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条母鲇鱼惊慌失措地在它们新居里窜来窜去（那条公的还是溜掉了，像逃进洞穴似的躲进了贝壳里），无望地寻找着可以躲避那些突然来临、令它们惊恐不安的灾难的地方。艾斯凯帕尔动了恻隐之心，将一束水草放进了玻璃瓶里。鱼儿躲进草中后便安静了。

巴士马科夫忽然觉得，如同为长有胡须的鱼儿准备的一束水草一样，他为新生活准备随身带上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必要的。那些鱼儿一下子从熟悉而宽敞的金鱼缸来到了窄小的、被随处搬动的玻璃监狱中，这一突然的大迁徙使它们变得神志不清了。

艾斯凯帕尔看了看手表：九点二十五分。只有维塔一个人知道他现在在家，十二点整，在看完医生后，她会给他打电话以便“确定行动方案”。维塔一开始打算亲自开车来接巴士马科夫，把他连东西一起捎上。她坚持要这么做，还委屈得不行，但他解释说现在事情很微妙，还是做得隐蔽些为好，她最终还是被说服了。说实在的，在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看来，坐上一部由二十二岁姑娘驾驶的簇新的粉红色女式吉普车左道旁门地开始新的生活着实是件很丢脸的事……

巴士马科夫走进大房间，打开大衣柜的一扇吱嘎作响的门，找到一个为保险起见藏在卡嘉褪了色的结婚礼帽下面的装奶油饼干的盒子。妻子很早以前把一条带凸花花边的白色长裙借给了她的一个名叫伊尔卡·福纳列娃的女友结婚时穿。那位可好，居然穿着它一屁股坐在了一块很大的婚礼蛋糕上——那条长裙也就彻底完蛋了。不过帽子还是保存了下来。其实这顶帽子她戴着并不很合适，但当时原则性很强的新娘子就是不肯戴婚纱去结婚登记处，她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她已经没有权利拥有这一童贞的象征。老实说，奥列格本人对此倒无所谓，但对岳丈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来说，比起女儿已经有三个月身孕的事实来，拒绝众人都采用的结婚穿戴似乎更使他感到不安，尽管亲戚和熟人即使不知道，也都已猜得八九不离十。最后大家终于同意她既戴上礼帽又蒙上面纱。

巴士马科夫在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前试了试礼帽，毫无根据地猜测：也许三个火枪手就是戴着插有羽毛的礼帽、蒙上面纱走向决斗场的，而与女郎幽会时戴的却正是这种镶有花边的白色大礼帽。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突然回忆起，在新婚的第一夜，为了不惊动岳父岳母，他与卡嘉曾一起悄悄地傻闹了一阵子，为了逗她笑，他还戴上了这顶结婚礼帽……当年他们是多么年轻和天真啊！

卡嘉在读大学四年级，奥列格也在四年级，不过他已经服完兵役了。两人上学的地方紧挨着：她就读的学校叫莫斯科州立师范学院，简称莫皮（他甚至将这个缩写词读作“莫斯科工程师女友协会”）——位于无线电街。他所在的学校叫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简称爱姆未图（这个缩写词也被他读作“喝得少，学不了”）——与前者只有两个有轨电车站之隔，位于亚乌扎河岸上。

他们两人的相识，像通常两个恋人的相识一样，纯属偶然。有一天，时值秋天，鲍尔卡·斯拉宾逊没等奥列格把最后两堂课上完，硬是将他拖到了布隆公园——大学生们都这样叫那个位于亚乌扎河对岸的列福尔特公园，公园中间有一个周围长满青草的池塘。在菩提树与白杨树之间有一根白色的圆柱，柱上有一尊彼得一世的半身雕像。据传，彼得一世有一次在从彼得堡赴莫斯科的途中（或是相反）在这里休息过。与圆柱并排矗立着一个高大的玻璃亭子，里面出售价格二十几戈比一份的啤酒和炸香肠快餐。如今这个亭子已经没有了……

两个朋友刚刚收完土豆回来，他们在那儿喝了不少从农村供销社买的用浆果酿制的烈性酒，那是那儿唯一的含酒精饮料，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每晚入睡前，在专门给大学生做宿舍用的木板房里，他们俩都渴望能喝上啤酒，哪怕是廉价的，酸酸的，没有泡沫的。

“利蒙尼亚理想国啊，你到底在哪儿？”斯拉宾逊叹道，“生长着里海鲤鱼和美味熟虾的啤酒河啊，你究竟在何方？”

鲍尔卡真实的姓叫罗宾逊，斯拉宾逊是巴士马科夫在哈卡斯建筑队劳动时给他起的绰号。当时鲍尔卡借口患有家族遗传性的疝气而拒绝搬运水泥袋。这位机智的朋友一下子给奥列格起了两个绰号以示报复，一个叫“图涅雅特奇” ，另一个叫“塔波奇金” 。从此，这两个绰号便与他形影相随了。

两个朋友在亭子里喝足了啤酒（穿肠而过的啤酒对当时年轻的肌体来说是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的），吃完了炸香肠，便去公园散步，在那儿可以把让人生厌的苏维埃现实骂个痛快，而且做到无人见证。说起来也许让人见笑，其实还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坚定拥护者。有一次，两个朋友把啤酒与“阿格达姆”葡萄酒兑在一起喝了下去，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斜坡上，像赫尔岑与奥加列夫 一样庄严宣誓，或者说得准确些，你一言我一句地大声叫喊，决心把一生献给将祖国从专制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事业。他们站在一棵根须盘根错节地突出在地面的古老白杨树旁。坡地下面，透过黑色的椴树干依稀可见一个池塘，远处，在亚乌扎河的对岸，绵延伸展的是他们母校的用石头建造的侧楼，从远处看过去，活像一只展翅的巨大雄鹰……这一段经历是永生难忘的！

第二天清晨，两个朋友在课堂上见面了，他们不好意思地相互望了一眼，默默地商定，说好两人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任何轻率的誓言，但今后酒还是应该少喝些为好。当时学院里正一传十十传百地讲有关二年级学生斯塔拉弗洛斯基犯了严重错误的消息，说他在公开场合讲了些与官方宣传不一致的有关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话。后来，他又因与外国人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罪名被突然逮捕，从此便英雄般地来到了一个叫科米森林的地方，那些更为理智的大学生使用的名叫“建筑师”牌铅笔恰恰是用那片森林出产的木材制作的。

两个朋友变得更加谨慎小心。每每遇到苏维埃现实中令人气愤的事，比如商店里的排长队、公交车里的粗野行为，或者共青团会议上令人啼笑皆非的蒙昧主义，他们俩在众人面前也就仅仅是交换一下睿智的讽刺目光而已，权作卢梭主义哲学家踩上了一脚牛屎。只是有时，当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他们才能说说心里话以释解心中的苦闷。

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他们在列福尔特公园散步，欣赏秋日里染上了一层金黄的阔叶林。当时他们愤愤地指责苏联啤酒质量的低劣。与西方的同类产品相比，只有一个品质是相近的——那就是它们的利尿功能。忽然，他们遇见了两个女孩，她们也是逃了最后两节课出来玩的，也是出来谈心的，当然不是讨论政治问题，而是交流心灵感情方面的问题。

巴士马科夫年轻时就不善于与姑娘打交道。他认为，任何一个，即使是无懈可击的结交异性的举动，在女性看来都会是愚蠢至极且卑俗低下的。有一次，他当时只有十三岁，他们班上新来了一个女生，是来插班听三个月课的：她是跟着来进修班学习的母亲从库斯塔纳雅来这里的。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但这只是少女时代才有的那种清新靓丽，这种丽质待她长大后通常都会荡然无存。但奥列格并不了解这些细节，而是失魂落魄地爱上了她，爱得夜里会捂着枕头失声痛哭，爱得竟然罪恶地连家庭作业都不想去完成，这种现象此前从未有过，虽然他算不上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被叫到了学校，校方对他说，孩子到了复杂的年龄转型期，建议对孩子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那天晚上，他给予了这种关注，用的是孩子奶奶杜尼娅的一个丈夫留下的一根士兵的皮带。巴士马科夫重又开始温习功课了，但爱情却因体罚变得更加烈火熊熊了。正如一个声名大噪的诗人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父亲皮带的呼啸

教会我懂得了爱情……

但是，奥列格并未得到爱的回报，特别是在他在一节体育课上在大伙哈哈的嬉笑声中笨拙地从“鞍马”上摔下来之后。当时，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忧伤地望着女孩美丽的发式，那分成两半，编得整整齐齐、紧紧凑凑的，扎上了黑色尼龙蝴蝶结的发辫：新来的女生坐在课桌的第一排，而他坐在倒数第二排。

他的脑海中甚至不敢有与女孩结交的奢望。实际上，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巴士马科夫是班上的一个十分平庸的学生：他既不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娱活动，也不会拳击，更不具备与老师轻松愉快地打交道的才能，而他的发式也不过是花十五戈比剃的一种“半博克斯” 发型。只是有一次，他因解出一道把老师都弄昏了头的奥林匹克数学题而在全校出了名，不过这件事发生得太晚了，那个新来的女生早已消失在她所在的库斯塔纳雅的人海中。

暑假后回校时奥列格已经长大，不但心灵情感的经验丰富了，而且在夏令营学会了那年流行得近乎疯狂的“曼基斯”舞。一句话，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但课桌第一排那个女生已经人去座空了。与她邻座的同班女生（已经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来了）在课间转交给了他一个字条，上面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咳，你呀，巴士马克！”当时那个女生还补充了一句，原来舒洛奇卡（新来的女生就叫舒洛奇卡，一点没错！）一来就喜欢上了奥列格，在整个三个月的学习期间，她一直在等他，等着这个不开窍的他，希望他最终会来找她……

“那她为什么自己不说呢？”巴士马科夫意外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那个同班的女同学哈哈大笑地说（真的，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然而，虽然有了孩提时期经历过的痛苦的教训，以及后来心灵加上肉体的爱的体验，巴士马科夫还是没能学会与姑娘们轻松愉快地打交道的本事，尽管在理论上他已经对这一并不复杂、并不需要多少智慧的营生的基本要领了如指掌。一种命中注定的痴傻迂腐攫住了他，使他无法脱身，他的心态有点像人们童年时期站在黑板前由于内心的一种折磨人的执拗而无法回答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功课时所经历过的那样。若不是斯拉宾逊这个摄影大师和搞笑高手，奥列格那一天是根本不可能结识他未来妻子的。

“你们是哪儿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斯拉宾逊严厉地问道。他从一片灌木丛中跳出来，挡住了正在林荫道上向前走的两个女友的去路。

当时莫斯科正盛传有一个病态狂人经常出没，说他专门凌辱并杀害穿红色衣服的女子。

“那你们是谁？”平常总是快言快语的伊尔卡·福纳列娃怯生生地问道。她似乎有意穿上了一条深红色的裙子。

“我们就是本地人。我们就在这儿住。我叫鲍里斯，这一位是我的朋友奥列格·塔波奇金！”斯拉宾逊说道。

“这个姓好可笑哟！”两个女友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显然她们以为病态狂人是不可能起这种可笑的姓的。

“他的父称比这还可笑呢！”

“叫什么？”

“图涅雅特奇！”

“是吗？”两位姑娘瞅了一眼奥列格，仿佛是在看一个酒精中毒的怪物。

巴士马科夫在被介绍的当儿，脸上勉强堆着遭到羞辱却要佯装出来的笑容，心想，怎么才能把他刻薄的男友取笑一番，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他却未能想出什么招来。小个子、伶牙俐齿的斯拉宾逊这会儿已经死死地缠上了那个健壮、髋部十分发达的伊尔卡·福纳列娃了。这一来，行动迟缓的奥列格只能与剩下的另一个女友——那个身材苗条、扁平，脸色有些苍白的卡嘉——周旋了。她那女性的魅力全都显示在了那对蓝色的眼睛和脑后盘着8字型发髻的浓密金发上。

他后来才弄明白，两个女友在布隆公园散步的时候，正在谈论伊尔卡刚刚有过的一次恋爱经历。这次她是与俄罗斯民间文学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他的民歌演唱得非常动情，特别是那首《金色的蜜蜂》：

她长着一对

像蜜糖般甜甜的乳头……

由于整个恋爱情节都是她杜撰的，所以说起来无边无际、没完没了。伊尔卡一般每个月都会绘声绘色地对卡嘉讲一次关于她如何失去童贞的细节，而且每一次那位成功的诱惑者都会是一个新的男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宛若维纳斯的她，在接受了泡沫多多、具有针叶芳香的原始森林牌沐浴露的盆浴后，从水中走出时又会获得一个清新的少女身。

两个男友用各种各样的笑话取悦姑娘，奚落那些只敢在大学生的口头文学晚会上露面、健忘得近乎白痴的教授，时而神秘兮兮地暗示，国家宇航事业强大的奥秘中似乎有他们俩的参与。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的每个学生都建了专门的档案！”斯拉宾逊一本正经地说。

“那档案里还记不记学生向姑娘献殷勤的事？”伊尔卡·福纳列娃娇媚地问道。

随后他们俩分别将自己的意中人送回了家。说得准确些，是斯拉宾逊送走了意中人，而奥列格送走了卡嘉。他把她送到她家显得陈旧的门洞里时试图顺便亲她一口，但遭到了礼貌但坚决的拒绝，不过还是得到了她家中的电话号码。不过，说老实话，他当时并没打算给她打电话。

到了第二天，奥列格才打了个电话，讷讷地提出了想见面的请求。为了这第一次约会，卡嘉可是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穿上了一身新的合成纤维套装，抹了口红，还烫了发。在两人约会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忐忑不安地抚弄着鬈发。原来她怕耽误约会的时间，为了快些将缠在卷发夹上的头发弄干，把头伸进了升了温的烤箱里（当时吹风机不好买），现在不停地抚弄鬈发是想看看头发是不是被燎着过。但奥列格只是在几年后，他第一次向妻子提出那个令人伤感和激动的问题“你还记得吗”时，才知道了这个实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问题却越来越经常地被提起，而且愈益让人激动和伤感了……

“你还记得吗，如果你的姓要真是‘塔波奇金’我会怎么想？你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难受！”

“如果我真的叫‘塔波奇金’，难道你就不嫁给我了吗？”

“嫁当然还会嫁的，只是我不会用你的姓就是了……”

两人在普希金纪念碑旁见面后就去了俄罗斯影剧院，坐在银幕前黑黑的剧院大厅里，望着影片中高大的安热莉卡如何受尽煎熬地在她亲爱的丈夫和所钟情的男人间周旋。当时两人第一次接了吻。三个月的谈情说爱期间，他们去过电影院，逛过布隆公园，参加过由生活还算阔绰的斯拉宾逊在他受过勋的鳏居爷爷那宽敞的住宅里举行的各种晚会。

巴士马科夫思想上有过斗争。说得直白些，入伍前他与至今仍留恋着的奥克桑娜有过一段可怕的不成功恋情，那次恋情使他的童贞受到过伤害，而卡嘉至今仍然是个处女，这件事使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以双方在卡嘉住宅里那张未被打开的摇摇晃晃的折叠沙发床上使对方失去童贞而告结束，当时她的父母正好获得了享受优惠疗养的许可，去了匈牙利。

“你是不是有过许多女人？”卡嘉问。她错将巴士马科夫要死要活的冲动理解成了有过众多尝试的经验。

“那你呢？”奥列格回答说。他为自己未曾料到的成功感到自豪。

“你难道感觉不到吗？”

“疼吗？”

“有点。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好像你早就被启过封似的……”

“你会对伊尔卡说吗？”

“你呀，塔波奇金，别看你挺有经验，可还是傻瓜一个！”

事后两人一起把沙发罩给洗了。

“你以前与别的姑娘也有过这种事吗？”卡嘉好奇地问。

“有些问题男人是不能回答的！”奥列格还是说漏了嘴，这回他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处女的征服者。

而伊尔卡·福纳列娃恰在那时向女友叙说了令她心荡神驰的经历，讲了疯狂的斯拉宾逊如何在彼得一世的半身塑像旁，在被积雪覆盖的圆亭中占有了她。不过，鲍尔卡拒绝对这一说法加以评论，既未予以证实，也未加以否认。天哪，那时候他们都是些多么无忧无虑的傻瓜蛋啊！伊尔卡如今在纳洛—福明斯克郊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中学老师，丈夫早就被她轰走了，一个人将两个孩子拉扯大，此外，她的左侧乳房还在卡申医院被切除了。卡嘉去看她，回来时哭得简直像个泪人。不过，这些伤心的事还是不提为好！

听完女友关于在圆亭中爱的自白，内向的卡嘉什么也没对女友说，既没说他们俩如何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秘密幽会，也没谈她与奥列格如何在一遍遍地阅读当年流行的《夫妻生活新知》后，进行令人销魂的实践。她也没说，这本书到最后一章才讲到避孕措施，等到俩人读到这一章时，卡嘉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第一个向她敲起警钟的是母亲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她是根据女儿的一些明显体征及观察才发现了事情的缘由。她当然知道有这么一个叫巴士马科夫的男人，甚至还撞见过他们一次，当时两人在家门口的胡同里正搂在一起，不知如何发泄喷薄欲出的情欲。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后来曾刨根究底地问过女儿，但不爱说话的卡嘉，真诚地忽闪着两只蓝色的大眼睛承认：是的，是有这么一个男孩，他还请她去过电影院。母亲当然不是个不谙世事的傻女人，她明白“电影院”这个词对青年人来说远远不只是最有趣的艺术，却完全没料想到听话和不爱作声的卡嘉会干出如此这般的事来。

父亲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听说后涨红了脸，在他教育子女的这些年里第一次给了女儿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事后气喘吁吁地命令道：

“星期天，把你的那位罗密欧……叫来吃午饭！”

对于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来说，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是个极不一般的博学之人。他的这个优点令那些只是为了搞点紧俏的装修材料才悄悄来到他办公室的文化界人士十分惊讶。您想嘛：您不过是个戏剧界或电影界的演员，看上了捷克瓷砖，但您要付双倍的钱才能买到；可坐在办公桌旁穿棉坎肩、镶金牙的男人，玩弄着手中的卷尺的同时，会突然出其不意地冒出这样一席话来：

“阿纳托里·弗朗斯这个机灵鬼说得好，说得好啊！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两个致命的敌人：缺乏演技的灵感和缺乏灵感的演技……”

作为一个到这里来购买紧俏商品的戏剧界或电影界演员的您会深深地被这些话打动，于是，您会立刻邀请这个思想奇特的男子参加您的首场演出。同样，导演们、画家们、作家们、作曲家们，以及从事其他艺术创作的人员都会这样做。忠厚淳朴的巴士马科夫第一次造访了卡嘉家后一下子惊呆了：屋里到处都是有名家签名题词的海报，还有不是穿棉坎肩，而是穿着麂皮夹克的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站在当今世界名人中间的照片。他偶然会在放着期刊的桌子上发现名声大噪的诗人新出版的诗集，扉页上有那人深表谢忱的即兴题诗：

为了彼得·尼基福洛维奇，

我将无怨无悔献出我的一片忠诚！

奥列格带了三枝康乃馨，拿了一瓶阿里高特酒，怀着走进牙科诊室时才有的那种战栗恐惧来赴午宴。巴士马科夫身上穿的是他唯一的一件西服，这还是他为参加毕业典礼晚会买的，如今穿在他业已成人的身躯上已显得十分瘦小。午宴丰盛且从容不迫。上凉菜的时候，大家讨论了国际局势，特别谈了不久前勃列日涅夫的巴黎之行。彼得·尼基福洛维奇说，每次总书记的国外出访总要拍成一个半小时的十分考究的纪录片，经过剪辑后，再在电视台上播出，全片只在俄罗斯影剧院的纪录片厅中放映。原来，彼得·尼基福洛维奇从不错过任何一部类似的纪录片，因为在影片中总能看到自己从未见过且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勃列日涅夫在博物馆里试戴拿破仑三角帽的镜头，还有他十分令人意外的动作。根据他随从人员整齐划一的惊慌神色可以判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保镖，其中的一个会无意中突然露出他风衣下面的卡宾枪的枪管。

第一道热气腾腾的肉菜上来后，大家讨论了当代国产电影的问题。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前几天刚观摩审查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年后获得了可以想象及难以想象的所有奖项。事后他走到导演跟前，向他建议说，影片第七和第六部分胶片的速度和节奏需要加以调整。导演有保留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并说彼得·尼基福洛维奇上一次劝他放弃将盆浴装修成整体浴室的意见就完全正确。结果不出所料：木头果然因受潮而变形，还出现了许多不太美观的黑色斑点……

奥列格听得十分仔细，但卡嘉却面无表情，仿佛没她这个人似的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巴士马科夫时而偷偷地往那张折叠沙发看上几眼，他觉得在那上面发生的一切似乎不是真实的，而只不过是一篇情爱故事中的虚构而已。类似的短篇小说都会被抄写在学校发的作业本上，同学们会在课桌下面偷偷传给他们认为最可靠的同学看。

上的第二道菜是嫩猪排，大伙一边谈论着奥列格、他的家庭和今后的生活计划，一边就把肉吃完了。巴士马科夫一一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宇航研究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宇航界一些幸运儿美好的前景。

“你上的是什么系？”彼得·尼基福洛维奇什么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动’系。动力学系……”

“不错。还要学几年？”

“还有两年。”

“嗯，好……”

这时，未来的丈母娘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在吃午饭的当儿第一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她今天穿着一件红色马海毛裙子，戴着一个蓬松的假发。此前她一直在忙活，默默地把菜从厨房端出来，再把用过的餐具拿回厨房去，这时突然无缘无故地问了一句，奥列格大学毕业后能挣多少钱。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用责备的眼神望了一下妻子，眼光中流露出一种失望的驯兽师固有的疲惫。

吃甜点的时候，他把巴士马科夫叫到了那堆满他订阅的各种报刊的书房，直截了当地问道：

“打算结婚吗，你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还是想让姑娘做人工流产？”

“我准备结婚！”奥列格明确地回答。

“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未来的岳丈点了点头说，“住房的问题由我负责。”

仍然在为儿子入伍前与轻浮的奥克桑娜发生的那件事而惊恐不安的巴士马科夫的双亲这会儿立刻为儿子表达了祝福。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只是谨慎地表示了关心：

“你们在哪儿安家呢？”

“也许就安在他们家吧。再说，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答应了给我们弄一套合作社的房子。”

“那太好了！”

一个月后，两人举行了婚礼，所以卡嘉的肚子还并不明显。按照法定的年龄，他们还应该再等两个月的时间，但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已经疏通好了。婚宴是在预先订好的有玻璃门脸的小柳树咖啡馆里举行的，离岳丈的列姆房屋建筑公司办公室不远。他曾经为咖啡馆的女经理装修过住宅，所以这次她表现得特别卖力。饭桌上摆满了各种珍稀的菜肴，未见过大世面的来宾们看了之后伤感而又心疼：鱼子酱、鲟鱼、鲑鱼、香肠、口条、蟹肉凉盘等，那么多的美味佳肴，他们整个后半辈子也未必能吃到。

名声显赫的诗人是这次婚宴的主客。当大伙喊起了“苦啊”的时候，醉得恰到好处的巴士马科夫热烈地吻了新娘。婚礼前的这几星期，尽管两人已坦然无忧，而且在沙发床上相拥而卧已有法律的许可，但卡嘉还是没让奥列格靠近自己的身子。多年后，每当提出“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不”这样的问题时，她总说这是母亲教她这么做的。母亲常告诫她，她有一个女友，她的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未婚夫就是因为在婚礼前的几天里与她快活了个够，所以离她而去了。卡嘉直到不久前才弄明白，那个很快便被酗酒成性、寻欢无度的漂亮未婚夫抛弃的女人就是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要不是那个经营地板的可靠的彼得（就是后来的尼基福洛维奇）爱上了已经怀有身孕的她，并且娶了她这个大肚子，还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了结。

其实，事情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卡嘉的哥哥果沙便会在没有男性的关爱中长大，就不可能从邮电学院毕业，现在也肯定当不了驻外使馆的电气技师（实际上他已是监听设备方面的专家了）。这次他专门请了假，专程飞来参加亲爱的妹妹的婚礼，他那一身时髦的格子西装和有着世上很少见的花色的领带着实令客人，甚至是那个声名显赫的诗人惊叹不已。果沙送给新人一台绞肉机，那台绞肉机只要换一换刀片还能用来做榨汁机和搅拌器。不过，这个设备至今还静静地躺在盒子里放在阁楼上，因为它只能用来绞国外的那种很嫩的里脊肉，只要一碰上俄罗斯的肉骨头就会卡住，派不上用场。

在婚礼上，奥列格的双亲起初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甚至故意装得有些谦卑，他们的做派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对这次婚宴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甚至连婚礼祝酒词也说得不太得体，敏感而未喝醉的客人可以感觉到他话语中的歉疚之情。当父亲的说，排版业有一个术语，叫“空铅”。意思是无字母处填入的空铅条，排版工人用它来填补版页中的空缺处。但是在生活中，尤其在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不能有空铅。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听了后气得不行，以为“空铅” 的说法含沙射影指的是她，于是她把丈夫的大容量酒杯换成了一个盛甜酒的小酒盅以示报复。不过，即使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他仍想方设法地给自己多倒了几次酒，而且还走进来宾席中——此后有一个星期她根本不和他说话。

他走到来宾席当中是有原因的。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从小喜爱足球，有趣的比赛一场不落，甚至把体育报当作《圣经》来读。有关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的情况，他无所不知：什么时候比赛，谁是赢家，何人当的裁判，哪些运动员出场，在第几分钟踢进的球。而且老巴士马科夫居然还能记住所有决赛、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甚至所有淘汰赛的比赛情况！

一开始他只是静静地倾听着从桌子另一头传来的关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的十分幼稚的评论。但后来当男人们谈论起以往的赛事，说起慕尼黑的世界杯，讲出了不着边际的外行话时，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按捺不住了：

“盖尔·穆勒踢进的不是第一个球，是第二个……第一个球是布莱特纳主罚点球踢进的，判罚点球的是裁判泰勒，因为荷兰球员撞倒了霍尔岑拜因……”

奥列格早就发现，只要父亲一开始议论他钟情的足球，他的眼睛就会发亮，他的嗓音就会变得与评论员奥泽洛夫的声音一模一样，充满活力和激情。他还发现，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在这种时候不知为什么会替丈夫感到难为情，这种难为情进而还会转化成一种仇恨。

“也许，您还记得，球是哪分钟踢进的？”一个从莫斯科房屋修缮公司来的十分让人讨厌的男人带着讽刺的口吻问。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把他请来自有他的用意。

“让我想想，”老巴士马科夫思考了片刻（这是他有意想制造的戏剧性效果），“荷兰球员……踢进的点球在第一分钟。西德球员踢进的点球是在第二十五分钟，还有一个进球是在比赛第四十三分钟，是由邦霍夫传的球……”

“荷兰队的那个球是谁踢进的？”莫斯科房屋修缮公司的来客不依不饶地问道。

“内斯肯斯。”

“德国队为什么被罚了个点球？”

“因为他们撞倒了克鲁伊夫……”

“没错！对不起，您怎么称呼？”

“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

“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咱俩得好好喝上一杯！”

在整个婚宴余下的时间里，父亲成了男人们关注的中心。一大帮足球迷簇拥在他的周围，痴迷地聆听着这个在热闹的婚礼舞会上难得遇见的足球评论家的每一句话。那个名声大噪的诗人倘若在大街上一下子未能被行人认出就会沮丧不堪，眼下在婚礼上却只能听任人们大谈足球而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无人问津的窘境中。他怒不可遏，给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弄得下不了台，伤感地朗诵道：

啊！除了足球，又岂有他者

能把俄罗斯人的心儿牵动……

不过，婚礼照样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烂醉如泥的斯拉宾逊倒地前发表了别出心裁的祝酒词，阐述了适时饮用一杯啤酒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还说若是由着他的性子来，那如今坐在新郎位置上的有可能就是他自己了。

“简直是个浑蛋！”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嘟哝着骂了一句。除了与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在日常生活中还崇尚一种并不过激的反犹太主义。

来宾在颇有专业水平的电声乐队隆隆的伴奏声中疯狂地跳起舞来，把小柳树咖啡厅的每块玻璃都震得哗哗直响。这时伊尔卡·福纳列娃悄悄地跑了过来，向新婚夫妇袒露了（“奥列日克，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她在沃尔沃轿车（当时在莫斯科大街上能见到的沃尔沃轿车充其量也不超过半打！）的后座上失去童贞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趣事。

“那个男人是谁？说呀！”卡嘉按捺不住了。

“你的那件裙子能不能借我在婚礼上穿？”

“婚礼上？”

“你以为呢！”

“能呀。礼帽也可以借给你。怎么样？！”

伊尔卡在她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从卡嘉睁得溜圆的眼睛可以看出来，甚至对于一切都已司空见惯的她也未料到女友会讲出如此神奇的谎言来。斯拉宾逊吐出了胃中的多余物并洗了个冷水脸后变得清醒了，后来他也来了。他似乎没把巴士马科夫认出来，看了他很久，最后才沉重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失去了多么好的一个单身男人啊！”

新婚的第一夜，两人是在十分熟识的沙发床上度过的，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彼得·尼基福洛维奇与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剩下的时间就是试图无声无息、不发出任何响动地做爱，但都毫无结果。

一大清早，巴士马科夫因为渴得要命醒了，他听到有人在小声地说话：

“两个年轻人怎么静悄悄的！”岳母问。

“婚礼前折腾够了，这两个小崽子。”岳父回答说。

卡嘉六个月后正常地生下了孩子。奥列格把她从产房接到了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扎维亚洛沃的两居室合作社住宅。白色新住宅的塔楼与真正的农村只隔着一块种满白菜的开阔地。

两人坐着出租车来到新家跟前的时候，遇见一个送葬的队伍：村民们用粗布条子抬着敞着盖的棺材正往墓地走去。年纪不大的死者的头微微仰起，仿佛正想用嘴唇够给他端来的酒杯。女人们哭喊着。男人们心神恍惚地发着牢骚。一个约莫五岁的男孩，也许是死者的儿子，一只手扶着棺材的边沿，好像正拽着徐徐前行的大车的车帮。

“我得给妈妈打个电话。”卡嘉说。

“干什么？”

“我得问问，遇上出殡的是福兆还是……”

当刚刚当上爸爸的巴士马科夫抱着裹在襁褓中眨巴着眼睛的婴儿从出租车里往单元门走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他手中的婴儿就要掉下来了，两只手甚至觉着奇痒难忍。这种感觉只有在搬运非常重的东西，比如搬金鱼缸时才会出现。不过奥列格还是顺顺当当地把达士卡抱进屋，放在了罩着纱网的婴儿床上。

床及其他家具和家什是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给新婚夫妇准备好的。奥列格的双亲以难以想象的努力，竭尽了所有的积蓄才为庆祝他们的新婚乔迁赠送了一台北方牌电冰箱——一台噪声很大还容易出毛病、造雪功能远高于制冷功能的家电。说实话，岳父虽然博学，却是个十分可靠且善解人意的男子。在奥列格被从区团委逐出并安置在“金牛星座”上班的时候，岳父虽然气得够呛，但后来还是和颜悦色地说，男子汉嘛，还是从事学术研究好，不能老是东跑西颠地送送文件或者在讲台上摇唇鼓舌。彼得·尼基福洛维奇真是个好人，但死得有些冤…… ovjWGAu/HvpVFxV/GQNvNFY4FBoMRVN4HiVeGsODohOGX/XiCO4DDaGQBFdBlv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