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巴西尔·利德尔·哈特的遗孀

几个月前，出版商请我给我丈夫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写前言，那时我就立刻意识到，应该在此向所有为他的写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这数百位人中，有陆军元帅，有列兵，有教授和学生，还有众多朋友，巴西尔在他不倦研究的一生中和他们建立过联系。巴西尔曾在其自传的前言里写道：“自传，就其令人愉悦的一面来说，其实就是友谊的记录——而我有幸拥有如此众多的友谊。”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同样得益于这些珍贵的友谊。

巴西尔从小就热爱钻研各种比赛及技巧，保存了很多相关的记录和剪报，上学后，飞行员成了他的英雄人物，于是他又保存了很多关于早期航空历史的记录。巴西尔一直保留着这种习惯，兴趣的范围越来越广。于是，当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身后留下了各种剪报、书信、备忘录、手册之类的资料，主题从装甲战争到服装时尚，可谓无所不有。后来，每次谈论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他都尽快以日记体裁，也就是他自己所谓“谈话记录”（Talk Notes），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

战后，他的第一本书是《山的那一边》（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是他和一些被羁押在英国的德军将领谈话的实录。其中很多将军都读过他在战前写的书，乐于和他探讨自己的战争经历。1963年12月，他回忆往事，写了《我为什么和如何写这本书》一文，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看重此类记录的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种事件时，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独立思考且具有历史素养的研究者将军事首脑们当时当地的真实想法确切地记录下来，以便与他们后来的回忆进行对照和比较，历史之研究会受到何等阻碍。因为很明显，戏剧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回顾往事时难免会有所粉饰或者歪曲，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愈加如此。况且，历史文件常常不能揭示他们真实的看法和目的，有时候甚至是故意写出来以做掩盖的。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每次拜访英军及盟国的指挥官时，都会对我们的谈话进行详细记录，这种“历史的注脚”不仅可以对文献资料进行补充，还可以用来核对他们后来所给出的回忆和书面叙述。

战争结束不久，我很早就得到机会讯问当时还是战俘的德军指挥官们，和他们就亲自经历过的作战行动，以及其他更广泛的话题进行过多次长谈。当然这样的调查不可能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同步，但总归是在人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模糊不清之前写下的，而且他们的叙述可以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文件资料进行交叉对比。

本书的读者将在脚注中多次看到对这些长谈的引用，它们禁得起“时间流逝”的考验——还可以看到巴西尔多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比对校正。

1946年年初，皇家坦克团指挥官请巴西尔为该团及其前身著史，涵盖两次世界大战和之间的岁月。这项任务花费了巴西尔许多年的时间，直到1958年，一本名叫《坦克》的书籍才由卡斯尔（Cassell）公司出版面世。不过，写作这本书时所做的研究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一书的成形颇有助益，巴西尔不仅结识了很多曾在双方部队里服役的年轻指挥官，还和很多宝贵的老朋友，比如，蒙哥马利元帅、亚历山大元帅、奥金莱克元帅这些人进行了多次长谈，他谈话的对象还包括很多“坦克兵”和“在山的另一边”的德军将领。

1946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各种军阶的以色列军官都前来拜访巴西尔，请教组建以色列陆军的方略。其中一位是伊加尔·阿隆，后来和巴西尔成了挚友——我们的家宅图书馆里有一张他的照片，伊加尔于其上签了那句现在颇受引用的题词“敬致指点将军们的上尉”。1961年，巴西尔应邀访问以色列，在军队和各所大学讲学。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以色列人的高度赞赏，巴西尔常说（有时语气之中颇为遗憾沮丧），自己“最好的学生”不是同胞而是德国人和以色列人。

1951年，隆美尔元帅的遗孀询问巴西尔是否愿意编辑亡夫的文件。他接受了邀请，后来，我们夫妻和隆美尔元帅的遗孀和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的前参谋长拜尔莱因将军，以及柯林斯（Collins）出版公司非常能干的编辑马克·博纳姆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1952年，巴西尔在加拿大和美国的陆军大学讲学。这几个月的工作量令人疲惫，可是成果颇丰，他和战时的两国老友重逢，也结交了新朋友。他在北美收到了各种荣誉，其中，最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荣誉队员，直到去世，他每天都会带着那天赠送给他的金质领带夹针。

1965年，他应邀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做访问学者，在70岁高龄成为教授，就两次世界大战问题进行教学和讲演。他非常享受这段令人振奋的经历，不幸的是，我们的访问时间缩短了几个月，因为他不得不回英国去做一个大手术。他在快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盼望着能应美国海军大学的邀请，在1970年4月回美国做一系列有关战略学的讲演——而这是违反医嘱的。

旅行是巴西尔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应邀访问过很多欧洲国家，在各国的参谋学院讲学。他很擅长阅读地图，早在造访美国南部的内战战场之前，他就能单凭仔细研究战场的大比例尺地图，对谢尔曼的各次战役娓娓写来。上次战争结束后，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去西欧踏勘战役的战场和登陆的滩头，拜访老朋友，手持地图核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的数据。他热爱美丽的原野、大教堂和美食，所以在旅途中，我们的车里总是少不了《米其林指南》、战场地图和旅游指南。回家后，我就得把旅途中那些关于地形、美食、教堂建筑的详细笔记一一归档整理，存放进家里不断增加的记录中去。

巴西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学家持批评态度，他说“官方”这个词有时候本身就和“历史”这个词互相抵触，不过他对大多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学家评价很高，他的文件中有很多与来自英国、英联邦、美国的“二战”史专家的通信。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年轻学者和学生之间的友谊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他花费大量时间阅读评论他们论文和专著的初稿，甚至使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可是他乐此不疲。其中一位，罗纳德·勒温写道：“……他只对那些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说值得赞许的作品提出表扬，他在认为你给出的史实有误或者观点错误时，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指正。”无论年轻还是上年纪的学者、研究者、作家、记者都会来我家的私人图书馆进行研究，我们将所有书籍和文件资料向他们开放。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席间还是花园漫步时，巴西尔都乐于对这些同行给予“私人指导”。有很多当代的历史学家最初是来进行工作和讨论的，回去以后和巴西尔建立了定期的通信联系，又以朋友的身份多次回来拜访，让我们觉得特别高兴，其中最著名的一些朋友包括柯瑞里·巴尼特、安德烈·博福尔将军、亨利·伯纳德上校、布莱恩·邦德、阿兰·克拉克、A. 古塔上校、阿利斯泰尔·霍恩、米歇尔·霍华德、罗伯特·奥尼尔、彼得·帕雷特、巴里·皮特、W. R. 汤姆森、米歇尔·威廉姆斯。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同行，比如，杰伊·卢瓦斯和唐·舒尔曼，他们全家都是我们夫妇的挚友。

这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应该向这些人表示感谢，除此以外，值得感谢的还有分散在战略和国防圈子之外的各行各业的数百位人士。巴西尔个人兴趣广泛，和他们均有交集，我却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姓名，相信他们一定能原谅我。没有人比巴西尔更相信，老师“应该从学生那里学习”，而他的学生和朋友便是一群最能催人奋进、给予启迪的人。在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时，巴西尔有过几位才能特别出众的助手，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哈特；其后是现在任职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彼得·西姆金斯；保罗·肯尼迪在太平洋的战局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而彼得·布莱德利则为与空军有关的章节提供了帮助。

多年以来，很多秘书以极高的效率开展工作，他们在为这部数易其稿的书打字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耐心让巴西尔的工作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们住在沃尔弗顿公园的8年里，米拉·汤姆森小姐（现在是斯莱特太太）一直为我们工作。后来在斯泰兹家宅这里，达芙妮·鲍桑葵夫人和埃德娜·罗宾逊夫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我们提供过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准备出版的最后阶段，温迪·史密斯夫人、帕拉梅·伯恩斯夫人和玛格丽特·霍斯夫人也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我还应该感谢数不清的其他朋友，其中包括本书英国版的出版商卡斯尔公司的各位主管和工作人员。1947年，戴斯蒙德·弗劳尔就约请巴西尔写作这部著作，多年以来一直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我们还应该感谢大卫·海厄姆，他不仅是巴西尔很多著作的文字编辑，还与我们有着多年的友谊。

我和各位出版商还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在巴西尔的生前身后热心地审阅过全书或其中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G. R. 阿特金森、布莱恩·邦德、诺布尔·弗兰克兰博士、海军中将彼得·格拉顿爵士、艾德里安·利德尔·哈特、马尔科姆·麦金托什、斯蒂芬·罗斯基尔上尉、布莱恩·斯科菲尔德海军中将、阿尔伯特·西顿中校、陆军少将肯尼思·斯特朗爵士，还有M. J. 威廉姆斯博士。其中有几位还慷慨地允许巴西尔引用他们自己的书——西顿中校自己的书当时甚至还没有出版呢。

我们还要分别感谢安·费恩和理查德·纳吉尔在地图的研究和制作方面做出的贡献；感谢赫柏·杰洛尔德小姐顶着极大的压力工作，为本书制作了第一流的索引。

在促成此书问世的人中，最应该感谢的是卡斯尔出版公司的肯尼思·帕克尔，他既是巴西尔的编辑，更是朋友，在巴西尔去世后承担起了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出版的繁重工作。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问世将会耽搁得更久。巴西尔在自传前言中曾说：“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位让人振奋、博闻强识，又不断鞭策自己的编辑，与他合作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在这段话之外，我还要附加上我个人对他为这部历史所做工作的特别谢意。

巴西尔并非出身大富之家，因而不得不为报章杂志撰稿或者写作其他能够更快出版的书，以赚取生活费，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研究工作经常被耽搁。在1965—1967年，沃尔夫森（Wolfson）基金会的一笔资助帮助了他，他感谢伦纳德·沃尔夫森先生对这部历史表现出来的特别的兴趣。1961年，我们还得到另一方面伸出的援手。米歇尔·霍华德当时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军事研究中心主任，国王学院慷慨地帮助我们把家宅里的马厩改建成了一座私人图书馆，还在谷仓里建造了一套小公寓让来访的历史学家们居住。这不仅让我们的工作空间大增，还让来访学者的研究条件得到改善。此外，我们这些年居住过的三个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非常理解巴西尔工作的性质和困难，让我们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可能会被迫移居国外，那样，不仅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就连巴西尔的很多其他作品和教学工作也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把此书献给“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篇前言中与否。

凯思琳·利德尔·哈特
英国，伯明翰郡，莫德梅翰，斯泰兹家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