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艾斯凯帕尔叹了口气：一年年过去了，生活不断增加着各种附着，如同鱼鳞一般，又添了新的证件，又多了已故的亡人……曾几何时，证实他在地球上存在的唯一证件，是那个淡黄色、如今已经磨破了的小本子，上面印着像纸币上一样的绿色的字——出生证。人的死亡也只有一次：外婆丽莎在奥列格六岁的时候死于肺癌。如同很多打字秘书一样，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烟抽得很厉害。甚至当外孙坐在她膝头的时候，她还抽。但为了不让小孩的身体受到影响，她便把长长的淡蓝色烟团往一边吐，那烟气一直撞到了屋子对面的墙上。

这间屋子很宽敞，高高的饰有雕塑的天花板，古老的橡木地板，已经不再使用的瓷砖壁炉。巴士马科夫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童年，少年，直至青年。实际上，这间屋子是她的，是她在战前根据由人民委员部签发的房屋证得到的，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离开人世前几乎一直在这里工作。

她曾经有一个理想，要找一个大翻领上缀有军事学院菱形章的王子当女婿，但女儿打碎了她的梦想，嫁给了一个起了个怪名字的小伙子。他的一双手由于总是与印刷厂的颜料打交道，始终没洗干净过。女儿还把她的那个叶果尔耶夫斯克的苦命人也带到她的住所来了——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把这一切看作对她不应有的惩罚，于是在屋子里立上了一个屏风，把自己隔了起来，以示抗议。她甚至晚饭也自己单独做，到了星期六晚上，总是到阿勃拉姆采沃她女友的别墅那儿去。巴士马科夫还记得，年轻的父母在这一天笑啊，闹啊，把屏风收了起来，打开了留声机，还把孩子赶到院子里让他自己玩。要是遇到阴雨天，他们便把孩子轰到走廊上，爱开玩笑的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把自己的双筒猎枪拿给了奥列格，让他坐在公共卫生间门口的小台子上。小小哨兵的义务是提醒邻居，让他们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别忘了关灯、洗手。

奥列格最初对男人与女人必须成双成对地共同生活这一不可动摇的法则产生怀疑就是由外婆引起的。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独身一人，家中谁都没有说过有关外公柯斯佳的任何情况——小巴士马科夫自己断定，外公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就像杜尼娅奶奶的第一个丈夫瓦连京爷爷一样。但杜尼娅奶奶认为，亲家母对她的儿子太苛刻，因此对外公柯斯佳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每次从叶果尔耶夫斯克回来，她便不知为什么只是悄悄对年龄还很小的孙子说东道西，似乎从来就没有康斯坦丁这么个外公：

“柳德米拉是你外婆丽莎与她的领导生的私生女。这种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厂子里女秘书也和厂长生过一个。这种事司空见惯……”

应该说，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对自己的亲家也毫不含糊：只要一见到杜尼娅出现在门口，她冷冷地打个招呼便走到屏风后面去了，如同被放逐了似的。她即使出来也仅仅是为了点个头、告个别。当父母亲悄悄地谈起杜尼娅奶奶如何把她的丈夫一个个扫地出门时，穿着白色镂花毛衣和深蓝色裙子的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便从屏风后面出现了（她在家时也和在上班时一样走来走去），嘴里还叼着烟卷，问道：

“说的是哪一个？是费道尔·多罗费耶维奇？”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完全异样的表情。

巴士马科夫很久以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是一个想彻底把男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女人会有的感觉，是她在其他女人面前感受到的一种高傲的优越感，以此来嘲笑仍在可怜地忙忙碌碌地受那些愚蠢粗鲁，同时还不整洁的男性造物摆布的女人。

关于外公康斯坦丁的秘密，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几乎连同她自己一起带进了坟墓。当在顿斯科伊教堂为她的遗体做涂油仪式时，站在遗体旁致悼词的部工会委员强调，在四十年堪称模范的工作中，亡人从没打错过一个字母，当需要为他（报告人抬起了痛苦的双眼）准备总结报告时，人们只会把这种工作交给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来完成。年纪尚幼的巴士马科夫也参加了追悼会，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认定，已故的外婆就是为那个上帝打的文件，甚至还一再向自己街上的小伙伴们证实这件事（关于有上帝这件事，他是从杜尼娅奶奶那儿听说的）。儿子的这些奇谈怪论传到了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的耳中：全世界和院落内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在星期天，在玩扑克牌接龙游戏时进行的，出牌的时候，整个楼都会震动。

“那是不是说，上帝要死的时候才成为魔鬼的？”小巴士马科夫问。

奇怪的是，在外婆丽莎的追悼会上把悲痛的气氛推向高潮的，是飞速从叶果尔耶夫斯克赶来的杜尼娅奶奶。她不仅向无知的莫斯科人讲了应该如何与死者告别，而且还解开了给死者穿上的衬衫的纽扣，认真用一只手在她胸口抚摸了一阵，发现她没有戴十字架后，便把自己的摘了下来，给死者戴上了。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已无法在屏风后面接受这些亲热的礼仪。这时杜尼娅奶奶暗暗地嘟哝：

“人为什么要烧呢？难道是块劈柴？”

父亲把巴士马科夫抱起来，凑到死者的头部跟前与她告别。他还记得，外婆身上还有一个扣子没扣好，他感到惊讶的是，死者怎么变瘦了，变年轻了。但给奥列格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闻到了一股强烈的、从死者头发上散发出来的烟草气味，他害怕了。烟的气味使他感受到亡人肉体中尚未冷却的生命的征象。他从父亲的胳膊中挣脱出来，躲进前来与遗体告别的人群中。也许，正是因为童年留下的恐惧，巴士马科夫此后才从来没有抽烟的嗜好，尽管他不止一次尝试过。

葬礼结束不久，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在整理母亲遗物和哭悼的时候，在她手提包的一个内袋中发现了一张为康斯坦丁·叶弗格拉福维奇·别克列绍夫死后恢复名誉的证明。原来，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在死前才获悉这一情况。别克列绍夫家中几乎所有的亲戚都被镇压了，而只有外公康斯坦丁这个工程师是在1937年，而其他人——当教授的，做神父的，曾经是军官的——则要早得多，是在20年代。他是个非常有名但非党员的煤矿专家，的确，年轻的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一开始就是他的女秘书，当时也还没学会抽烟。当她怀上了孩子后，别克列绍夫便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公开与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同居了。但他的妻子已经有两个孩子，不同意离婚，一直到去世前两人形式上还是夫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她——他的合法妻子，而不是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受到他的连累，被抓起来受到了迫害。

但是，已故的外婆却持不同看法。康斯坦丁·叶弗格拉福维奇的合法妻子是列夫·加米涅夫的远亲。因为这个，外公在20年代才幸免于难，而他贵族血统的家族当时已经全部被清洗了。但也正因为妻子的亲戚关系，他后来受到了牵连，受害于1937年。所以，谁把谁坑了——是康斯坦丁坑了他的妻子，还是她把康斯坦丁坑了——还是个悬案……

不过，这一切都是母亲告诉巴士马科夫的。母亲继承了外婆丽莎谨小慎微的内向性格，他是不久前，在改革重建开始以后，报刊上开始大量报道和谈论有关清洗的情况之后才从她那儿听到的。有一个情况的确很奇怪：在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的亲戚当中，任何人任何时间甚至都未受到牵连，虽然他们家族中的许多人从事的都是印刷行业，这一行当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危险的。就拿老巴士马科夫本人来说，有一次他差点被开除公职，原因是他当班排版的报纸上出了个错，在做锌板的时候，那些星星英雄没被排在应该排的勃列日涅夫的左边，而是挪到了右边。结果马上捅了娄子！所有印出来的东西都被送去切碎了，重印了一次。值班长也因此被开除了。

“要是在1937年，你非被枪毙不可。”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对这件事发表评论说，随手把父亲带回家来的那张被禁止发行的报纸样张撕成碎片，通常应该带回家的季度奖金也泡了汤。

“不！”父亲喝下下班后照例要喝的一大杯啤酒后高兴地反驳说，“有人推举我当值班长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的工资本来就不少了？”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冷嘲热讽地说。

“不！我说坐得高——看得远，但也摔得重！今天你是个人，明天就是个空铅。我们不需要很多：菜汤稠点，老婆亲点！”

“啤酒牌子好点……”

“柳德，你呀，想错啦！”

奥列格上学前有一次把父亲弄得十分下不来台。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像往常那样，把儿子从托儿所接出来，在索良卡的一个小摊前站住了。郊区的男人下班后常常聚集在那里，一个名叫维坚卡的残疾人有时也坐着车子到这儿来，他曾激发过奥列格儿时的想象。父亲停下来是想弄杯啤酒喝喝，这个想法合理合法，无可厚非。在夫妻生活的磨合期，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尽管一直在反对，最后还是对巴士马科夫家族的遗传，对酒的难以克制的嗜好做出了让步，允许丈夫下班后喝一杯啤酒。这杯啤酒被叫作“和约酒”。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似乎同意了。但酒的魔力是难以抗拒的，那天晚上好像有两个农民在美食店买了一瓶野牛牌茅香露酒，他们正在寻找第三个知音。这里顺便说一句，说俄罗斯人喝酒不知道节制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知道，受某种下意识驱使而寻找第三个同饮者的愿望就是此说的明证。难道两个人喝不下一瓶？当然能。谓予不信，你就看看……

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迟疑了一会儿，但十分严厉地对儿子打了招呼：要是妈妈问起来喝的什么，你就一口咬定，喝的就是啤酒。

“这是啤酒吗？”奥列格惊讶地问。

“当然是啤酒。不过，它是装在瓶子里的。这样味道要好些……”

如同喝酒的男人从来不会把啤酒与茅香露酒搞混一样（虽然两种酒的颜色差不太多），喝酒男人的妻子也从来不会出错，丈夫回家前喝了什么——是啤酒还是茅香露酒。

“不。柳德。和往常一样，就喝了一杯！”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显然生气了。

“可能这是一种特殊的啤酒，度数偏高？”

“普通的。日古力牌的。当然，那是陈酒，好像是有意在跟我们捣乱，还有点混……”

“是装在瓶子里的！”两个大人正在弄清情况，围在他们俩腿边转的奥列格补充了一句。

“装在瓶子里的？”

“是装在瓶子里的。”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对妻子的不信任态度十分生气，“怎么，难道啤酒就没有装在瓶子里的？”

“有。奥列任卡，瓶子上画着什么吗？”

“小牛。”

“什么小牛？”

“就是那种。”未来的艾斯凯帕尔往额头上翘起两根食指，哞地叫了一声。

生命时日已经不多的外婆丽莎从屏风后面走出来，面带鄙夷的微笑，耷拉着没有血色的干枯嘴唇，蹒跚着走进了厨房。从此，两人间就形成了一个习惯：若是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违反了夫妇间有关喝酒的约定，便会受到这样一个讥讽性的提问：

“是画着小公牛的啤酒？”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的一种见解，他坚信一步步地在生活的台阶上攀登全无必要，幸福根本不取决于此。这条生活的箴言已被奥列格·特鲁多维奇铭记在心，也许已作为一种家族的遗传基因被他所继承。不，其实，他并非没有虚荣心，只是这种虚荣心有点特别，是一种副产品。巴士马科夫做起事来从来就不是无所顾忌的，从不会蓄意去破坏或是抛开命运编织的错综复杂而又难缠的关系网。所以，按照常理，他总能胜出。如今让人难以忘怀的骑士捷达在哪里？严厉的切勃塔廖夫与他的小绿本子去了何方？多库金又在哪里？但他，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这里却安然无恙，而且还正准备与一个年轻的情妇跑到塞浦路斯去。你的那个封建主，他还将生活下去，他会住在城堡里，会待在大海的岸边，至于睡觉——会在一张神奇的床上，特殊的机关会在任何一刻将这张床从卧室托升到灿烂的星空……

当然，挨着这个城堡最好还应该栽一棵如同不成功的丈夫的绿帽子一样枝叶繁茂、家族历史久远的树！只是如今谁能详细地将别克列绍夫这一脉系说清楚？贵族的白骨如同平民的黑骨一样会无声无息地在大地中腐烂。谁也说不清。我们从杜尼娅奶奶那里能听到的，除了对音信杳然的瓦连京爷爷的哀泣，就只是关于曾爷爷伊格纳特模糊不清的传说：他长着一头火一样红的头发，醉时严厉异常，只要他多喝一点酒，叶果尔耶夫斯克的大街上便会空无一人，甚至连狗都会躲在大门后面不敢吱声……

艾斯凯帕尔对着像电线杆那样笔直的家谱叹了口气，继续整理他的文件。自他第一次准备逃离，像现在这样把各种文件整理成两大摞之后，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在这些年里，增添了许多新的亡人和新的文件。新添了卡嘉的教师进修班的结业证书、与“优秀人民教师”奖章一起发的荣誉证书、巴士马科夫的副博士证书、好几本出国护照、可笑的叫“私有化证券”的纸张、更可笑的叫“有价纸证券”的纸张、大量各种各样的证明信和证件。只是达士卡的证件已经不在了……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想了想，其实他和卡嘉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证件的组合就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见证，而当两人间出现裂痕的时候——证件也就各自分别保存了。巴士马科夫把凶多吉少的区团委证件和党证扔在了他自己的一堆文件中，如今它们对维护家庭的完整来说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渐渐地，放在他面前沙发床上的两堆文件几乎一样高了，他把两人的结婚证书顺手放在了两摞文件的当中。他还找到了卡嘉受洗的证明和自己当年为保密单位“金牛星座”拍的3×4的照片。

谁能料到，世上的一切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啊！奥列格本人是杜尼娅奶奶给施的洗。她曾为此专程从叶果尔耶夫斯克赶来，给人的感觉是来看孙子的，但等大伙一上班，她便把他领到叶罗霍夫斯克教堂去了。他受洗时取了个伊格纳季的名字。这是奶奶特地想好的，因为打他一生下来，她为了纪念他的曾祖父就想给孙子起个伊格纳季的名字。但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当时没有听婆婆的意见。

当然，奥列格因为当时年纪小，对这些事已根本没有印象，但家里常有人提起：说他如何不愿坐进圣水盆里，如何紧紧地抓住奶奶的长巾——神父用他那男低音说，小孩长大后手肯定很大很巧。果然不出所料，五年级的时候，奥列格做了一个木头凳子，它至今仍然作为给后来的学生做示范用的教具放在学校的劳动教研室里。但是，随着这张凳子的出现，他被赋予的手巧的天性显然也就此消失了，比方说，卡嘉就把丈夫归于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连自己都不知道手是怎么长的男人。

当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发现儿子的脖子上挂上了一根拴着铝质十字架的小细绳时，一手捂着胸口，喝下了掺上镇静剂的缬草酊，对婆婆嚷嚷道：

“您这是怎么啦，难道什么都不懂吗？所有人都会被记下来的！所有人，一个都不会落下！！！”

“记下什么？上帝，他就是不记下来，对每一个新出生的人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杜尼娅奶奶憨厚真诚地辩解说。

“他们不是给上帝记，而是给一些机构记。您呀，真是个天真幼稚的女人！”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责备说，没有从屏风后露面，“反正说了您也不懂！”

“还会有什么机构？”杜尼娅奶奶还是不明白，显然是在装傻，“是给地段上的警察吗？”

“您记住，那些机构有权把我们全都开除的！”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大声说。

当然，谁也没被开除公职，但杜尼娅奶奶每次从叶果尔耶夫斯克赶来，把从自家菜园里摘的新鲜胡萝卜和洋葱放在桌子上后，便要问：

“那些机构来人了吗？是不是他们在哪儿耽搁了？！”

起码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就是这样，一边笑一边叙述着儿子受洗的经过。这时，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常常会流露出这样一种暗示，说奶奶为孙子立下的功劳簿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她自说自话地为他们的儿子受了洗，剩下的精力便用在了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上。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奥列格有一年整整一个夏天都是在奶奶那里过的。

但话说回来，杜尼娅奶奶的确结过五次婚。除了第一次婚姻后有了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其余几次都是不幸的。奥列格每次来她这里度假都能看见家中又有了一个“新爷爷”，而且很快就发现一个规律：她后来的几任丈夫长得都挺像她的第一个——1942年在米亚斯内森林附近失踪的瓦连京。他那戴着领带的肖像至今还挂在五斗橱的上方。照片是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照的，爷爷的脸显得有些紧张，眼睛很是忠诚，而嘴唇被微微涂上了胭脂。据说，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政治上很成熟，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妻子从临近的村子嫁过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他对她许诺说，如果她给他生个儿子，一定教她识字，但这件事他一直拖着，直到去了前线，心中很是过意不去，说没能信守诺言。他在邮局里口授的信完全不是他后来亲笔写的情况。杜尼娅奶奶到死一直都是个文盲，虽然巴士马科夫上学后来这儿过暑假的时候教过她几次读书写字，但也只教会了她签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巴士马科夫懂得了，为什么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曾隐约表示过愿意接受奶奶有几个丈夫的纯粹生理原因，后来连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也表示过，但他却无法接受。显然，杜尼娅奶奶渴望在每一个新的丈夫身上看到失踪的瓦连京的身影。可是外貌的相像却无法保证某种内在气质的一致。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所以与“新爷爷”共同的生活都难以持久，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一个最终与第一任丈夫完全相同的男人。当问到她被她赶走的每一个生活伴侣为何不能使她满意时，她总是这样回答：

“一个个像魔鬼那样贪婪，让上帝饶恕他们吧！一个个享受现成惯了，等到离开的时候，连香水——所剩无几的香水——都要拿走……简直都是些守财奴！”

等到她把最后一个同居者轰走的时候，已经快七十了。达士卡就是那年出生的。杜尼娅奶奶专程从叶果尔耶夫斯克赶了过来。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和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立刻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性，把主动要求带曾孙女出去玩而且已经走到了汽车站的蓄谋者拦了回来。后来，多年以后，达士卡才与卡嘉一起接受的洗礼。

妻子决定接受洗礼很突然，是在与伟大的瓦季姆·谢苗诺维奇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所有人都拥向了教堂——甚至连前州委的领导们都一心要彻夜祈祷，手持蜡烛，就像拿着那叉有凉菜盐渍蘑菇的刀那样。洗礼的仪式一做就是十个人，没有圣水盘，只是把水点到为止。围着长巾的神父把新生儿围成一圈，用疲倦的嗓音像说绕口令一样向他们发出训示，如同旅游胜地的游泳教练在向准备第一次去到海滩的旅游者讲述注意事项那样。巴士马科夫还在区团委工作的时候就从国外给卡嘉买了个十字架，但没带来，因为天主教耶稣的脚踝是被绑着的，还被一枚钉子钉着，而东正教的耶稣两只脚是并排着的，上面钉着两枚钉子。卡嘉根本没有去理会魔鬼的阴谋诡计——显然她指的是瓦季姆·谢苗诺维奇，来到了教堂。

举行圣礼仪式的时候，巴士马科夫站在来到教堂门口的众多别墅客的人群中，远远地，目光穿过人头向里面望着。那是个乡村教堂，很小，离他岳父的别墅不远。5月的时候，他们来到守寡的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那里，帮忙做点地里的活，翻翻地，顺便来这儿做个洗礼。

达士卡兴奋地跳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

“你知道，‘达里娅’是什么意思？”女儿问。

“不知道。”

“强大的意思！”达士卡打开了在教堂里买的一本小册子。

“你知道‘卡捷琳娜’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永远纯洁和无瑕。”

“永远？”巴士马科夫的脸上露出了让人难以察觉的冷笑，“那‘奥列格’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意思。就是奥列格……”

“奇怪。那‘伊格纳季’呢？”

女儿又去翻那本小册子，这时夹在里面洗礼时用过的树皮掉了出来。

“把这受过洗的证明拿给我，要不你会弄丢的。”

“我不。伊格纳季就是‘还没出生’的意思……”

“怎么会是‘还没出生’的意思呢？”巴士马科夫不知说什么才好。

“达里娅，把证明给我！”妻子严厉地重复道，“马上拿过来，我把它放好！”

她放好了。达士卡临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把整个屋子翻了个遍，四处找，想把它随身带走。她终于在一堆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和妈妈的。但卡嘉一点也没显出高兴的样子，而是默默地把盖有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堂教区委员会大印的硬纸板塞进了放家庭文件的纸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