旅程还没有开始，恳请您耐心等待——法夫纳有权好好休息一下，我和卡罗尔则前往尼加拉瓜，小熊的儿子将在那里与我们相聚，他平时和父亲住在蒙特利尔。斯蒂芬·艾伯特快乐的十四岁、他作为摇滚鼓手的天赋、他可爱的青春期特质都为我们的热带假期增添了快乐，而那场探险仍然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像一声略带怀旧的回响。
就这样，斯蒂芬发现了我们在旅行中写下的草稿、底片胶卷和相关照片。卡罗尔了解他作为画家的巨大天赋，建议他来做我们的
事后
画师。或许斯蒂芬并没有理解这串拉丁语，但他马上拿出铅笔和速写本，根据我们的文本、口述、逸事和照片，开始想象我们落脚的每一个站点。
读者不难想象这一工作的严肃性。两位探险家惊叹于这位少年在作品中展现的科学严谨，并决定将他的绘图纳入旅行文件。于是，虽然斯蒂芬·艾伯特没有亲自参与旅行，但和法夫纳以及我们这些亲身参与者相比，他的价值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