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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历来不应酬、不开会、不上网，连手机也从来没有用过，只与妻子一起关门过着最平静、最古典的日子，已经几十年了。偶尔，也会开窗，看看远处的道路，猜想世间种种忙碌。
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全民居家防疫，窗外的道路天天阒静无人。这让我在古典的日子中，遥想到了更古典的年月。
其实，人类的时空经常会发生倒错和穿越，即使想从当代过回到先秦时期的一些日子，也不太难。至少，这是心灵的权利。
古典中的更古典，应该把心灵安顿在哪里？我在学理上已频频出入先秦的丛林，就连非常艰深的老子、孔子、庄子、屈原都进行了译释，那么，还有哪一座先秦的山岗有待于再度攀援呢？
答案是《周易》。它一直被人们称为“群经之首”，是一座名分极高的神秘山岗。
攀援这一座山岗，要非常安静，而且，是长时间不受骚扰的安静。全民居家防疫，提供了这种机会。
我的这次攀援，态度极为虔诚。因此，首先以毛笔为杖。
书法的点、横、撇、捺，是一种最有体温的引领。以我的经验，由书法来贴近典籍，常常比注释、翻译、论述都更加亲切，更关及生命。
我用书法写《周易》，名之为《周易录》。一连选写了好几款，收于本书的后半部分。
这部《周易录》的书法，用的是行草，这是有原因的。
《周易》在内容上，不像后代很多典籍那样细密谨实，因此我也就不用楷书了，让“易”返“易”，回到一种简疏自由的状态。但是，《周易》又是一种规范，不适合个人发挥，因此在书法上就不能采用狂草。顾及这两端，我选择了行草，在笔画上近草，在格局上近行。但在实际书写时对笔下书体的选择，完全看我对具体字句的感觉了。因此这里的笔墨，直捷地体现了即时的学术判断。这与我在其他场合纯粹地展示书法之美，很不一样。
对于《周易录》的行草，我自己比较满意，可认定为平生书法的代表作之一。
以毛笔为杖，一步步探路，同时还要为身后的大量读者做一些清理，铺一些台阶，那就是阐释。《周易》全文，有较多重叠、回旋，因此我的书法和阐释，并没有包罗全部，而是用现代观念进行了选择。为什么要这样选择？那就需要从头说说自己对《周易》的整体看法。因此，有了这篇“前论”。
首先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周易》起自于占卜。
上古时代的祖先在艰难生存中相信，世事的凶吉祸福，是由上天安排的，因此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向上天探问。他们的惯用方法，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龟甲和兽骨上钻孔，再用火烧，从烧出的裂纹中来判断答案。有时，也会在一把蓍草中抽捏转换，来寻找答案。这一些做法，就叫占卜。
初一看，这种方法很原始，甚至很盲目。但是，占卜的资料积累越多，渐渐看出了某种规律。很像现代的概率论和大数据，在没有逻辑的一大堆行为因果的组合中，出现了大逻辑，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神奇秘密。原因还没有找到，理由还没有呈现，事实却神秘地重复了。重复概率愈高，愈引起人们重视，相比之下，“原因”和“理由”反而不重要了。如果硬要找“原因”和“理由”，那也应该面对大数据慢慢捉摸，构建起一整套特殊的学理模式。
古人远比我们更贴近自然界。他们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中强烈感受到规律的存在，又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认知自然的不同品性。于是，他们从占卜资料中构建起了一套模式，能够广而大之，联通天道、人道、地道。这正如《系辞》所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到底，就是试图通过一套模式来寻找“道”。
这一来，比较原始的占卜资料也就获得了提升，进入了高等级的排列、组合、旋转、定位，这就是我所说的“特殊的学理模式”。
整个路子的起点，是把世界分成一个庞大的阴阳对立体，即以阴阳为道。正如庄子所说，“《易》以道阴阳”。
以阴阳对立来看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思维成果。简洁，明了，却又概括了世界上最难概括的两大素质，两大风范，两大格局，而且时间已经证明，无法用另外一对概念来全然替代阴阳的区分。因此这个思维成果即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受到国际科学界、哲学界的高度赞扬。
分了阴阳，聪明的古人还把它变成一个多块面的动态结构，分出了八卦，又从八卦衍生出了六十四卦。于是，一套模式形成了。
这个动态模式用符号来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表示阴阳的符号单元“爻”，即“阳爻（
）”和“阴爻（
）”。八卦中的“卦”也是由此延伸的符号，复杂一点，由“爻”的叠加组成。
叠加组成的八卦，对应着各种凶吉祸福，因此借取自然图像来象征，那就是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来象征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每一卦又有一种基本意指，那就是：以乾卦的天，意指着“健”；以坤卦的地，意指着“顺”；以震卦的雷，意指着“动”；以巽卦的风，意指着“入”；以坎卦的水，意指着“陷”；以离卦的火，意指着“丽”；以艮卦的山，意指着“止”；以兑卦的泽，意指着“说”。
以此为基础，又伸发出了六十四卦。那在古人看来，几乎就把大千世界的各种状态都包罗进去了。
那些卦和爻，都有说明凶吉的文字跟随，那也就是“卦辞”和“爻辞”。后来，又有了解释的文字，即“传文”。把这些卦辞、爻辞、传文合在一起，这就让大量占卜资料上升为精神文本，占卜之书也就有了理义之书的成分。
这一来，《周易》也就成了《周易》。
我把《周易》形成的过程说得很简单，但请注意，我们面对的，是在人类文明的奠基时代，黄河流域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价值创造者们相继努力的成果。而且，与其他文明相比，是极为独特、无可重复的成果。
不错，起点只是占卜，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看轻那种在龟甲、兽骨、蓍草边的专注操作。种种既鸿蒙又抽象的图像在翻滚、隐约，大量既确实又漂移的数字在定位、错位。自然的盛衰与人类的命运，与这些象、数发生着诡异的对应，宇宙的秘密或许已经有部分被古代哲人秘藏其间。
在中国现代，曾经有一些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优秀学人因为《周易》有占卜的起点而予以轻视。他们的这种轻视，出于他们约略知道的国际学术观念，却让高层级的国际学术界大吃一惊。
我多年前曾在《君子之道》一书的“前论”中讲到一件往事。中国现代最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胡适，对国学和西学都有研究，有一次专程去访问了当时名震国际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其实当时的荣格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学家，而且成了刚刚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翘楚。他比胡适大十六岁，无论在年龄辈分还是学术辈分上，都要高出好几级台阶。胡适拜访荣格，很想听他讲讲文化人类学，当然也想知道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但是，出乎意料，荣格主要讲《周易》。
荣格问胡适，中国现代学者如何评价《周易》。胡适说，自己并不太相信《周易》，因为那是一种魔术和符咒。
荣格听后非常惊讶，着急地追问胡适，是否尝试运用过《周易》，《周易》的答案难道不真实，《周易》对胡适自己有没有帮助。
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胡适很难受，一场谈话变得尴尬。
其实心里更难受的是荣格，他发现中国现代学者在走向西方科学的时候，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
显然胡适对《周易》知之不多，他不知道，今天坐在他眼前的这位欧洲学者，倒是对《周易》深有研究。他曾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周易》译本写引言，写了长长的十七页，实在称得上一个《周易》专家。
荣格写道，《周易》展现的只是“统计方式”，而西方现代强调的是“因果规则”。初一看，“因果规则”很有逻辑，而“统计方式”只是一种不讲因果逻辑的数字排列。但是，荣格认为，恰恰是在西方倡导的因果逻辑中，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意图，真实被“异化”了。因此，不如那种平实的“统计方式”，更符合真实。
荣格的这一论述，对于当代运用大数据进行概率统计的年轻人来说，反倒更容易理解。一比，真正落后的倒是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
例如，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的怀疑和敌视，几乎全都出自他们的意识形态“逻辑”，而不是统计数据。只要尊重统计数据，就会得出相反的、更合乎真实的结论。
荣格还说，与《周易》关系密切的道家，提出过“物极必反”的基本法则，这就远远超越了西方人的思想。他说，西方人常常被“自我中心”的魔鬼引导，沿着所谓“高贵”的路去争取种种硕果，岂不知，这条路的尽头，便是“物极必反”的基本法则，谁也逃不了。如果能够知道逃不了，西方人就会结束互相冲突的“痛苦内战”。
这实在让我眼睛一亮了。一位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居然那么早就从《周易》和道家学说，对比出了西方文明在“逻辑自欺”、“自我中心”、“单向思维”、“互相冲突”等方向上的致命弊病，真是让人钦佩。荣格的一系列论述，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方位上来认知中国文化的起始性辉煌。
可惜的是，这样的思想家，目前在西方已经很难找到了。而被荣格指出的那些西方弊病，却日益彰显，并越演越烈。
胡适对于《周易》的误解和漠视，让荣格感到着急，但对胡适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改革者而言，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文明实体早已浑身精疲力竭，处处受人欺侮，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显然是因为肩上压了太沉重、太庞杂、太腐朽的文化重担。作为文化人，他们希望轻身减荷、革故鼎新，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整体上采取一种冷冷的批判态度。相比之下，胡适还算是比较平静温和的。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他们对文化改革的思考，在根子上流于肤浅和武断了。
首先，他们拿来作为坐标来比较的那些发达国家，都缺少像中国文化这样的悠久而宏大的历史通道，因此只具有局部而不是整体的可比性。中国文化的新路，在总体上、主干上，要由自己思考。
其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足够的了解，却未曾对中国文化的元典、神穴、魂魄有过仔细而恭敬的辨析。他们未曾思考，这种文化要在当代世界获得新的生命，有哪几个基座不可毁弃，有哪几种精神可以弘扬。因此他们失去了底气和背景，奋斗过一阵之后就不知落脚何处。例如，我们正在说的《周易》，就是中国文化再怎么改革也不应该鄙弃的元典之一。
第三，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衰败状态，却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国际环境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一系列重大原因。这些原因，主要出于自身。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有多少智慧的头脑在梳理、灌溉、绾结着中国文化的主脉，这是现代改革者们很容易忽视却万不可以忽视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颇有成绩却未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找到“我是谁”的答案，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我很敬重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文化改革者，但在研究了他们留下的沉重教训之后，我就不主张在文化上“摧枯拉朽”，而更多着眼于发现和建设。因此，我大半辈子都在从事“两度寻访”，一是寻访中国文化真正的基座；二是寻访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从几十年前毅然辞职投身“文化苦旅”，直到前些年在联合国总部和美国各大名校演讲中国文化的寿命，都属于“两度寻访”的范畴。
说来也巧，我的“两度寻访”，都与《周易》有关。我在寻访中国文化真正的基座时不能不推崇《周易》这一经典，这在前面已经讲了；而在寻访中国文化长寿原因时发现，《周易》正是长寿的“元素”之一。中国文化的整体长寿由很多长寿的元素组成，《周易》自汉代以来就有众多学者耗尽心血守护着它，结果，以两千年的力量聚积，造成了两千年的生命延续。
这种守护，并不是“严防死守”，而是表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讨论状态、争议状态。中国文化与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学派林立、高论迭出，并以此来维系长寿。这中间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周易》研究中“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历代争鸣。结果，对立的争论总像是一左一右地相扶相持，既维系了《周易》的长寿，也维系了中国文化的长寿。
既然作为典范例证，提到了“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长久对峙，我就想多说几句。因为这在《周易》的历史上比较重要，也是这篇“前论”中需要略做交代的。
简单说来，汉代《周易》的“象数学派”，喜欢将六十四卦与季节、气候、方位对应起来，借助于占卜的原动力，来推论天下的阴阳灾变、人事凶吉。到了宋、明两代，“象数学派”就把起点性的六十四卦的运用，提升为“象”和“数”的交错。“象”，有了“太极图”、“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数”，也有了邵雍等人以奇偶之数推衍的历史图式。到清代，连我家乡的大学者黄宗羲都写了《易学象数论》，对一系列难题进行清理、总结和重新开启。
与“象数学派”对立的“义理学派”也气势强健。先是那位我在几本著作中都用哀痛笔调悼念过的只活了二十三岁的天才哲学家王弼，他的《周易注》要求人们从烦琐的象数符号中解脱出来，以《周易》来理解万物变化的整体条理。他的这种主张，直到唐代还颇受欢迎。后来，这一学派中又出现了程颢、朱熹这样的大学者，不赞成在卜筮上花太多工夫，而主张由阴、阳两气来解释宇宙本体。
这两种学派，前者立足《周易》本原，后者远及宇宙原始，看似对立却构成互补。正如王夫之所说，两者不可偏废，归于《周易》一理。
请看，仅仅《周易》一书，就在两大学派的对立、互包中延续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中国文化的长寿奥秘，可见一斑。
我用行草来抄录《周易》，当然无法呈现符号和象数部分，主要是对“卦辞”、“爻辞”和“传文”做了精选。
搁置了卦爻的一个个特定数位而只取哲理文辞，乍一看很像是倒向了“义理学派”，其实，这种选择是书法的需要，而不是对“象数学派”的冷落。我认为，比之于世界各国的古典哲学，《周易》的卦爻，象、数最有特色，最不可替代，反倒是义理部分有可能与其他古典哲学靠近。因此，要论中国哲学在未来学上的前程，还是以前者为胜。
正因为这样，我在本书后半部分译释《系辞上传》第九章时，对“象数学派”所关注的由占卜求卦中“数”的运用，做了简略介绍，以求给读者留下一个大致的印象。
既然说到了《系辞上传》，那我还要说明，本书在《系辞》的译释上花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我非常看重这些“传文”在《周易》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