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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把在那残酷地狱里所做过的美事全盘托出，全世界将为之震撼。
——切利尼，《切利尼自传》（I，37）
1527年5月，罗马已经从“世界之巅”（caput mundi）跌落，沦为“世界之尾”（coda mundi）。
“永恒之城”迎来毁灭的绝望。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惨遭屠杀，台伯河上漂浮着遇难者的尸骸。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e VII）——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Medici）——被囚禁于圣天使堡，在距离罗马颇远的安全地带凝视着这座沦为人间炼狱的城市。
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麾下的德国雇佣兵——与并不怎么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士兵一同破城而入，连续数周烧杀抢掠。上及老人，下至婴孩，悉数惨遭屠杀。只要是女人，不论年纪长幼，皆被肆意奸淫。他们把人质的生殖器官吊起来，以此捞取更多的赏金。他们斩去圣徒和圣母雕像的头颅。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用火绳枪朝十字架开火，并在梵蒂冈的拉斐尔壁画上刻下赞美马丁·路德的涂鸦……
一位罗马的日记作者描述了罗马之劫的灾难场景，他试图从神迹中寻求慰藉。日记中记载，拉特朗圣彼得大殿中的圣彼得和圣保罗雕像幸免于难。事实上，那些为数不多因被盗走而免遭劫难的圣物，后来也需以黄金赎回。
教皇有大把时间来反思其罪过。可他的罪过到底是什么？不是倨傲，也并非骄奢，正如诸多曾执掌圣彼得教皇宝座的前任教皇一样：他掉入了一个最危险的陷阱——懒散。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性子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仅仅做了一个极为消极的决定——蓄长胡子，以此作为忏悔的标志。我们可以在克莱门特七世俊美的面庞上看到他的长胡子，正如1527年后，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为其绘制的第二幅肖像画那般——修长的尖鼻和深邃的五官，身材干瘦却不失优雅，与拉斐尔笔下其面目粗犷的堂兄利奥十世（Leone X，美第奇家族另一位教皇，于1513年至1521年间在任）截然不同。
克莱门特并不像他的堂兄那样挥霍无度。他的另一项罪行也并非奢靡浪费，而是吝啬贪婪，尽管他也会放任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奢侈之举。比如在几年前，他曾委托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建造了一个私人浴室，以喷泉为装饰，四周壁画上绘有极具挑逗意味的世俗场景，包括海豚、贝壳、仙女、爱神丘比特和其他神话人物。泉水由一尊维纳斯铜像倾倒入池，四散开来。
这里是城堡中最为别致的房间，是一个教皇的“异教闺房”，他将占星术和炼金术的图样文在后背，以此来远离厄运和小人的暗算。
然而，克莱门特并不打算履行殉道的天职。父亲在他未出生时就被刺杀，身上挨了十九刀。这让他对人的脆弱和易逝有着深刻共鸣。或许这就是他对自己生命如此重视的原因。
亡魂的影子流窜于圣天使堡的每间牢房，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教皇的堡垒，而现在成了他的监狱。这里有红衣主教彼得鲁奇（Petrucci）的魂灵，他在一间牢房中被勒死；还有教皇的老师马尔坎托尼奥·尼尼（Marcantonio Nini）和外科医生巴蒂斯塔·达·维尔切利（Battista da Vercelli）的魂魄，他们都被利奥十世所迫害，被监禁、折磨、上绞刑，最后被大卸八块。在利奥十世的敌人中，红衣主教绍利（Sauli）得以幸存，当他从梵蒂冈的地下城出来时，也只剩半口气了。在这些古老的厅室里游荡着的，还有两年前去世的圣天使堡前城主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的幽灵。在他临终之前，利奥十世的堂弟、当时还是红衣主教的朱利奥·德·美第奇的秘书吉安·马泰奥·吉贝蒂（Gian Matteo Giberti）来看望他。
你来做什么，看我死了没有吗？你已经让教皇指定将这座城堡交予谁了吧？我快要死了，我心甘情愿地赴死，也绝不让自己被教皇如此残忍对待，活活饿死。教皇给你一万四千又或是一万六千杜卡特的收入，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向他转告，我相信上帝，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羡慕我已经死了；而你将是罪魁祸首，是你把他引向这样的歧途，一条让上帝和魔鬼都为之唾弃的路，你已经让上帝的教会付之一炬。而你还不知悔改，变本加厉！
吉贝蒂从教皇那里得到了所有鲁切拉伊不曾得到的恩惠，鲁切拉伊气愤至极，将他痛骂一顿并加以诅咒。如今，他也许在地狱里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为伴，但至少他不必忍受那人间地狱——被占领的罗马。
而教皇克莱门特则在监禁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他暗自发誓，要解放罗马，夺回佛罗伦萨，向共和党人还有那些喋喋不休谈论自由的无耻狂徒报仇。但他首先要做的，是将自己神圣的身躯从帝国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无论以何种代价。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备受教皇青睐的顾问之一，但他并不是教皇最听信的那个人。身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其身份被屡次提及，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尽其所能地讨好教皇，正如《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的题词所写的那样。
在介绍其作品之时，马基雅维利选择了逃避：或许他对美第奇家族的阿谀奉承远远不够，他鲜少提及教皇那死于帕齐阴谋的父亲——朱利亚诺（Giuliano de’Medici）。朱利亚诺最大的功绩莫过于“留下”了那位遗腹子，而孩子的生母不过是一介无人问津的女子。这无意间的播种是否比“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那些震撼又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更富价值？
马基雅维利在教廷高声朗读《佛罗伦萨史》的整个章节，此举不仅让他从难得慷慨的教皇那里得到了一百二十枚金币的赏赐，还使他在足足蛰伏了十三年之后，获得了一些重要的任命。彼时，他的顶头上司是教皇的副将——弗朗切斯科·圭契阿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马基雅维利对他了如指掌，知道他将会“耻笑世人所犯的错误，因为他无法将其纠正”。
马基雅维利在给圭契阿迪尼的信中对克莱门特的天真挖苦道：“比起近在眼前的万千步兵，教皇宁愿相信纸上谈兵。”
后来便迎来了和罗马之劫的真正对决。马基雅维利当时正在前往佛罗伦萨的路上，因此逃过一劫，但他彼时的同伴曾说：“我听到他屡屡叹息，因为在他眼里，罗马是一座自由之城。我想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他极其热爱自由，但他最终屈服于教皇的威压，这让他倍感痛苦。”
马基雅维利的叹息不无道理：他站错了队伍，让自己落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他曾极力反抗美第奇家族，这段颇深的渊源使得他在佛罗伦萨希望落空，没有获得任何政治职位。他将《君主论》（
Principe
）中的告诫视为拯救意大利的最后一簇火苗，但这一切变成了灰烬。他嘲笑教皇“多么有远见卓识”，“肆意”将自治权授予佛罗伦萨，这是无知且愚蠢的，因为“他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赐予了别人”。
但一切为时已晚。
尼科洛卖力推销其卓绝的智慧，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又有谁说得准是不是太过心灰意冷使其灵感枯竭呢：他试图用连假医生卡利马科（Callimaco）——《曼陀罗》（ Mandragola ）的主人公——都难以想象的药方来自我疗愈，其结果也是致命的。马基雅维利于1527年6月21日逝世。有人认为，他在去世前以基督教徒的方式进行了自我忏悔。
6月24日，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为城市的守护神施洗者圣约翰举行庆祝活动。这是十五年来美第奇家族第一次缺席。三天前，马基雅维利逝世，他并没有复活，他一定是下了地狱。倘若他生前的梦境应验，他在那里可以与诗人、画家、音乐家和哲学家为伍，还有美女在侧。他对那些可怜的流浪者心生怜悯，他们是天堂的有福之人。临死前，他将临终之梦透露给病榻前的几人：菲利波·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弗朗切斯科·德尔·内罗（Francesco del Nero）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这些人后来为驱逐美第奇家族后代、私生子伊波利托（Ippolito）和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
以及代表教皇执政的红衣主教，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彼时在佛罗伦萨，唯一一个正统的美第奇家族继承人是凯瑟琳，一个在1519年的春天失去双亲的八岁孤儿。她的母亲、出身贵族的马德莱娜·德·拉图尔·多韦涅（Madeleine de la Tour d’Auvergne）在她出生不久后便死于产褥感染；她的父亲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 junior）则被“法国病毒”，即梅毒，夺走了生命。法式基因镌刻在凯瑟琳的骨血之中，带来福报，也带来祸患。
凯瑟琳由姑姑、也就是洛伦佐的长姐克拉丽斯·德·美第奇（Clarice de’Medici）抚养长大。和母亲阿方西娜·奥尔西尼（Alfonsina Orsini）一样，克拉丽斯也是个无比坚强的女人，她能够忍耐生性不忠的丈夫、无情的母亲，以及两个夺走她合法遗产的吝啬教皇。阿方西娜在遗嘱中对尚在襁褓中的凯瑟琳颇为偏爱，因此克拉丽斯尽管脾气暴躁，还是将她带在自己身边抚养。
无休止的家庭争吵和未来的飘忽不定让凯瑟琳早早明白，动脑子远比一片真心有用。她的命运依附在她的教皇叔父身上，而彼时教皇的处境并不比她好多少。凯瑟琳的姑父菲利波·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也就是克拉丽斯不忠的丈夫，对此也负有责任。虽然他曾向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两位美第奇教皇慷慨解囊，但也成功扭转乾坤，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共和主义者，甚至与教皇的死敌、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签订阴谋协议，承诺要把美第奇家族赶出佛罗伦萨。他伙同弗朗切斯科·德尔·内罗掐断了领主国库的资金来源，先迫使自己妻子的族亲撤退到波焦阿卡伊阿诺的别墅，再任其流亡，避免了暴力冲突。一时间，菲利波仿佛大获全胜，而彼时的教皇苦于罗马之劫不得脱身，无法对此做出任何反应。
作为佛罗伦萨的精英阶层，菲利波常常与出身优越的反政权领导人来往，但其品味却奢靡而多变。一位消息灵通的知情者透露，菲利波曾有过一些令人不齿的观点，他认为绅士也能够像寻常人一样作奸犯科。于是，他在夜间四处游荡，跟妓女和皮条客插科打诨，溜进赌场打牌掷骰，以出老千为乐。每次输掉赌局后，他就会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翻着白眼撸起袖子，看起来和常混迹于此的老手无异。不过，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乔装打扮，伪装自己的外貌和声音。他并非一位教徒，这一点是公认的。
乐于触碰底线的马基雅维利是菲利波的酒肉朋友，这绝非偶然。他们在一起，应该就像摩尔干提（Morgante）和玛古特（Margutte）——两个出了名的无恶不作、爱凑热闹的巨人。但比起浦尔契（Pulci），菲利波的生活理念似乎受薄伽丘（Boccaccio）的小说和阿雷蒂诺（Aretino）的对话录影响更大。他因偷偷潜入修道院、冒险和妓女通信往来而常常丑闻缠身。这些不轨之事常令克拉丽斯怒火中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学会了对丈夫的拈花惹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家族利益总会凌驾于个人尊严之上。而恰恰是这种永无止境的贪欲，使得菲利波在商业上也动起小心思。他不计后果地进行金融投资，向教皇们借出大量资金，这让他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小凯瑟琳一直观察着这对奇怪的夫妻，这种婚姻模式让她在将来面对更大的耻辱时学会了忍气吞声。然而，菲利波天生能言会道，把凯瑟琳当小公主一样宠爱（因为凯瑟琳从法国继承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彼时由她的舅舅、贪婪的奥尔巴尼公爵代为管理）。他总是面带微笑、诙谐幽默，他和蔼可亲、待人谦虚还机智聪明，而且巧舌如簧，在必要之时也能刀善剑。菲利波对自己的孩子慷慨大方，这让凯瑟琳以及同她一起长大的嫡亲表兄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对自己，这位“一家之主”却从不奢侈：他不喜炫耀锦衣华服，也从不让仆从跟随。只要那些当权者不找他麻烦，他对政治也毫无兴趣。
尽管菲利波很多时候以自我为中心，但他笃信自己为佛罗伦萨做出的贡献是空前的。他不费一枪一卒，便将这座城市从美第奇家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问题出在他不愿交出比萨城堡的钥匙，严格上讲，这座城堡属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而他的族亲当时正在此避难。这次失败对他无疑是当头一棒，直接让他从革命家变为灰溜溜的落跑者。
在罗马，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是唯一一个保持心情愉悦的人，他是一名雕塑家、金匠，也是一个冒险家。一切的混乱失序，在他眼中，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在自传中提到，自己曾多次用各种火器枪械来试验瞄准器，还曾用火绳枪射杀了帝国军队的总司令夏尔三世·德·波旁（Carlo di Borbone），在圣天使城堡的台阶上用小炮击伤了奥兰治亲王菲利贝尔·德·沙隆（Filiberto di Chalons）的面部，但这位即将接任总司令的亲王幸存了下来，并在短时间内再次回到大众视野中。
除了成为切利尼的吹嘘资本，夏尔三世·德·波旁和菲利贝尔·德·沙隆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曾反叛过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esco I）。据称，菲利贝尔沦为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的俘虏时，曾在牢房的墙上对法国极尽羞辱，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出狱后，他立刻回到弗朗索瓦一世执掌的军队，开始了昙花一现的职业生涯。出乎意料的是，切利尼的那一击并没能损伤他的大脑，仅让他在数周内无法参与战斗。
与此同时，教皇命切利尼将他的教皇三重冕同教廷财产管理局中的奇珍异宝炼成黄金，缝在衣物褶皱中，侥幸希望没有任何雇佣兵敢搜查圣座的盥洗室。教皇交办这项任务给切利尼时，他的仆人卡瓦利里诺（Cavalierino）也在场。卡瓦利里诺是个出身卑微的法国人，曾是菲利波·斯特罗齐的马倌。克莱门特七世将这位仆人视作心腹，甚至将他的衣物也缝上金子。
在这位仆人的严密监管下，切利尼完成了藏金任务，再次回到佛罗伦萨的父亲身边时，他还带着一些黄金的边角料，俨然一派阔绰浪子的模样。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教皇和他的随从便落入雇佣兵手中。
投降的条件十分屈辱且难以忍受。教皇需支付三十万杜卡特的赔偿，并交出教廷所有的堡垒要塞。帝国军队中不幸被俘的十二人，像十二位使徒一样，被两两捆绑，其中包括吉贝蒂和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他们惨遭蹂躏和折磨，在鲜花广场模拟被处决的场景，供想要出口恶气的雇佣兵找乐子。
如果整个罗马都在恸哭，那么佛罗伦萨也难绽笑颜。菲利波和其他佛罗伦萨人一度打算“将国家暂寄他人之手”，直到教皇的命运明了。
正义旗手
尼科洛·卡波尼（Niccolò Capponi）、投机党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保守派的弗朗切斯科·圭契阿迪尼以及其他贵族王亲都聚在一起，商讨政府下步该作何打算。
菲利波·斯特罗齐曾不费一兵一卒便成功将其远亲驱赶，但极端主义者却希望血流成河。对菲利波来说，血亲是唯一的阻碍。卡波尼共和政府的领导人（即正义旗手尼科洛·卡波尼）和大使韦托里都是他的同族，两人皆来自佛罗伦萨。
然而平民对抗美第奇家族密探的呼声高涨，比如“极其凶恶的青年”雅各布·阿拉曼尼（Jacopo Alamanni）就威胁菲利波，警告他看好自己的熟人（指他与卡波尼之间的友谊），以至于让菲利波产生了放弃这座城市的念头。
总之，这个家族渐生嫌隙，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在领主国命令将美第奇家族驱逐出城后，克拉丽斯也随即被要求搬离佛罗伦萨，但很快，她便带着小凯瑟琳回到了美第奇宫。如果早知道这座象征着权力中心的宫殿会引得正义旗手卡波尼和其他人竞相前往，事情或许不会这般引人注目。丑闻的旋涡随之席卷而来，卡波尼被一个平民威胁：“你们这是换汤不换药，但人们期盼的是连同药引子全部换掉。”并被警告如果不改掉这个坏毛病，他就会被“碎尸万段”，卡波尼因此决定清空整座宫殿。
就这样，在佛罗伦萨人称乌尔比诺公爵女儿的凯瑟琳被带出城，前往圣露西娅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由其父辈祖先建成。
那几个月里，凯瑟琳因一起复杂的案件遭到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控告，该案件矛头直指阿方西娜·德·美第奇的继承人，称她将富切基奥半人工湖的一部分湖水抽干，而这片湖泊自15世纪以来便是城中鲜鱼的主要来源。
小凯瑟琳因此被判处两千弗罗林的罚款，又因她未能出席法院庭审（彼时她被领主监禁在修道院中，无法出席），最终被判处七千弗罗林的罚款。不得不说，与佛罗伦萨当局对美第奇家族的怒火相比，这点罚款不值一提：要知道教皇还欠着政府二十多万弗罗林。
当凯瑟琳勉强开始适应修道院的宗教生活时，有位不速之客正犹豫不决，不知自己是否应该听从命令，这人便是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re Castiglione）。
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和美第奇家族的命运便相互交织。他的朋友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建议他迎娶自己的侄女、也就是他的兄弟皮耶罗（Piero）的女儿为妻，但目光长远的阿方西娜从中作梗，她为女儿相中了一位如意郎君——菲利波·斯特罗齐。
后来，卡斯蒂廖内和一位体弱多病的帕尔马贵族女子成婚，早早成为鳏夫。他由此发愿，舍弃了乌尔比诺公爵和曼图亚侯爵等世俗爵位，来到克莱门特七世的麾下。
1525年，他被教皇派往马德里，在查理五世（Carlo V）的宫廷担任教廷大使，这次外交任务以失败收场，教皇在盛怒之下，将失败都归咎于他。他唯一的慰藉便在于他把人类和世俗的完美计划寄托在《廷臣论》（
Libro del Cortegiano
）这本书上。即使他能力出众，但仅凭个人之力也难以完成。哪怕是西班牙的石头也知道，尽管谈判过程十分煎熬，卡斯蒂廖内始终对教皇忠心耿耿。
查理五世凭借其虚伪狡诈，在战略和心理上击败了教皇。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且还是西班牙国王，因此是天主教的卓越代表。尽管如此，他还是允许路德派雇佣军的军队入侵罗马。他的座右铭是“PLUS ULTRA”（“通向更远方”），这并非巧合。事已至此，现在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1527年12月7日黎明时分，克莱门特成功从罗马出逃。这不仅仅是一次逃亡，还是一次有秩序的离开。一些帝国军队也一同离开了，其中还包括奥兰治亲王，彼时他已经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当天夜里在佛罗伦萨，法国大使克劳德·多迪厄·德·韦利（Claude Dodieu de Vély）在征得领主国的同意后，将凯瑟琳从圣露西娅修道院带走，并将她“蒙着面”带到佛罗伦萨城内的穆拉特修道院，她将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安排。
这个孩子“可爱至极，让每个人都对她疼爱有加”。在修女面前，她“非常友善，和蔼可亲，以至于修女们对她的不适和忧愁深感同情”。她食欲极好，很快就变得丰满圆润。修女们纵容她胡吃海喝，还为她准备杏仁小甜饼。而在将来的某一天，经过无数次演变后，一个简单的意大利食谱会跨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法国，化身一派精致的高卢形状，摇身一变成为马卡龙。凯瑟琳嗜吃甜食，或许这是她自我疗愈的方式，尤其是失去克拉丽斯（可能死于癌症），
继而遭到菲利波·斯特罗齐抛弃后。1528年5月，克拉丽斯去世后，菲利波便搬到法国去处理其生意往来。
凯瑟琳彻底地孑然一身，失去了家族支撑。
然而，相比起侄女凯瑟琳，克莱门特似乎有更多的事情要考虑。失去了梵蒂冈的便利生活，他每日唯一的慰藉便是在奥尔维托耶——在罗马之劫后，克莱门特撤退到了此地——主教座堂欣赏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绘制的壁画。在这些壁画中如此生动地呈现出一个假教皇，他或许会思忖这位反基督者是谁。从亚历山大六世到利奥十世，克莱门特脑海中闪过几个貌似合理的人选。即使这个假教皇并非他本人，他也感受到耻辱和挫败，尽管彼时的他尚未意识到自己会将整个基督教廷引向万劫不复之境。克莱门特在奥尔维托耶挖了一口著名的井，被称作“圣帕特里克井”。也许这并非巧合，这口井已经从储备井演变成了劳民伤财和赎罪的代名词了。
1528年春，教皇收到消息称，弗朗索瓦一世大张旗鼓地派奧代·德·弗瓦（Odet de Foi）——人称“洛特雷克”（Lautrec）——来将其释放。蒂雷纳子爵弗朗索瓦·德·拉图尔·多韦涅（François di Turenne de la Tour d’Auvergne）是法国国王麾下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对欧洲王朝的复杂性谙熟于心。克莱门特随之请蒂雷纳子爵写信给法国君主，信中说道，如若洛特雷克的救援大军经过佛罗伦萨或其周边地区，请其借机要求释放自己的侄女凯瑟琳。这并非凯瑟琳和蒂雷纳（他们之间也是远亲）的命运第一次出现交集：一年前，蒂雷纳作为大使出使英格兰之时，曾向凯瑟琳的舅舅奥尔巴尼公爵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提议，让凯瑟琳与苏格兰国王的私生子詹姆斯·斯图亚特联姻。此提议遭到教皇的强烈反对，最后无疾而终。
根据教皇和蒂雷纳的战略路线，法国军队转向佛罗伦萨对他们大有裨益，他们可以借此迫使共和党人达成某种协议，抑或是赔偿一大笔钱款。克莱门特认为，如果这还不足以劝服佛罗伦萨人将凯瑟琳释放，查理五世应该命其大使多迪厄·德·韦利向佛罗伦萨领主国进一步施压。若他果真照此行动，教皇将会“极其”满意。
法国人的支持并非源于上帝的恩惠与爱，而是因为教皇极尽所能地讨好。当蒂雷纳建议任命凯瑟琳的另一个远房亲戚、才华横溢的图尔农（Tournon）为红衣主教时，克莱门特欣然同意。为了进一步彰显他的慷慨，他还派出他的贴身仆人前往威尼斯寻找制作红衣主教帽子所需的珍贵的深红色丝绸，在罗马之劫后，这种帽子千金难寻。
查理五世命其大使以雇佣兵很可能将凯瑟琳作为人质为借口，向佛罗伦萨施压（尽管没什么用），以期将这位“乌尔比诺小姐”转移至卢卡。
洛特雷克的部队无视佛罗伦萨和凯瑟琳，抵达已被西班牙统治多年（除了1494年的短暂插曲）的南方。在普利亚进行了几场激烈的小规模战斗后，军队包围了那不勒斯。与此同时成为王国总督的奥兰治亲王向查理五世吹嘘说，在他们的战壕里，被包围的法国人比他之前在城里看到的还要多。
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瘟疫——阻碍了这些攻击者的步伐。他们的营地四周布满沼泽，盛夏酷暑使他们举步维艰，这支两万五千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四千士兵在苟延残喘。1528年，圣母升天节的第二天洛特雷克便去世了。他的尸体先是被草率地埋葬了，随后得以安葬在新圣母堂中。他曾向查理五世许诺，他会进入那不勒斯，他的确做到了——只是以长眠于此的方式。
萨卢佐侯爵是唯一幸存的法国上尉，他试图率残部撤退到阿韦尔萨，但西班牙人率领骑兵和奥兰治麾下的步兵步步紧逼，一路追赶逃亡者，迫使他们投降，将他们洗劫一空后，又将其丢给农民摆布，而这些农民因之前惨遭这些侵略者欺压，无情地将他们屠杀了。
帝国的士兵们欣喜若狂地传来战争结束的消息，教皇别无选择，只得昧着良心向折磨他的人宣誓效忠，等待更好的时机复仇。奥兰治亲王自告奋勇提出要成为捍卫教廷的掌舵人，并承诺将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这位亲王狡黠地补充道，他一直都致力于维护教皇与查理五世的盟友关系。
罗马之劫后，克莱门特终于再次踏上这片狼藉的土地。10月，当他带着仅有八百名士兵的护卫队从奥尔维托抵达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暴雨，这仿佛是上天对那几个月暴力行径的泪水。无人提出抗议，因为能够抗议的人已经无法站在这片土地上了。满目疮痍的景象令人难以想象：百分之八十的房屋都空无一人，举目四望皆是废墟。一位来自曼托瓦的目击者写下“如此寂寥”的感慨，因为他在此找不到任何一位故友。
教堂惨遭亵渎，装饰和画作都被洗劫一空，这里自被占领以来，再也没有举行过弥撒仪式。
艺术品和带有袖珍画的手稿类的损失难以估量，教廷财产管理局的账簿也消失不见。这是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件好事。因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克莱门特以高瞻远瞩的宽容模样，赦免了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包括他的受托人菲利波·斯特罗齐。
这其中带有一层既隐晦又明了的含义：我们对既往一概不咎，现在，为了家族和佛罗伦萨城的利益，让我们重新并肩战斗。
回来后，教皇最为牵挂的事便是将凯瑟琳释放。文雅的秘书焦万·巴蒂斯塔·桑加（Giovan Battista Sanga）用铁拳怀柔的手段，对蒂雷纳子爵进行一番劝说，夸张渲染教皇与乌尔比诺公爵女儿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让佛罗伦萨共和党人将凯瑟琳释放并不容易，但克莱门特相信他们在代表法国权威的使者面前很难不松口。虽然与唯一的侄女相比，教皇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但他们也不该自欺欺人地认为教皇会接受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即使教皇完全有正当理由赦免佛罗伦萨贵族的什一税，即对教会收入征收百分之十的重税，他也希望他们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所得”
。
克莱门特显然不希望被佛罗伦萨商人勒索。他在圣殿中模仿耶稣的愤怒之火，实际上是在策划一场悄无声息却残忍至极的报复；在遭受诸多痛苦后，他已经学会如何展现强硬与温柔。只要圆滑狡诈地游走于各方之间，他可以过得像以前一样滋润。沉浸于作为基督徒的无尽羞愧中，克莱门特给查理五世写了一封真情流露的信：
经历这样的海难之后再抵达彼岸，我们也深感欣慰。尽管我们已一无所有，但一看到罗马，我们的悲痛就永无止境地蔓延，为意大利的毁灭，为这座城市的悲惨遭遇，也为我们自身的不幸。我们还能站在这里，也是仅凭着一丝希望，恳请您能给予我们帮助，抚慰意大利和基督教世界的遍体鳞伤，我们将和教廷一同努力，让这个城市逐渐恢复活力。因为，亲爱的孩子，在我们恐惧的目光之下，是一具惨遭撕裂的尸身，没有什么能减轻我们的痛苦，没有什么能让悲痛的城市和教廷复活，除了对和平和安宁的展望。而这些都基于你的克制……
罗马的横尸是否会因为查理五世的克制而得以复活尚且未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教皇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他需要帝国的支持来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征服罗马。
机灵敏捷的蒂雷纳子爵在察觉到事情的动向后，警告奥尔巴尼公爵，若他希望维护在布洛涅大宅的荣誉和利益，他就应该更为谨慎小心地行动。布洛涅大宅是属于凯瑟琳的一份巨额遗产，奥尔巴尼公爵却对这些遗产心怀鬼胎。蒂雷纳子爵告知他私生子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与皇室贵族的各种联姻计划，并强调佛罗伦萨很多人都向他提及公爵女儿，暗示查理五世让她和法国联姻是一件好事。他们曾恳求蒂雷纳子爵推进此事，因为如果蒂雷纳想要这个女人，他们会很乐意将她奉上。总之，佛罗伦萨人会让凯瑟琳“心甘情愿地进入天堂”，即使这个小女孩并不着急前往。
宗教隐喻在当时并不那么流行，即使在梵蒂冈也是如此。1529年初，教皇接见了威尼斯大使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这位未来的红衣主教有着忠诚的精神信仰，他热切地宣扬“基督教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教皇看着他，眼神带着苦涩的讽刺，发泄道：“难道您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已经沦落到这般田地了吗——最奸诈狡猾、玩弄心机的人大获成功，最富有才华、声名在外的人受到推崇，而那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人却说这样的人是好人，这难道是好事吗？”
孔塔里尼无所畏惧地坚称圣书是准确无误的，真理和美德是无懈可击的。得知自己不得不将这些废话宣之于口后，克莱门特不耐烦道，如果所谓的神圣联盟（这些联盟皆致力于反对查理五世）恢复，威尼斯人便能够将他们所拥有的保留下来……而他将继续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好人，没有拿回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教皇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有关家族之事和家族的荣誉是他唯一的执念。
1529年2月，教皇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倒下，这让人不得不往坏处想。关于克莱门特濒死的流言四起，佛罗伦萨人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节日焰火来庆祝他的死亡。
就连克莱门特也以为自己将命不久矣，以至于担心起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他推翻了四年前的设想，
任命十八岁的伊波利托为红衣主教。这孩子并不安分，教会的使命束缚让他旺盛的精力无处施展。而另一边，亚历山德罗则继续他的尘世生活，这让人们开始猜想他并非洛伦佐二世的亲生儿子，而是教皇之子，在克莱门特紧随堂兄利奥十世登上教皇宝座之前便已出生。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良好”的家族熏陶，凯瑟琳开始学习奉献与索取的基本处世之道。她再次被关进穆拉特修道院，在那样的境况下依然强颜欢笑。鲜少有人敢去看望她。她期待着能从奥尔巴尼的那个吝啬鬼秘书手中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礼物。按照蒂雷纳子爵的说法，他从未见过有人在她这样的年龄便对所经历的是非对错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关于和被囚禁的公爵女儿会面的记载寥寥无几，但毫无疑问，这种超乎常人的敏锐性和敏感度，是凯瑟琳性格中的一个特点，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因为随着她的成长，她会慢慢学会把这种情绪隐藏在一堵密不透风的心墙之后。
在巴黎，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巴尔达萨雷·卡尔杜奇（Baldassarre Carducci）略感尴尬。他带着国书去拜访了奥尔巴尼公爵。奥尔巴尼首先谈到公爵女儿的问题，他表明国王和他的母亲路易莎·迪·萨伏依愿意在教皇的批准下对她进行监护。法国君主担心教皇会执意干涉其侄女的命运，从而违背他们的意愿。奥尔巴尼补充道，他对伊波利托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感到高兴，但在正式开始教会生涯之前，这位红衣主教恐怕会急于同凯瑟琳“完婚”。这种恶意揣测并非毫无根据，一旦同家族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结婚，伊波利托将很容易获得继承权。
巴尔达萨雷·卡尔杜奇迟疑许久表示，他并未收到指示要将凯瑟琳交出。奥尔巴尼也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只是敦促要让公爵女儿得到应有的待遇。承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巴尔达萨雷·卡尔杜奇向他保证，已经“将其安置在基督教最具权威之地，即佛罗伦萨的穆拉特修道院中”，没有比这更加尊贵的待遇了。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奥尔巴尼不想再听他的满口胡言，以处理宫廷事务为由将其打发走。
在阿诺河畔，凯瑟琳——她并没有感到受人尊重——写信给已经离开佛罗伦萨的蒂雷纳子爵和国王本人，鉴于他们频繁表现出的友谊和提供的帮助，她要求他们赐给她最亲近的仆人罗索·里多尔菲（Rosso Ridolfi）的儿子一座修道院。
凯瑟琳想通过这个请求来试探自己的影响力，并在狱卒眼皮子底下频繁与法国王室联系，以此寻求更多庇护。
在巴黎和里昂间不断穿梭的菲利波·斯特罗齐也在为巩固与法国的关系而努力。虽然现金短缺，他仍然想通过米开朗琪罗所作《海格力斯国王》（
Ercole
）来彰显他的慷慨大方，这一精妙绝伦的雕像足以同《大卫》相媲美（它足有巨人屠夫歌利亚的一半之高）。这座雕像最终成为枫丹白露宫一个巨大花园中的装饰（18世纪后下落不明）。此举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面对这场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战争，这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相信法国的实力。菲利波年轻的长子——皮耶罗·斯特罗齐（Piero Strozzi）——有朝一日将手持法国元帅的指挥棒，背离艺术家的意愿，将“家宅巨人”交给代理人巴蒂斯塔·德拉·帕拉（Battista della Palla）。
格雷戈里奥·卡萨莱（Gregorio Casale）是博洛尼亚的一位有为青年，他很早便在博洛尼亚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但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名流中声名鹊起，却并非得益于其法律素养。格雷戈里奥一路平步青云，任职于波河流域王朝，同时负责为亨利八世（Enrico VIII）的狩猎活动搜集珍稀猎鹰、马匹和猎犬。亨利八世这位轻佻肤浅的英国君主对他大加赞赏，在格雷戈里奥刚满二十五岁时，便授予他骑士头衔和令人艳羡的两百金克朗的终身年金。
卡萨莱既优雅又随和，自1525年时起便给教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得到教皇的信任，也因此能窥探到教皇的心思。彼时亨利与法国国王的关系极好，因为他在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erina d’Aragona，查理五世的姑姑）的离婚案中需要获得法国国王的支持。而作为亨利的代理人，卡萨莱还周到地让当时的法国元帅蒙莫朗西（Montmorency）也知悉了情况。
除了惯常的外交伎俩外，格雷戈里奥还建议蒙莫朗西“切莫错过有利于牵制和拉拢意大利方面的好机会”，并将“接回教皇的侄女”作为优先事项放在首位，“佛罗伦萨人声称受国王要求而将她扣留，但事实上扣留住他的侄女并没有任何好处，只会造成不便，进一步激怒教皇，这并不合时宜”。
这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警告，但法国人并没有认真对待。与此同时，从佛罗伦萨传来消息称，过激派——极端主义的共和党人——全副武装闯入领主宫，以与教皇勾结的罪名驱逐了正义旗手尼科洛·卡波尼，并推举了另一位正义旗手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Francesco Carducci）。事情糟糕到了极点。
卡萨莱“非常坚定”地认为教皇绝不会与查理五世为伍，况且他还得到了雅各布·萨尔维亚蒂的担保，此人曾被雇佣兵扣为人质，回归后再度掌权。不过，他也产生了一些疑虑，因为“他的朋友和仆人遭受迫害，所以在这多事之秋，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最好能告诫佛罗伦萨人不要盲目从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相当于自我毁灭，损人又不利己”
。
面对“和平大使”卡萨莱的明智建议，佛罗伦萨和法国都选择充耳不闻。几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格雷戈里奥曾多次试图说明，教皇对佛罗伦萨人在1529年春天任命佩鲁贾人马拉泰斯塔·巴廖尼（Malatesta Baglioni）为雇佣兵队长一事感到多么不满和愤慨，很显然，教皇极其看不惯此人。卡萨莱担心教皇所遭受的冒犯，就如他们任命马拉泰斯塔·巴廖尼为雇佣兵队长一事，还有教皇的侄女被持续监禁在佛罗伦萨（这件事情法国国王也负有责任），这些事情相累积，终有一天会导致克莱门特倒向帝国一边。
如果邦联国的君主们不希望教皇做出支持恺撒的决定，那么他们就不应给教皇任何这样做的理由。可现在看来，卡萨莱所畏惧的事已迫在眉睫，因为帝国军队正热火朝天地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不顾和平协议，开始征募新的军队。
克莱门特的耐心似乎已经达到极限：有一次他怒火冲天，终于忍不住对卡萨莱爆发道，他宁愿做查理五世的神甫，甚至是马厩侍从，也不愿意被自己叛逆的臣民和奴仆所嘲弄。
欧洲的众君主正在康布雷西进行谈判，他们一直都把随波逐流的教皇排除在外。谈判决定释放弗朗索瓦一世的两个儿子，并让弗朗索瓦一世（一个鳏夫）迎娶查理五世的姐姐——样貌丑陋的埃莱奥诺拉（Eleonora），作为释放皇室子孙的高昂代价，她的嫁妆被大打折扣。从法国派来的代理新郎正是蒂雷纳子爵本人，他的肥胖体格
完全可以代表他的国王。
但是，在举行康布雷西会议的同时，克莱门特七世与查理五世单独达成了协议，查理五世希望摆脱罗马之劫后笼罩在其身上的骂名。1529年6月29日在巴塞罗那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对教皇来说不无好处的条款。
一方面，查理五世不得不将雷焦、摩德纳、切尔维亚和拉文纳归还教皇，将佛罗伦萨交回美第奇家族手中，并将他的亲生女儿玛格丽特（Margherita）嫁给教皇的私生子亚历山德罗，授予其佩内公爵的称号和两万斯库多的收入；另一方面，教皇授予查理五世召集十字军的权利，同时还有征税的权利，以此为其提供资助。
最后，也是协议中最为具体和关键的一点，教皇要立即向奥兰治亲王支付高达十万斯库多的巨款。而后者正带着他从那不勒斯总督府召集到的大队军马，迅速赶往托斯卡纳，借口要去佩鲁贾对付马拉泰斯塔·巴廖尼。有消息称，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教皇已经给奥兰治亲王送去一笔四万斯库多的丰厚酬劳，这进一步证实了佛罗伦萨人的猜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恐惧。最后，一位服务于法国国王的意大利外交官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现在，教皇这一微妙的举动，让其他人不费吹灰之力便看清了他的秉性和品格。教皇的使命是促成和平，这对于我们的基督教世界不可或缺，然而他现在不仅没有促成和平，还彻底地将和平之路堵死，毕竟那位皇帝
的本性、固执和野心人人有目共睹。教皇为了和平而和皇帝达成盟约，反而导致了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
1529年7月31日晚，期待已久的奥兰治亲王终于抵达罗马。几年前围攻圣天使城堡的人，如今在西斯廷教堂受到热烈欢迎，克莱门特七世在那里举行了庄严的弥撒，将教皇和恺撒之间的和平公之于众，并做了祷告：“一切都在世间万物和平的原则下进行。”
这是个虚构的故事。罗马人曾说：若你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意大利正处于无止境的战争中，教皇以基督教的方式向人们普及了这一概念。彼时的克莱门特俨然一副虚张声势的博弈家模样，他在那位野心勃勃的雇佣兵领头人面前提起，称他将与凯瑟琳成婚，并且成为佛罗伦萨的权贵——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二十八岁，而她才十岁。如果在佛罗伦萨这件事被人知晓，凯瑟琳将会面临莫大的风险：侵略城市的领头人将迎娶令人厌恶的教皇的侄女。教皇也意识到他将凯瑟琳置于了危险的境地，他持续不断地施压，希望将凯瑟琳释放出来，并利用法国大使说服共和党人向他派出代表团。
这次尝试无疾而终，炮声也已四处响起。奥兰治亲王10月底便开始对佛罗伦萨展开包围封锁，他倾其全力投入其中，就像之前进攻罗马那样。
和平谈判在博洛尼亚进行，克莱门特曾去那里会见查理五世。但被派去执行任务的两位佛罗伦萨大使（雅各布·圭契阿迪尼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中起码有一位（韦托里）是臭名昭著的双重间谍。他们两人在处理克莱门特之事时没有秉持一丝公道，此举彻底激怒了佛罗伦萨人，他们没收了韦托里和他兄弟们的财产。
在马基雅维利的老伙伴间，弥漫着一种机会主义的狡猾氛围：菲利波·斯特罗齐有意从法国回到卢卡，而弗朗切斯科·德尔·内罗在罗马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因此奉劝韦托里不要回国。
佛罗伦萨共和党人担心最坏的情况会发生，绝望中他们开始进行防御。他们将加固城墙的项目委托给作为军事建筑师的米开朗琪罗。但显然在战场上他们寡不敌众，更别说这可能是场持久战。卡萨莱回忆称，在圣诞节之际，教皇给了奥兰治一些炮火，用以对付佛罗伦萨。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抵达博洛尼亚。1530年2月24日，克莱门特在圣白托略大殿为他举行了庄严的加冕仪式。选择这一天并非出于偶然：这天是查理五世的三十岁生日，也是帕维亚战争获胜和法国国王受辱的五周年纪念日。
这两股强大的势力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引得众说纷纭：对于两位主角来说，这是对基督教的救赎，克莱门特向切利尼订购的Ecce homo
奖章便足以彰显这一点，奖章上描绘的教皇和查理五世正在将一个即将掉落的十字架扶正。
在佛罗伦萨所流传的说法则大相径庭——一幅颇具讽刺寓意的壁画出现在美第奇宫的外墙上，在壁画中，教皇的脖子上挂着绞索，而查理五世挥舞着一把剑，剑刃上刻着耶稣对犹大说的话：朋友，你来此是要做什么呢？
佛罗伦萨一些爱嚼舌根的人通过自吹自擂来宣泄他们的恐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帝国军队在托斯卡纳城郊变本加厉地烧杀劫掠，佛罗伦萨变得越来越孤立。市民们画在教皇脖子上的绞索毫不留情地勒紧他们的城市周围：冷血无情的牧羊人化身成狼，准备撕咬吞噬他的羊群。
饱受煎熬的并非只有佛罗伦萨人：在与法国大使加布里埃尔·德·格拉蒙（Gabriel de Gramont）的热切交谈中，教皇承认，那场自相残杀使得他精疲力竭，极度不适。在他看来，是侄女的想法打动了他，她的婚姻甚至比他的教皇职位更重要。因为“婚礼是在天堂举行的，而战斗是在尘世间进行的”
。而教皇自己也意识到了战争的可怕和残酷，他清楚以自己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如果佛罗伦萨从未存在就好了，
或许教皇想说的是佛罗伦萨人，他对他们的怨恨与日俱增。
不过，这种怨恨是双向的。佛罗伦萨人的怒火也愈烧愈旺，他们盘算着在佛罗伦萨保护神施洗者圣约翰的圣日当天毒死教皇。然而，或许出于施洗者或上帝的恩典，教皇免于此劫。带着“小圣酒瓶”的人将毒药混合在克莱门特的食物里，但他在佛罗伦萨城郊便被帝国士兵抓住了。奥兰治亲王得意扬扬地亲自把犯人送到罗马，而教皇也已经从博洛尼亚回来了。酷刑之下，这个倒霉蛋供出了混迹在教皇的厨师和侍者行列中的同伙的名字，这些人都被处以绞刑，沦为野狗的盘中餐。
1530年7月，佛罗伦萨城外围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劫持教皇侄女以此发动政变的风险也随之增大。
共和国的使者西尔韦斯特罗·阿尔多布兰迪尼（Silvestro Aldobrandini）来到穆拉特修道院，他说为了安全考虑，要将凯瑟琳接到圣露西亚修道院。是为了谁的安全呢？佛罗伦萨已经被包围了九个月。饥饿、战争与瘟疫每天都会夺走数十人的性命。奥兰治亲王亲自指挥城门口的帝国军队，教皇已经向亲王透露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但奥兰治亲王能在女孩惨遭强奸或被屠杀之前及时赶到吗？
此外，修道院正在包装有着美第奇家族族徽上球形形状的甜点——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受萨伏那洛拉暴力的道德主义影响，过激派在佛罗伦萨施以苛政。修道院的这一违法行为给了过激派一个借口，借此惩罚修女和她们“尊贵的客人”。他们指派阿尔多布兰迪尼前来。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并非过激派成员，凯瑟琳的眼泪让他心软了。身为一名法律顾问，他深谙法理，并未冲动行事：他想说服凯瑟琳随他一起离去，但这位剃光头发的年轻女孩却盘算着西尔韦斯特罗和她姑父菲利波·斯特罗齐之间的情分，不断抵抗，并声称她想一辈子留在修道院。
穆拉特的小房间是唯一让凯瑟琳有安全感的地方。这里曾住过一位同名的远房亲戚——凯瑟琳·斯福尔扎·里亚里奥·德·美第奇（Caterina Sforza Riario de’Medici）。尽管她是公爵的私生女，但她在很小的时候便嫁给了教皇的侄子。人们将她称为“罗马涅之虎”，因为她是一个有着男子气概的女人——马基雅维利曾称赞凯瑟琳从弗利城墙高处向杀害她第一任丈夫的凶手展示出其性器官一事，当时这一举动让他们目瞪口呆。她掀起裙子，露出她隆起的腹部，向威胁要杀掉她作为人质的儿子的人说：“我想生多少就能生多少，但在我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之前，你们必将先赴黄泉！”事实也的确如此。
凯瑟琳只听说过马基雅维利：她知道他曾献书给他的父亲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她还未曾读过这本书，也不该读这本书。修女们偷偷告诉她：佛罗伦萨每个人都觉得他既危险又邪恶。但即使不认识他，凯瑟琳也清楚权力是变幻莫测的，是受命运摆布的。“美德”就在于即使你对未来无能为力，也依然可以辨认好坏。在夜晚时分，孤独的凯瑟琳常常在穆拉特的回廊里凝视夜空，向上帝祈祷，在她内心深处和至高的权位许下约定。
而在不久的将来，她应该只想祈祷不要落入过激党人手中。过激党中的狂热分子提议将她关到妓院去，让她永受欺辱。灾难从怒火中衍生，将佛罗伦萨人的生死交给命运来摆布，法国国王远程的保护已然无济于事了。但阿尔多布兰迪尼的礼貌和优雅让她感到安心和平静，所以当第二天他回到穆拉特修道院，要把她带到圣露西亚修道院时，凯瑟琳没有发一点脾气便跟随他离开，她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
谁能想到，这个顽固的小女孩在将来会成为王后，并成为三位君主的母亲呢？而那位不择手段但尚存良心的人，则得益于这一善举，也将成为未来的教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e VIII）的父亲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上帝之路究竟通向何处！
穿过城市时，女孩清楚地感受到佛罗伦萨的绝望。由于饥饿和恐惧而发出的刺耳的嘶吼腐蚀着城民的自由之梦，而被日渐包围封锁的佛罗伦萨城对她来说只意味着监禁。
弗朗切斯科·费鲁奇（Francesco Ferrucci）指挥的共和国军队进行了一次愚蠢的尝试：8月3日黎明时分，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粮草军备，他向佩夏进发。但帝国军队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他们的计划，将他们封锁在介于圣马尔切洛村（已经被洗劫一空）和加维纳纳村之间的死路上。当四千名饥肠辘辘的士兵列成长队在两个村子之间蜿蜒前行时，帝国军队突然来袭。第一次对抗中，佛罗伦萨骑兵的先锋队凭借其强烈的求生欲，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精心布置了陷阱的奥兰治亲王无法容忍这种屈辱。他被懦弱的西班牙雇佣兵抛弃，几乎是孤身奋战，猛然间才发觉自己被敌人包围。他向敌方首领、人称“马驹”的希腊-罗马尼亚人尼科洛·马西（Niccolò Masi）发起决斗挑战，尼科洛·马西击中了他的头盔，但没能伤到他。尼科洛·马西继而试图撤退，奥兰治亲王穷追不舍，但这时一支火绳枪射中了亲王，他还没来得及叫一声耶稣便死去了。
愤怒的佛罗伦萨人剥去他的盔甲，任其倒在泥地里一丝不挂。那是一具二十八岁年轻人的健壮身躯，肤色雪白，肌肉结实，死去的身体已经僵硬。他被切利尼打得伤痕累累的脸上浮现出痛苦和愤怒的神情。倘若他没有死，他可能会躺在一张床上，凯瑟琳一旦性成熟，便会在他身下失去贞洁。“他有一颗豹子般的心脏，拥有法国人的自由和西班牙人的狡猾，”焦维奥讽刺般地写道（然而西班牙人比他更狡猾，或者说比他更懦弱，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世间荣华易逝。（et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怪异的是，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双方的领军人奥兰治亲王和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费鲁奇几乎死于同一时间。但这位共和党的奥兰治是独自溜进了龙塞斯瓦列斯，还是在马拉泰斯塔的帮助之下潜入的呢？据一些目击者称，在奥兰治身上发现了叛徒马拉泰斯塔的一封信，他向奥兰治亲王密报了佛罗伦萨军队的动向。
正如一句俗语所言，帝国军队首领法布里奇奥·马拉马尔多（Fabrizio Maramaldo）“杀了一个死人”。因为当他经过费鲁奇身边之时，后者已经身负重伤。马拉马尔多命令手下将其干掉。但费鲁奇的“英勇”之死却滋生了后世复兴运动的神话：在一些浪漫主义画家笔下，他摇身变成一位有着浓密秀发、在刽子手手下赤身裸体的俊美青年。人们不知道的是，这种理想化的形象更符合奥兰治亲王，而非这位“秃顶的乡野蛮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散发着“粗鲁和令人恐惧的气息”……费鲁奇并不是被达丽拉剪掉长发的参孙
：他一早便面临谢顶危机。但是，19世纪受爱国主义熏陶的小说家却对他勇猛无畏的精神大加赞赏。威尔第（Verdi）甚至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将其描绘成“伟大的人物”，但碍于波旁王朝的审查制度，这部作品没有完成。在题为《意大利人之歌》（
Fratelli d’Italia
）的国歌创作的诗篇中，马梅利（Mameli）专门为他献上了一节赞歌。
正如彼特拉克（Petrarca）和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神话，它讲述了一位粗鲁、狂热又暴力的人民领袖的事迹，他为了一个尚且不存在的、割裂的、伤痕累累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牺牲品。
随着费鲁奇部队的溃败，佛罗伦萨失陷在所难免。为了昭示自己的叛离之心，在共和党代表团到访并试图剥夺其指挥权时，作为回应，马拉泰斯塔·巴廖尼刺伤了其中一名代表。消息灵通的卡萨莱在一本未公开的记录中写道，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并非临时起意。
没有了雇佣兵指挥官，他毫不犹豫地将大炮对准了圣神大殿的叛乱区，尽管“像许多从深渊里冒出来的魔鬼一样”的过激派人怒气冲冲，但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波·德·内利（Filippo de’Nerli）写给雅各布·萨尔维亚蒂的那样，这座城市的希望已经泯灭了。
1530年8月12日，一个由菲利波的兄弟洛伦佐·斯特罗齐（Lorenzo Strozzi）率领的小型使团，在巴廖尼的陪同下，就无条件投降进行了谈判。再次回到佛罗伦萨，对于多疑者韦托里来说，所有的政府都散发着“暴政”的恶臭——他坚信最糟糕和最残酷的暴政形式就是愚民政治，他们犯了“扼杀不计其数的灵魂，将无数贞洁女子送往妓院”的罪行。
韦托里过度的厌恶情绪引发身体机能紊乱，使其患上肠炎，过量服用“防治瘟疫的普通药丸”也引发了“长年累月的身体不适”。
来自地狱的马基雅维利笑而不语，他由于便秘药方而早早奔赴黄泉。弗朗切斯科·圭契阿迪尼以无比虔诚的态度求助于神的力量，他告诉萨尔维亚蒂（出于谨慎，他与教皇一同留在罗马），这座城市就是“一个无底的混沌”，“亟须上帝和人类的救援，而这两者无论缺了哪一方，都会无力回天”。
教皇曾发誓他不会再踏入佛罗伦萨，这一次他履行了承诺。谁是克莱门特在城里的眼线呢？所有元老级别的官员纷纷沦为恐怖压迫的工具。而对共和党人施以最严苛的判决的正是韦托里和圭契阿迪尼，这绝非偶然——他们曾遭共和党人讥讽嘲弄，驱逐流放。曾建议将凯瑟琳关进妓院里凌辱蹂躏的莱奥纳尔多·巴尔托利尼（Leonardo Bartolini）缺席了审判。残暴不堪的雅各布·盖拉尔迪（Jacopo Gherardi）作为企图毒害教皇的同谋，和正义旗手卡尔杜奇一起被关押进巴杰罗监狱（Bargello）
严刑拷打，最后被处以死刑。就连可怜的拉法埃洛·吉罗拉米（Raffaello Girolami）——一个老实厚道的爱国者，也被扔进比萨的地牢任其自生自灭，最后被勒死。
这座城市不仅被教皇扼杀了，更是为流动资金所羁绊，斯特罗齐之类的名流并未对城市予以资助，反而从卢卡给予教皇相当大的军事援助，彻底回到了教皇的怀抱。菲利波深谙其援助所造成的困境，凭借着慈善家的勤奋，他忙于采购粮食。
但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是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思想在佛罗伦萨施以善政。
马基雅维利临终前，在他病榻前的好友都得以恢复职位，这并非偶然，他们企图对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遭受的控告和审判予以报复。马基雅维利的前姐夫弗朗切斯科·德尔·内罗在一封密信中对同谋菲利波解释道：“教皇已经准备好背叛上帝，只要守旧派肯实施‘我们的计划’，教皇让我写信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明白他，他不愿也不适合说出‘绞死这个，砍死那个’这样的话。”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克莱门特也依旧是那副老样子：挑起混乱，而后置身事外。
新上任的统治者担心事情生变，
便派出菲利波前往罗马。菲利波一到罗马便立即写信敦促不久前才当选为佛罗伦萨八人委员会（Otto di Guardia e Balìa）
成员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信中写道：“为了这个被流氓恶棍引向杀戮的可怜国家，您要用其他证据证明手里这些重要罪犯的罪恶，而不是用言语。”他在信末的附言中坚持索要一份“马基雅维利的演说集，它们非常重要”
。
菲利波紧接着举例说明如何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付诸实践。关于如何处置这些罪犯，他已经与教皇商议过无数次。他建议，每个人的可恨之处都有其缘由，诉讼要根据犯人的罪行而定，给事物“增光添彩”极为重要，谁执笔在手，谁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翻云覆雨，罔顾事实真相，使事情变得格外瞩目。
也就是说，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重拾的绘画透视法被用以服务于政治叙事和司法操纵。若教皇在金钱方面“挥霍无度”，
则菲利波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支持他。
克莱门特一如既往地喜怒不形于色：当奥兰治亲王死亡的消息传来时，他没有表现出高兴或是难过。
甚至在这位求婚者在战场毙命之前，他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和凯瑟琳的联姻问题了。这与他刚刚拉拢的法国方脱不了干系，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孩子，在佛罗伦萨沦陷之前，他们便因《康布雷西和约》的签订，以及黄金的助力而重新获得自由。如今，双方都已经脱离险境，完全可以重新讨论他们之间的联姻。
在与法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八卦秘书”尼古拉·兰斯（Nicolas Raince）的私密谈话中，教皇坦言他对凯瑟琳与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Francesco II Sforza）的婚姻犹豫不决，没有法国国王和查理五世的同意这不可能实现。教皇随后询问法国国王次子亨利的年龄，当得知他只有十二岁时，教皇强调：“这孩子和我的侄女年龄相当，但我的侄女现在才十一岁，三年之后他们就会到适婚年龄了。”表面假装犹豫的教皇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为联姻或许能够成功感到无比高兴，并希望自己能够延年益寿，永葆他的家族安然无恙，永享荣华富贵。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国王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意愿更让教皇高兴了。他甚至为国王愿赐予他的无上荣耀而感到无地自容，新晋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尔·德·格拉蒙（Gabriel de Grammont）还为此宽慰了教皇。
加布里埃尔·德·格拉蒙是个雄心勃勃的四十岁中年人。他曾出使西班牙和英国——正因如此，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强大。格拉蒙与亨利八世的一次谈话被当地人利用，用以证明其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erina d’Aragona）
的婚姻无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婚姻结局也正是取决于这位法国驻罗马的新大使。
在格拉蒙寄给法国宫廷的密信中，他对傀儡教皇的描述甚是不屑。在他看来，教皇总是巧言令色。他还不无讥讽地写道，口头确认联姻赐予了克莱门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
当格拉蒙向弗朗索瓦一世通报罗马的情况时，教皇担心托斯卡纳的局势仍然很不稳定，便把凯瑟琳召到了罗马，她因“脱离虎口”而激动不已。
教皇让她住进美第奇宫（现在的夫人宫）中，与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和他的妻子卢克雷齐娅（Lucrezia）住在一起，后者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女儿，人们认为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品德高尚”。
红衣主教德·格拉蒙听闻消息立即前往看望乌尔比诺公爵的女儿，他这样描绘她：“十二岁的她高挑漂亮，身材姣好，看起来精神饱满”，格拉蒙使团的随员弗朗切斯科·达·蓬特雷莫利（Francesco da Pontremoli）还评论道：“教皇将其视若掌上明珠。”
克莱门特在政治上的伪装技巧行之有效，蓬特雷莫利在描述帝国军队的撤退与雇佣兵的离开时写道：
截至目前，佛罗伦萨的局面平静至极，由教皇的密友和教廷官员打理佛罗伦萨的事务，因为教皇并不希望利用其权威来干涉政府，他让共和国一切如旧。倘若他愿意，他完全能够间接行使权力。但到目前为止，他都极其恪守原则，忘却了过去遭到的无数冒犯，从上至下，他未谴责任何一个人。
但教皇怎么可能忘却之前所受的冒犯？这种令人安心的形象是故意营造出来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
在罕见的关于凯瑟琳在罗马的记录中，一位来自曼托瓦的特使证实，她“天生皮肤白皙，脸蛋圆润，但在我看来她还温柔至极；她总是情绪饱满，头脑机敏，有着不符合其年龄的敏锐和精明”
。除去对教皇侄女阿谀奉承的成分，我们可以一窥凯瑟琳的真实形象：沉着端庄，教养良好，时刻准备伺机而动。
剃发之后，凯瑟琳的头发很短，当她因不用再食用腐烂的驴肉和马肉而欣喜若狂、大吃特吃之时，
教皇的另一位客人却遭受着残酷的节食：贝内代托·达·福亚诺（Benedetto da Foiano）是一名教士，身为“抵抗者和过激派人士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韦托里对其深恶痛绝，他被丢弃在圣天使堡内活活饿死。面对匍匐在地的萨伏那洛拉一派的人士，克莱门特对其践踏凌辱，甚至拒绝赐给他们圣餐面包。1530年秋天，台伯河那场惊天动地的洪水淹没了整个罗马，动物横尸遍野，淤泥肆意流淌，还有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有人将其解释为神怒。
当奥尔巴尼公爵抵达永恒之城时，被水淹没的已经不仅仅是道路了。他打着照顾教皇侄女的幌子前来，以期维护自己的利益。格拉蒙在回到法国之前曾警告过国王，凯瑟琳的监护人声名狼藉。多年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相信过他。
此外，在十年前，彼时的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曾写信给利奥十世在法国的大使，对凯瑟琳舅舅不合情理的行为提出抗议，称他以凯瑟琳已故母亲内弟的身份出现在奥弗涅，除了掠夺金钱、粮食、美酒和一切他能够带走的东西外，还挥霍无度地滥用“特殊费用”
。
当奥尔巴尼毛遂自荐时，对自己所受诘难仍记忆犹新的教皇毫不信任他——他上演了一出狐狸吃葡萄式的闹剧：我哪里配得上啊，我的“侄女”也高攀不起“这么高贵的姻亲”，“国王之子”应该配“皇帝之女”，或者其他“高贵的国王之女”……
通过红衣主教格拉蒙留给他的密文，秘书向蒙莫朗西报告称，在与奥尔巴尼的会面中，教皇说他希望凯瑟琳嫁给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但无论如何，他绝不接受任何有损基督教公共利益的事。如果能够遵循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将对上帝和国王感激涕零，因为他深知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作为回报，他将准备赴汤蹈火。他还暗指只有在“国王、皇帝和教皇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婚礼。如果他们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所有的麻烦都会迎刃而解。
毫无疑问，教皇迫切地希望这桩“婚姻”能够定下来，但若因时机不对而产生意外，导致“无法兑现承诺”，将永远无法“重新达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奥尔巴尼建议“派公爵女儿前往法国”，但克莱门特回应称，他不希望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本末倒置。
简而言之，教皇在拖延时间，并怀着极大的热情等待德·格拉蒙红衣主教的答复，因为这对基督教共和国大有裨益，对他自己也不无帮助。和两位伟大的人物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一起，他将自己也列入这一优秀而光荣的队伍，并将这场联系他与法兰西家族的婚姻视为一个“伟大的梦想”
。但谁都无法保证这个计划不会破产。
这便是基督教的宽厚之道，或者说是克莱门特式的基督教：“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