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凯帕尔把照片放在罗马尼亚沙发床宽大的扶手上。扶手已有多处被一只名叫“马乌格里”的看门小狗咬坏了,这只小狗是在牙牙学语的达士卡几个月大的时候买的。不过主人还是宽恕了小狗咬坏扶手的过失。但等它把卡嘉的一双时装鞋也咬坏的时候,他们便把它交给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照看了。如今后者已经故去,它却还活着,艰难地拖着四条老腿,为整日在菜园子里打发时光的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多少排解了些老年的孤寂。
沙发床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快散架了,夫妇俩再也无法在上面睡觉。卡嘉打算把它放到准备作客厅用的房间去,有了这张如今已被冷落的又宽又大的沙发床,那个房间也许就可以叫作沙发间了。她想好了再买一张阿拉伯床用来睡觉和过夫妻生活。是啊,少时用来做爱的身子所需要的平方米数显然要比老来迎接死亡时少得多,但愿为情欲渐趋冷却的身躯多些阿拉伯式的空间吧。真得感谢上帝才是,她终于没能买下那张荒唐的阿拉伯式样的床!倘若你不是被简简单单地抛弃,而是被丢在一张新的、柔软的、如同阿拉伯沙漠那样宽阔而又空旷的大床上,那该有多心酸啊!不过话又说回来,独自一人躺在那张旧的、美好的、还留着许多记忆的沙发床上会更心酸的。巴士马科夫在两人约定好的每月做爱的平均次数的基础上,又适当地做了些增补。他计算着自己与卡嘉在这张沙发床上还能有多少个日子能为彼此拥有,竟然为这一极富感染力的结果惊叹起来。
罗马尼亚伊莎贝尔牌成套家具中的沙发床有四根如同狮腿一般厚实的腿,他是用自己因成功举办区级选举总结会获得的奖金购买的。起初,卡嘉不喜欢这张床。说得准确些,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家中的一应东西都是两人一起商商量量着买的,甚至连袜子上的图案这样一些小细节,他们也得讨论好一阵子,要是要添置点较大的家用,比如西服、吸尘器或者给达士卡用的自行车,那更得商量好几天。这次可好,你想想看,丈夫根本就未同她商量,便喜滋滋地突然把一张老大的沙发床塞进房间里来了!
当然,巴士马科夫还是眉飞色舞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揣着奖金回家,当时头脑真的非常清醒,走进了他家旁边的一爿家具店,想看看床头柜,两口子想买个床头柜已经足有半年的时间了。说起来也是鬼使神差,当时一个站在老干部队伍里的朴实忠厚的老头拿着一张家具订购单(这里得插一句,这张订购单他可是等了一年多了)正准备买从罗马尼亚进口的伊莎贝尔牌成套家具,因为住房面积小,所以他不想要那张大沙发床。拿着购物顾客名单的那个热心人当时不知跑哪儿去了,正当女售货员跑去给她想买这种紧俏沙发床的熟人打电话的时候,奥列格与那个老头谈妥了——就说老头反悔了,沙发床他还是要买。往下的事就别提多顺了:那位老干部定了一辆运家具的带篷大卡车,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就住在紧挨着的小区里!于是两人说好运费各出一半,奥列格喜出望外,幸运地买到了心爱的家具不说,那个老头也省了钱。
卡嘉听完了丈夫激动兴奋的叙述后,只是耸了耸肩说,沙发床无论式样还是尺寸根本就不适合他们用,她永远也不会靠近这个家具怪物。可是到了晚上,她不仅走到了这张沙发床跟前,还绝对一丝不挂地躺在了上面。她一边细心地捋着奥列格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心平气和地埋怨丈夫,说他怎么能没想好就将它买下了。
巴士马科夫在离开妻子前还真打算把这张沙发床作为一件“办公用品”拉到斯拉宾逊那儿去。可拉走——说起来轻巧!
第一,按照苏维埃时期的做法,运输车几乎得提前一个月定。就算定上了,怎么能保证汽车就在订单上确定的那一天来?再说,怎么能保证卡嘉在车来的头天不会又一次把巴士马科夫从家中赶走呢?而无缘无故地说走就走,奥列格也有些于心不忍。借口受到了点小委屈就径自跑到家具店找个拉私活的?当然,如今是所有人一下子都成了拉私活的了,可那时候,在苏维埃时期,很可能是白跑一趟,一无所获。
第二,那张沙发床的尺寸不是标准的,为把它弄进家,那些搬运工可费了大劲了,先是一一拆开,然后才把它抬进屋子。先离家出走,随后过个一两天再坐着卡车,以一副悭吝人的姿态,满脸堆着低三下四的微笑回来取沙发床,奥列格可做不出来。当时,在年轻的他看来,婚姻的解体似乎如同它的确立一样,应该是漂亮体面的,甚至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仪式。这么说吧,由于这张沙发床很难运走,家庭也就又维持了好几个月。
一个部队汽车营的团组织的领导人,中尉维廖夫金,来找巴士马科夫交他们单位的团费报表。这位年轻人长着一个颇有挑衅意味的大鼻子,一张脸上流露出某种与生俱来的对生活颇感委屈的表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列格明白了,人的这种表情全然不是命运的打击造成的,它也许是人在静谧的孕育期形成的,当胚胎在母体柔和的羊水中幸福地成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已经对自己在母亲肚腹中的位置有了要求。不过,维廖夫金现在已经是将军了(1991年还在当营长的时候,他就带领自己的车队保卫过白宫)。奥列格每每在电视上看见他的时候,不能不惊叹,职位加上与其完美匹配的眼镜竟会如此改变一个人的模样。那天晚上,中尉拿来的不仅有报表,还有一瓶伏特加和两块精制奶酪。已经下班了,区团委的领导也都已经走了,奥列格关上办公室的门,两人开始喝酒,从从容容地分析着区团委第一书记佐托夫离任上调团中央后的前景,话题自然转到了由此引起的前景看好的区团委干部人事的变化。全部问题的症结就在切勃塔廖夫那个传奇的绿色记事本上,那是一个很普通、为有国际联系的人使用的电话簿。电话簿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用俄文字母标示,第二部分用的是拉丁文字母。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出席作协内部的党的会议或者是光临乳业公司隆重的开幕庆典,切勃塔廖夫肯定要随身带上那个绿色的小本子。他一边视察下属的领地,听取人们的汇报,一边仔细询问众人,突然对围着他转的助手命令道:
“把那个工作人员的姓名给我问清楚。”
费多尔·费多洛维奇得到回答后便拿出小本子,把姓名写在了上面。问题的关键是他把姓名写在本子的什么地方。如果是在前面,用俄文字母标示的地方,那么无须多久,那个走运的人肯定会得到提升或者嘉奖;要是写在用拉丁文字母标示的地方,那么这个倒霉蛋不久便要被降职或者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站在老远的地方,要想看清楚你的姓名写在本子的哪个部分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煎熬,静静地等待结果。
佐托夫原先是电机厂一名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干部,有一次,切勃塔廖夫出其不意地到他那里出席一个选举会。大厅里闹哄哄地乱成一片,工作人员在下班前都稍微喝了点。厂党委书记吓坏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脸变得煞白,他想让大家安静下来,恢复大厅的秩序,但谁也没听见他说的话。佐托夫当时也不是那么清醒,他跳到了主席台上,把四个手指头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口哨,那声音很响,就像在始终轰鸣声隆隆的车间顶棚下,吊车司机通常会发出的口哨声。大伙立刻安静下来,这样会议就可以开始了。费多尔·费多洛维奇摇了摇头,掏出了小本子,对助手轻轻说了句什么后写上了两行字。一星期后,党委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而佐托夫被调到了区团委。在不久前召开的选举总结会上,切勃塔廖夫仔细地看了看佐托夫,又在小绿本子上记下了点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结果。
“让他带着小本本到我们这儿来,到汽车营来走走!”维廖夫金一边倒酒,一边不怀好意地嘟囔了一句。
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埋怨起他的上司来,说他们吹毛求疵,老奸巨猾,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年轻的连长们的晋升。巴士马科夫已有几分醉意,他带着哭腔,满肚子委屈地告卡嘉的状,说妻子隔三岔五地要把他赶出家门,虽然他有地方可去,但因为那张恼人的沙发床却无法出走。
“小事一桩!”中尉安慰他道(显然,他的话带有一种文学转述的味道),“下次她要是再赶你,你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会按照你的命令,一小时后带着战士坐着科列缅丘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载重车把你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记下我的电话!你只要对值班的士兵说你是区团委的,他们马上就能找到我,让我接电话。”
奥列格是凭着多年生活的本能回的家,如同那些候鸟,即使在暴风雨的天气里,也不会迷失飞行的方向。当然,潜意识中闪现的令他不安的念头也不会让他跌倒的:一个红色无产阶级区团委的组织部部长脸朝下躺倒在水洼中,用当时时髦的说法来描述,“不是件好事情”。第二天清早,巴士马科夫使劲睁开了还没睡醒的双眼,胃里一阵恶心,他两手接住了吐出的秽物,没让它落进事先已经放好在沙发床边的脸盆里。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裤子,那条已经肮脏不堪的裤子,仿佛昨晚他在效仿最早的那批共青团员用两条腿踩实稀湿的水泥,随后看到的是卡嘉泪水涟涟而又怒气冲冲的双眼。
“滚出去,浑蛋!”她命令道,“卷起你的东西,滚蛋!”沉默了片刻后,她又气急败坏地重复了一句,“浑蛋!”
“浑蛋”,她还真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他,这个词像把刀似的戳着他因喝醉了酒而毫无防备的心。他冲着墙转过身去,不吭声了。
“你马上给我滚,我不开玩笑!”妻子严厉地重复道,但为防不测,她还是把“浑蛋”这个词咽了下去,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巴士马科夫躺着,脸冲着墙,无法诉说的委屈所引发的苦涩泪水顺着两颊唰唰地流了下来。这些年家庭生活的一幕幕情景在他眼前闪过——它们是令人痛心的接连不断的争吵、羞辱和伪装。半小时后,妻子回来了。按照家中业已形成的惯例,奥列格这时应该起来承认错误,然后再请求宽恕。但这一回,卡嘉站在丈夫随着呼吸起伏的委屈的身子旁,却什么话也没听到。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在沙发床的扶手上坐下了。
“奥列格,这样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你成了一个酒鬼。我们还是回普列谢茨克去的好……”
可巴士马科夫这会儿想起岳母曾如何常常莫名其妙地挑他父母送给他们的北方牌电冰箱的毛病,想起岳父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曾如何一有机会就用那些听上去似乎无伤大雅的话指责女婿:“咳,孩子们,你们的住房还真不赖啊,好好地过,开开心心地过吧!”他还想起卡嘉如何因生怕家中太冷清而教会了当时还很小的达士卡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对父亲说这样的话:“爸爸,别喝了,要不,你会变成一个讨厌的小傻瓜的!”他想起这一切,用手按着胸口,牙齿咬得咯吱吱直响。
“奥列格,冰箱里有啤酒。我昨天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的!”卡嘉说,心里有点害怕了。
巴士马科夫站起身,往妻子身后望了一眼,便往厨房那边走去。他的身子摇摇晃晃的,肿得老高的眼睛周围有一圈难看的黑影。他这时的样子活像个躺在海滩上晒了很久太阳的人猛地站起身,向海水中走去。奥列格踉踉跄跄地走进厨房,端起水壶,对着壶口喝起放了很久的凉开水,艰难地喘着气,随后拨通了斯拉宾逊家的电话。
“是我呀!”他对仍然半睡半醒的鲍尔卡说,“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我现在也没反悔啊。什么时候来?”
“就今天。”
“那就说好了!我跟爷爷说,让他准备好三个人的午饭。”
卡嘉注视着这一切,心中的不安、疑惑越来越强烈。这时巴士马科夫从西服上衣口袋中抖搂出一张记着维廖夫金电话号码的纸,随即也给他挂了个电话。
“我是连队值日兵,上等兵捷尼索夫。请说话!”话筒里传来了接电话人的声音。
“我是区团委的。小战士,麻烦你叫一下中尉维廖夫金!”
几分钟后,话筒中传来了低沉的嘈杂声和远处皮靴踩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后来才听见一个瓮声瓮气的说话声。
“我是中尉维廖夫金!”
“你还活着?”
“说不准……也许,人在堵枪眼的时候就是这种状况。”
“你还记得昨天怎么答应我的吗?”巴士马科夫问道,心里有些不放心。
“哦,你是不是完全把我记……噢,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想好了吗?”
“是的。快过来吧!”
“什么时候?”
“就现在。”
“是。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巴士马科夫放下话筒后,把一个电视机的包装箱从阳台上拖进屋来。那台电视机还是岳父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在他们结婚三周年的时候送给他们的。随后他便开始装东西,先把书放进去。卡嘉心中忐忑不安,脸上却露着讥讽,望着他所做的一切,不时地说着类似这样的一些话:“这本书可是我买的!”要不就是:“这本预先订购的书,我想你会记得,是爸爸送给我们的!”
奥列格默默地把有争议的书放在一边,甚至都懒得反驳,尽管有些书是两个人一起去买的。巴士马科夫找到了那本曾对他们两人的命运起过重要作用的书,早已翻破了的《夫妻生活新知》,一声不吭地扔给了妻子。
“这还不错,”卡嘉心中酸酸地说,“这本书我还真用得着!”
奥列格收拾完书,开始整理文件,它们基本都是些区团委无关紧要的公文:证明信啦,工作总结啦,工作指南啦……随后他又从餐具橱里拿出了一个放奶油饼干的大纸盒,里面放的都是些证件,他在那里找到了军人证、出生证、中学毕业证书、大学毕业证书……
卡嘉一直看着丈夫收拾东西,心中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后来突然跑开了。几分钟后奥列格听到从厨房传来电冰箱门的咔嚓声,接着——电话机响了一声:妻子正在拨那台串接的电话机。正当巴士马科夫往一个塑料袋里装文件的时候,卡嘉回来了。
“奥列格,你原谅我吧,我求你了……”她开始说,那声音仿佛不是她自己的,有点像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的,但还没等说完,那声音又变成她自己的了:“不过,你也不对!为什么不说话?我告诉你,你妈让我转告你,让你别装傻!”
巴士马科夫听到自己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后,脸上微微地露出了笑意。
“你冷笑什么?你说话呀!”
但奥列格还是没开口。他在一个夹楼上找到了一只复员时用过的涂满各种颜色的手提箱,像履行某种仪式似的,开始一件一件地把衣服收拾好、叠起来。这时,巴士马科夫不由得想起,在他与卡嘉结婚的时候,他除了婚礼时穿的西装三件套,中学时的校服、波兰牛仔裤,以及一件质地粗糙的化纤风衣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而现在,这只复员时用过的手提箱居然已经装不下他的衣物了。
“看来,你这是真要走喽?”卡嘉含着眼泪说,“可你说过不抛弃我的!”
巴士马科夫自己也几乎要哭出声来,但只是点了点头没说话,随后爬到沙发床里面找小旅行包去了。他在沙发床满是灰尘的边屉里翻着,心想,还真能以此为故事写一篇情节奇特的幻想小说了:在一张普普通通的沙发床的床垫下,有一个秘密的通道,从这儿可以去往另一个世界,一个人爬到里面去找一条旧裤子,结果来到了一个人们以独特的方式繁衍后代的国度。男女交媾后,不仅女的能生孩子,男的也能生。只是男的生男孩,女的生女孩。这样一来,离婚后就没有付赡养费的问题了。这么说吧,巴士马科夫喝醉的时候,脑子里总会出现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故事情节。
“这个包是我的!”卡嘉又开腔了,那声音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突然,她完全用另外一种口气说:“算了,图涅雅特奇!我们俩都做了傻事,别这样了……”
他们对彼此使用的称呼似乎已经约定好了:如果卡嘉心情好,那么她一准会叫他塔波奇金。若她叫他图涅雅特奇,那即便是出现了无关紧要的误会,她肯定也不满意了。到现在都还一直是这样。(要是她突然回家又撞上两人在幽会,那她会怎么叫他呢,这倒挺有意思。当然,不会像十七年前那样。先前的那个卡嘉已经不在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
“别怄气啦,塔波奇金,咱们和好吧!”她想去搂他的脖子,但巴士马科夫一句话也没说,坚决地把她的两只手推开了。
剩下的东西他简简单单地用一根皮带捆上了。于是卡嘉又跑去打电话了——这次是给她自己的母亲。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对女儿的告状毫不理会,她始终站在巴士马科夫一边,与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不同,她认为,对丈夫宁可宠爱迁就过度,也不能爱抚温柔不够。如果真是女婿干出了丑事,那她也只会叹气,说:“磨只要推着,面粉总会有的。”所以卡嘉通常只向父亲告状。父亲可是方方面面都护着女儿,他制止恶行丑事的妙方是引用莫鲁阿的一句名言,可眼下他到茨哈尔图博
看病去了。
奥列格又身心疲惫地在几间屋子里转了转,从墙上摘下了达士卡那张正在哈哈大笑的照片,还找到了丢在沙发床后面的拉力器,随后又往浴室看了看,从塑料桶里拿了两件脏衬衣和几双显然是穿过的脏袜子。这时卡嘉又来找他了。她想把脏衣服从他手中夺过来,显然是不愿意将自己为丈夫洗脏衣服的神圣权利交给任何人。
“奥列格……我求你了……原谅我吧!”她反复地说着这些话,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现在她说话的声音活像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我再也不了!再也不这样了……好了嘛,塔——阿——波奇金!”
她终于从丈夫手中夺回了一件衬衣。卡嘉把脸埋在衬衣中,号啕大哭起来。但奥列格依然一声不吭地走进厨房,发现他们放钱、彩票和各种值钱东西的盛面包的小木箱敞开着。他蔫蔫地思考了片刻,打开冰箱把手伸了进去,在盛着给达士卡吃的汤的铝锅下面找到了被卡嘉藏起来的党证。这是她试图和解的最后一招(没了党证,丈夫还怎么出门!)。这会儿她明白,现在无论如何都已经无法挽留他了,于是急忙朝房门跑去。
“我就是不——让——你——走!”她疯狂地喊着,张开两只胳膊站在门口,好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样。
这时门铃响了。卡嘉的脸上露出一个绝望的战士终于等到救援而期待胜利的神情。她高兴地擦着眼泪,使劲拧着锁想把门打开,期待着出现在门口的是她的母亲。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不可能这么快就穿过半个莫斯科城来救她。
出现在门口的是正在冒火的维廖夫金中尉,站在他身后的是四个穿着呢子短军衣的战士和一个身着瘦小的军大衣、戴着一顶很大的大檐帽的准尉。
“您好!”维廖夫金把手举到帽檐边行了个礼说,“巴士马科夫,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是在这儿住吗?”
“这儿没有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卡嘉支支吾吾地说。
“我就是!”奥列格答应说。这是整个早晨他说的第一句话。
“明白。你说,要搬什么!你,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维廖夫金对准尉说,“你看着点,别让战士们把东西给碰了!”
“是!跟我来!”准尉敬了个礼,侧过身子,绕过木呆呆的卡嘉,往里屋走去。
他们先搬的是沙发床,但一下子就在房门里卡住了。
“停!”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命令说,“这么着,马雷什金,赶紧到车上把工具拿来。动作快点!”
也许,正是搬运沙发床受阻才使得巴士马科夫的家在十七年前没有解体。老实说,奥列格当时也没有打算让这个家庭解体。就是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也没认为这个家就如此彻底地分崩离析了,他甚至人没走就开始舍不得卡嘉和达士卡了。但同时,他确也在做着甜甜的梦,憧憬着一种自由的、充满了男人美好遐想的新生活。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一个前去垂钓的人还没钓上鱼就会想象鱼儿咬钩时浮漂的晃动,紧绷着的钓线和一条在手中又跳又蹦的肥大、滑溜的鲫鱼。的确,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以前常常带奥列格去钓鱼,他还是个小孩子,自然很少能有收获。但为了不让小伙子过分难堪,当父亲的有时会把他自己钓的鱼穿在儿子的鱼绳上。
但谁知道,他和斯拉宾逊日后会不会有新的艳遇?兴许又有一个长着一对任性放肆而又闪闪发亮的眼睛的“未来的爱情女大师”会将他勾引……而自尊自爱的卡嘉尽管对业已承受的屈辱铭记不忘,仍然会再一次饶恕他的所为。岳父还会恰到好处地引用那句名言:“愿遭到诅咒!无论是呻吟,还是目光,我再也不会碰触那罪恶的心灵……”于是一切都将结束!直到永远!奥列格就只能做一个常来探视的曾经的爸爸,或许有时会在客厅碰上卡嘉的新丈夫,那个未来得及躲避巴士马科夫合法造访的人。奥列格兴许会望着自己的故居,痛苦地评判他们之间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但他最终都无法相信,除了他,巴士马科夫,卡嘉还会和别的什么男人发生这一切……
要想弄清楚如此的一个事实是很有趣的:女人躺进一个新的男人怀里时,还会不会想起她先前的爱人?也许,在她幸福得叫出声来时,心中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男人?也许,每个接踵而来的恋人——只不过是某个永恒不变的男人的心换上新的外壳?也许,正好相反,每一次新的恋情——只是一种具象化的情感的变奏,当人们对先前的生活与床笫如同看过的书
一样已经模糊难辨?
我的天哪,一个酒后遐思的男人头脑中什么怪念头不会出现啊!
不,巴士马科夫当然不会在斯拉宾逊那里久住,他会搬到他户口所在的地方——他双亲那里,到刚刚分到的两居室的“对开间”去。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排队候房已有多年,第三模范印刷厂的新房正好即将竣工。然而,工会挂出来的分房名单里却没有他的名字。这个打击很可怕,因为公共住房里的所有住户都知道巴士马科夫一家就要搬到阔绰的单元房去了。于是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这个从来都不向头头开口的女人,这回斗胆自作主张地把名字写在了为私人问题要求与领导谈话者的名单中——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头头骂了一通娘后(他是个红脸膛的火暴性子,骂出来的粗话吓人),在一个专门的小本子上找到了印刷厂“上层”的电话号码,给奥列格父亲的领导挂了个电话,在相互说了几句寒暄性的骂娘话后,问起了上次打野猪的情况。那次他本人因为生病——血压有点高——没去,电话里谈到最后,似乎顺便说起希望能把“排版工人巴士马科夫的住房问题解决一下”。一个月后,父母亲终于搬进了新居,但屋里散发着浓重的油漆味,而且没有一扇门能像样地关上。
奥列格当时刚来区团委上班,他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一件关系到人命运的大事怎么能随随便便靠打个电话解决。后来这种事他也司空见惯了。从那时起,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就喜欢发表高论,说印刷厂的工人有点像意识形态战线的战士,理由是他们的住房问题是被摆在首位来解决的。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对此只是笑笑而已,她对谁都没透露过这一家庭秘密。她的头头因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在1990年去世,那一年,他领导的总局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没能完成计划规定的任务。
……在战士马雷什金跑去取工具的当儿,卡嘉突然醒悟过来了,她走到丈夫跟前,抱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女儿的卧室中,还关上了门。后来她跪在地上说:
“原谅我吧!我自己是浑蛋!我再也不……永远也不了!”
她重复了两遍的“浑蛋”这个词成了一把钥匙,用如今时髦的话来说,可以用它来解码,准确地说——为巴士马科夫解咒。他似乎也清醒了,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浑身癞疥的臭妖婆,而是一个温顺柔媚、哭成个泪人儿的小公主。他感到羞愧了。
“我是不是酒气很重?”他问。
“不,一点也没有!”卡嘉立刻反驳他说。
接着他便把妻子搀起来,拥在了怀中,还吻了吻她的嘴唇,要不是战士们在过道里很闹,他们俩肯定会将亲吻化作热烈的、相互谅解的倾诉,而且就站在扔得满地都是的达士卡的玩具中间。奥列格松开卡嘉来到过道上,不好意思地走到中尉跟前,中尉正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和战士们紧张地拆卸那张沙发床。
“把它装上还费事吗?”巴士马科夫不好意思地问。
“拆当然总是要容易些!”准尉不无哲理意味地说。
“怎么啦?”维廖夫金问。他尽管还不知道个中的缘由,但好像已经有点生气了。
“你听我说,她已经请求我原谅了……”
“怎么,反悔了吗?”
“你知道吗,她都哭了,还发了誓!”
“你瞧瞧,”维廖夫金耸了耸肩,“你只要给她施加点压力,她们都会这样,可事后……”
“可别这么说,中尉!我认为,虽然的确有这种没记性的坏女人,可她却完全是个非常能宽容人的女人!”准尉反驳说。
“随你的便吧,”维廖夫金蹙起了双眉,“还原,还是怎么着?”
“还原!”巴士马科夫轻松地吐了口气。
“你有孩子吗?”善解人意的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问了一句,随手把螺丝刀放在了一边。
“有一个女儿!”
“那你还装什么傻啊!”准尉摇了摇脑袋,对战士们命令道,“别拆了!还原!让一个家庭恢复它完整的原貌,像这样的事情当然非得庆贺一下不可!”
“我有啤酒!”卡嘉含着眼泪笑着说。她不声不响地从女儿的卧室中走出来,原来,她已经听到了他们所有的谈话。
“亲爱的,啤酒可打发不了啦,”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笑了起来,他朝箱子点了点头说,“你自己把东西再整理一下——手提箱又回来啦!不过,亲爱的,闲下来的时候,也该动动脑筋想想……”
一个小时后,岳母用她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房门,领着达士卡走进屋子,看见了一个令她目瞪口呆的场面:桌子安排得像过节似的喜庆,各种酒瓶比过节时还多,坐在桌子一头的是像新郎、新娘一样的奥列格和卡嘉。他们左手边坐着的是四个十分清醒的战士,坐在右手边的是中尉维廖夫金,显得非常精神的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和烂醉如泥的斯拉宾逊。鲍尔卡打电话来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见巴士马科夫的影子,于是就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节日。巴士马科夫夫妇正在热烈地接吻,嘴对嘴紧紧地贴在一起,大伙齐声数数:“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卡嘉挣脱了奥列格的拥抱想喘口气,客人们在拍着手掌。
“妈妈,你们又在举行婚礼吗?”达士卡惊奇地问。
“咳,小孩子的话总能一语中的!”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兴奋地说。
他彬彬有礼地让岳母坐在他身旁,整个晚上开着各种玩笑与她逗乐,对一个非常直爽、又是来自兵营的人来说,玩笑开得非常精彩,令人出其不意。最后,准尉终于在喝酒的同时给了她一个热吻,把岳母弄了个大红脸,他的祝酒词令奥列格终生难忘:
“为从此不再犯糊涂的爱情干杯!”
大约一年后,早就提出要到德国去以便能在退休前再挣点钱的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终于了了出国的心愿,他被派去了阿富汗——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出国吧。而维廖夫金始终未能原谅巴士马科夫的“还原”行为,有一次他拿着团费报表到区团委来,说准尉从阿富汗寄来过两封信,后来他自己也被装在锌皮棺材里运了回来。他们的车队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坳里,他们开火还击,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一息。但等前来增援的直升机飞来时,为时已晚,伊凡·葛利高里耶维奇已经死了,而且与所有其他人一样,被弄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