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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突破西线防御，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走向，并对全世界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震动世界的戏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幕于5月13日拉开，那一天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色当渡过了默兹河。
同样是在5月10日那天，精力充沛且性格活跃的丘吉尔先生取代张伯伦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色当那条狭窄的裂缝很快扩大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德军坦克滚滚而来，在一周之内就通过这里饮马英吉利海峡，并切断了屯兵比利时的盟军的退路。这场灾难导致了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孤立。英国虽说凭借海峡天险坚持了下来，但也要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后，才算真正获救。最终希特勒被美苏的实力压倒，可是欧洲在战后筋疲力尽，被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
灾难发生之后，人们一般都认为法国的失败不可避免，而希特勒的进攻无可抵御。可事实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德国陆军的首脑们对攻势缺乏信心，只是因为希特勒的坚持才不情愿地打响此战。希特勒本人也曾在紧要关头突然丧失信心，于装甲矛头刺破法军防线、面前一片坦途的当口，下令停止前进两天。法国人如果有能力利用好这个喘息之机，本可以使希特勒的胜利前景化为泡影。
可是最奇怪的是，指挥装甲矛头的古德里安因为上级的紧张焦虑，曾一度被解除指挥职务，为的是给他刹一下车，不让他利用已经撕开的突破口扩张战果。要不是因为他“抗命”并神速推进，德军的入侵本来可能会以失败告终，而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会和实际发生的大相径庭。
人们以为希特勒的军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实际上，德军在数量上是少于对手的。尽管坦克部队的突进被证明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但德军坦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对手。德军只在空军这最关键的一点上占有优势。
况且早在德军主力投入交战之前，一小部分部队就已经基本上决定了战局的胜负。这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部队除了空军以外只包括10个装甲师、1个伞兵师和1个机降师——希特勒总共调集的军队有135个师。
新式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不仅掩盖了其规模的弱小，也掩盖了胜负仅仅悬于一线这样一个事实。要不是盟国所犯下的错误给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德军很可能无法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这些错误主要得归咎于在盟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陈旧战争观念。饶是如此，再加上敌对方盲目的领导人无意中提供的帮助，德军入侵的成功还是离不开一连串难得出现的好机会——尤其仰赖于一个人，即古德里安，他机敏地抓住了这些稍纵即逝的机遇，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
法国战役是历史上最振聋发聩的案例，证明一种新的理念，如果由精力充沛的将领加以执行，便足以产生制胜克敌的效果。古德里安曾经回忆，在战前自己的想象力如何被使用独立装甲部队进行深远战略渗透的理论激发起来——也就是运用坦克部队长距离突进，切断敌军后方的主动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军事思潮在英国兴起，英国皇家坦克部队率先在训练实践中对其加以验证，而古德里安作为一个狂热的坦克倡导者，能够深刻理解这个理论的潜力。大多数德军高级将领和英法当局一样对这个理论持怀疑态度，把它当作纸上谈兵。可是战争开始后，古德里安抓住机会不顾上级的疑虑将它付诸实践。事实证明，这种理论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历史上其他新的理论一样——这些历史上的革新包括马匹的应用、长矛的发明、马其顿方阵体系、具有弹性的罗马军团体制、“斜线阵列”、马弓手、长弓、火绳枪、大炮、把军队编制成独立机动灵活的师。实际上坦克战理论比以上革新更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西线战役刚刚打响，针对中立国荷兰、比利时境内的关键防御阵地，德军右翼就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盟军的注意力被德军以空降部队作为矛头的打击吸引，以至于好几天都无暇顾及德军的主力攻势——在战线中部，穿越山峦起伏、林木茂密的阿登地区直指法兰西的心脏。
5月10日清晨，荷兰首都海牙（The Hague）和交通枢纽鹿特丹（Rotterdam）遭到德军空降部队进攻，与此同时，100英里以东的边境防线也受到正面进攻。这种在前线和后方同时发动的双重打击让荷兰陷入混乱和慌张之中，而无处不在的德国空军让这种局面变得更加危急。德军装甲部队乘乱从战线南翼上的缺口涌入，在第3天就和鹿特丹的空降部队会合了。他们在刚刚开上来援助荷兰的法国第7集团军鼻子底下开过，向既定目标挺进。开战后15天，荷兰投降，其实荷兰人的主要防线当时还没有被攻破。德国空军对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发动近距离空袭的威胁也加速了荷兰人的投降。
在这个战场上，德军数量远逊于对手。而且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只有一个第9装甲师——这是德军能为进攻荷兰前线腾出来的唯一一个装甲师。这个师前进的道路上遍布着易于防守的运河和宽广河流。成功的机会依赖于空降突击的效果。
可是空降兵这个新兵种非常弱小，尤其是和他们取得的战果相比数量更显少得可怜。德国在1940年5月只有4500名训练有素的伞兵，其中4000名被调来进攻荷兰。他们编成5个营，由一个乘坐运输机机动的1.2万人的轻步兵师负责支援。
德国空降兵司令施图登特最好地总结了作战计划的要点：
我军兵力有限，因此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对作战胜利最为紧要的两个目标上。我亲自指挥主力占领鹿特丹、多德莱赫特（Dordrecht）、穆尔代克（Moerdijk）的桥梁，从南边过来的主要道路是通过这些桥梁跨过莱茵河口的。
我们的任务是抢在荷兰人炸掉这些大桥之前夺桥，并在我军机械化地面部队赶到之前保持桥梁畅通。我的部队有4个伞兵营和1个机降团（由3个营组成）。我们大获全胜，只付出了180人的伤亡。这一仗我们输不起，因为如果失败，整个入侵行动也会随之失败。 ①
施图登特本人也是伤员中的一名，他头部负伤，之后8个月都未能参战。
次要的空降行动指向荷兰首都海牙，目的是俘获荷兰政府首脑和在位的各部部长，破坏整部国家机器的控制功能。在海牙使用的部队有1个伞兵营和2个机降团，由施波内克（Graf Sponeck）将军指挥。这次突击失败了，不过仍然在荷兰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入侵比利时的开头也非常顺利。莱歇瑙指挥的强大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包括霍普纳［Höppner］的第16坦克军）负责实施地面进攻。这个集团军首先要攻克强大的筑垒地域，然后才能有效展开。协助这次攻势的空降兵只有500人。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艾伯特运河上的两座桥梁和比利时最现代化的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这座要塞控制着两国边境河流的侧翼。
可是这支小小的分队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德军在到达比利时边境之前，先要经过荷兰国土南端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盲肠”（Maastricht Appendix）的突出部分。一旦德军打过荷兰边境，在艾伯特运河畔守卫边境的比利时军队将拥有足够的预警时间，赶在地面入侵部队冲过这段15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之前，炸掉桥梁。德军要想完整无损地占领大桥，只能采取在夜间悄悄投送空降部队这唯一的新手段。
用于比利时作战的空降部队规模极为有限，这和当时几十个地区报告发现德军伞兵，加起来有数千人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比。施图登特解释道，德军为了弥补实际兵力不足，并尽可能给敌方制造混乱，在这个国家各地都空投了伞兵假人。这个诡计明显非常有效，因为人类总有过分活跃的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真实的敌军数字夸大很多倍。
施图登特说：
艾伯特运河行动也是希特勒的主意。它也许是这个喜欢心血来潮的人想出来的最佳原创点子。他把我找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了一天，确认此次行动可行，受命开始准备。我使用了科赫（Koch）上尉指挥的500名士兵。第6集团军司令冯·莱歇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冯·保卢斯（von Paulus）将军都是能干的军人，但他们认为这次行动是纯粹的冒险投机，对它的成功没有信心。
对埃本·埃马尔要塞的袭击由维茨格（Witzig）中尉指挥78名机降工程兵执行。他们中只有6人阵亡。这支小分队完全出其不意地机降在要塞顶上，击退了部署在那里的防空部队人员，用此前严格保密的新型高爆炸药炸掉了所有炮位的装甲顶盖和碉堡……奇袭埃本·埃马尔要塞靠的便是这件新式武器，而这件武器又是由另一种新式武器——滑翔运输机——悄无声息地运输到目标地区的。 ②
埃本·埃马尔要塞设计完善，可以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但面对来自上方的攻击却无能为力。维茨格的一小撮“天降神兵”从要塞顶上成功地封锁了1200名守军24小时，直到德军地面部队抵达。
比利时守卫两座关键桥梁的部队也遭到了奇袭。其中一座桥的守军实际上已经点燃了炸药引信——可是有一架滑翔机的部队紧跟着卫兵冲进了桥头堡，在千钧一发之际熄灭了导火索。
我们注意到，在整个入侵正面上，所有桥梁都被守军按计划炸毁，只有空降部队进攻的那几座除外。这告诉我们，德军胜败其实悬于一发，因为入侵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时间因素。
到第二天上午，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德军抵达运河一线，突破了运河背后纵深很浅的比利时防线。此后，霍普纳麾下的第3和第4装甲师开过毫无损伤的桥梁，在河对岸的平原长驱直入。他们的突进导致比利时军队开始总退却——而此时英法军队正在开上来增援。
在比利时达成突破并不是西线进攻的决定性一击，但对战事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它将盟国的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并在随后的战斗中牵制了盟军机动部队中的大多数师团，这些兵力因而无法向南撤出，去对付5月13日突然在法国边境出现的更大威胁——这个威胁直指法国防线最薄弱的部分，即尚未完成的马其诺防线西端以外的地段。
此刻伦斯德集团军群的装甲矛头正在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卢森堡地区冲向法国。他们穿越70英里长的一段阿登山地并扫除了沿途的微弱抵抗，之后便跨过法国边境，在发动进攻后的第4个清晨就出现在默兹河畔。
驱使大批坦克和机动车辆穿越这片崎岖的山地是非常大胆的创举，因为在传统战略家看来，大规模的部队是“不可能穿越”这里的，更不用说坦克部队了。但这种看法也增加了攻敌不备的机会，因为茂密的森林有助于部队隐蔽开进并掩盖自身进攻的实力。
不过对希特勒胜利贡献最大的还是法军总部。法国的作战计划使得阿登突击的效力倍增，从德国方面看来，简直和他们修改后的计划配合得天衣无缝。与一般的看法不同，法军并不是败于他们那种消极防守的态度，或者说“马其诺防线综合征”（Maginot Line complex），他们之所以战败更多要归咎于计划中主动进攻的那部分。法军从防线左侧挺进比利时，正中了敌人的下怀，主动跳进了对方的陷阱之中——正像1914年的“第17号计划”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只不过这次的情势更加危若累卵，因为敌人更加机动化，是以机动车辆的速度而非步兵的速度进军的。法军失算的代价也更大，因为左侧突进动用的3个法国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是盟国部队中装备最现代化、机动性最强的主力。
这几个集团军每向比利时深入一步，他们的后方在伦斯德透过阿登地区的突击面前就暴露得更加彻底。更糟糕的是，盟军只部署了几个战力较差的法国师来防守己方挺进路线的枢纽，这些师由上了年纪的老兵组成，缺乏至关重要的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甘末林和乔治将军领导的法军统帅部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保护好攻击集团的进军枢纽。
德军穿越阿登地区的进军很不容易，其参谋工作开展得可谓异常优秀。在5月10日拂晓前，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部队已集结在卢森堡边境对面。这支装甲部队包括3个装甲军，分成三个部分或者三层部署，前两层是装甲师，第三层是摩托化步兵师。前锋由古德里安指挥，整个装甲集群的总指挥是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
在克莱斯特集群右翼部署有独立的第15装甲军，指挥官是霍特（Hoth），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冲过阿登山地北部，向纪韦（Givet）和迪南（Dinant）之间的默兹河挺进。
但这7个装甲师只不过是沿着德国边界准备杀进阿登山区的大部队中的一小部分。在这段狭窄但是纵深极深的前线上，德军总共集结了大约50个师。
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德军装甲部队能否迅速穿越阿登山地，强渡默兹河。德军只有在渡过那条水障之后才能获得足够的空间，以展开坦克兵力。他们一定要在法军统帅部醒悟过来并调集预备队进行阻止之前渡过默兹河。
德军赢得了这场赛跑，不过过程比较惊险。德军的挺进曾一度因守军按原定计划开展的爆破行动而受阻，如果守军能够利用好这一良机，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对法国的安全来说很不幸的一点是，法军在做完爆破之后，拿不出足够的部队来支援。他们愚蠢到想要依靠骑兵师去迟滞敌军的进攻。
相反，法军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向德军侧翼发动装甲反击，也许就能瘫痪德军的进攻——因为这样的进攻将动摇德军高级将领的意志。即便法军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德军高级指挥官们也曾因怀疑法军有可能向自己左翼发动反击而吓得够呛。
克莱斯特看到进攻如此顺利，已经在12日同意了古德里安的观点，认为不必等待步兵军到达，装甲部队本身就可以尝试强渡默兹河。当然，德军还是安排了强大的空中力量以支援强渡默兹河的行动，其中包括12个俯冲轰炸机中队。这些飞机在13日下午飞临战场上空，一直把炸弹像冰雹一样投到法军炮兵阵地上，法军炮手被迫缩在掩体里直到天黑才敢出来。
古德里安的进攻集中在色当以西一段仅1.5英里长的河段。这里的地形对强渡最为有利。默兹河在这里突然向北拐弯流向圣芒热（St Menges）方向，然后又向南拐回去，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突出部。北岸周围有覆盖森林的高地，不仅能掩护德军进攻准备和炮兵阵地，还能为炮兵观察提供极佳的视野。从圣芒热附近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河流突出部，还能看到对岸远端作为背景的马尔费森林（Bois de Marfée）高地。
下午4点，德军装甲步兵乘坐橡皮艇和木筏发起强渡作战。很快德军就建立起渡口，让轻型车辆过河。河流突出部迅速被占领，进攻者继续前进，目标是占领马尔费森林和南面的高地。到午夜时，德军已经在默兹河防线上打进了一个5英里深的楔子，同时在色当和圣芒热之间的格莱里（Glaire）架好一座桥梁，坦克过桥向河对岸不断挺进。
不过德军的桥头阵地在14日仍然不够稳固——只有1个师渡过河，而且这个师依赖唯一一座桥梁提供增援和补给。盟国空军对大桥发动密集空袭，因为当时德国空军被抽调到其他地方，盟军暂时占有空中优势。不过古德里安装甲军的高射炮兵团在这座重要的大桥上空织成火网，盟军空军损失惨重，终于被击退了。
到下午，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都已过桥。在击退法军一次姗姗来迟的反攻之后，他突然挥兵向西一转，到第二天晚间，已突破法军最后一道防线，于是，向西通往英吉利海峡海岸的道路在他面前打开。
但那天夜晚对古德里安来说非常难熬，其原因不是来自敌人：
装甲集群司令部来了一道命令，要我停止前进，把部队控制在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内。我不想也不能服从这道命令，因为它会让我们拱手让出奇袭的优势，前功尽弃。 ③
古德里安在电话里跟克莱斯特大大争吵了一番，后者终于允许他“继续前进24小时，以扩大桥头阵地”。
古德里安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谨慎的许可令，授予手下各装甲师相机行事的全权。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向西推进，和莱因哈特（Reinhardt）从蒙泰梅（Monthermé）渡河的2个师、霍特从迪南附近渡河的2个师形成合力。他们一路横扫，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法军抵抗纷纷崩溃。
到16日晚间，德军已经向西又挺进了50多英里，打到瓦兹河（Oise），直指英吉利海峡。可是德军的挺进又停止了，这次又是被上级而不是敌人逼停的。
德军高层指挥官们想不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渡过默兹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他们仍然预料法军会对自己的侧翼发动反攻。希特勒也有相同的担心。于是，他对装甲兵的挺进做出了限制——停止前进2天，以便步兵军能够赶上来沿埃纳河建立一道侧翼屏护。
在向上级司令部争取之后，古德里安获得有限的批准，可以进行强力侦察。古德里安对“强力侦察”一词进行了富有弹性的理解，认为自己在第12集团军的步兵军开始沿埃纳河建立起强大的侧翼屏护之前的这两天时间里，可以对敌人保持相当强的进攻压力，而两天后则又可以全力向海峡冲去。
德军在前几个阶段争取到了大量时间，而对手则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所以在瓦兹河上的短暂停留并没有对胜利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即便如此，这次停顿也还是揭示出德军内部在时间观念上面的巨大分歧。就这方面而言，德军老派和新派将领之间的鸿沟比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战争结束时，甘末林这样评述德军胜利强渡默兹河之后的战略扩张：
这是非同寻常的机动作战行动。可是德国人在事先就完全预见到了吗？我不相信——就跟我不相信拿破仑事前预见到了耶拿战役或者毛奇预见到了1870年色当战役一样。这是因势乘便的经典范例。它让我们看到，善于机动且组织得当的指挥官和部队应该如何快速行动——而坦克、飞机和无线电通信也使得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一支军队不必和敌方主力进行交战，就赢得了决定性会战的胜利。 ④
负责前线指挥的法军副总司令乔治将军说，原以为盟国在比利时和卢森堡按计划执行的阻滞行动“至少能把德国人打到默兹河的时间推迟4天”。法军总参谋长杜芒（Doumenc）将军说：
我们以己之心来揣度敌人，以为他们会先把足够数量的重炮运送到位，然而才尝试强渡默兹河：而那至少需要5～6天，这些时间足够我们加强沿岸防御了。 ⑤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的计算跟“山的那一边”的德军高级指挥部的计算竟是如此严丝合缝。可以看出，法军指挥部对德军攻势所做出的基本设想是有理有据的，尽管，在事后不久，这些看法就被证明是明显错误的。可是他们没有把古德里安这个人当成一个因素估算在内。他采用了装甲部队独立进行深远战略渗透的理论，对这个理论的实用性深信不疑，因此不惜临阵抗命。这些都让法军最高统帅部的合理计算化为泡影，而德军最高统帅部依靠自身的才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很明显，正是古德里安及手下的坦克兵拖着整个德军向前追，才造就了现代历史上最一边倒的胜利。
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胜负都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国的反攻行动屡次胎死腹中正是因为他们速度太慢，跟不上变化的形势，而这又是因为德军的前锋总是比最高统帅部计划得更快一步。
法军作战计划成立的前提是德军至少要在开战9天后才能进攻默兹河防线。这个时间正契合德军高层最初的估计，可是其后古德里安干预了战役进程。法军在计划被打乱后，很快面临着更加糟糕的状况。他们的指挥官是按照1918年的慢速作战方法训练出来的，头脑跟不上坦克战的步伐，越来越广泛的瘫痪现象开始出现。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是盟国方面少数及时意识到大祸临头的人之一。他在战前是决策圈外的批评家，曾敦促同胞们发展装甲部队。他对坦克战的效果十分清楚，在15日早间，就给丘吉尔打电话说：“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
丘吉尔答道：“过去一切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攻势经过一段时间都会陷入停顿。我还记得1918年3月21日。在5～6天的进攻之后，德国人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给，于是反攻的机会就来了。当时我是亲耳听福煦（Foch）元帅总结这番经验的。” ⑥ 第二天，他飞往巴黎，强烈反对任何从比利时撤出盟军的主张。其实当时，甘末林就算想把部队撤出，也已经来不及了。丘吉尔现在正盘算着以1918年的方式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击——使用大量的步兵师。他一直坚信这个想法的正确性。甘末林的战争观念太过守旧，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他在行动能力方面强过法军任何一位将领。
就在当天，雷诺决定撤换甘末林，把福煦旧日的助手魏刚（Weygand）从叙利亚召回。魏刚19日才到位，结果法军总司令的位置虚悬了3天。古德里安在20日打到英吉利海峡，切断了在比利时的盟军主力的交通线。魏刚比甘末林更加守旧，继续按照1918年的战争原则制订计划。结果法国挽回局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总之，盟国领导人不是做事情太慢就是做错了事情，结果根本无力阻止灾难的发生。
1940年，英国远征军能全身而退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个人干预。他手下的坦克部队已经横扫法国北部，把英军从后方基地分割开，正要冲进敦刻尔克。值此当口，希特勒下令让他们停下来——而敦刻尔克是英军能够用以逃脱的最后一个港口了。当时英国远征军主力离这个港口还很远。可是希特勒让他的坦克部队停顿了3天之久。
他的行为拯救了山穷水尽的英军。后者这才得以脱身并在本土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守卫海峡，抵御入侵。因此，希特勒亲手造成了自己和德国5年后的最终失败。英国人民对部队脱身的惊险程度十分清楚，可是对内中原因知之不详，于是称之为“敦刻尔克的奇迹”（the miracle of Dunkirk）。
希特勒怎么会下达如此致命的命令呢？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就很多方面而言，这都是一个谜题，即使德军将领们也是如堕五里雾中，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他做出决定的真正过程和动机。即使希特勒本人亲自做出解释，那也很难说是可靠的，更何况他没有。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在犯下致命错误后总喜欢文过饰非，而希特勒又不是个热爱真理、有一说一的人。他的说辞和证据很可能只是为了掩盖真相。也有可能他就算想说出来，自己也说不出背后真正的原因，因为他做事的动机总是相互混杂，他本人又经常心血来潮改变主意。而且所有人的回忆都会随着后续事态发展而有所偏颇。
随着人们对这一关键事件研究的深入，很多证据浮出水面，历史学家们不仅得以拼凑出事件的前后过程，还可以还原因果关系可能的链条，对这一决定命运的决策进行合理的追本溯源。
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切断位于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左翼的补给线后，于20日在阿贝维尔（Abbeville）附近抵达海岸。然后他挥师北进，直指海峡各港口和英军的后方——当时英军仍深陷比利时，抵抗博克集团军群步兵的正面进攻。在右翼协同古德里安北进的，是同属克莱斯特集群的莱因哈特指挥的装甲军。
22日，布伦（Boulogne）被古德里安包围，23日，加来（Calais）被围。德军就这样开进格拉夫林（Gravelines），离英国远征军剩下的唯一可用来撤退的港口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莱因哈特的装甲军也已经推进到艾尔（Aire）——圣奥梅尔（St Omer）——格拉夫林运河一线。可是上级下达命令要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并撤到运河一线背后。将领们纷纷向上级司令部发出紧急抗议和质询，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元首本人的命令”。
在对这次拯救了英军的干预追根探源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英国方面发生的事情，并一步一步地理清这次大规模撤退的过程。
16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上将戈特（Gort）勋爵将他的部队从面对布鲁塞尔的前线位置撤了下来。可是还没等英军到达斯海尔德河（Scheldt）沿岸的下一道阵地，那里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因为远在南方的古德里安切断了远征军的交通线。19日，内阁听说戈特正在“研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撤向敦刻尔克的可能性”。但是内阁命令他向南打回法国，击破德军在自己后方收紧的包围圈——尽管他们知道戈特只有打4天仗的给养和弹药。
以上命令和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当天早晨才迟迟制订并下达的新计划正好合拍。当天晚间，甘末林被解职，由魏刚接替。魏刚一上任就一边研究形势，一边撤销甘末林的命令。经过3天的耽搁，他拟订了一个相似的计划。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与此同时，戈特虽然抗议说内阁的指示不切实际，但还是让手下13个师中的2个外加派到法国的唯一一支坦克旅从阿拉斯向南进攻。21日，反攻开始，但兵力只有2个虚弱的坦克营打前锋，2个步兵营跟随支援。坦克部队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支援跟不上，后续步兵遭到德军俯冲轰炸机的空袭。友邻法国第1集团军本应动用自己13个师中的2个配合英军进攻，可实际上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几天来，法军多次因德国俯冲轰炸机和迅速机动的坦克而陷入士气瘫痪的境地。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装甲部队反攻，居然给德军高层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他们曾一度考虑命令己方坦克矛头停止进攻。伦斯德本人把这次反攻描述成“危急时刻”，说：“我们曾短暂地担心我军的装甲师会在步兵师赶上来支援之前被切断后路。” ⑦ 这表明，英军如果使用2个装甲师而不是区区2个坦克营发动反攻，将会收到何等奇效。
除了昙花一现的阿拉斯反击外，北面的盟军再也没有尝试突围，而魏刚策划的从南方发动的姗姗来迟的救援又是如此的无力，几乎落人笑柄。德军摩托化师沿索姆河迅速建立的封锁线就是为了让装甲师在北上收网的时候，不受任何干扰，他们轻而易举阻挡住了法军从南方发起的反攻。魏刚指挥的部队行动太慢，他夸张的命令跟丘吉尔的空谈一样毫无实际价值，丘吉尔竟鼓舞军队“放弃在水泥工事或自然障碍物背后抵挡进攻的幻想”，“用暴烈无情的进攻”夺回战场主动权。
当军队高层还在就各种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争辩不休的时候，北方被围的各集团军正在以斜线向海岸后撤。他们在正面上处于博克的各步兵军团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不过背后还没有遭到德军装甲部队致命的一击。
24日，魏刚怒气冲冲地抱怨说，“英军自作主张，一次就向港口方向撤退了25英里，而此时，我军正从南方挺进，向北方步步紧逼，英国人本应前来会合的”。实际上，南方的法军根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英军也还没有开始撤退——魏刚的话仅仅表明，他正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可是25日晚间，戈特终于下定决心撤向敦刻尔克海边。48小时之前，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抵达距离港口仅有10英里远的运河一线。26日，英国内阁批准陆军部电令戈特，同意他采取的步骤，并“授权”他执行撤退行动。戈特又被电令从海路撤出部队。
就在那一天，比利时陆军的防线中段在博克的进攻下破裂，他们已经没有可用的部队能填补防线上的漏洞。利奥波德（Leopold）国王已经数次通过凯斯（Keyes）海军上将警告丘吉尔，形势已变得毫无希望。现在，这个警告一下子变成了现实。比利时国土大部分已经被占领，比军已经被逼到了海边一处狭长地带，那里还挤满了难民。于是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比利时国王决定求和——第二天清晨，比利时“停火”。
比利时的投降加剧了英国远征军面临的危险，使其有可能在抵达敦刻尔克之前就被切断后路。丘吉尔刚刚致电利奥波德国王请求他坚持战斗，私下里，他却对戈特说，这个请求就是“请他们牺牲自己拯救我们”。可以理解，已经陷入重围的比利时人早已知道英国远征军正准备撤退，不会和丘吉尔一样认真对待这个请求。利奥波德国王也不愿意听从丘吉尔的建议“及早坐飞机撤离”。国王认为自己“有必要和军队和人民待在一起”。从长远看，他的决定可能并不明智，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高尚的选择。丘吉尔后来对国王的批评并不公正，而法国总理和报界发出的强烈谴责就更是完全不讲理——毕竟比利时陷落的根源就是法军默兹河防线的崩溃。
英军向海岸的撤退变成了在德国包围网收紧之前重新登船的一场赛跑，他们已经无暇顾及法国人的抗议和谴责了。幸运的是，英国本土出于其他目的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开始为撤退做准备了。20日，丘吉尔就已经批准采取步骤“集中大量小型船舶准备好驶向法国沿岸的港口和港湾”，目的是救出那些在按照计划向南突围过程中可能被分割包围的小股远征军。海军部立即着手准备。而在19日，也就是前一天，坐镇多佛尔的拉姆齐（Ramsay）海军中将被任命负责战术指挥。为了这次代号为“发电机”（Operation Dynamo）的行动，海军立刻搜罗了一些渡轮、漂网渔船和小型近海船只。从哈维奇（Harwich）到韦茅斯（Weymouth），海运官员们奉命登记本地1000吨以下的所有船舶。
此后几天，形势迅速恶化，海军部很快意识到敦刻尔克将是唯一可行的撤离途径。“发电机行动”在26日下午正式启动——在比利时人求和之前24小时，也在内阁授权撤退之前。
起初，海军部预料只能救出一小部分远征军。海军部命令拉姆齐争取两天之内撤走4.5万人，因为再往后，撤离行动很可能会因德军的追击而无法继续下去。实际上，到28日夜间为止，只有2.5万人回到了英国，幸运的是，英国人得到的宽限期比想象的长得多。
头5天，撤退速度大大受限，因为小船数量不足，无法迅速地把部队从滩头送到停泊在海里的大船上。拉姆齐早就指出过需要大批小艇，可准备的数量还是不足。但海军部现在做出了加倍的努力，以提供小船并为其配备人员。包括渔夫、救生员、游艇驾驶员和其他一切有操艇经验的平民都加入进来，以补充海军人员的不足。拉姆齐记载说，其中表现最好的，也包括伦敦消防队“马西·肖”号（Massey Shaw）消防船的船员。
起初，海滩上混乱不堪，因为等候登船的部队都是后方的基地人员，正处于无组织的状况。拉姆齐认为加剧混乱的因素之一是“陆军军官的制服和士兵不易区分”，他发现“海军军官的制服极易区分，他们的出现有助于恢复秩序……后来，战斗部队到达海滩，以上困难迎刃而解”。
第一次大规模空袭在29日傍晚降临，“重要的敦刻尔克港航道没有在这么早的时候就被沉船封锁，这得归功于幸运”。大部分部队都要从港口装船，只有三分之一是从滩头撤走的，因此保持航道畅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此后3天，空袭越来越密集，6月2日白天，撤退不得不暂停。从英格兰南部起飞的皇家空军战斗机尽力抑制德国空军的行动，可是他们一来寡难敌众，二来受限于航程无法在作战区域停留太久，因此无法为撤退提供足够的空中掩护。经常出现的轰炸让等候在滩头的部队非常紧张，不过松软的沙土缓冲了炸弹的爆炸力。盟军在海面上遭受的物质损失还要更多，在用于撤退的860艘英国和盟国的各种船舶中，总共有6艘驱逐舰、8艘运输船和200多艘小型船只损失。很幸运德国海军没有做出更大的努力，用潜艇或者鱼雷艇阻止英军撤退。而且异常晴朗的天气也为撤退提供了便利。
到5月30日为止，总共有12.6万名军人撤离，英国远征军的其余部队也全部抵达敦刻尔克桥头堡，只有在撤退中被切断退路的零星部队除外。于是此时，面对德军从陆上发动的包围进攻，这个桥头堡阵地的防御已经变得更加稳固。德国人已错失良机。
不幸的是，在比利时境内的法军高级指挥官们仍然死抱着魏刚荒谬的计划，犹豫着没能及时迅速地和英军一起向海峡撤退。这种耽搁的结果是，法国第1集团军余部将近一半的部队于28日在里尔附近被切断退路，31日被迫投降。但他们英勇的3天战斗有助于其他法军残部和英军的撤退。
到6月2日午夜，英军后卫也已登船，远征军撤退完毕——总共有22.4万人安全撤出，只有大约2000人在航渡途中因船只沉没而死亡。大约9.5万名盟军士兵，其中大多数是法军，也被撤出。第二天晚间，英国人尽了一切努力来营救剩下的法军部队，虽然困难越来越大，但还是又救出了2.6万人。不幸的是，有几千名后卫部队被抛下了，而这让法国人耿耿于怀。
到4日清晨“发电机行动”结束的时候，总共有33.8万名英军和盟国官兵登陆英格兰。与一开始的期望值相比，这是个了不起的结果，对海军而言，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同时很明显，如果希特勒没有在12天之前（5月24日），叫停克莱斯特位于敦刻尔克外围的装甲部队，那全体英国远征军就根本无法安然而退，以期“来日再战”。
在那时，英军只有一个营守卫着格拉夫林和圣奥梅尔之间20英里长的阿河（Aa）地段，而伸向内陆60英里远的运河一线的防御状况也强不到哪里去。很多桥梁都还没有被炸毁，甚至还没安置好炸药。所以德军装甲部队在5月23日如果想要在运河对岸建立几处桥头堡的话，应该毫无难度，戈特在电文里说“我们侧翼唯一的反坦克障碍就是运河了”。一旦德军跨过运河，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封锁英国远征军撤往敦刻尔克的通道——除了希特勒下达的停止前进命令。
但很明显，自德军突破法国防线以来，希特勒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敏感的精神状态中。进攻异乎寻常地轻而易举，德军遇到的抵抗微乎其微，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让他深感不安。这种心理上受到的影响可以从总参谋长哈尔德保存下来的日记里觅得端倪。17日，即法军默兹河防线戏剧性崩溃的次日，哈尔德这样写道：“这一天过得很不愉快。元首极为紧张。他被自己的成功吓坏了，害怕冒险，宁可拉住缰绳，让我们放慢脚步。”
就在那天，古德里安在全力冲向大海的途中被突然制止。第二天，哈尔德记载道：“每个小时都很珍贵……元首大本营却持有不同看法……不可理喻地担心南方侧翼的安全。他大发雷霆，尖叫道我们正在毁掉整个战局。”那天傍晚，哈尔德向他保证说后续的步兵集团军正开赴埃纳河一线保护侧翼，直到那时，希特勒才同意让装甲部队继续前进。
两天后，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海岸，切断了位于比利时的盟军主力的交通线。这个伟大的成功似乎暂时打消了希特勒的疑虑。可是当装甲部队向北转进时，尤其当英军从阿拉斯发起的那个很小的反攻引起短暂恐慌时，希特勒的疑虑又回来了。他视为珍宝的装甲部队正向英军战区挺进，而希特勒认为英军是特别顽强的对手。同时他也担心南翼的法军可能会有什么动作。
从表面看来，似乎希特勒在5月24日上午这个关键时间点视察伦斯德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是一件很不凑巧的事情。因为伦斯德是一位谨慎的战略家，总是小心翼翼地考虑所有的不利因素，绝不会因为轻敌而犯错。他经常能和希特勒互补，对局势提出冷静周到的分析——可是这次他的分析对德军的战局并没有产生益处。他在综述战场形势的时候强调坦克部队的实力在长途快速进军之后遭到极大削弱，指出装甲部队有可能遭遇南北夹击，尤其是来自南方的攻击。
前一天夜间，伦斯德接到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的命令，要他把北方战区完成包围的任务移交给博克，因此他自然会更多地考虑下一步在南方的军事行动。
此外，伦斯德的司令部还在色当附近的夏尔维尔（Charleville）——在埃纳河后方不远的地方，正位于德军南向防线的中段。这个地点让他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南方正面，而对最右翼的进展较少关注，那里似乎胜局已定。敦刻尔克缩到了伦斯德视线的角落里。
希特勒“完全同意”伦斯德的保留意见，进一步强调为下一步作战而保存装甲部队实力的绝对必要性。
下午，希特勒一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就找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进行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会谈”。作为结果，希特勒严令部队停止前进——当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里难过地总结了这道命令的后果：
由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当面没有敌人，却奉到元首的明令停止前进。消灭被围之敌的任务将留给空军去完成！
希特勒停止前进的命令是受了伦斯德的怂恿吗？如果希特勒觉得自己是受了伦斯德的影响，那么在英军撤离后，他几乎肯定会提到此事以作为自己错误决策的借口之一，毕竟他一向就很喜欢诿过于人。可是他后来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从未把伦斯德的意见作为原因之一。这是最有力的一条反证。
更可能的是，希特勒去伦斯德的司令部只是为了印证自己的疑虑，为了迫使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改变计划。如果希特勒先前还受到了什么其他人的影响，那么他们可能是他的首席参谋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当时和约德尔关系密切的瓦利蒙特将军提供的证词特别重要。瓦利蒙特在听到停止前进命令的谣言后，跑去向约德尔询问这件事：
约德尔证实的确下达过这道命令，对我的询问很不耐烦。他本人同意希特勒的立场，强调说不仅希特勒，他自己和凯特尔也于“一战”期间在佛兰德地区作过战。他认为装甲部队不可能在佛兰德的沼泽地形作战，勉强而行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必须避免的，因为各装甲军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他们还要在即将来临的进攻法国的第二阶段承担作战任务。 ⑧
瓦利蒙特补充说，如果停止前进命令的主张出自伦斯德，他和其他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同僚肯定会有所耳闻，而支持这项决定的约德尔，“几乎肯定会指出陆军元帅冯·伦斯德是这个命令的发起者，或者至少是支持者”——因为伦斯德“在所有高级参谋军官中，在作战问题上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抬出他的大名肯定会打消任何反对意见：
况且，当时我还听说了另一个原因——戈林冒了出来，向元首保证说他的空军可以从空中封闭海上一侧的包围圈，完成合围任务。他肯定是大大高估了自己指挥的军种的效力。 ⑨
如果再把这段话和前文引用过的哈尔德24日日记的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看，瓦利蒙特的说法就显得更重要了。此外，古德里安表示，克莱斯特向他传达的命令说：“敦刻尔克要留给空军对付。如果拿下加来也有困难，那处要塞也可以一样留给空军。”古德里安评论道：“我认为是戈林的虚荣心让希特勒做出了致命的决定。”
同时，有证据表明，即便德国空军也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战斗力或者说打得足够顽强——某些空军将领说希特勒在空军这边也踩了刹车。
以上种种都让德军高层怀疑，希特勒的军事原因背后还隐藏着一层政治动机。伦斯德的作战计划主管布鲁门特里特（Blumentritt）把停止前进命令和希特勒造访伦斯德司令部时那令人惊讶的谈话方式联系起来看待：
希特勒幽默风趣，他认为这次作战的过程“是一个决定性的奇迹”，告诉我们他认为战争在6周内就会结束。在那之后，他想要和法国缔结条件合理的和平，这样也就能为和英国媾和铺平道路。
他用欣赏的口吻谈起大英帝国，谈起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和为世界带来的文明，这让我们都大吃一惊。他耸了耸肩评论道，英帝国在缔造的过程中所用的手段经常是残酷的，可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⑩ 。他把英帝国比作天主教会——说它们都是世界稳定的必需因素。他说自己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归还德国丧失的海外殖民地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并不必要，如果英国在海外遭遇到什么困难，他甚至可以借兵支持英国。他评论说，殖民地主要不过是国家威望的装点而已，因为它们在战时是根本守不住的，而且反正没有几个德国人能受得了住在热带。
他得出结论说，自己的目的是跟英国缔结一个对方认为接受起来符合自己荣誉感的和平。 ⑪
布鲁门特里特后来反思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时，经常会想起这段谈话。他认为“停止前进”不仅是出于军事原因，也是让英国更容易接受媾和的一个政治手段。如果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被消灭了，英国也许会觉得这是他们荣誉的一个污点，必须雪耻。希特勒让英军逃走是希望能安抚英国。
这些回忆来源于一批对希特勒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将领，而他们本身都承认自己的愿望是歼灭英军，因此这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他们对希特勒在敦刻尔克战役期间谈话的回忆，印证了希特勒本人早年在《我的奋斗》里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上，希特勒也都是按照这本书中的信条行事的。他在论述中流露出对英国爱恨交加的情感。他当时关于英国的谈话基调在齐亚诺（Ciano）跟哈尔德的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希特勒的性格非常复杂，也许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是完整的。他的决定更有可能是出于好几个不同的原因。其中有三个是很明显的——他希望为下一阶段进攻保留装甲部队的实力；他长期以来对佛兰德泥泞地形的恐惧；戈林为空军争功的因素。不过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他脑海里除了以上军事原因外，还交织着政治原因，此人惯于玩弄政治谋略，思想里总是充斥着弯弯绕。
法军新的正面沿索姆河和埃纳河展开，比开战时的正面更宽，而能用来守卫它的部队却少得多。法国在战役第一阶段已经损失了30个师，这还不包括其盟军提供的帮助。（英军在法国只剩下2个师的部队，不过另有2个没有经过完整训练的师正在赶往法国的路上。）魏刚总共搜罗了49个师守卫这条防线，另有17个师守卫马其诺防线。短期之内，法军也无法为加强这条防线做到更多了，法国人很晚才试图运用纵深防御的方法，但短缺的兵力使得这一谋划根本无法执行。法军绝大多数机械化师不是被消灭就是遭受重创，因此也缺乏机动预备队。
相反，德国人已经用新的坦克整补齐了10个装甲师，而他们的130个步兵师则几乎没有受什么损失。为了发动新的攻势，德军重新调整了进攻部队，第2和第9两个新的集团军被加进来用于加强埃纳河一线（位于瓦兹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力量，古德里安负责指挥由2个装甲军组成的装甲集群，在这个地段准备出击。克莱斯特指挥剩下的2个装甲军，分别从位于亚眠（Amiens）和佩龙讷（Péronne）的索姆河桥头堡出击，以两翼包抄的态势，预定在克里耶勒（Creil）附近的瓦兹河下游合围。霍特指挥其余的装甲军在亚眠和海岸之间攻击前进。
6月5日，德军发起进攻，最初的攻势是在拉昂（Laon）和大海之间的西翼展开。头两天法军顽强抵抗，但战至7日，德军西翼的大部分装甲军已经突破到了通往鲁昂（Rouen）的大道上。法军的防线在一片混乱中瓦解，德国人在9日渡过塞纳河时没有遭遇严重的抵抗。不过这里并不是德军计划中最具决定性的进攻方向，所以他们停顿了下来，这对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指挥的一小支英军来讲是极为幸运的，这支部队得以在法国投降前再次成功地撤回国内。
然而，克莱斯特的两翼包抄没能按计划完成。左翼在8日突破了法军防线，可是从佩龙讷出击的右翼在贡比涅（Compiègne）附近遭遇顽强抵抗陷于停顿。德军最高统帅部因此决定把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撤出来向东转移，去支援在香槟地区完成的突破。
香槟地区的进攻9日才开始，但很快就突破了法军防线。一俟步兵大部队强渡马恩河之后，古德里安的坦克就通过突破口向马恩河畔夏龙（Châlons-sur-Marne）横扫，而后转向东方。11日，克莱斯特扩大了攻势，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渡过马恩河。部队以赛跑的速度席卷朗格勒高原（Plateau de Langres）打到贝桑松（Besançon），直抵瑞士边界，包围了马其诺防线上的法国守军。
早在7日，魏刚就建议政府赶快请求停战，第二天他宣称“索姆河战役已经失败”。法国政府意见不一，对是否投降仍然感到犹豫不决，但还是在9日决定撤离巴黎。它在去布列塔尼（Brittany）还是去波尔多（Bordeaux）之间犹疑了一阵，然后取了个折中去了图尔（Tours）。与此同时，魏刚向罗斯福总统致电请求帮助，电文中宣称：“我们会在巴黎城下战斗，我们会在巴黎背后战斗，我们会在某一个外省掘壕据守，如果我们被赶出本土，也会去北非继续战斗……”
10日，意大利宣战。法国很晚才向墨索里尼提议割让某些海外殖民地，可是墨索里尼为了加强自己在希特勒面前的地位拒绝了法国的条件。但意军直到10天之后才发动进攻，然后又被一支较弱的法军轻易地抵挡住了。
11日，丘吉尔飞往图尔，徒劳地想鼓励法国领导人继续战斗。第2天，魏刚向内阁汇报说战争已经输了，他把两阶段作战的失利全都归咎给英国，然后宣称：“我有责任明确指出，必须要停战了。”他对军事形势的评估无疑是正确的，法军已经分崩离析，大多数部队根本没有试图抵抗，而是在向南方的撤退途中瓦解掉了。内阁在投降和去北非继续战斗之间意见不一，但最终只是决定迁往波尔多，同时指示魏刚尽力在卢瓦尔河（Loire）稳定防线。
德军在14日占领巴黎，并在两翼更深地揳入法国腹地。16日，德军打到罗讷（Rhône）河谷。同时，魏刚继续为停战向政府施加压力，法军所有主要将领都支持他。丘吉尔为让法国改变主意并去北非继续抵抗做了最后的努力，甚至提出成立英法联邦（Franco-British Union）这一离谱的建议。这个建议除了激怒法国人以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法国内阁就这个建议进行了投票，大多数阁员拒绝，然后投票结果变成了投降的决定。雷诺辞职，贝当（Pétain）元帅组阁，16日夜间，法国政府致电希特勒请求停战。
20日，希特勒的和平条件被送交给法国使团——就在贡比涅森林里1918年德国使团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节铁路车厢里。在双方谈判的同时，德军越过卢瓦尔河一路前进，但在22日，法国接受了德国的条件。停战于6月25日凌晨1点35分生效，此前法国还和意大利安排了相应的停火。
①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p. 160-1.
②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p. 163-4.
③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 177.
④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 181.
⑤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 181.
⑥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 vol. II, pp. 38-9.
⑦ 从1935年起，《泰晤士报》和其他有关方面在预测1940年将会出现的那种战局时，都敦促过英国把军事建设的重点放到打造更为强大的空中力量上，他们还认为英国应聚焦于组建2～3个装甲师，一旦德军在法国达成突破，便用其发动反击，而不是派出一支由步兵师组成的远征部队——法国人拥有足够多的步兵师了。1937年年底，内阁接受了这个主张，但到了1939年年初，他们又改变主意，重新打算按照熟悉的模式组建远征部队。到1940年5月，英国总共向法国派出了13个步兵师（包括3个所谓“劳工师”），其中没有一个装甲师，结果证明，这些部队丝毫无助于局势之改善。
⑧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 197.
⑨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 197.
⑩ 译注：where there is planning, there are shavings flying，直译是“要推平木板表面就肯定会有刨花”。
⑪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pp.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