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艾斯凯帕尔把受洗的证明放进了卡嘉的那一堆东西里，把在“金牛星座”工作时拍的照片拿在了手中。照片上他表情阴郁，显然还没从黑鱼子酱事件的风波中摆脱出来，或者是又被新的责任所累，因为科研生产联合体“斯塔尔特”从事的是宇航事业，确切地说，是针对美国人搞的“星球大战”的科研工作。

上班第一天巴士马科夫就被实验室主任维肯季耶夫叫到了他那里，此人的绰号叫乌比·万·可诺比——白发苍苍，瘦骨嶙峋，走起路来像一个退役的老运动员。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乒乓球比赛优胜者的证书，而在最显眼的地方，在齐奥尔科夫斯基 肖像的下面，放着一张大照片：穿着短裤、背心的维肯季耶夫正挥舞着手臂在大力扣杀。

“亲爱的，非常高兴！您叫，奥列格……嘿嘿……特鲁多维奇。”他看了看放在他面前的证件说，脸上露出了微笑，“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向我推荐了一个非常负责且有组织能力的十分内行的人才。”

人们都管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副主任多库金叫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不久前多库金在红色无产阶级区担任区党委科学和大学工作部部长，对巴士马科夫非常了解。他本人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是因为离婚，虽然在当时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只要做得隐蔽，且双方又是协议离婚，人们对待离婚问题便会宽容大度。但多库金的妻子是个很会闹的女人，她发出的喧嚣声可怕至极，简直有点像有轨电车，党的上层领导——也许除了政治局委员——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考虑到克里姆林宫里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助手们尽量不让他们有更多的情绪波动，所以没有把多库金这个不忠、爱闹事的男人，一个两面派，在家中大肆嘲弄政策的情况向他们汇报。

据传，切勃塔廖夫曾经十分器重多库金，很长时间一直也在庇护他。最后切勃塔廖夫也忍不住了，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

“米沙，你自己再找个地儿吧！我可以帮你……不过今后你再也不能找那种坏女人做妻子了！要不是现在，他妈的，早就让她见鬼去了，还能让她再捣乱影响工作——那样的话，也就没事了……”

多库金于是不得不来到“金牛星座”，但旧忆的惯性使得他对区里发生的事情依然专心关注如昨，显然他心中仍然怀着重返政坛的一丝希望。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巴士马科夫的鱼子酱事件。出于一种惺惺惜惺惺、对在工作上失意人的亲近感，多库金给奥列格打了个电话，给了他一个维肯季耶夫实验室副主任的职位。巴士马科夫在“金牛星座”上班期间，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又结了一次婚——娶了一个清洁女工，一个像图书馆里的老鼠那样不声不响的单身母亲，她每天晚上来他的办公室整理清洁。多库金按照原来在区党委的工作习惯常常要坐到很晚，她给他带来茶和面包夹香肠——这样一来二往地，俩人的好事也就做成了……

“亲爱的，您原来在我们区里做过什么？”巴士马科夫的新上司继续问他。

“我是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动力机械的。写的毕业论文是……”

“不用说了，”维肯季耶夫打断了他，流露出一些不悦，“在区团委您做过什么？”

“组织部部长。”

“好啊，这就是说……”他用两只手做了这样一个手势，似乎将偌大的空间统统装进了一个无形的框框中，“这就是说，您从事过组织工作……”

“是的。”

“太好了！近来，我们单位迟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负责内务纪律工作的副所长提出了意见。再说，您知道吗，我们已经第二年未能完成社会主义劳动义务的要求了。上面已经开始骂人了。而对外宣传的工作也是一塌糊涂！你们区团委来了个检查委员会，也骂了一通……您自己也会知道，我该对您说些什么。亲爱的，您就来抓抓这些工作吧！”

“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我以为……”巴士马科夫嘟哝说。

“咳，奥列格……”维肯季耶夫又看了一眼文件说，“……特鲁多维奇，您先把自己当作一名英雄的后方战线工作人员吧。到科研第一线还有的是时间。咱们说好了？您别忘了要组织好单位的业余生活。比方说吧，看个戏啦，听个音乐会啦，参观个展览啦……当然，还有体育运动也不能忘！就算我求您了！”

不久，实验室的墙壁被花花绿绿的宣传品覆盖了，如同被蒙上了五颜六色的霉变层，还开辟了很大一个“列宁与宇宙”的专栏。所党委书记沃罗布耶夫对重新制定的社会主义劳动义务条例大加赞赏。所里举行了象棋、网球、普列费兰斯扑克牌 比赛：在最近的两次比赛中，维肯季耶夫得了冠军。所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还经常去观看木偶戏——根据他的记忆，还是让被自己抛弃的那位木偶戏女演员帮的忙。她当时已经嫁给了剧院的总导演——她的同龄人谢尔盖·奥勃拉兹佐夫，但依然保留着对巴士马科夫及两人短暂浪漫的温馨回忆。不知为什么，被抛弃的女人对奥列格·特鲁多维奇都没有什么恶感。只有卡嘉在那次要运走沙发床的事情发生后这么说过一次：

“要是那次你离我而去，我会恨你一辈子。我还要教会达士卡恨你！教会达士卡的孩子们……”

实验室里的气氛严肃而活泼。奥列格为自己不同寻常的父称没少挨奚落。维肯季耶夫第一天向大伙介绍他时，一说出“特鲁多维奇”，就不由自主地笑了。绰号叫捷达骑士、实验室里幽默俏皮的卡拉科津立刻兴味十足地问道：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您，所受的高等教育是——副职？”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毕业于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

维肯季耶夫笑得更灿烂了。

“哦，敬请原谅，请对鄙人的思维混乱宽大为怀！”卡拉科津表示了歉意，但口吻中流露出一种挖苦。

从此，他几乎每天都要为奥列格琢磨出些新的绰号来，使得同事们大为兴奋。反正，在“金牛星座”，大家都挺喜欢给别人起个绰号，叫个别名什么的。由于科研生产联合体“斯塔尔特”产生于贝利亚 领导的机构中，所以老百姓很早以前就管它叫作“傻拉嘎” 。而“金牛星座”这个词是人们在俱乐部看了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后叫起来的。偌大一个影院被挤得水泄不通——正像成语所说，人流如过江之鲫。研究人员把家人和各种各样用得着的人——医生、理发师、汽车服务部的修理工……——都叫了来。

看完电影后，所里的好多人都根据电影中人物的名字被取了新的绰号，但只有几个人的被叫了开来，也就是说，永远叫下去了。卡拉科津是给人起绰号这一流行病的始作俑者。他发现头发花白的运动员维肯季耶夫很像那个演宇宙骑士乌比·万·可诺比的老年骑士。随后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卡拉科津自己被叫作“捷达骑士”，实验室主任被叫作“楚巴卡”，以纪念那个人形小狗斯图尔曼。“斯塔尔特”研究所的所长，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沙尔戈罗茨基，因为走起路来有点像中风病人，很像《星球大战》中的镀金机器人R2D2，所以被起了个“R2D2”的名字。最后连研究所也被改了名，不再叫“傻拉嘎”，而叫“金牛星座”了。

这一切都十分可笑！不久前，已经在驼鹿银行上班的巴士马科夫与盖纳·伊格纳舍契金争论起来，说为什么一个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国家，会像一个失去了支撑、用胶合板做的布景一样，突然一下子就垮了。争论中，他才明白原因在哪里。好他莫甚己，恨己莫甚他，莫将自己的东西冠以他人的名字。万万不可呀！其中必定有某种破坏性的奥秘存在。当人们还在为幼稚的“星球大战”欣喜若狂时，当“傻拉嘎”被改名为“金牛星座”时，这些人都死了，整个研究所都解体了。连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也无济于事。

“金牛星座”是一个绝密的单位。研究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在进入科研生产联合体之前都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此后还要经常进行例行审查，如同对一个没有腿的残疾人要经常对假肢进行例行检查一样。不过，大约六年前，在巴士马科夫来这里以前，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向美国人出卖极有价值的情报的真正间谍，这个叛徒因此被枪毙了，研究所也辞退了一批人，当然，科学院院士沙尔戈罗茨基不在此列。R2D2战前就参加了研发潜艇生命保证系统的工作，乌斯季诺夫元帅本人也认识他。

在接受巴士马科夫进“金牛星座”之前，他们也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翻来覆去的审查，还差点把他给否了，问题不在于他被枪决后又被平反的外公柯斯佳，而在于米亚斯内森林附近失踪的爷爷瓦连京。但巴士马科夫最终还是被接受了，应该说，不菲的薪酬平息了他的一切怨恨和焦虑。“国防口”的工资在当年还是很不错的。

同事们对新来的实验室副主任采取了一种提防而讥讽的态度，而二级工程师安德列·卡拉科津则是怀疑加尖刻的讽刺。捷达骑士长得如一位真正的骑士：个子高高，肩膀宽宽，身材瘦削，留着一脸络腮胡和长长的头发。年轻时他曾痴迷过伟大的利物浦披头士乐队，所以他的外表至今还保留着披头士的某些风格。卡拉科津的装束始终如一：名牌但已经磨破了的牛仔套装，运动型网纹底旅游鞋。他的一年四季都黝黑的脸膛上始终挂着冷笑，若与亲近的人交往，它会是善意的，此外便只有鄙视的神色了。除了对奥列格的父名会竭尽篡改之能事，他还会给奥列格想出一个意义双关的绰号——“来自中央的同志”。其实，巴士马科夫任何重要的领导工作都未曾担任过，他甚至连个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而只有一张桌子，倒是靠着窗子的，比别人的大一些。

实验室共有三个实验室，大家生活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因为重大的科研工作是容不得忙乱的：研究计划差不多一直安排到了2000年。笼统地讲（否则有悖于保密的原则），他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在新一代宇宙飞船上使人的每个喷嚏、每次呼吸、人体代谢的每个瞬间，经过一定时间后都能以净水和新鲜氧的形式重新回到宇航员体内。R2D2不喜欢乌比·万·可诺比，常常在学术委员会或者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批评他“缺乏有创见的学术决策”，当然这实属一种诬陷：某些研究成果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有人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后来它们转让给美国人后还是赚了很可观的一笔钱。

乌比·万·可诺比受到批评后脸上总会是阴云密布。

“真是被惯坏了！哪里像个纪律严明的学术机构，简直成了自由散漫的艺人窝！您现在要把我们这儿当作福特汽车厂！要像钟表一样分秒不差……”

“嘀——嗒！”

“什么？”

“我说，的确是这样。您说得很对！”捷达骑士进一步明确补充说。

时间恰好赶上了个什么节日——2月23日，3月8日，宇航节或是五一节，这时乌比·万·可诺比总会将愤怒化成宽容，还亲自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大家总要欢聚一下，或是在丁香咖啡厅，更多的是在住在离“金牛星座”没几步路远的一个离异了的女研究人员家中。工作的时候是严禁喝酒的，负责所务纪律的人对此检查得很严。单位会从食品店买来果酒和伏特加，还专门从节日美食店定购一些美味当小吃。等大家酒足饭饱时，实验室一些懂得讨好领导的女士便开始向头头发出请求：

“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请您给咱们露一手吧！”

“我今天状态不佳！”这位还故意装出推拒的样子以制造些气氛。

“就算我们求——您啦！”

“下次。”

“请您表演一个吧！”

“真拿你们没办法！”

于是乌比·万·可诺比脱去了掐腰的芬兰皮夹克，露出了非常合身的长裤、坎肩和雪白的衬衫。随后他走到桌子跟前，十分仔细地看了看它是否结实，来了个手支撑倒立，以体操运动员的优美姿势将两脚尽力朝天花板叉开。轻松落地后，他还会做个杂技运动员谢幕的姿势，这时他的脸会涨得通红。大家高呼着“乌拉”，为永远年轻的乌比·万·可诺比的健康干杯，这时谁也不急着回家了，尽管刚来的时候准备最多只坐个把小时。屋子的女主人柳霞在老大的一个平底煎锅中为大家摊鸡蛋。一些慷慨些的人便舞动着胳膊，拿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很稀罕的美味，立刻叫人到停车场去取伏特加，晚会便又进行了下去。柳霞用她那充满爱恋的目光望着卡拉科津，这个高山滑雪好手、爱书人和弹唱诗人，请求说：

“安德留沙……唱个歌吧！”

他与柳霞之间有着某种（从他这方面来说）毋庸承担任何义务的私密关系，聚会结束后他常常会留下来帮助女主人洗餐具。这时卡拉科津对她的请求报以一笑，从布套中拿出了那把大伙凑钱买的“公家的”吉他，满怀深情地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琴弦，严肃地问他的顶头上司——实验室主任巴特尔金：

“楚巴卡，你动过琴吗？”

巴特尔金只是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几声，并挠了挠秃脑门。他的声音很浑厚，所以咳嗽时很像一个歌剧演员临上台前清嗓子。再说，巴特尔金的外貌有点像难以描述的尼安德特人的模样，他确实长得有点像《星球大战》中的人形楚巴卡。最后，为了完成对他肖像的描述，尚须说一说他那一副实在难看的牙齿，上面长着一些像乐口福奶酪上的绿色斑点一样的东西。巴士马科夫与他说话的时候，总要微微地把脸偏向一边——以便能吸进新鲜的空气。

“我不过稍稍拨了一下……”楚巴卡辩解说。

“下次如果你再敢拨，我把你的手给剁了！”卡拉科津恶狠狠地警告说，随后拨了一下琴弦，唱起了歌，宛若维索茨基 式的男低音，低沉，如同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呼喊，脖子上青筋暴起：

我从不相信有蜃楼海市，

也未将通往未来天堂的皮箱备置。

谎言的海洋已把老师吞噬，

又将他们的尸骨吐在了马加丹 边。

居高临下望着那些蒙昧的人形，

其实我并不比他们多些许的高明：

布达佩斯没有留下芒刺，

布拉格也没撕碎我的胸膛。

但我们在寒流袭来之前，

对危险已经有了预见，

秽行如同荡妇的无耻一样明显，

它已将人们的心灵紧紧地锁闭。

我们尽管尚未被枪弹射杀，

但存活着的我们已不敢将双眼抬起，

我们也是俄罗斯可怕岁月的孩子，

天灾人祸已用伏特加将我们迷醉……

这支歌是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卡拉科津唱完，一定会将吉他放在一边，一口菜不吃便把一杯酒喝干，而且喝酒前还会说上一句：

“为那些埋在冻土带的人干杯！”

每到这时，他便会可怕地皱起眉头，脸上的表情分明在告诉大家，由天灾人祸注入人体内的伏特加有多么苦涩。其他天灾人祸的牺牲品们随后也跟着喝了下去，而且还会喝得津津有味。随后捷达会哼起一首快活些的小曲：

昨日我们埋葬了两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没有用大红布头将他们覆盖。

因为其中的一个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

另一个，原来是个无缘无故的受害者……

巴士马科夫喜滋滋地附和着：他在区团委工作的时候，在机关的庆典上也唱过这些歌，但第一，那些半被禁的歌与那些正面的《共青团员——志愿者》或《明日的幸福之鸟》之类的歌是轮换着唱的；第二，在演唱这些可怕的歌曲时语气中都会流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嘲笑和谴责，似乎是在越过一条未被察觉的界限，并将合唱变成一种反宣传。然而，这类界限有时是很难把握且易变的。有一次就发生过非常令人难堪的情况。

共青团大学工作部部长沙哈林与苏联党中央的一位大人物的儿子、宣传鼓动部部长盖甫西曼诺夫有仇。两人冲突的明显起因是这样的：沙哈林是个有头脑的小伙子，但没有关系，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他居然在区团委令人头昏脑涨的工作之余，成功完成了副博士论文的答辩。而身穿国立百货公司第一百号货台名牌服装的盖甫西曼诺夫的言行举止，则像一个军国主义大国驻一个弱小国家的懒洋洋的大使。沙哈林对此愤愤不平，几乎每次在工作会议上都会想方设法挖苦他；而那位则不仅自己，还会通过他的父亲，竭尽所能阻挠他的政敌当上区团委的第二书记，尽管事情实际上早已定夺，而且沙哈林的名字早就被记在切勃塔廖夫的小绿本子上了。但中央毕竟是中央……

有一天，在庆祝建团日的时候，喜欢喝酒的盖甫西曼诺夫喝过了量，用《窄小的炉膛中火在燃烧》的曲子唱起了这样一段歌词（当时将大众喜爱的歌曲改头换面，填上别的歌词已成为一种时髦）：

窄小的炉膛中拉佐 在燃烧，

劈柴上的眼睛都流出了泪水……

窑洞中手风琴在对我吟唱

一首关于被暴晒致死的尸体……

包括爱喝酒的共青团第一书记佐托夫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这时，沙哈林看机会来了，便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

“我不明白，一个恶意嘲笑壮烈牺牲的革命英雄的人怎么能担当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

这一来，大家一下子无言以对了。情况十分尴尬。这就好比一直玩得好好的，也处得不错的两个人，正相互友好地笑骂着脏话，随后其中一个人突然因为对方骂了自己的娘而恼羞成怒了。第一书记佐托夫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明白沙哈林的这一席话已经把一个本来无心的酒桌戏言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行为，所以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但是，佐托夫该如何做出反应呢？如果他打算进入团中央的一个好位置，老盖甫西曼诺夫是他觊觎这一不易获得的职位的靠山，而老盖甫西曼诺夫的儿子，虽说是一个胡说八道的懒汉，毕竟将是区团委的第二书记。但不说，装着似乎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也不行：沙哈林是个很刻薄的人，还是个较真的人，弄不好，他会跑到切勃塔廖夫那儿说点什么，让他往小绿本子上记了下来。

风波最终还是平息了。在机关党总支的会议上大伙对盖甫西曼诺夫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而对沙哈林，则酸溜溜地表扬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性，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便因违反机关的一条禁令而被逐出了区团委。禁令有三：

可以讲俏皮话，但不能损害公共事业！

醉后胡言只能限定在酒瓶见底之前！

办公室里的风流韵事不能影响家庭！

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列格·特鲁多维奇越来越深信一点，即所有这些禁令不仅对共青团适用，而且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准则，并对所有劳动集体都是适用的。

沙哈林被任命为区青年业余活动中心的主任，后来他于1984年在中心开了莫斯科首家名叫“红区”的青年合营咖啡馆与迪斯科舞厅。如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干洗连锁店。佐托夫则在老盖甫西曼诺夫的帮助下最终晋升到了团中央。一次赴东德出差，当他向正在往接见大厅走来的艾利赫·昂纳克跑去的时候，一头撞在了一面玻璃墙上，把额头碰破了。这自然对他的仕途产生了影响。当然不是对昂纳克，而是对佐托夫。把昂纳克毁了的是另一面墙——柏林墙……后来，佐托夫彻底沉沦了，成了个酒鬼。1994年，当他正因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一辆林肯牌轿车急刹车在他身旁停下，车门打开，沙哈林从车上走了下来。

“还认得我吗？”他问。

“有点面熟……”佐托夫吓得牙齿直打战。

“很好，我终于见到了你！早就想给你敬个酒了。请上车吧！”

佐托夫钻进车里，满嘴的酒气污染了高级轿车里只能在上流社会闻到的馥郁芬芳。他们在一家豪华的超市附近停下，几分钟后，沙哈林的司机十分吃力地从商店里搬来一瓶足有十升重的威士忌酒，酒瓶如同一门大炮架在一个带轱辘的炮架上。

“为什么？”佐托夫不知所措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得到如此厚重的用来醒酒的礼物。

“什么叫为什么？要不是你，恐怕如今我还在用两条腿走路呢。”

林肯牌轿车疾驰而去，佐托夫犹如一位离开了阵地的炮手，拿着大炮状的酒瓶站在人行道上。这件事是维塔当面郑重其事地对巴士马科夫讲的。她父亲与沙哈林在工作上有联系，而且他们俩在塞浦路斯的别墅是紧挨着的。而小盖甫西曼诺夫不久前成了总统的文化顾问。

……卡拉科津为晚间聚会准备的压轴曲目通常是著名的《柑橘林》——弹唱诗人奥克耶莫夫的优秀歌曲。大伙用已有几分醉意的声音齐声附和，任凭纯真而浪漫的泪水流淌，吟唱着这支人们在停滞吋期表达对自由热爱的颂歌。至今巴士马科夫一听到它，一种执着的怀旧思绪便会油然而生，一种麻酥酥的异样感立刻会在脊背上掠过。当捷达骑士闪烁着饱含泪水的目光，重重地弹出吉他最后一个和弦时，不仅女主人柳霞，包括尼娜·安德列耶芙娜在内的所有实验室女士都惊喜地望着他，听任那赞叹化作爱恋。

说实在的，巴士马科夫来“金牛星座”上班后便不由自主地被卡拉科津迷住了，几乎可以说是爱上了这个爱说俏皮话的吉他手。当然，这种爱不是那种超越友谊的……近年来，我们大家都已经变得神经质了，好像男人间不可能有那种正常的同志之情了！要不了多久，似乎旅馆里男人住的房间只能安排女性来住，否则，上帝保佑，同性的旅客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哟！

但是，卡拉科津从一开始就对“中央来的同志”颇有鄙夷，甚至在喝酒唱歌的时候，也爱对这个新来的副主任大吆小喝：

“奥列格·特鲁特涅维奇 ，你别光张嘴，得唱啊！这儿可不是你那儿的区团委！要不你是怕？”

有时，巴士马科夫觉得，人们似乎在怀疑他是克格勃的特务，“中央来的同志”可不是随便叫的。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当然不是什么情报员，虽然多库金准备接受他的时候，也曾要求他“留神着点”。

“现在人都变得卑鄙了，”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抱怨说，“这种话我只能在钓鱼的时候对可靠的人讲讲，否则他们在吸烟室不知会嚼些什么舌头！苏维埃政权是被善良害了的，这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共产党员说的话。是被善良害了呀。所以，凡事你就得多留神着点。”

巴士马科夫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不过，他从来没有汇报过室里的任何情况，而多库金自个儿恐怕也只是出于维护纪律的考虑，对下属做个指示而已，早就把交代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是有时，当他在过道里遇见巴士马科夫，便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一种同乡的信任口气抱怨所里情况的复杂和上层人物所搞名堂的难测。

“越是上层，越是钩心斗角！奥列格，我们是在比萨斜塔里过日子哟。这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共产党员说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像比萨斜塔那样倒下来。要不了多久喽！卡拉科津在室里怎么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大家一样……”

捷达的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他把可怕的地下出版物带到办公室来，还公开传播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关于勃列日涅夫身体虚弱、被流放的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 继续宣布绝食的消息，据说是这位“没有自由的高尔基市民”拒绝接受香肠和肉类食品的票证。卡拉科津在讲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时会面带讽刺，用一种挑战的神情望着巴士马科夫，有时甚至还会发问：

“奥列格·拉依科莫维奇，我的话不会让你惊慌失措吧？”

巴士马科夫有一次试图解释，嘟哝着说区团委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正常、诚实的人，而不是害人精，尽管这样的人当然会有。卡拉科津只是以冷笑作答，还说勃列日涅夫决心了解普通市民的生活，所以乔装打扮，还剃去了眉毛，来到叶利谢耶夫食品店买鱼子酱。售货员给他拿出来一瓶比目鱼鱼子酱——还是进口的。“这瓶已经有人吃过了！”勃列日涅夫想了想后说。卡拉科津说话的时候，还把总书记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在苏联，除了他的下巴，每一个人都得服从他。（后来，数十位舞台表演艺术家就因为出色模仿了令人难忘的酷似“女人乳房大咪咪”的下巴而出了名，还得了金奖。）

整个实验室的人哈哈大笑，而捷达骑士却用一种消息灵通者的鄙夷目光望了望巴士马科夫，还补充了一句以示宽容：

“奥列格·特鲁特乌斯特罗耶维奇 ，我们相信你！敬请高枕无忧吧！”

后来巴士马科夫被牵涉进一个很糟糕的事件中。他甚至一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被抛弃者。事情是这样的：卡拉科津带来一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影印版长篇小说《第一圈》 。这本被禁止出版的作品只允许感兴趣者读一个晚上。只有乌比·万·可诺比是个例外——由于他工作较忙，还常常与R2D2发生冲突，所以对这本卷了边的禁品可拥有两天。清晨，读完作品的他来实验室上班时显得精神恍惚——也不知是因为一夜未眠，还是在艺术和道德上受到了震撼。

“怎么样？”卡拉科津严肃地问。

读完了作品的这位通常只是眨巴眨巴因为没有睡醒而发红的双眼。

“这就对啦！”捷达骑士解释说。

于是有那么一天，当实验室全体成员都在的时候（乌比·万·可诺比因为领导工作的需要，走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发生了一件巴士马科夫早就预料到并已有思想准备的事情。但这时他正走神，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望着窗外的一只麻雀，那只麻雀站在被它啄出了一个凹坑的大面包头里休息，就像在一个岩洞里那样安闲。这一活生生的大自然画面使奥列格想起某个不可抗拒的人类生存法则。

“想看吗？”卡拉科津心怀鬼胎地问道，似乎是在提议上班时间喝酒，说完将厚厚的一个夹子递了过去，“明天给你看！”

大家兴致勃勃地观望着，想看看“中央来的同志”究竟会如何对待这个提议。巴士马科夫突然慌了神。问题是他早在区团委工作的时候就读过这本《第一圈》：盖甫西曼诺夫经常把这种书带到单位来。这种情况被他称作“了解政敌的武器”。

“是一个浑蛋在澡堂里把这本书给我看的。”强有力的党魁之子通常会这样说。

斯拉宾逊把长篇小说复印了两本——自己留了一本，还给了巴士马科夫一本。上了年纪的鲍里斯·伊萨科维奇爱上了装订书皮的活，用大红漆布为影印本做了个封皮。于是巴士马科夫把索尔仁尼琴的书放在书架上海明威与叶甫图申科的书之间。的确，为了以防万一，书脊上没写书名。

冷场的局面还在继续，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发现了研究人员怀疑的目光，甚至连尼娜·安德列耶芙娜（当时两人已经相互有了好感）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而委屈的神情。此时如果他说已经读过了，便意味着：即使不是承认自己胆小怕事，也是已经偷偷干过违法的事了。

“好吧！”

“卢比扬卡 可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会抓人的！”卡拉科津提醒道。

“好像就你明白。”巴士马科夫反唇相讥。

当奥列格把书放进自己皮包里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个面包头，麻雀已经不在那里了——一只满身污秽、肥肥的珠母色鸽子正在啄食。

“怎么样？”第二天，卡拉科津又当着大伙的面问道。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巴士马科夫回答说，“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把国家的秘密公之于世呢？”

“你这是说给我们听的，还是说给少校同志听的？”捷达骑士用眼睛扫了一下屋子，神秘兮兮地说，意思是实验室里很可能装有窃听装置。

“是说给你们听的。”

“我们深感震惊！你看过《古拉格群岛》 没有？”

“何止看过……”巴士马科夫含含糊糊地回答道，他曾在“美国之音”电台听过此书的几章。

“怎么样？”

“还可以。只是书中谈原子弹干什么？”

“奥列格·图戈杜梅奇，你是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

“一个制造了古拉格的国家是没有权利拥有原子弹的！你懂吗，没——有——权利！”

“也许你说得对。但为什么依诺肯基 ——他在小说中叫什么来着？——偏偏要向美国人透露这个消息？他们美国人与我们不同，已经投过原子弹了。”

这时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冷场，大家向巴士马科夫投去了惊讶的目光，仿佛他是穿着芭蕾舞裙和芭蕾舞鞋来上班似的。巴特尔金用唱歌剧的声音咳嗽了一声。

“是在广岛吗？”卡拉科津表示同情地解释说。

“投在长崎！”巴士马科夫十分严肃地，甚至怨气十足地补充说。

大伙一下子笑了起来。不知为什么，尼娜·安德列耶芙娜笑得比谁都响，还更显得委屈。

“奥列格·图兰多维奇，”捷达骑士严厉且毋庸置疑地说，“如果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明白，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的意思是……”巴士马科夫开始反驳说。

他打算问卡拉科津是否准备像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依诺肯基一样，向地缘政治的敌人透露“金牛星座”研制的各种秘密，却卡了壳，心中想：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能提……但是所有人都已听明白他未提出的问题的意思——于是笑声一下子消失了。

“算啦，争论到此结束！”乌比·万·可诺比命令道，而且还不安而惊讶地望了他的副手一眼。

的确，大伙已有很长时间没与他说话了，只要他突然走进办公室，像兵营里出现一个军官，就会有人轻声提醒道：“中央来的同志。”大家便立刻就不说话。或者话题马上转到另一个十分正式、常常带奚落性的毫无意义的问题上来。

“巴特尔金同志，您认为FTO—3683/3滤波器的质量怎么样？”

“怎么对您说呢，FTO—3683/3滤波器根本无法同FTO—3683/2滤波器相比。”

不过，有一次楚巴卡悄悄走到奥列格·特鲁多维奇跟前，说他完全赞同其对依诺肯基卑鄙行为的看法：

“国家的秘密——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卡拉科津……是的，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我简直觉得奇怪，这样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待在这儿……”

大伙都知道，巴特尔金不喜欢捷达，特别是在两人发生了一场非常尖锐的冲突之后。楚巴卡常说胆囊有毛病，有时在实验室的晚间聚会上会拒绝饮酒。有一次，卡拉科津顺便提起，说他有一瓶功效神奇的水，一位气功大师对它施了功法，这位大师甚至被邀请到各处去为患者治病。巴特尔金缠着他说：倒点出来看看，倒点出来看看！捷达倒了点，但严厉地警告说：必须每个小时服用一次，每次往一杯水中倒的量不能超过五滴——药的功效很强。尼娜·安德列耶芙娜也想为自己患病的丈夫要一些，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楚巴卡有一根专门的吸管，他每小时往杯子里揿上几滴喝下去。一星期后，他还真的感觉好了些。这时，卡拉科津若有所思地说，这个事实证实了他很久以前的一个假设。

“什么假设？”巴特尔金追问道。

“你明白吗，”卡拉科津解释说，拼命克制着自己，竭力在脸上装出一种严肃的表情，“我认为，尿液经过滤和蒸馏后在原子状态下具有药用效果，并可作为一种尿液治疗……”

“你——！”楚巴卡用他那漂亮的男低音喊道，两只手捂住了嘴巴，飞快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大伙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捷达给巴特尔金用的是从隔壁实验室里弄来的经蒸馏后的水：这水是从一个专门设备里提取了可供人呼吸的氧气后剩下的尿液。这一研究揭示了一个封闭的链式反应，对从事长时间飞行的宇航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楚巴卡后来专门写了控诉报告，乌比·万·可诺比要求卡拉科津当面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巴特尔金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口怨气。

尼娜·安德列耶芙娜真心同情巴士马科夫，有一天当两个人单独在屋子里的时候，她抓住他的手，请求他说：

“你听我说，你最好还是在大伙面前认个错吧！”

“为什么？”

“你还没明白吗？”

“没有，我不明白。”

“你好好想想吧！等你想明白了告诉我。”她叹了口气，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那是一个已经爱上一再犯错的男人的女性独有的。

后来，不知怎的，两人的关系渐渐热乎起来。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多库金在过道里遇见了奥列格，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说：

“你听说关于切勃塔廖夫的消息了吗？”

巴士马科夫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关于红色无产阶级区党的领导人连同他的那个著名绿色小本本一起被上调到苏共党中央的重要岗位上去的消息他已经知晓。

“星期一开全体会议。要欢送他……”

“他是到中央组织部吗？”

“是的。也许，他会想起我的！你说呢？”

“肯定会记得的。”

“如果他还能保持他那很好的性格。上面，”多库金用一个手指头指了指天花板说，“不喜欢直来直去的人。这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共产党员说的话……你喜欢看书吗？”

“怎么？”巴士马科夫警惕地问，一下子凉了半截，心想，实验室里道德精神状况非常紧张的情况难道已经被领导知道了。

“没什么。召开全室会议前正好有一个图书销售展。只针对内部人员。我可以给你一张入场券。”

“如果可以的话。”

“给。”多库金往桌子上抖出十张粉红色的长方形入场券，上面有带国徽的圆形图章及某个负责人的花哨签名，“好吧，给你两张。反正多了也没用？！”

其中一张巴士马科夫给了酷爱图书的卡拉科津，他一到节假日就喜欢去铁匠桥挤在知识投机商人中买书。有时捷达与也是个爱书人的乌比·万·可诺比会一起开着他那辆破旧的胜利牌轿车跑遍乡村书店寻找珍稀版本图书。

“您想想，有时我驱车来到布罗尼察，那儿居然放着整整一个书架的《大众哲学》！真是些不识货的人……”

起初，捷达对送给他的这张粉红色的长方形入场券还抱有警惕：

“你想让我上当吗？”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不要我给可诺比！”

“好吧。只要能搞到好书，哪怕进盖世太保我也不怕，我甚至敢去缪勒 举办的展销会。拿来吧！”

他用一种鄙弃的目光看了看盖有区委印章的长方形入场券，对苏联国徽那难看的图形嘟哝了几句后便把它放进了口袋。

“怎么样？”巴士马科夫在展销会后的第二天问。

“让人扫兴！我现在可知道了，所有好书都到哪儿去了！我买了二百卢布的书。那些浑蛋想方设法坑害老百姓！谢谢了。奥列格，将来共产党要是杀你，我来掩护你！”

巴士马科夫终于与室里的人和好了，他真正的成功在于组织了一次弹唱诗人奥克耶莫夫的音乐会。奥列格从工会弄到一笔钱，在斯拉宾逊的帮助下组织了这次活动。斯拉宾逊与一位著名吉他手都有收集古董的爱好，所以关系很好。音乐会结束时，多库金向那位声音柔和的弹唱诗人颁发了一个很大的宇航站模型，这时卡拉科津拿着那把“公家的”吉他走上舞台，并请求允许他演唱那支名叫《柑橘林》的歌。这支歌不知为什么没有被作者列入音乐会的节目单中。

“我事先说过：这台音乐会不允许业余演员登台！”党委书记沃罗布耶夫低声嘟哝说，他怕出事。

“不用担心，不会出事的！”巴士马科夫安慰道。

音乐会不仅没出事，而且还开得非常成功！连卡拉科津自己都未曾料到，全场的听众会随他一起唱，奥克耶莫夫激动得热泪盈眶。

柑橘林洒落上了晚间的露珠儿，

你黑黑的发辫上落下了灰白色的飞蛾儿。

绿色的有轨电车在河对岸发出叮当的响声儿，

将明月抚摸的是你温暖的小手儿……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卡拉科津又演唱了几首歌曲。音乐会结束时，著名的弹唱歌手将他抱住，热烈地吻了他，还在他的“公家的”吉他上用水彩笔签上了他的名字。多库金非常满意，他拍了拍因激动异常而脸色发白的卡拉科津的肩膀夸奖说：

“我们不仅仅会制造火箭！瞧瞧我们的同志们！真是好样的！”

“这不是我，这全是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安排的！”捷达不好意思地挥了挥手说，第一次用不走样的父名称呼巴士马科夫。

“我们会记住的，而且还要表扬的！”党委书记沃罗布耶夫点了点头说。

就这样，巴士马科夫成了大伙的自己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渐渐进入了工作状态，调整了思维方式，从忙忙碌碌的行政事务工作转到科研工作上来了，研发出了一种可应对供氧不足、提高宇航站氧气罐氧含量的独特方法。

连轻易不表扬人的乌比·万·可诺比在听完了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的汇报并对数据进行了检测后也点头赞扬说：

“怎么琢磨出来的？真叫绝了！”

但重要的是：巴士马科夫此后再也没与大家发生过争执。一开始，他只是光听不发表意见，后来学会了开玩笑，最后自己能真诚地批评那些对社会主义胡说八道、光知道捣乱的共产党员了。他有时甚至认为，他之所以被调出区团委并不是因为鱼子酱事件，而恰恰是由于他思想非常成熟。

捷达终于把巴士马科夫当作自己人了，甚至提出要与他一起戏弄楚巴卡。他们向他透露了一个十分秘密的消息（假称是区委打电话来告诉的），说是安德罗波夫 死了，但要两天后才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巴特尔金俨然成了个人物，到处宣扬，结果落了个谣言传播者的下场，因为当时安德罗波夫还活着，两个月后才去世……

尼娜·安德列耶芙娜在与巴士马科夫第一次亲热后曾悄悄温柔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吧，从一开始我就不信你是个告密的人！”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你的那双眼睛多么善良，简直像个毛茸茸的小兽兽……”

尼娜·安德列耶芙娜通常——根据两人性接触的密切程度——把自己喜爱的雄性宠物叫作“小兽”“小兽兽”或者“兽儿”，有时干脆就这么称呼巴士马科夫。在文艺学中，这种称谓叫作“借代”。说实在的，对不对该问问卡嘉才是…… OXwme3Ic6aVjk440gioMt/JracdsC19NAr0AlO9gONimoCLZEIV4wfNaF9k0v0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