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个复员时用的手提箱哪儿去了?”艾斯凯帕尔陷入了沉思,又想起这件事。
第一次逃离失败之后,卡嘉立刻就把那只大手提箱塞到视野外的夹楼上面去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她用它来放旧鞋子。末了,在达士卡得到一件礼物——一只叫“楚楚”的乌龟——后,她干脆就在箱子里搞了个小饲养室。后来那只楚楚因肠胃功能紊乱夭折了,那只箱子一直发出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于是巴士马科夫亲手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可惜呀!那是一只多好的手提箱……箱盖上画着一辆飞奔的火车,火车上有一行火红色的题词:复员——1974。列车正朝远方隐约可见的月台飞驰,月台上有一个纤细姑娘的身影,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营里一个名叫达里雅洛夫的业余画家还为这幅画题上了一句诗:
等待你归来的我呀,
已把身子给全城的男士献上!
达里雅洛夫是刚刚招募来的年轻战士,说话不知轻重,他的这句话恰恰触到了箱子主人的痛处。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理智的巴士马科夫上来就当胸狠狠地给了他几拳。用兵营里的话来说,这叫作“检验贴面板”。小伙子被送进了卫生所,但他对所长说是从单杠上摔下来的。不过,达里雅洛夫挨打也不算冤枉。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不能开。
奥列格参军的时候,把他的初恋奥克桑娜留在了莫斯科。两人是在伊兹马依洛沃的池塘边认识的,中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奥列格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这儿——游泳,晒太阳,准备高考。即使是在平常的工作日,池塘边也聚集着相当多来这儿休息的人:情侣们头上顶着大浴巾接吻,闹哄哄的一伙伙人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地上,毫无节制地喝着葡萄酒和啤酒。奥列格高傲地独自一人躺在他喜欢的那个地方——灌木丛的旁边——温习着功课,甚至还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有时他会跳起来,向池塘飞奔过去,然后再跑上几步,一个猛子扎进冰凉而浑浊的水中,根本不露出水面,一口气从岸的这头游到那头。等巴士马科夫钻出水面时已经到了池塘的那一头,而且每次都会准确无误地在一株老白桦树的树根下面爬上岸来。那棵树枝叶繁茂,树干的下部已被水冲蚀了。然后,他稍事喘息后,又如此这般地再游回去,只是倒了个方向。奥列格爬上岸时,活像一棵被齐根割断的植株,脸冲下直挺挺地往地上倒去,直到快倒地的时候才用双手将身子撑住,再做上二十来个俯卧撑以便暖暖身子,这才又从容不迫地去看书。这时他会用眼角向四周扫视一下,想看看他出风头式的表演给周围的人,特别是给姑娘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有一次,巴士马科夫照例完成了他的拿手绝活,躺在灌木丛边,当他专心致志地看物理书的时候,身旁响起一个快活的声音:
“鱼人,您会抽烟吗?”
他两眼向上一瞧,看见一个全身晒得黑红黑红的姑娘,身上湿漉漉的白色泳衣几乎透明无遮。奥列格抬起头发现,那个叫他的姑娘脸圆圆的,笑容可掬,头发是浅色的,准确说是无色的,而那双眼睛——任性放肆而又闪闪发亮。
“嚯,这可好,碰上了个既不抽烟又不会说话的人!”
“不,我能抽点……”巴士马科夫不好意思地承认说。
“空中小姐,抽吗?”她向他递上了一盒烟卷。
奥列格犹豫了。他把游完泳还湿漉漉的手指在草地上抹了抹(是为了接烟卷),想把目光从姑娘那透过湿漉漉的泳衣显露的灼人私密处移开,但眼睛却不听使唤。
“你手里的是——奥帕尔烟?”还不太熟识的姑娘像浪荡的街头女孩那样发出了朗朗的笑声。
“我的?不、不是……”他不知所措地嘟哝了一句,这时他才明白过来,快活的姑娘说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关于飞行员、领航员和空中小姐的笑话。
“你叫什么名字,潜泳高手?”
“奥列格。”
“我叫奥克桑娜。读书还没把脑袋读疼吗?”
她一屁股坐在复习大纲上,一股水彩样的紫色水流立刻淌了下来。他们抽着烟(巴士马科夫装出抽烟的样子),谈论着天气,还说要不了多久池塘里就没法游泳了,因为水里空瓶子太多了,谁都往里扔。好几次,有几个相当放肆的小伙子来找奥克桑娜,让她回到他们一拨人那儿去,但姑娘不想搭理他们,说:
“滚你们的,臭小子们,讨厌!”
当太阳已经淹没在伊兹马依洛沃高大的白桦树后面,池塘里的水也已经变成阿尔捷克牌的咖啡颜色时,奥克桑娜邀请奥列格去电影院,而且还给他买了张电影票,因为巴士马科夫身上只有十戈比坐车回家的钱了:他的父母从不惯他。
电影厅里的灯光刚刚熄灭,活像一个黑白相间的小圆面包的地球旋转着出现在银幕上,地球中间还扎着标有“今日新闻”字样的飘带。奥克桑娜这时重重地叹了口气。也许,这是因为电影开头的加片是枯燥的新闻,而不是有趣的《费季利》
。此时,失望的叹息通常会在整个大厅中出现。后来,当电影正式开演的时候,新结识的这位姑娘又叹了口气。这一次的叹息中很有点挑逗的成分,接着她似乎在不经意中把手放在了巴士马科夫的膝盖上。奥列格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把这一偶然降临的幸福给吓跑。这时,奥克桑娜俯下了身子,在他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
“你怎么像个死人似的坐着?吻我呀!”
奥列格虽然此前从来没接过吻,但还是立刻满足了她的这一请求,装出一副很有接吻经验的样子,坚决果敢、毫不拘束。接吻给他留下了奇异的味觉享受:兼有烟的苦涩和薄荷水果糖的清凉甜蜜。
“咳,你根本不会接吻!”奥克桑娜嘿嘿地笑着。
“怎么不会呢!只是这儿太黑,人又多……”
“算啦,别担心,我来教你。不过,你可不能有别的非分之想!明白吗?”
“明白了。”黑暗中奥列格伤心地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前,他连接吻都没敢想过。
从那天起,巴士马科夫就再也没翻过书本(这最终导致了他后来第一次考试的失败),即使把书打开,书上那些令人费解的话语也会如同烟卷那灰蓝色的烟雾一样散去,烟雾中他看见的只是奥克桑娜任性放肆而又闪闪发亮的眼睛。巴士马科夫整天在期待中度过,等得心烦意乱、苦不堪言,甚至全身酸痛难忍,无奈中他往红色普列斯尼亚跑去,买上两支雪糕,在三山厂的大门入口处等候。他在纺织女工不息的人流中瞪大眼睛寻找奥克桑娜的身影,等到终于看到她时,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涌上心头。对这一情感最为贴切,但仍显平淡和欠准确的表述就是人们已经用滥了的“幸福”二字。
“买雪糕了吗?”奥克桑娜问。
他默默地从身后将雪糕递了过去。
“累得像条狗似的,”她说,一下子舔去了半根雪糕,话语中充满了信任,“我们去哪儿?”
“要不,去索科利尼基
?”巴士马科夫建议说,预感到他们将在那空旷无人的林荫道中久久地亲吻,沉浸在无比的甜蜜中。
“不,咱们先得找个地方开开眼!”
“开开眼”的意思就是逛逛商店——国家大商厦呀,中央商场呀,或者加里宁大街上的玻璃橱窗呀,看看陈列的商品,那时的商品还是很丰富的,打听打听价格,当然,到时候什么都不会买。父母亲每天给巴士马科夫的钱全都算上也就五十戈比,奥克桑娜的工资一半得寄给在图拉的母亲和弟弟们,要不就是自己大包小包地带上肉呀,香肠呀,水果呀,甜食呀什么的给他们送去。奥克桑娜的父亲五年前应募去了北方——他想多挣点钱,但一个月后在一次殴斗中被一个解除看管的囚犯杀死了。
“你瞧,羊剪绒的裘皮大衣。”她一边摸着毛皮,一边说,“嚯,要一千五百卢布!还真有人买!”
随后他们就会去索科利尼基,要不就去看电影,要不就在莫斯科市里闲逛,要是走进大楼没人看见的门洞里,便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别人敲门,一边接吻。巴士马科夫对这一新技能很快就熟稔了,甚至在奥克桑娜的指导下做得十分精巧雅致,以至于后来卡嘉、尼娜·安德列耶芙娜、维塔都十分欣赏。有时她还会让他吻她那像动物小嘴那样的尖尖的乳房,有时候,当然这种情况不多,甚至还允许他去摸姑娘那潮湿的、滚烫的私处。这时她会喘着粗气,激动不已,但又会突然把他的手挪开:
“哎哟,手都伸到哪儿去了!好东西不能太多,要不等到做丈夫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剩下了!”
“那你就嫁给我呗!”巴士马科夫开着玩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
“你还小呢。”她笑着说,一只手似乎无意中碰到了巴士马科夫,正好碰到了他裤子上那个不该隆起的地方。
后来他把她送回宿舍,一直等到女值班员把门打开,让迟归的女工进了屋,还唠叨了几句:
“唉,你这个该死的外来妹,什么时候才能玩够?!”
“别说了,你这个老娘儿们,好像你不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奥克桑娜反唇相讥,她显得很快活,分手时亲了一口奥列格的脸颊,便走进去了。他几乎是坐末班地铁回到小共青团员胡同的家,轻轻地推开门,因为包括他父母在内的所有公共住房楼的住户都已经睡了,他们第二天得上班。只有一个独住两间屋子的单身男人,名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餐车主任还坐在厨房里,面前放着木头算盘和一摞单据。
“有多少次啦?”他通常都要问,说的是两人约会的数量。
“没算过!”奥列格一本正经地说。
“你怎么回事?”
“我说的是真话!”
“我告诉你,我想给你介绍我们的一个女服务员——整个喀山铁路段她一个人也没看上!”
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父母在等他。母亲在打毛线,线针发出嚓嚓的声响;父亲在里屋玩着像电影《红莓》
里舒克申玩的那种木头疙瘩,还抽着烟,而往常他总是走到楼梯间去抽烟。
“说吧,她叫什么名字?”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问。
“奥克桑娜。等我到了十八岁我们俩也许就结婚……”
“不太早点吗?”母亲冷笑了一声。
“未婚妻长大了吗?”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严厉地问,“等你到了十八岁,去的地方恐怕不是婚姻登记处,你得给我到部队服役去,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得去保卫祖国!也许,两年后你会懂事。为了她你连大学都没考上,这还不够吗!”
“这不是她的责任……”
“那是谁的——它的喽?”父亲毫不留情地说,将答案指向了那个不要脸的女孩的下身。
“她在哪儿上班?”母亲继续道,她接着父亲审问。
“在三山厂。”
“是莫斯科人吗?”
“不完全是了。”
“噢,原来是个外来妹。”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判断说。
“往后不许你与她来往!”母亲说,她用的是一种领导通常对上访人员说话的口气,意思是上级领导无论是今天,还是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接见他们。
“我就要去!”奥列格顶撞说。
“什——么?”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气得大声叫了起来,说着把身上的皮带解了下来,“我们想让他接受高等教育,可他为了一个卖身的女人……你真是个空铅!”
“她不是卖身的!”
“那就更不应该啦!”
用皮带抽打这种非教育性措施遭到了被教育者的强烈反抗,因此体罚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听到书架倒下来的声音和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的叫喊声后,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跑了出来。他把暴跳如雷、脸涨得通红的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从奥列格身边拖开了。
“你给我从这儿滚出去!”父亲叫喊着,竭力想挣脱。
“这也是我的家!”巴士马科夫抽泣着说,用手揉了揉被打疼了的脖子。
“除了哭鼻子抹泪,你还会什么!”
奥列格哐啷一声把门关上了。小房子是很久以前建造的,多年的墙灰都被震落了。他跑到雅罗斯拉弗尔火车站过了一夜,直到天亮都还在对一个来这儿出差的人讲述他悲伤的故事。出差人也讲起他丢失手提箱和一件崭新睡衣的事,也很伤心:
“我一直盯着箱子来着,眼睛片刻都没离开过……我在想事,就想了那么一会儿!”
第二天,巴士马科夫——这次没买雪糕——在工厂的入口处见到了奥克桑娜,对她解释说与父亲吵翻了,所以从家里跑出来了。
“为了我吗?”她惊喜异常。
“为了考大学的事。”
“也就是说,是为了我。你真够可怜的。走,到我们宿舍去,纽尔卡正好到乡下取咸肉去了。”
奥克桑娜开了个小玩笑把女值班员引开了,于是奥列格便从值班室旁边溜了进去。小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穆斯里姆·马戈玛耶夫、叶甫根尼·马尔特诺夫和安娜·格尔曼
的肖像。斜拉着的一根绳子上挂着女孩用的小东西。桌上有一张条子:
“羊肉汤我已喝完,肉并给你溜着呢。纽。”
奥列格发现了其中有两个拼写错和一些句法错。
这天夜里奥克桑娜似乎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巴士马科夫表现出了令她吃惊的克制,他躺在纽尔卡的床上。
“你怎么啦?”她很惊讶。
“你给未来的丈夫会什么也剩不下的。”
“怎么,你不想娶我了吗?”
“没有,我没反悔啊。”
邻居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是个生活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有一次对奥列格说过,似乎“未开苞的”女朋友总是把处女的童贞看得如同古时的贞洁带那样神圣,她们总会等待自己在部队服役的男友,而“已经开了苞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那儿有一个女服务员,守身如玉,整整三年一直等待着她在海军服役的小伙子。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自己。”
奥列格两天后才回家,父母亲吓坏了,英明而富有远见地撤回了他们的要求,只是坚持一条,结婚的话题等到他从部队回来后再说。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有点可笑,可当时他的确很认真地在想,等到他从部队回来,也许还能得上一枚勋章,他们就结婚,一起考大学,一定教他的年轻的妻子读书。
父亲给儿子在他的印刷厂安排了个送信的差事。工资不高,但要在莫斯科全城靠自己的两条腿从早跑到黑。而且这还能算工龄,再说,英明的父母认为,这样一来,谈恋爱的精力便所剩无几了。四月,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奥列格请奥克桑娜来家庆祝自己的生日,这天恰好是欢送他参军的日子。来的客人很多:有几个中学的朋友,他们都怀着疑惑的目光看着奥克桑娜,还有早先公共住房楼里的邻居。奶奶叶甫杜基亚·西多洛芙娜也从叶果尔耶夫斯克来了。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看上去挺友好的,还与奥克桑娜谈了纺织厂的情况,但此时她脸上表达的却全然是另一番语义:“万一发生不测,外来妹成了我的媳妇,我就服氰化钾——休想得到我任何帮助!”
但奶奶杜尼娅偏偏喜欢上了奥克桑娜,她高兴地对邻居谈她的看法:
“女孩很不错。能生着呢。奥列格真走运!”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来晚了点,但从餐车拿来了一铝锅已经冻上了的煎肉排。他仔细地盯着奥克桑娜看。一杯酒下肚后,他甚至一再邀请她到他那里工作,向她渲染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的浪漫与秀丽。父亲心情很好,他用旧床单做了一个军用绑腿,教儿子如何缠在腿上。父子俩彻底和好了。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把儿子带到楼梯间,讲了一个从来没袒露过的秘密。他说,1952年结婚前,他也有个当纺织女工的女友,大辫子的鞑靼姑娘——弗留拉:
“那是个很难琢磨透的姑娘!”
随后奥列格出去送他的喝得酩酊大醉的恋人。一路上,他们俩尽情地吻着,路人向他们投来了并不赞许的目光。等两人来到她宿舍时,奥克桑娜给女值班员塞了三个卢布,强行把奥列格塞进了自己的房间。惊恐地用两只手捂着卷发夹、睡眼蒙眬的纽尔卡被推出了房间。刚把门关上,奥克桑娜便扑到了慌乱的新兵身上。
“你要干什么?!”他吓得直往后退。
“为了让你永远记住我,你这个大傻瓜!”她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奥列格的裤子,灼热的酒和食物的气味朝他脸上喷来。
他也准备好了……唉,只是那汹涌澎湃的情欲因缺乏经验一泄而尽了。
“半拉子男人!”黑暗中,她温柔而又有些委屈地放声笑起来,“好吧。回去吧!否则纽尔卡会发火的。你妈妈也会把我眼珠抠出来的!”
“你会等着我吗?”
“我已经在等了。你看不到吗?”
“半拉子男人”这句话导致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直到遇见卡嘉后这记忆才消失,它极大地干扰了巴士马科夫的个人生活。父母亲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们专门打听了所有情况,还了解得很详细,以一种假装的同情给奥列格往部队写了封信,告诉他在他履行连队职责期间,他的初恋情人都做了些什么。列兵巴士马科夫起初不相信,但奥克桑娜从不来信,一封信也没有。他痛苦得不行,连队里有一个月的时间都不让他站岗,怕他独自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副教导员将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把奥列格叫到了列宁纪念室,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
“把照片拿给我看看!”
奥列格由于痛苦脸色苍白,掏出夹在军人证里的照片递给了大尉。
“还是个女候补运动健将。”副教导员阴沉着脸说,据传这位副教导员的妻子坚决不肯和他一起到库页岛这儿来。
“什么运动?”列兵巴士马科夫有些慌了。
“什么运动?床上的三项全能。把她忘掉吧!”副教导员命令道。
奥列格不是一下子,但还是把她忘掉了。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列兵达里雅洛夫还讲了自己为什么当胸挨了拳头,如今巴士马科夫都已经退伍了,但这个爱说爱笑、没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手捂着胸口,仍然在咳嗽。随着时间的流逝,达里雅洛夫在80年代后期以一幅《不守规矩的人》的画称誉艺坛,成了走红的画家。他的画布描绘了一些嗜血的狼,它们穿着复员军人的制服,把一个赤裸着身子、手无寸铁而又没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撕成了碎片。维塔的父亲还买过达里雅洛夫的好几幅画。不久前,巴士马科夫和维塔还参观了他在跑马场举办的画展,还走到艺术家跟前,与他握了手。达里雅洛夫像结核病人似的咳嗽着,对给予他的高度评价表示了感谢,但他没能认出这个昔日一个团的战友。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没打算把自己在这个不凡的天才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告诉画家……
当巴士马科夫穿着新的阅兵礼服,戴着有点像战斗红旗勋章的近卫军徽章,坐着火车,穿过无限辽阔广大的祖国回家的时候,心中默默地对上帝发誓,绝不提有关奥克桑娜的一个字。但第二天他就飞一般地跑到她的宿舍。屋里墙上挂的依然是穆斯里姆·马戈玛耶夫、叶甫根尼·马尔特诺夫和安娜·格尔曼的那些肖像。纽尔卡的头上依然固定着那种绿色的卷发器。奥克桑娜早就从三山厂辞职了,独自租了间一居室的住宅。纽尔卡胸有成竹地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的地址,但不知又出了多少个错。
“但最好别上那儿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有空的话,到这儿来坐坐,咱们喝杯茶……”
可是巴士马科夫当天就去了卡罗缅斯科耶,找到了写在字条上的“赫鲁晓夫住宅楼”
,心里难受了好大一阵子,下不了决心上楼,摁门铃。等到最后他终于下了决心时,一辆簇新的日古力小轿车开到了单元门前,一个胖胖的秃脑门的格鲁吉亚人(不知为什么,当时所有高加索人都被人们叫作格鲁吉亚人)被从车里推了出来,他大声用那种卖羊肉串的吆喝声喊道:
“奥克桑娜,我们来啦!”
没听见回答声,他又朝那个坐在方向盘边的老乡,也是个秃脑门的胖胖的男人,点了点头——响起了长长的汽车喇叭声。几分钟后,浓妆艳抹的奥克桑娜便从门洞里跑了出来。她穿了件红色的漆布衣服和一条闪闪发亮的在当年非常时髦的黑色靴袜。
“努格扎——尔齐克!!达特卡和你在一块儿吗?你们这些大鼻子的傻瓜蛋!”她喊了一声,扑上去抱住了一个格鲁吉亚人的脖子。
“恁想干什么?说!”
“找个玩玩的男人!”
“咳,我的小亲亲的!要吃,就去阿拉格维!”
他们坐上车走了。巴士马科夫哭了,他慢慢地往地铁站走去。
是命运使然,他与奥克桑娜此后又见过两次面。有一次,奥列格参加了一个突击性检查活动,他与民警一起坐在维捷布斯克旅馆的值班室里,带来了一帮刚刚被抓住的“夜蝴蝶”。他立刻认出了奥克桑娜,尽管她戴着怪里怪气的假发,穿着一条包屁股的银色裙子,翘得老高的屁股上还缀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活像两个紧紧挤在一起的足球。她也一下子认出了巴士马科夫,用那对任性放肆、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眼中流露出不安、放荡和请求宽恕的神情。但奥列格做出根本不认识她的样子,他两眼望着地面,从值班室走了出去。
第二次……咳,还是别提她了吧,这个奥克桑娜!就是因为她,因为那句“半拉子男人”的混账话,后来他有很长时间一直怕接近女人。
他部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讲他如何以两年来在兵营里积攒下的雄性威力将阿斯特拉罕的女市民吓得魂飞魄散。
有一天,奥列格实在忍不住了,就去了纽尔卡的宿舍。
“我早就琢磨过,肯定是奥克桑娜在编你的瞎话!”已经完全绝望了的纺织女工叹了口气说,巴士马科夫最可怕的担忧最终被证实了,“真可怜……她说你这个小伙子挺招人喜欢,只是缺一样男人最要紧的东西……”
“什么最要紧的?”巴士马科夫委屈地问,似乎他还不明白指的是什么。
“最要紧的是挺得住。只是现在这样的男人太少了。但你不必伤心,反正将来你的妻子也会喜欢你的……咱们还是喝杯茶吧!”
在与卡嘉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巴士马科夫没对她讲起过奥克桑娜,也没讲过有人说他是“半拉子男人”后他所经历的痛苦哀伤,当然,如今这已经成为笑料了。要不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他也许还考不上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自然也不可能认识他后来的妻子。当奥列格意识到肉欲的快乐不属于他,直到生命的结束他都只能是个“半拉子男人”而不能拥有男人最重要的尊严时,他认命了(一辈子失去了手和腿的人都会认命的),坐下来读书了。巴士马科夫不费吹灰之力进了大学,因为复员军人是不用参加高考的。
在考大学的第一次笔试时,与他同桌的是一个黑眼睛的小伙,他身体羸弱,但动作却像鸟儿那样迅捷猛烈。
“我们好像是在参加修道院的考试,”黑眼睛的小伙叹了口气,把一张打了孔的卷子放在一边,“怎么连一个雌的都见不到!”
巴士马科夫往四处一看:还真是的——老大的一个教室坐满了一个个低着头、头发剪得短短的男生。
“就好像在俱乐部。”
“什么俱乐部?”
“部队团里的……”
“你叫什么名字?”
“奥列格。”
“我叫鲍里斯·罗宾逊。你看什么看?没见过犹太人?”
后来所有的笔试他们俩都坐在一起。鲍尔卡适应新情况极其迅速。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对付哪种老师可以按考签答题,而对什么样的绝对不行。俄语辅导课上完后,他叫巴士马科夫跟自己走:
“走,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学院很大,他们经过了一个个过道,最后来到了一块楼梯间的空地,在体育教研室的门前停下了。
“这儿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景点!”斯拉宾逊用手掌拍了一下楼梯的扶手说。
“什么意思?”
“奥林匹克拳击冠军波别琴科就是从这儿掉下去摔死的!”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从骆驼那儿。谁掌握了信息——谁就能掌握世界!”
但是,鲍尔卡显然没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每次考试前他都在可怜巴巴地叹气,说尽管他有银质奖章,但好像每做到“第五题”他肯定要出错。奥列格安慰他的新朋友,向他证实说,要是老师真想在第五题上把他难倒,那他们显然早就会这么做了,怎么还会给他银质奖章呢。
“我太天真了!否则我是完全可以得金质奖章的!”鲍尔卡冷笑着说,语气中流露出担忧。
斯拉宾逊的担忧没有被证实:他还是被录取了。那些年,考虑到犹太人的“喜迁徙性”,鲍曼几乎是不录取他们的。但是鲍尔卡的爷爷是个将军,他是一个例外。但他的另外一个担忧却被证实了:学院里的姑娘,特别是长得好一点的姑娘,真是凤毛麟角。而且“鲍曼女生”的雄性化智慧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真怕接近她们。不过,起初,还真没有时间顾得上姑娘们。在无止无休的测验、考核、绘图之后——就一点精力也没有了。有人把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的四个缩写字母解释为:我们立刻要将你们埋葬!材料力学这门课二年级才考,有经验的人建议:在这门考试通过前,“爱情风流之事”根本连想都甭去想。
巴士马科夫对这点心里甚至还挺高兴——世上他最怕的事就是当“半拉子男人”,出丑丢脸。有一年春天,鲍尔卡在去学校的路上在地铁里认识了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他利用两人坐在一起十分钟的时间就套出了她的电话,真是个能人,还弄清楚了她的家庭状况。
“她长得怎么样,还行吗?”巴士马科夫很受刺激,问道。
“还行。但不太合我的口味。”
“那为什么你还想认识她?”
“只是想操练操练!”
“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男人永远应该处于一种战斗状态。你想,你坐在地铁里,突然车厢里进来了一个你理想中的姑娘,唯一的——不可能有第二个——长着一对蓝眼睛的姑娘!但你却不知道如何接近她……所以每天都需要操练。懂了吗?”
“懂了。那与这一个你打算干点什么?”
“让给你。你给她打个电话,向她转达鲍里斯的问候。”
“不,我……”
“别害怕。塔波奇金!离婚的女人是开始性生活理想的对象。她们是年轻战士的简明教程。难道你九年级的时候就为你的性生活生涯画上句号了吗?”
“八年级的时候。”奥列格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心里明白,他是不会与任何离婚女子见面的……
总之,巴士马科夫与鲍尔卡的关系有点特别:奥列格年长两岁,已经在部队服过役,但斯拉宾逊与他相处时的举止行动总像是在庇护他,时而还会来点讥讽。奥列格对这种庇护心安理得,也乐意听取朋友的忠告。这个朋友不仅学习比他好,而且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都知道。有一次,下课后他们走在一起,鲍尔卡点了点头说:
“你知道吗,现在在‘腿边站着’的那个人是谁?”
“谁?”
“赫鲁晓夫的儿子。”
“赫鲁晓夫的?”巴士马科夫惊讶地盯着一个秃顶的戴眼镜的人,他站在鲍曼塑像的旁边,“倒是挺像……他在这儿干什么?”
“这儿是他的老巢……”
若是进行机器判卷题的测试,鲍尔卡准知道五选一该选哪一个答案。
三年级的时候,斯拉宾逊突然写起了诗——当时很多人都喜欢玩这个东西。鲍尔卡说,他这是有遗传的:他已故的奶奶阿霞(说起来,她几乎要比鲍里斯·伊萨科维奇大十岁)就写诗,与未来主义诗人是好朋友,甚至还打过马雅可夫斯基一个耳光,后者在一次名叫“诗歌死了吗?”的讨论会后无耻地纠缠过她。事后她还向莉莉亚·布里克
吿过状,后者又替她自己补了一个响亮的大耳光。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哭了一场,还扬言要自杀。
有一次上完大课,鲍尔卡把奥列格拉到了团市委举办的一个文学社的会议上。巴士马科夫打生下来就没写过诗,但有一次在部队,由于被关于背叛了自己的奥克桑娜的思绪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坐在列宁纪念室装作给家里写信的样子,实际上在一张纸上记录下了他深深的绝望之情。这是一篇介乎短篇小说与心灵呐喊之间的东西。简单地说,是讲一个挎着自动步枪在站岗的战士,他心中在思念他那不忠于自己的姑娘,而且想自杀。他已经打开了枪的保险,扣上了扳机,但这时查岗的长官出现了,批评了没能及时叫喊的战士,问他为什么不喊:“站住!走路的是谁?”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杜撰的,都是发生在奥列格身上的真实故事。
领导文学社的是个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歌曲词作者。每次会议上,他准会说上一两个故事,而且故事的开头肯定会是这么几句:
“有一次我和米沙·斯韦德洛夫去饭馆……”那些常常去光顾文学社的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斯韦德洛夫一生中除了去饭馆吃饭,随后与那个歌曲词作者一起耍流氓,便什么事都不做。
第一位朗诵诗歌的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士,脸因抹上了很多粉显得很白,嘴唇涂得鲜红,跟喝了血似的。她的声音很细,但发出来就像号啕大哭:
有个东西破损了。可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破损了。
有个东西破损了——所以我正在死去,
将身子紧紧地裹在麂皮大衣里……
几近失明的领导听着,微微歪斜着头,脸上露出了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他听完朗诵后咬了一会儿嘴唇,然后提出了一个听上去无伤大雅,但实际上非常刻薄的问题:
“究竟什么东西破损了?”
“姑娘家通常什么东西会破损嘛?”鲍尔卡嘿嘿地笑着。
“小伙子,话应该说得文雅点!”老诗人翘起一根枯瘦的手指头说。
“这是一种隐喻!”扑粉的女士差点要哭出来了。
“是啊,隐喻。您知道,米沙·斯韦德洛夫是怎么称呼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领导显然是在装傻,似乎他忘了一个很著名的诗人的姓,“嗯,他还一直在建议要把列宁头像从卢布上去掉……”
“沃兹涅先斯基!”大厅里有人提示说。
“对,是那么个人……米沙把他称作‘隐喻库’。记住!”
接下来朗诵的是一个小伙子,他的长相很有些工人的豪爽。他仿佛是在用粗壮的红色大拳头把每个韵脚击进空气中的:
又是新的白日
朗朗。
我懒得在床笫
卧躺。
热血在我周身
沸腾,
新气象把我的心灵
诱蒙。
亲爱的工厂将我
呼唤
汽笛声声催我
上班。
“难道工厂里现在还有汽笛?”大厅里响起斯拉宾逊尖刻的提问声。
从工厂来的那个小伙子脸色发白了,握紧了拳头,恶狠狠地看了看使他难堪的提问者,说:
“关你什么屁事?”
“没什么,没什么,这是隐喻。是不是这样?”领导狡黠地一笑,问道。
“是隐喻。”工人诗人抑郁地回答说。
“可问题不在隐喻。这只是些为墙报写的诗句——不会超过这个水平。”
“咱们走着瞧!”小伙子嘟哝了一句后走掉了,在后面几排听众中消失了。
“现在听听您的!”老头用长长的手指头点了点斯拉宾逊说。
“要不,下一次吧?”鲍尔卡作难了,“今天我没做准备……”
“诗人应该时刻准备着爱一个女人并朗诵他作的诗!您要记住!”
接下来他把那个长长的故事又继续说了下去,米沙·斯韦德洛夫走出作家餐厅,决定从起义广场斜穿过去,但被巡逻的警察拦住了。斯韦德洛夫与警察爬上“玻璃杯岗亭”去写情况说明。一上去他就开始朗诵诗歌,一直朗诵到把他放出来为止。
巴士马科夫当然已经不记得鲍尔卡作的那首长长的诗了,诗的题头词用的是帕维尔·柯冈的话,他隐隐约约还记得这么四句:
暴风雨在怒吼,
撞击着码头,
黑夜黯然,
失去了三百只眼。
鲍尔卡朗诵得非常精彩,时而高亢嘹亮,压过了想象中的暴风雨声,时而轻柔低回,叙说着被枪杀的强盗临终前的话。
“蛮不错!”领导夸奖说,“联想丰富。但为什么黑夜失去了三百只眼呢?莫非天空中就只有六百颗星星?”
“这是隐喻!”在来自工厂的诗人哈哈大笑的大呼小叫中,在破损了的女士赞美的尖叫声中,鲍尔卡只能如此反驳。
“明白。咳咳,瞧你们这些人,年轻人都是隐喻式的!你们给我记住,文学应该阐明的是它与生活的关系,而不是与文学的关系!好,您呢?”小老头向巴士马科夫点了点头。
“我没有诗。”
“那您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还是在部队的时候写的。”
“读出来听听吧!”
巴士马科夫红着脸,流着汗,照着纸上,不连贯地,甚至混乱地嘟哝着读完了他的小故事。
“嗯,是啊,”领导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了看奥列格,“您写的那个地方,关于您的主人公心中想的那段话,‘吻着她的任性放肆的眼睛,一点点地吻下去,越吻越低……’写得很糟糕!缺乏美感。米沙·斯韦德洛夫针对这种情况会这样说:‘二十二,要依次推进。’当您在思念姑娘的时候,因为天太冷,您脑子里想的可能只是怎么能暖和一点——这写得挺真实。还有关于军官的那段,他骂了当兵的,因为他违反了执勤的规定,但当兵的刚刚动过自杀的念头——这段也写得不错。您写的东西多吗?”
“就这些。”
“可惜啊。您还是很有天赋的。您在哪儿上学?”
“在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
“为什么偏偏是在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呢?”
“我也不知道。是别人建议我上的。”
“我也给您提个建议。您记住:学习不相干的知识会把天才毁了的!等您再写出什么东西的时候来找我……”
回家的路上,因为苦闷而交上了朋友的斯拉宾逊和工厂诗人一起把那位领导臭骂了一通。
“这是形象!”鲍尔卡愤愤地说,“是夸张!可他,这个老放屁虫,居然数起星星来了!”
“我也是这么说啊!墙报……我在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都发过东西。可他说——墙报……”
“他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那个一直跟在他们俩后面的破损了的女士尖声尖气地说,“你们知道他都写些什么歌吗?”
“什么歌?”
“‘我们将在原始森林建成一个个都市,我们将把爱人领到那里……’就这些!”
他们买了伏特加,走进了烤羊肉馆。是获得奖金的工人诗人请的客。女诗人喝起伏特加酒来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抽着首席牌烟卷,嘴唇抹得红红的,尖声尖气地朗诵了一首关于不幸的爱情的诗:
我没有投降,没有投降!我像只小猫,委身于别的男人,
没有情欲,没有爱恋,
为的是不让你走进我的心中!
“‘像只小猫’——不好,”工人诗人摇了摇头说,“听上去像是‘可可’
。最好——像条母狗……”
破损了的女士说,她决心今天就把身子献给巴士马科夫,就因为他不会写诗。奥列格吓坏了,刹那间,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恐怖的景象:一个有各种生理缺陷的半拉子男人正听任这个酩酊大醉的女酒神的摆布。没有听到回应,她便搂住了工人诗人的脖颈,用那如簧的巧舌开始证实,说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动物,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动物一定应该是强有力且永难满足的。鲍尔卡和巴士马科夫悄悄地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破损了的女士喷吐着首席牌烟卷的烟,向皱着眉头的工人诗人朗诵着:
我在迷宫中将床褥铺设,
等待着弥诺陶洛斯
来到我的身旁!
令巴士马科夫惊讶不已的是,她后来真成了一个著名的女诗人,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嫁给了一个名声大噪的诗人。但后来两人离婚了。听说,破损了的女士闹腾了一阵子,去治疗过酒精中毒,一直到与一个冰球运动员同居后才消停。她现在还偶尔在电视里露面,整个身子平平的,风韵全无,仿佛一滴陈年波尔图葡萄酒落在了漂亮的墙纸上。
夏天,考完试后,巴士马科夫打算根据自己在军队生活的积累再写点什么。三年级的时候,功课就显得轻松多了。抚爱女性的渴望重又使他焦躁不安,但永远只能是个半拉子男人的顾虑又使他痛苦不堪。所以奥列格决定将绝望的心情化解于创作之中。谁知道,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后来是实习,再后来是收土豆,最后认识了卡嘉……
奥列格对未来的妻子,不像对轻浮的奥克桑娜那样,有过那种销魂的、令灵与肉震颤不已的依恋。因此,他只是怀着一丝胆怯的希冀,但愿自己能最终冷静地走出失败的阴影。他甚至觉得,卡嘉是命运专门给他安排的,是来治愈他创伤的女性:与奥克桑娜一样,他们俩也是在公园里相会的,第一次亲吻也是在电影院。当这件事发生时,卡嘉惊恐地闭紧了嘴唇,还用两只手捂住了脸。
“你怎么啦,不会亲吻吗?”巴士马科夫问,感到了一股无耻而大胆的冲动。
“在大学里可没教过这种事。”卡嘉不无抱怨地回答说。
“那就不得不由我来教你了!”
“我自己能学会。”
与天真无知而又可笑地抗拒着的卡嘉相处,他为自己的经验和如同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一样的准确无误感到有些郁郁寡欢。在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当他兴奋不已,兽性发作,不断扩大着被撕破的少女的防线时,卡嘉先是吻着他的眼睛,最后彻底与他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她喃喃道:
“与我在一起,你会感到难受的……你会把我抛弃的!我什么也不会……”
“你知道,在部队里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
“你不会——我们就教会你。你不想——我们就强迫你。”
“不能强迫……我自己……你不会抛弃我吧?”
从这天起,卡嘉蓝色的眼睛中出现了一种顺从的温柔和不安的期待。一种潜在的肉体欲求使然,奥列格终于告别了自己是“半拉子男人”的噩梦。巴士马科夫在对彼得·尼基福洛维奇做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解释之后,向卡嘉求了婚,还把她介绍给了父母,卡嘉不安的期待终于烟消云散了。的确,他最先是向斯拉宾逊谈了自己的计划。
“是甜甜的胡萝卜爱情?”鲍尔卡很是惊讶。
“是命运!”奥列格叹了口气。
父母亲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卡嘉。奥列格是三八节那天请她去做客的。前来做客的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节日气氛,然而最感兴趣的还是吃点喝点。也许,只有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能说出点独到的看法,但他因盗用公款已经入狱一年了。而从叶果尔耶夫斯克专程来相孙媳妇的奶奶杜尼娅却不满意。她说:
“孙儿选的这个姑娘太瘦了点!原先的那个看着要顺溜些!”
卡嘉真还有点像那个——画在复员手提箱盖上的——远远地站在月台上的纤细女孩……
“是命啊。”巴士马科夫暗暗想道,他发现了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脸上严肃但十分满意的神情。
在这种时刻,妈妈非常像她的母亲,已故的外婆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