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艾斯凯帕尔第一次准备逃离卡嘉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要是有人突然说，要不了十年，基辅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而波罗的海三国将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一个鼻孔出气，在整个俄罗斯土地上到处都会听到放置在银行家高级轿车座位下隆隆的炸弹爆炸声，而报纸上会充斥着为财大气粗的先生提供各种性服务的性感女郎的招揽广告，那么这个出言不逊的人一小时后一准会坐在精神病医生的诊室里，他肯定是在被人们奚落够了之后由克格勃送到那里的。

艾斯凯帕尔叹了口气，脱下结婚礼帽，在沙发上坐下后打开了一个放奶油饼干的盒子。盒子里的上层放着几张黑白照片。一丝不苟的卡嘉早就把所有标准的家庭照片分门别类地放在了各自的相册里了，甚至还加上了专门的标题：“达莎”“婚礼”“旅游”“休闲”“生日”“学校”，等等。相册都放在书架上，而无法归类的那些便保存在了这个饼干盒里。这盒饼干是一个得二分的学生家长送给卡嘉以示感谢的。

第一张照片上是全体毕业班的同学。照片上方写着1980年，字的两边饰有彩带和桂树叶。照片最下面，躺在地上的是巴士马科夫和斯拉宾逊。按照战前时兴的做法，他们叉开着两条腿，伸得长长的。自然，这个带点艺术性的姿势是鲍尔卡想出来的。大学毕业后他在当将军的爷爷的帮助下进了研究生班。听说巴士马科夫的岳丈将他安排进了区团委，斯拉宾逊鄙夷地笑着说：

“成了个卖身的了！”

应该说，奥列格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区团委工作。他想去普列谢茨克做机要工作，但远见卓识的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听到浪漫的女婿的意见后，引用了切斯特顿的一句名言，严厉地说：

“如果你不会管理自己，那么你就学会管理别人吧！”

巴士马科夫至少已经被部分说服了，但直至半夜还在被窝里与卡嘉争论，到了清晨才算最后同意了。区团委第一书记舒米林装修住宅的时候欠了他岳父很大的人情，在经过一番磨磨叽叽的长谈后才要了奥列格。奥列格正好目睹了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偷拿区团委流动红旗的事件。事后，舒米林很快被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于是刚刚上班的这个区团委新干部不得不接受由新的第一书记——佐托夫的领导。他是由费多尔·费多洛维奇·切勃塔廖夫突发奇想推上这个位置的。

第二张照片上的是时任区团委组织部部长的巴士马科夫。他穿着一件机关干部标准式样的西服，系着一条始终如一的格子领带，神色庄严地皱着眉头，正在颁授流动红旗。接受红旗的人没在照片上。当时奥列格对他不久会被逐出区团委的事情还意想不到。照片好像是在他第一次逃离卡嘉的企图流产不久后照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奥列格有事没事总要在区团委坐到很晚才下班，回到家时已经有些醉意，而且饿得心里发慌。吃饭的时候，他总喜欢开上两听鱼或肉罐头，切上一大块黑面包，撒上点盐，再剥上一个洋葱。可以理解，有了这种小吃，不再喝上个一百五十毫升酒简直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罪过。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当一个散发着葱香和酒香、有着合理生理欲求的“动物”半夜三更钻进一位年轻苗条的女文学教师的被窝里，而且强行求欢时，这位女子的感觉会怎样。除非是个性欲倒错者，否则任何人都不会从中获得些许快慰的。

卡嘉这位年轻的妻子十分自尊、自重，早晨起床后，以一种鄙弃的神情默不作声地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学校上班。她无法控制自己，久久地生着丈夫的气。可是，星期天晚上在家的时间很有限，当委屈的心情已经消退，脸色苍白的巴士马科夫却如同一个被贬落尘世的天使，因为清醒的不适而痛苦难当，这时要想让他尽夫妻鱼水之欢的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卡嘉还年轻漂亮，从不主动提出要求，却尽可能表现得妩媚动人。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为了能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晋升为组织部部长，奥列格喝酒已经有了节制。但有一天清晨，终于忍无可忍的卡嘉对刚刚睁开眼睛的丈夫宣布说：

“这样吧，你收拾东西走人吧！”

“这是什么意思？”奥列格一下子傻了眼。

“就是这个意思，抬腿走人！”

“我不走！”

“不走也得走！这儿可没你的户口！”

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还需要再回忆一下，他们俩住的合作社的房子是岳父买的。巴士马科夫，用通俗的老百姓的语言来表述，是一个入赘的女婿。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入赘女婿，是个没有户口的入赘女婿。在办理合作社房子的购买手续时，两位家长边排队等候房子边对奥列格说，要他暂时不要把户口从原来的公共住房迁出来。话说回来，正是耍了这么个小小的花招，他们后来才为小两口弄到了一套两居室的，而不是一居室的住宅。

“那达士卡怎么办？”即将被驱逐的丈夫可怜兮兮地说。

“等达士卡长大了，她会理解我作为一个女人所做的这一切的。”

这一来，奥列格害怕了。这种恐惧是双重的。一重来自干部的任命体制：在当时，离婚对区团委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来说意味着即使不是仕途的结束，那也是为继续升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此外，还有第二重更为深层的原因：巴士马科夫绝对没有想过，一旦离开了妻子和女儿他将怎样生活，如何重新搬回到父母亲那儿住。丈夫的恐惧让卡嘉很开心。她开始经常使用这种家庭内部的恫吓手段：那是年轻以及经验缺乏的表现。的确，每次巴士马科夫都要随口讲上一番请求宽恕的话，事后两人还会一起躺在被窝里，卡嘉则幸福地眯起双眼，一次次地迁就奥列格直到筋疲力尽。

“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说要把我赶走？”多年后，聪明老练起来并成了经验丰富的艾斯凯帕尔的巴士马科夫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但在当时，每一次新的争吵，每一次让他卷起铺盖走人的不容抗辩的御旨，每一次想得到宽恕的请求——都一一积淀在了巴士马科夫这个入赘夫婿的心中，犹如一枚铅一般沉重的硬币被塞进了猪形储蓄罐中。于是，丢进的最后一枚硬币会被死死地卡在进口缝隙中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除了抡起储蓄罐往地板上摔去，再也不会有别的出路了——这样也就一劳永逸了！

大学毕业后，奥列格还继续与斯拉宾逊来往。鲍尔卡进了研究生班，不声不响地与他的一个远亲，名叫伊奈莎的女提琴手结了婚。这是个长着一头浓密的秀发、娇小玲珑、眼睛大大的姑娘，犹如古埃及肖像画中的淑女。奥列格是应邀参加他婚礼的唯一的大学朋友。婚礼在鲍尔卡爷爷的斯大林时期建造的宽大的住宅里举行，办得十分隆重。他的爷爷叫鲍里斯·伊萨科维奇，是一个鳏居的退伍少将，在某个军事学院讲专题课。

巴士马科夫与卡嘉依然时有争吵，所以是独自一人来参加婚礼的。他匆匆忙忙从地铁边一个格鲁吉亚人那里买了一束郁金香，花已经不鲜灵了，所以心里很不踏实。通常买花是卡嘉的事，她会在市场上转悠很久，仔细地看看、闻闻，甚至还会用手在花蕾上捏捏，冷冷地将那些站在柜台边趾高气扬而又纠缠不休的高加索人驱赶开。她买花似乎不是为了送人，而是自己用，而且还打算插上一辈子，仿佛要把这些鲜灵的、丝毫没有凋萎的花朵插在她卡嘉自己的坟头。所以做客时他们常常会迟到。

不过这次巴士马科夫也迟到了，准确地说，是在区团委耽误了。在宽敞的将军客厅里，在一张椭圆形的桌子旁坐着二十来个人，奥列格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在一个地方会汇聚着这么多双目光忧郁的眼睛的情况。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充满睿智而又艰涩难懂的谈话。斯拉宾逊向亲戚介绍巴士马科夫的时候说了他的工作单位，于是那些充满忧郁的目光中流露出了对所称单位的明显的敬重和对在这一单位高就的人的难以察觉的鄙视。

从谈话的只言片语和祝酒词的内容中，巴士马科夫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第一，鲍尔卡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泌尿科医生，对很有审美情趣的新郎新娘未能让他尽情施展自己的能力，将婚礼安排在郊外的一个很有品位的餐厅里而深感遗憾。第二，几乎有一半的来宾早就递上了出国申请，但至今仍在等待出国的许可。的确，新娘的双亲至今还在犹豫，还没有下决心如何处理家庭的文物和一件最重要的家族遗产——一把在西方价值连城的古老小提琴。第三，鲍里斯·伊萨科维奇，这个杰出的战时第一线军官因为太强的“原则性”最终只能驻足在少将军衔的位置而委屈万分，而他的军事学院的同窗们却几乎都被擢升到了元帅的高位，但他并不想就此罢休。在人们的谈话中，他还捕捉到了一些临终前思考的细节，但如同一个外行无法理解专业精深的行家之间的专业争论一样，对这些谈话的内容，他实在无法理解。

无疑，所有人中只有斯拉宾逊一个人喝醉了。亲戚们以同情的目光望着新娘，在他们充满困惑的窃窃私语中，斯拉宾逊被送到了（当然不无奥列格的帮助）爷爷的书房里，安置在了一张放着圆形靠枕的皮沙发上。伊奈莎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快活的样子，甚至还与公公跳了一曲华尔兹，还与鲍里斯·伊萨科维奇跳了一曲查尔斯顿舞。新婚夫妇准备在鳏居的将军这里安家。鲍尔卡的母亲——年轻时苗条白净，肯定是个靓丽得耀眼的大美人——这会儿俯下身子用信任的口吻对奥列格说，她没想到儿子竟能娶上如此这般的好妻子。鲍尔卡已经故世的奶奶的衰弱不堪的女友摇了摇头说：

“但这个男孩子酒喝得实在太凶了！”

“是啊，伊佐尔达·盖莉霍芙娜，我们也很伤心。您应该理解我们！”鲍尔卡的母亲不知为什么瞥了一眼巴士马科夫，“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伊奈莎身上。她真是个非常理智的姑娘。”

奥列格叹了口气，给自己倒了半杯酒以掩饰窘态。

半年后，斯拉宾逊对婚姻彻底失望了。他说，他还没有每天早晨与同一个女人一起用早餐的心理准备，而家中的小提琴音乐会简直让他想像狼一般嚎叫。幸好伊奈莎的肚子还没有成为孕育迷人的新提琴手的琴盒。他把她送回了娘家，后者也很快嫁给了她的另一个远亲——一个先锋派作曲家。不久后，两人获准出国，鲍尔卡帮助前妻和她的新丈夫收拾东西，还把奥列格也叫来为他们装运行李。那把古老提琴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鲍尔卡的父亲当时正在为克格勃的一位强有力的官员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从他那里弄到了一张证明，证实这把乐器再普通不过且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等这把提琴被运到它早先的故乡后就被卖了，他们用这笔款买了房子、家具和汽车。鲍尔卡的双亲在移居以色列后定居美国前也在这栋房子里住过。

但这也已经是多年后的事了，鲍尔卡在与妻子离异后，在爷爷的住宅里独自居住了一段时间。那套住房实际上由他一个人使用，因为鲍里斯·伊萨科维奇从早到晚就坐在书房里编写关于集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的书，确切地说，他在写关于当时应如何做好战争准备和如何作战以阻止德国兵越过布列斯特的看法。爷爷起得很早，斯拉宾逊当时正过着一种散漫的研究生生活，一睁开眼，厨房里已经摆好了为他准备的早点。要是醒得特别晚，那么还有午饭加上一小瓶泡着橘子皮的伏特加酒。

“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说法，这叫作强迫同化！”鲍尔卡喝完第一杯复苏酒，歇了口气后说。

那时奥列格还经常去斯拉宾逊那儿玩。他们坐在那儿，喝着放了柠檬片的威士忌陈酒。在鲍尔卡父亲住房和别墅的配屋里堆满了别人赠送的各种酒。当父亲的尽管对儿子抛弃伊奈莎气得不得了——为这件事许多亲戚都对他们这一家有了意见——却仍时不时地惯着儿子，让他喝下了明显不该多喝的酒。鲍尔卡的父亲是莫斯科一个优秀的泌尿科医生，正从事新流行的一种性病的治疗——那是一种使所有或多或少有过性生活的人都感到恐惧的疾病。移居美国后，他在布莱顿海滩开了一家咨询中心。前来咨询的人如潮水般涌来，但大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患者。他可以与一个曾是一家美食店的经理、如今中了风的饶舌者一谈起往事来就是几个小时。60年代人们关起门来谈论物理学家以及抒情诗人时都会涉及的淋病问题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人最难能忘怀的记忆。大伙之所以特别看重已经衰老而且医疗技术已落后于世界泌尿学科先进治疗方法的鲍尔卡的父亲，看来就是因为与他在一起还可以回忆回忆当年人们曾有过的无畏精神。

巴士马科夫和斯拉宾逊就这样常常坐在宽敞的厨房里，鲍尔卡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开导他说：

“图涅雅特奇，结婚应该在临床死亡与生物性死亡的间隙中才有必要，而且也仅仅是为了有人能给你送葬！”

有时若有所思的鲍里斯·伊萨科维奇会被红军在准备对法西斯战争中的可怕失误折磨得苦闷不堪，这时，他也会从房间里出来，加入他们的谈话。

他们有时会像以前在大学生时代那样，在黄昏降临时，到高尔基大街散步或坐车到布隆公园去玩，斯拉宾逊便又会开始无耻地纠缠邂逅的姑娘们。但与姑娘们的这些相遇通常不会有任何结果：早先的放肆胡闹以及青年人的一味轻诺寡信已经不复存在了。鲍尔卡令人失望地张扬，巴士马科夫还常常忘记把结婚戒指从手指上摘下，他那副显得心事重重的忧郁表情，会令那些长得漂亮、懂得自尊自爱的莫斯科姑娘这样回答他们的关照。“姑娘，您这是去哪儿啊？”她们会回答说：“和你们一起去找离这儿最近的一位民警！”

“你如何看待出卖肉体的性爱？”斯拉宾逊若有所思地望着渐渐离去的穿裙子的姑娘问道。

“怎么对你说呢……”巴士马科夫闪烁其词。

在那个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无功利的性爱时代，出卖肉体的爱情对奥列格来说还是一种神秘的禁区，犹如任命体制中的一种秘密分配机制，共青团员们自然是绝不允许插足的。

“我也是这么看的。”鲍尔卡表示同意，“用金钱去买女人，如同采摘蒲公英一样毫无意义。这样的女人俯拾皆是……”

俯拾皆是的常常是那种有所图的女人，她们上鲍尔卡的圈套只是抱着一丝侥幸，希冀着能交上好运，从而可以永远告别那让人诅咒的集体宿舍，能在一个莫斯科男人的家中住下。但是，只需要近距离认真观察，就可以发现她们都是些毫无诱人之处的女人，即使是在从部队退役后的第一个星期，巴士马科夫对这样的女子是连看都不愿看上一眼的。

当时十分失望的斯拉宾逊发表意见说：

“你瞧瞧这些脸嘴！（他指的是那些过路的女人）都是些个歪瓜裂枣啊！这是个出产歪瓜裂枣的国家！你明白吗，图涅雅特奇？！”

奥列格仔细地审视着行人疲惫的——当然，毫无贵族气质可言的——有时还会是怪模怪样、畸形的丑脸，随后又把目光转移到了斯拉宾逊身上。他也同样毫无体形和神采可言，叹了口气同意道：

“太可怕了！”

“太太可怕了！一个盛产歪瓜裂枣的国家……不，是超级歪瓜裂枣！我在这里简直要憋死了！”鲍尔卡激动地继续道，“你，想想吧，我们论文答辩后教研室要铺好桌子，就着咸鲱鱼喝伏特加，完了还要唱上几曲！不，你能想象吗？！‘独身的小伙在查斯拉托夫有多少……’通讯院士尼齐坡留克——新闻界均称他为院士！——居然还会唱首小曲儿来歌颂一个土匪首领多罗申科！还算个知识分子呢，去他妈的！你能想象吗？”

奥列格回想起，在家庭聚会时他父亲多喝了几杯后也喜欢唱个歌跳个舞，作曲家塔里库艾洛夫的私人朋友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就像他们自己在区团委时一样，身心放松之后也会大唱共青团之歌，于是回答说：

“我能想象……”

“不，你是区团委的人，你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奥列格这时开始抱怨卡嘉，说她总是低三下四、想方设法地赶他出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才会慢慢明白，向别人抱怨自己的妻子是荒唐的，这就如同抱怨自己的个头或自己的长相。

“于是你就听之任之？！”鲍尔卡气愤地喘了起来，“怕丢官，是不是？你一回家她该给你洗脚才是！你知道吗，图涅雅特奇，你周围有多少性饥渴的女人？你只需要吹上一声口哨！我离婚后起初每天都换个女人睡觉，在父亲那儿看过三次病，后来就懒得去了，去不去反正一个样。有时弄上一个带着她回家，心想：也许这一位会有些新意，带回家，脱了衣服一瞧，没那回事，和所有女人一个样，还是那么个东西……”

极易受别人影响的巴士马科夫听着他的这些讲述，完全忘记了他们在高尔基大街上毫无结果的散步，很是羡慕斯拉宾逊那自由而充满情欲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他自己，说老实话，已经有两次糊里糊涂地背叛过卡嘉。第一次是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战友——区团委总务处财务科的女会计。偷情发生在共青团建团纪念日的联欢晚会上。他们两人偷偷地离开喧哗的大厅，在一堆流动红旗上苟且了事。那堆红旗与其他共青团标识物一起存放在一个专门的储藏室里。然而，爱情却付诸阙如：身体丰满的女战友仅仅是在为自己久坐不动的职业提供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性爱补偿，这种暴风骤雨使得性经验还缺乏的巴士马科夫惊恐不已。但是，这位女会计，还是应该给予她应有的赞誉，后来还常常关照她邂逅的情人，一旦后者耽误了上缴团费的报表。应该说，姑娘还是挺不错的。听说多年后她嫁给了一个在1993年被盗的白宫做过维修活儿的土耳其男子，后来他们去了伊斯坦布尔。

巴士马科夫第二次背叛卡嘉是与一个共青团的女积极分子——木偶剧院的共青团书记。这是一个娇小、瘦弱的女演员，常常在剧中扮演王子和会说话的动物。他们是外出参加共青团学习班时在一个名叫“小白桦”的膳宿公寓里搅和在一起的。傍晚两人去近处的一个小树林散步，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一身露水地回来，一切都是在小树林里发生的……

木偶剧演员似乎动了真情，爱上了巴士马科夫。有一次，她甚至还邀请奥列格和他的女儿一起观摩她老师导演的木偶剧。戏演完后，每个演员都抱着自己的木偶在遮幕的上方出现，一身黑色、毛茸茸的巴吉拉突然向坐在第一排的达士卡挥了挥她的一只爪子。

“你认识她吗？”小姑娘惊奇地问。

“谁？”警惕性很高的爸爸想问清楚。

“巴吉拉呀！”

“有点认识……”

女儿在家里十分激动地叙述了活人扮演的木偶小豹子如何在座无虚席的戏院里把她当作自己人认了出来，卡嘉听完后只是忧伤地叹了口气，怀疑丈夫已经背叛了她。

“你的女儿——真可爱！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一次偶然在一个住宅里幽会时，女演员兴奋地跟巴士马科夫说，“那眼睛可大可大……那头发可密可密……我要送她一个布娃娃！”

“可别，妻子会猜出来的。”

“噢，那是啊……真对不起！”

应该说女演员本人在被窝里的表现就有点像个布娃娃，也许巴士马科夫是个不称职的木偶操纵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无从考证了。说实在的，有时夫妇俩做爱幸福与否仅仅取决于一件小事——从气窗刮进来的带着稠李芳香的微风。不过，这一切可以解释得更为简单：巴士马科夫还爱着妻子。

在几次约会之后，他还是把她甩了。有人转告他说，姑娘对两人的分手很是伤心。有一次演戏，她在说完台词之后甚至将王子搂在怀中哭了起来。但奥列格回家来到卡嘉的身旁时，却心安理得、毫不紧张，心中想的是下一次如何对区团委全体人员做动员工作。他甚至有一种幸福感，认为自己纯洁无瑕，如同一只仅仅是被弄脏了的莫斯科鸽子。

话虽这么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明白，早婚会使男人始终被性爱拖累而难以自拔。尽管自己有过不检点的行为，但巴士马科夫觉着发生在鲍尔卡身上的这一切全然是另一种样子，他做得既从容不迫而又周密雅致，既不承担任何恼人的责任，事后也不受良心的谴责。

不过，他人被窝里的事的确难以揣摩——可谓知人知面不知性。起初，斯拉宾逊就像鲍里斯·伊萨科维奇一样，决定留在苏联不走。但突然他还是提出了申请。原因是爱情受到了挫折。他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个来自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的健壮的乌克兰女子，她没能通过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她确实长得很美：身高一米八，披着长长的深褐色头发，有着浑圆的肩膀、丰满的乳房，此外还有一对大大的浅棕色眼睛，很少有男人的身高够得着这一对眼睛。奥列格第一次见到她时，有好几分钟竟说不出话来。斯拉宾逊爱得如痴如醉，竟然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感。

“图涅雅特奇，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她沙哑的乌克兰音‘r’时，我的心里简直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这件事怕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他觉得自己得到姑娘的机会甚微，决定以智取胜。她当时正在莫斯科寻找住房——鲍尔卡为她找到了一间屋子，而且还不用付房钱。这是他爷爷住宅里的一间房子，被鲍里斯·伊萨科维奇用作纪念已故妻子的纪念室：里面有镶在镜框里的各种照片，出自阿尔特曼手笔的女共青团员阿霞·罗宾逊的大幅肖像；有心爱的图书，其中还有一本是马雅可夫斯基亲自题名的；还有铺着带花边床罩、饰有镀镍圆球的床……鲍里斯·伊萨科维奇时而会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这个纪念室，与自己已故的夫人悄悄地谈谈往事，也许还说说未来。除了他，任何人都无权走进这个屋子。斯拉宾逊是如何说服爷爷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腾出来，并让女房客住进去的——谁也不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知道！

姑娘叫瓦连季娜，鲍尔卡叫她瓦尔基丽娅，但背着她，根据她的身材背地里叫她“一个半女神”。他给还坐在被窝里的她端咖啡，她去澡盆洗澡的时候他会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会建议为她搓背，但没有一次能如愿以偿。用强力征服姑娘他连想都不敢想：有一天傍晚，斯拉宾逊开玩笑似的想与她在床上闹腾一下，瓦尔基丽娅把可怜的恋人给压惨了，弄得他后来整整有一星期的时间连扭脖子都困难。

瓦连季娜被安排在托儿所当了保育员，于是鲍尔卡彻底放弃了副博士学位课程的考试，帮她带孩子们散步。当那些孩子不想两人一行地排好队去吃午饭时，他还会装成个凶恶的大灰狼吓唬他们。姑娘乐得哈哈大笑，还带着鼓励的意思往他腰间戳了一下说：

“你还挺淘气的呢！”

听到她那个没能发出声来的摩擦音“r”，他差点晕了过去。

二老又想给鲍尔卡在原先的家乡物色一个远亲当媳妇，但他没有理睬双亲的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的反对诅咒，最后鼓足了勇气，在得到了鲍里斯·伊萨科维奇的同意后，还是向瓦尔基丽娅求了婚，献上了一颗爱心，以及爷爷攒下的包括一部21型的伏尔加轿车在内的一笔家产，那辆汽车被闲置在房子的地下室温暖的车库里已经很久了。“一个半女神”居高临下地瞧了瞧他，温柔地将鲍尔卡早早谢顶的头上的毛发弄乱，哈哈大笑起来，末了说了这么一句：

“鲍连卡，你怎么，难道想要破坏如此高贵的家族血统吗！”

不久，她还是按照莫斯科的中等租房价格付了这段时间住在这儿的房钱，从这套住宅里搬走，嫁给了一个鳏夫——民警大尉，后者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女儿。大尉的妻子死于一次可怕的阑尾炎手术医疗事故。通常对这种事故的解释是：“剪刀忘在肠子里了……”大尉开始酗酒，再说他的工作也不是很正常的那种——他只管伏击和拘捕。有好几个晚上，都是瓦连季娜去把他女儿领回家的，因为谁也没有去接她。有一天早晨还是她把女儿送到了幼儿园……

斯拉宾逊有好几个月心情狂躁，也不知道都在哪儿瞎逛荡，酒喝得厉害，甚至还尝试过注射毒品。他不愿听母亲在打到莫斯科来的国际长途电话中那让人心烦意乱的唠叨，这些电话肯定是被人仔细监听的。他看也不看就撕掉了父亲写来的有多页信纸的信，那些信都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渠道（在著名的被驱逐者中也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带到莫斯科的——而当时普通的信函却需要走几个月的时间。酒不离口的鲍尔卡甚至还会粗暴地打断爷爷说话，让爷爷无法向他讲完关于学员科马良的故事。这个学员由于对一位上校教师的女儿爱情的不幸而企图自杀，这位名叫契列帕霍夫的教师是讲授当代战争策略课的。经常前来安慰朋友的巴士马科夫已经翻来覆去地听过好几遍了。

契列帕霍夫上校的女儿长得非常像一个名叫拉特宁娜的年轻女演员。有一天，这位纯洁美丽的精灵从天上下凡来到军事学院参加新年舞会，整个晚上她都只跟科马良一个人跳舞，在桶栽的棕榈树丛中不知向他献上了多少个热吻，还留下了她的联系电话。但科马良几天后才搞清楚，原来她已准备嫁给另一个男人——某国防工厂的一位总工程师。如同许多准备上前线的军官一样，科马良也配备了他个人使用的武器。在手术台上抢救他生命的差不多就是伟大的外科医生维施涅夫斯基本人——生命总算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不幸的自戕者自然被开除出了军事学院。后来他又考上了大学，一辈子在中学教历史课。学生们很怕他，把他额头上的一个洞当作在前线负的伤，对这一点他在课堂上并未予以否认，虽然他在战斗中的确也受过伤。科马良有时也回校参加军事学院毕业生的聚会。（他被开除时毕竟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每次他总是忧伤地望着那些昂首望天的同年级同学，望着那些每次相聚人数都在不断增加的明星。他一边望着他们，一边暗自发出叹息：

“要是一切能回过头重来该多好！为一个不忠的女人自杀，与为错挑了一个生西瓜自杀同样愚蠢……其实到市场再跑一趟，另选一个就是了！”

这个故事的确令人伤感。可巴士马科夫也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尽管没有开枪自杀的情节，但听起来也令人不快。每一个男人在这方面都有可讲的故事。但鲍尔卡谁的故事都不想听，独自沉浸在他那哀伤不堪的爱情苦水中。众多正在离去和已经离去的亲戚中间都在传一个可怕的消息，说罗宾逊家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天才的男孩，一个研究生和未来的大学者。母亲跑到了苏联领事馆，要求回国，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但人们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离开了苏联也就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突然，鲍尔卡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恢复了正常的心态，提交了出国的申请。鉴于他是从事国防事业的，工作是一个带有保密性质的专业，申请当然未被批准。不言而喻，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教研室。为了不沦落成一个无所事事的懒汉，他花了不多的钱在一个名叫“红色沟渠”的工厂下属的一个人民剧院当了灯光师，这个工厂的领导早先曾是他父亲的患者。此外，他需要认真考虑的还有收入的问题：以无数零星的被窝里的友谊来取代巨大而纯真的爱情自然是需要花费钞票的。鲍尔卡起先靠倒卖进口乳罩赚点钱，那些货也是由他父亲的患者，一个叫“拉特卡里诺”的大百货公司的经理提供的。经理被抓后，他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于是鲍尔卡试图卖掉出自阿尔特曼之手的奶奶的肖像。当然，鲍里斯·伊萨科维奇是不会允许把他最有纪念意义的油画卖掉的，但对于马雅可夫斯基题名的书，他却没有坚持。从此以后斯拉宾逊又干上了古玩业。

在准备出逃的这些年，奥列格与鲍尔卡见面的机会很少。有时斯拉宾逊会到他这里来坐坐，用他自己的说法叫外出小憩。两个朋友单独在一起胡闹，来到阳台上，从十一楼往下面吐口水，谈女人，要不就是并不当真地相互谩骂。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生争吵……但斯拉宾逊还是认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是阻止他离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恶势力的典型代表。甚至到后来巴士马科夫被可耻地清除出了区团委，他仍然耿耿于怀：

“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共产党人，还有你们那个糟糕透顶的苏维埃政权，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

“说得轻巧！”巴士马科夫生气了，“可不是我奶奶，而是你奶奶在顿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奶奶当时在叶戈尔耶夫斯克郊区放鹅……”

关于爷爷在叶戈尔耶夫斯克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事，他十分明智地隐瞒了没说。

“要不是我奶奶阿霞，你奶奶恐怕还在放鹅吧！本该感谢我的你们，如今却硬把我卡在这个让人讨厌的国家里……”

“这种话是不该由你来说的！”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图涅雅特奇，你如今成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是开始大屠杀，你是不可能把我藏起来的！”

“我会的。”

“不，你不会的！”

但这些都是后话，而当时斯拉宾逊还未曾遭遇巨大爱情的失败，以及被拒绝出国后的艰难日子的伤害。对朋友在区团委的工作，他只是带着一种宽容的嘲笑而已。不过，在听完巴士马科夫关于他在家中受到压制的叙述后，斯拉宾逊突然为他的这种忍气吞声大为光火，坚决地建议道：

“你干脆拔腿走人！”

“到哪儿去？”

“哪怕到我这儿来也好啊。但你得把床随身带过来。我这儿可只有一张床。咱俩一块过就是了！”

“那鲍里斯·伊萨科维奇怎么办？”

“爷爷现在倒无所谓，他现在反正正在为集团军司令巴甫洛夫翻案，他恨透了那个梅赫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