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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日，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先生领导下的英国内阁为了维护欧洲和平，业已彻底扭转此前绥靖与孤立的外交政策，向波兰承诺，英帝国将和波兰一起抵御来自德国的侵略威胁。
但希特勒仍在9月1日跨过了波德边境。英法两国要求德国撤军未果，于两天后参战。又一次欧洲战争就此爆发，它将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盟国参战，有两重战争目的：近期目标是要兑现维护波兰独立地位的承诺，终极目标是消除西方盟国面临的潜在威胁，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结果这两个目标全都落空了，他们不仅没能防止波兰被打垮并被苏联和德国瓜分，而且在6年的漫长战争以表面上的胜利结束之后，仍然被迫承认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权，从而背弃了对并肩作战的波兰盟友所做的承诺。
与此同时，欧洲盟国为了摧毁纳粹德国而付出的努力，导致欧洲在战争中满目疮痍，虚弱不堪，在面对下一个新的更大的威胁时，抵抗乏力，结果英国及其欧洲邻国一样成了美国的附庸。
以上种种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欧洲各国曾浴血奋战，满心希望战争的胜利能带来持久的和平。然而，当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庞大的国力投入反对德国的战争以后，所收获结果事与愿违。战争的结果让“胜利”将带来持久和平的希冀化为泡影。它只是再一次印证了以下历史教训，那就是，运用现代化武器进行的无限制的持久战将把世界变成荒漠，而所谓胜利仅仅是“荒漠上的海市蜃楼”而已。
也许我们在分析战争的起因之前，应该首先检点大战导致的后果。只有明白了战争的后果，才能对它的起因有一个更加现实冷静的分析。就纽伦堡军事法庭而言，只要把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完全归罪于希特勒的侵略扩张就够了。但是，这种对战争起因的解释未免过于天真和浅薄。
希特勒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又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尤其是军方将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心有余悸，因此尤其害怕爆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我们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想要为希特勒及其忠实追随者本身的侵略扩张政策涂脂抹粉。希特勒固然是一个狂妄的冒险家，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时是非常谨慎的。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则比他更加审慎，对任何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举措都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
战后，有大批德国方面的档案资料被缴获，可供研究之用。这些档案显示德国领导层在战前曾感到非常忧惧，对德国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抱有极深的疑虑。
1936年，当希特勒采取行动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时，德军将领们对他的决策和法国可能采取的反应颇感焦虑。由于他们的反对，德国起初只派出几支象征性的部队进行试探。后来，当希特勒计划派遣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时，将领们再次因此举可能带来的风险而提出抗议，结果希特勒同意限制德国的干涉规模。可是到了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不再理会军方的担忧，坚持向奥地利进军。
不久以后，希特勒告诉军方，计划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以收回苏台德地区。陆军总参谋长贝克（Beck）上将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争辩说希特勒激进的扩张政策终将导致世界范围的灾难，并为德国招来灭顶之灾。贝克在军方高级将领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并在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后，递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坚决不改变既定政策，于是贝克提出辞职。希特勒安抚其他将领说，英法不会为了保护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但德军将领仍然深感不安，其中有些人曾策划军事政变，希望逮捕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导人，以此消除爆发战争的风险。
可是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毁灭性要求决定屈服，和法国一道同意袖手旁观，坐视不幸的捷克被德国剥夺了领土和自卫的能力。事态如此发展，对那些德军反对派将领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张伯伦以为慕尼黑协定“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和平”。对希特勒来说，慕尼黑协定不仅是压倒国外对手的捷报，也是对手下将领们的胜利。他多次冒险都取得了兵不血刃的胜利，军方的警告则被反复证明是杞人忧天，将领们自然会丧失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还有对决策的影响力。希特勒本人自然也会变得过于自信，对未来能继续轻易取胜的前景深信不疑。即便认识到进一步冒险也许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他也会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不断的成功让他陶醉不已，丧失了适度质疑自己决策的清醒意识。
假设希特勒真的曾预谋发动一场以英国为对手的全面战争，他一定会尽全力建设一支实力能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大海军。可实际上他所建设海军的规模，甚至还没有达到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所允许的限度。他不断向海军将领保证，和英国的战争危险微不足道。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告诉德国海军，至少今后6年之内都不用考虑和英国开战的可能性。甚至到1939年夏天，迟至8月22日，希特勒仍在重复着这种论调，不过语气越来越不自信了。
那么，希特勒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这场他原本刻意想要避免的大战呢？他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真正重要的是，西方列强一直以来对他的侵略行为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而在1939年春季之后，列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一政策方向上的转变是如此突然而又出人意料，终使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你坐视某人不停地向熊熊燃烧的锅炉炉膛里添加燃料，让锅炉里的蒸汽压力升到危险的临界值以上，那么你就对因此发生的锅炉爆炸负有责任。物理上的这条真理同样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尤其是国际事务。
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以来，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的独裁政权所做的让步，比他们之前愿意向德国的民主政府做出的要大得多。在每次决策关头，英法政府都表现出息事宁人、把棘手的问题束之高阁的倾向，结果仅仅是以未来为代价，苟延当下的一时偏安。
与之相对，希特勒那方面则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设想得过于逻辑化和理性化。他在1937年11月的秘密会议中系统地阐述过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霍斯巴赫备忘录》保存了这一内容。这一指导思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条，那就是德国的人口规模在不断增加，如果想要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德国就急需拓展“Lebensraum”，也就是生存空间。希特勒认为德国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尤其食品供应方面的自给自足。外贸进口也不足以提供德国所需的全部物资，因为这样做需要的外汇超出了德国的支付能力。由于外国的贸易壁垒和德国自身的财政匮乏，德国很难在世界贸易和工业产出方面占有更高的份额。况且依赖外贸进口就意味着德国将要依赖外国，一旦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出现饥荒。
希特勒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必须从人口稀疏的东欧地区取得更多“有用的农业空间”。但东欧各国不会自愿把这些土地让渡给德国。“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一切时代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铤而走险并粉碎对手的抵抗，才能完成国家的扩张……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无主的土地是不存在的。”德国至迟必须在1945年以前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此后，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峻。”可能的出路都会被堵住，食品短缺的危机随时可能在德国出现。
虽然上述想法的野心大大超出了希特勒想要收复德国在“一战”后所丧失土地的初衷，但西方的政治家们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后来假装不知道。早在1937—1938年间，很多西方政治家在私下谈话中都坦率流露过真实想法，英国统治阶层的小圈子里就有很多人认为，可以考虑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把祸水从西方世界引开。不过这种论调仅限于私下交流，并不见诸公众平台。这些西方政客同情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并且对希特勒毫不隐瞒这种同情心。但是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除了武力威胁，还有什么办法能诱使那些土地的所有者愿意割让。
德国方面的文献显示，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1937年11月访问德国时的做法曾大大鼓舞过希特勒的野心。哈利法克斯时任枢密院议长，也是英国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双方会晤的文献记录显示，他向希特勒暗示，英国将任由希特勒在东欧放手行动。也许哈利法克斯的本意并非如此，但他给德国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如此——而这对德国之后政策的影响至深且巨。
后来，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由于和首相张伯伦在很多问题上政见不合而在1938年2月被迫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张伯伦有一次在艾登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回答道：“你最好回家吃片阿司匹林再来。”哈利法克斯被任命为新一任外交大臣。几天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秘密拜会希特勒，重申哈利法克斯11月谈话的宗旨，代表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想要在欧洲“促成有利于德国的变化”的愿望表示同情和理解——他说“本届英国政府非常务实”。
外交文件显示，以上几件事加速了希特勒的侵略步伐。他以为英国对他的侵略行径开了绿灯，默许他向东扩张。当时希特勒得出如此结论是非常自然的。
希特勒进军奥地利，进而将其并入第三帝国时，英法两国政府秉持着理解的态度接受了这一现实，希特勒因此受到进一步鼓励。（德国在进军奥地利的整个过程中遭遇的唯一困难，就是很多德军坦克在通向维也纳的公路边抛锚了。）他还听说，在那次行动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拒绝了苏联的动议，不愿意商定一个集体遏制德国侵略行为的计划。这又进一步鼓励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
在此我们还必须指出，1938年9月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苏联政府公开和私下都向英法发出信号，声称愿意和英法联手采取措施，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英法对苏联的动议置之不理。此外，苏联还被排斥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慕尼黑会议之外。英法的冷淡态度在1939年招致致命的后果。
英国政府的表现似乎是在默许德国的东向侵略行径，但当希特勒在9月对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施加压力时，英国竟反应颇为激烈，进行了部分动员，希特勒对此大吃一惊，且深感不快。不过后来张伯伦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甚至主动帮助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压，逼迫捷克斯洛伐克人接受希特勒的条件。这就让希特勒误以为，英国一时的抵抗只是为挽回面子而故作姿态，目的是应付国内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民意——后者反对英国政府一味让步和妥协的外交政策。法国表现出来的被动态度同样也鼓舞了希特勒。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诸小国里拥有一支装备最精良的陆军，但是法国还是很快就背弃了这个盟友，所以，英法似乎不太可能会为了维护东欧、中欧链条上的其他盟国而与德国刀兵相见。
所以希特勒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兵不血刃地完成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然后继续向东方扩张。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从德国割去了最大的一片国土，但是希特勒起初并没有想要对波兰动手。波兰和匈牙利一样是德国的同谋，是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后方的共犯，它可以帮助希特勒诱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波兰还趁机获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块领土。只要波兰同意归还德国的但泽港，并在“波兰走廊”上为德国开辟连通本土和东普鲁士的自由通道，那么希特勒愿意暂时把波兰当成己方的小伙伴。就希特勒而言，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对波兰的要求已经极端克制了。可是那年冬天，希特勒通过多次谈判，最终发现波兰人顽固地拒绝做出让步，而且对本国的军事实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寄希望于波兰人在进一步谈判之后会改变想法。直到1939年3月25日，他仍在告诉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说自己“不希望动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可是当希特勒朝着另一个方向采取新的步骤之后，英国人做出了出乎意料的反应，这让希特勒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1939年的头几个月，英国政府的领导人享受着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他们幻想着，由于自己采取了重整军备的措施，美国也开始加紧军备，再加上德国经济上所遭遇的困境，国际局势的危险程度已经降低了。张伯伦在3月10日曾私下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就是和平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光明，希望在年底之前各国可以安排新一轮裁军会议。第二天，艾登前一任的外交大臣、时任内政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在演说中信心满满地宣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内阁部长们安抚朋友和评论界人士说，德国正处于经济困境，无力发动战争，且一定会因英国以贸易协定的形式伸出的援手而投桃报李，接受英国政府开出来的条件。两位内阁部长——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先生和罗伯特·哈德逊（Robert Hudson）先生——正动身前往柏林为此事奔走。
就在那一周，《笨拙》（ Punch ）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约翰牛”从噩梦中醒来松了一口气，而近来的“战争恐惧”幽灵正从窗户飘出屋外。在1939年“3月15日”那个一再被预言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之日到来之前的一周，英国政坛上下充斥着前所未有的荒谬的乐观主义幻想。 ①
与此同时，纳粹却正在紧锣密鼓地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以期从内部瓦解这个国家。斯洛伐克领导人蒂索（Tiso）在柏林见过希特勒之后，于3月12日宣布斯洛伐克独立。波兰外长贝克（Beck）上校盲目地公开宣称自己同情斯洛伐克人的独立举措。3月15日，捷克总统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屈服，同意德国占领捷克并在波希米亚建立“保护国”，德军继而开进了布拉格。
1938年秋天，各国签署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国政府承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未来不受侵略的威胁。可是张伯伦现在告诉下议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独立使得英国做出的承诺无效，他认为英国不必受承诺的束缚。他在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遗憾的同时，对下议院说英国没有理由“背离”过去的一贯政策。
但是张伯伦的态度在几天后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个政策转变突如其来且影响深远，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和迷惑。他突然决定要封锁希特勒未来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并在3月29日给波兰发出一纸邀约，声称支持波兰政府反抗“任何威胁波兰独立以致波兰政府认为有必要加以抵抗的行动”。
我们不知道张伯伦突如其来的举措背后的主要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公众激情的压力，也许是自己的愤慨，也许是被希特勒愚弄而激起的怒火，也许是被国人视为傻瓜所引起的屈辱感。
在从前不信任政府外交政策的那部分英国民众的谴责之下，曾经支持和赞赏张伯伦绥靖政策的那部分民众，大多数也经历了同样戏剧性的突然转变。国民的分歧逐渐弥合，在愤怒情绪的左右下，这个国家再次团结起来了。
但无条件的保证把左右英国国运的权力放到了波兰统治者的手中，而这些人的判断力令人怀疑。况且，在缺少苏联援手的情况下，任何对波兰领土完整做出的担保都是一纸空文，而英国没有事先采取任何措施去评估苏联是否愿意伸出援手，以及波兰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援助。
英国内阁在被要求批准这项保证时，甚至都没能过目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就此事递交的报告，而这项报告本来可以让内阁明白，从实际执行的角度来说，根本无法为波兰提供有效的保护。 ② 不过，内阁即便审阅了军方的可行性报告，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也未必会做出不同的决策。
这项保证在议会讨论时得到各方面一致赞成。只有劳合·乔治（Lloyd Geo- rge）先生提出唯一的反对意见，他警告下议院说，不事先确认苏联会和英国站在一起就盲目做出如此影响深远的承诺，将会犯下一个自杀性的错误。对波兰的保证会让本已紧张的局势提前爆炸，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它既是公然的挑衅，又对侵略者构成最大限度的引诱。它挑动希特勒向全世界证明，向这样一个西方鞭长莫及的国家做出领土保证是一件多么徒劳无益的事情，又让固执的波兰人更加不愿意考虑向德国做出任何让步，同时希特勒也将无法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从原有的立场退缩。
那么波兰领导人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个致命的承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本国早已过时的军事实力抱有荒谬的自信——他们竟然侈谈“骑兵冲击直捣柏林”。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为因素：贝克上校此后不久提到过，自己在“掸去雪茄烟灰的两次弹指之间”就下定决心接受英国的保证了。他解释说，自己无法接受1月和希特勒会见时后者那句但泽“必须”归还的话语，而接受英国的领土保证不啻当面给希特勒一记耳光。的确，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常常就是像这样在冲动中被决定的。
现在避免战争的唯一希望在于取得苏联的支持——苏联是唯一能够直接给予波兰支持从而有效威慑希特勒的强国了。可是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英国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仍是拖拖拉拉的。张伯伦强烈地反感苏联，而哈利法克斯对苏联抱有宗教上的憎恶情绪，而且两人都高估了波兰的实力而低估了苏联的实力。如果说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和苏联缔结共同防御协定的话，他们也还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条件来订这份协定，殊不知，正因为他们已经草率地对波兰人做出了保证，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就降低了，不得不按照苏联开出的条件来寻求达成这个协定——他们自己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斯大林早就洞若观火。
可是，除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自身的犹豫外，波兰政府和东欧其他小国也反对英国寻求苏联的军事支援——这些国家害怕后者的军事支援不过是变相的侵略。结果英苏之间的谈判步调慢得像是在出殡。
然而，希特勒对此种新国际形势的反应极为迅速。英国的激烈反应和加速重整军备的措施令他受到震撼，可是其所达成的效果和英国人所希望的背道而驰。希特勒判断英国开始反对德国的东进扩张政策，担心德国如果不能迅速行动，就会遭到西方强国的封锁，因此得出结论，他必须加速获得生存空间的步伐。可是他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呢？多年来，他形成了一套对英国国民性的看法，认为英国人民冷静理性，能够很好地将情绪置于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影响了希特勒的结论，使他判断，英国人只有在确保苏联支持的前提下，才敢于为保卫波兰而开战。所以他抑制住自己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憎恶和恐惧，放下身段，竭力讨好苏联，以确保后者置身事外。这个举动比张伯伦的转变更具戏剧性——也同样引发了致命的灾难。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已经在重新评估自己和西方的关系，这为希特勒接近苏联打开了方便之门。苏联早在1938年就对遭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冷遇心怀怨念，在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重新向英法提出共同防御的建议，收到的反馈却不冷不热，而英国政府竟抢先匆忙向波兰提出了单方面的领土担保。这种态度就足以加深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的疑虑。
5月3日的一则新闻宣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Litvinov）被“解除职务”，内里的警告意味再明白不过。李维诺夫长期以来是和西方列强合作抵御纳粹德国路线的主要倡导者。接替他的莫洛托夫（Molotov），据报道更倾向于和独裁者而不是和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
4月，苏德开始接触，试探缔结协约的可能性，但双方都进行得小心翼翼，因为彼此还是互不信任，怀疑对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己方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而已。可是英苏协商进展缓慢，德国人趁机加快和苏联谈判的步伐，竭力寻求达成协约。但莫洛托夫在8月中旬之前一直不肯做出实质性承诺。然后形势出现了决定性转折。这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比游移不定的英国人更愿意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极为严苛的要价，尤其是容许后者对波罗的海三国自由采取行动。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希特勒无法把波兰的作战行动推迟到9月初以后，否则天气因素可能会让德军无法发动入侵，因此把苏德协定拖到8月下旬才签署，那时希特勒就没有时间再去和西方列强达成另一次“慕尼黑协定”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飞赴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还附带一个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
这个条约和它签署的时机使得战争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希特勒如果在波兰问题上退缩，就一定会在苏联人面前丢脸。而且，他误认为，英国政府既不可能采取毫无胜算的行动来保护波兰，也不愿意真的便宜了苏联。张伯伦在7月下旬派遣深受信任的顾问霍雷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希特勒秘密接触，商讨英德协议的可能性，这就又重新助长了希特勒兵不血刃制服波兰的希望。
可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时机太晚了，在英国人那里没有发挥希特勒希望起到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斗牛犬”的倔脾气——就是英国人特有的不计后果的盲目顽固。在这种民族情绪下，张伯伦要是退缩，就必定会既丢脸，又失信。
斯大林非常清楚西方列强长期以来都有意让希特勒朝东——也就是苏联的方向——扩张。他有可能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看作把希特勒的侵略能量引向相反方向的有力工具。换言之，此举敏捷而聪明，抽身一跃就让苏联眼前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互相厮杀。此举至少也能够降低苏联所面临的外来威胁，甚至还可以让两大强敌两败俱伤，确保苏联在战后的强势地位。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意味着在两强之间作为缓冲国的波兰将不复存在——不过苏联人一向以来都认为波兰人更像是德国侵苏的急先锋，而不是抵御德国侵略的一道屏障。苏联通过和希特勒合谋征服并瓜分波兰，不仅可以轻易取回1914年之前的领土，还能通过苏军的直接占领，把波兰东部建成防御德国入侵的屏障，当然这个屏障稍窄了一点，但似乎比独立的波兰国家更加可靠。苏德协定还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铺平道路，这样一来应对侵略的缓冲地带就进一步得到拓宽了。
1941年，希特勒横扫苏联，从那时回过头来看，斯大林在1939年的外交腾挪似乎被证明是致命的短视行径。斯大林很可能高估了西方国家抵御德国、消耗德国实力的能力。斯大林可能还高估了苏军在开战初期的抵抗能力。不过，战后的欧洲形势相较1941年又发生了变化，就那时而言，斯大林当年的决策似乎也并非那么不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
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西方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西方那些政客们面对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危局，却进退失据，采取了一系列拖延且鲁莽的政策，应该对后来的结果负有主要责任。
丘吉尔在描述英国如何纵容德国重建军备并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英国错失苏联采取共同行动的提议并逐步陷入战争的这个过程评述道：
……大英帝国在挥霍浪费了以上每一次获得帮助和取得优势的机会之后，引领着法国一起对波兰的领土完整做出了担保——就是这个波兰，在仅仅半年以前还以鬣狗般的饕餮胃口，参与过掠夺和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在193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尚有意义，当时德国陆军在西线只能勉强集结起区区6个受过训练的师，而法国能轻易集结起将近60到70个师跨过莱茵河或者打进鲁尔区。可是这样做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理喻、鲁莽、违背现代文明思想道德原则的行为。可是现在，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宣布，准备好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民众的生命。有人曾说，历史是由人类种种的罪行、错误和悲惨处境构成的长卷，但在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类似的实例：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在执行了五六年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迎来了彻底转变，英国竟准备在条件远为不利的情况下打一场规模更加庞大且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
于是，国家终于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做出了决策，而这个决策必将让成百上千万人民遭到屠杀。 ③
这段对张伯伦所犯错误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判词令人震惊。因为丘吉尔在危局之中也曾支持张伯伦匆忙向波兰做出的领土保证。显而易见，他在1939年也和绝大多数英国政治领导人一样，出于冲动而鲁莽行事，有违英国政坛过去标志性的冷静判断的行事风格。
① 译注：3月15日典出莎翁戏剧《尤里乌斯·恺撒》，是预言凯撒被刺的日子——那一天早上恺撒还在质问预言者：“3月15日已经到来，你怎么说？”——用来比喻一再被预言的不可避免的日子，这里指德国最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② 笔者是在内阁做出决策之后不久听说此事的，告诉笔者内幕的是时任陆军大臣霍尔-贝利萨先生和比弗布鲁克勋爵，而比弗布鲁克勋爵又是从内阁其他成员处与闻内幕的。
③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 vol. I, pp. 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