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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的视角看（或者至少回到那个视角的记忆中），游戏是一种义务，决定一切的规则似乎从远古时代起就存在，如果你敢指出是有人负责 制定 了这些规则……那就要当心了，不听话的孩子！加入游戏——不是纯靠幻想我当国王、你当印第安人的那种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规则”确实会伴随想象变动，只有非常坚实的友谊才能幸存——也许能让我们以最低级别的痛苦认识到我们已经随着长大（不需要“随着”？）失去了自由，认识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生活的保护屏障，是 谁 决定一切都有限制的？），“社会生活”之中的规则跟跳房子的规则一样不可理喻。（不可以用圆形玩吗？不可以在树上和大楼里玩吗？瓦片压在线上时，不可以把边界画得更宽吗？）
规则不能改变，没人知道为什么。人们必须找到真正例外的情况（或者自己玩）才能调整规则。比如在山坡上玩跳房子，至少要允许人们制定一些新规则——如果石头滚到右边，那就少玩一轮，如果滚到左边，那就多跳几次，如果一场小雪崩过后地上什么都没剩，那第一个跳进房子的人就获胜了——这样才能改变世界。
或许，作弊是游戏唯一的捷径。但被打破规则的这个游戏得一个人玩。当然了，有些小小的违规行为是所有人都期待的，尤其是成年人，他们和朋友分享这些违规行为。但是，那些深层的、隐秘的、持续的违规行为，那种即将在必要时刻拒斥整个世界的自由又怎么样呢？最美妙的是没人知道这件事。直到后来我们才学会完全自由地构建属于自己的、拥有默认基础规则的游戏，并在必要时赋予事物意义。道路如果没有骨架，就只是贫瘠想象的余物或者什么也不是。这场旅行如果没有规则，就只是一项纯粹的愚蠢行为。（从巴黎到马赛，穿越法国的旅行，除了游客的兴趣外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相信一条规则被打破后就失去了力量？
你是有多狡猾才会建议我去那棵芬芳的树下遛个弯呢？那扇小门半开着，门外是一条小路，三座小屋，一间狗舍，一根晾衣绳，上面挂着一张床单和两三件衬衫。二〇五〇年的明信片上会这样写：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郊区景观。
这就是我一路穿过田野跑到车里的原因吗？反正不是因为我害怕那扇门。午餐时分，我们切开苹果，一人吃了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