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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炳的祖居，一般认为，在今天江苏无锡的东亭镇春合村。这一说法最早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报报道，该文开头就讲阿炳是“东亭人……”，但没有说具体村落. 同时，后文又称其“去年事变，隐迹东乡杨亭……”，前称“东亭”，后谓“杨亭”，二者虽一字之差，意义却有很大不同，是作者疏忽，还是历史真实，有待我们一一解开。
所谓“去年事变”，即指1937年10月前后日军侵华期间对无锡的轰炸与占领；所谓“隐迹东乡杨亭”，即指阿炳当年避难去的地方。但依据目前的史料，均称阿炳当年的避难地为“东亭”，并以此作为阿炳祖居位于东亭的重要依据之一。亦即是说，所谓“隐迹东乡杨亭”，与今天阿炳当年避难在“东亭”的说法产生重大分歧。
所谓“东乡”，据史载，明清时期在无锡羊尖、严家桥一带，民间盛行的山歌小调，因其地理位于无锡城中的东北方向，故人们称之为“东乡小曲”或“东乡小调”，后来的民间艺人又把“东乡小调”的曲调、吴歌的内容、采茶灯的表演形式三者结合起来，便有了戏曲锡剧的前身“滩簧”。可见，东乡者，乃羊尖或严家桥是也。这是其一。其二，所谓“杨亭”，位于所谓阿炳祖居东亭镇春合村偏东北约10公里。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国一直到解放后50年代上半，“杨亭”或归安镇镇，或归云林乡管辖，有时也自成乡镇，再之后才划归东亭镇管辖。羊尖严家桥位于“杨亭”正东偏北约18公里处，从“杨亭”所在地安镇镇的地理位置上看，其位于严家桥与东亭镇之间，由于上述地理变迁原因，这里说的“杨亭”是不能用“东亭”来代替的；其三，至于“佚名”的文章中称阿炳为“东亭人”，是作者依据华清和的祖居在东亭，而阿炳又是华清和的徒子，兼之“杨亭”的行政划分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笼而统之的说法，还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确定的是，阿炳当年避难“隐迹东乡杨亭”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目前学界为研究阿炳的史料中，确有阿炳当时为避难曾前往“杨亭”借住当地邓南生医生家长达半年之久的记载，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即可成为上述报道相关内容的佐证。
由于这个报道中称阿炳为“东亭人”，后来逐渐产生了阿炳与此地相关联的各种口述史料，并成为将阿炳祖居落地东亭镇春合村的重要依据，其中两种说法流布较广：
1、阿炳在2-3岁“母亲去世后，华清和把阿炳送至无锡县东亭镇春合村小泗房巷祖居，由族弟媳代为抚养。……婶娘视阿炳为亲生儿子，阿炳得到了8年实质上的母爱，奶妈喜欢哼唱滩簧和小调，道士村和家庭的音乐氛围是阿炳成长的温床和摇篮。”
此说法亦成为学界阿炳音乐成长道路研究的重要参考。
一是关于“小泗房巷”的由来。建国后最早涉及阿炳老家具体村落的说法出自1952年出版的《阿炳曲集》，文章中称“阿炳，无锡东亭小四房人。”
至少到1993年《阿炳论》发表之际，绝大部分学者仍按此一说法来研究阿炳的身世。阿炳已经去世70多年，我们今天看到的位于春合村小泗房巷的阿炳祖居，据说是于1993年为纪念阿炳100周年诞辰重建的，称原住宅已于1990年焚毁。当地何时、是谁、为什么将“小四房”确定为“小泗房巷”这一称呼，都不得而知。小泗房巷确实属于东亭镇春合村，在“三大房巷”内，始于元代华姓而成。无锡钱铁民据此著书称阿炳的生父华清和祖居于此。
但经过查阅当地乡镇资料发现，与《阿炳曲集》中最早使用的“小四房”相近的名字，在东亭镇门楼村还有一个叫做“小房巷”的村落。亦即是说，也不排除有“小房巷”是阿炳祖居的可能性。因为据袁仁仪的徒弟邢长发回忆当年其师傅与阿炳见面的情景时讲，其与阿炳是同村人，家住东亭镇门楼村。“小房巷”就在门楼村严夹里旁严姓集中居住的项夹里，距离邢长发家所在地黄草渡莫宅里不过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当年阿炳若一个人从此处摸到莫宅里去见袁仁仪也算方便，即便摔几个跟头也完全应付得了，无论从距离上看，还是从阿炳本姓严的角度看，祖居在这里似乎更符合史实。所以，“小四房人”的说法，虽然有可能是“小泗房巷”的讹传，但也许还是“小房巷”的讹传，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能说明阿炳的祖居就一定在春合村的“小泗房巷”。换句话说，阿炳的祖居即使在东亭镇，也不一定在春合村，或许在门楼村或其他村，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阿炳故居，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
二是阿炳的所谓“母亲”即“吴氏”，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既然阿炳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母亲”，自然也就没有其幼年被送到春合村的史实；同时，既然阿炳的祖居并不在春合村，也就同样没有其当年为避难到过春合村的逻辑。同时，即使阿炳果真在幼年被送到春合村生活过，当时春合村农民的生存实际情况，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受到过道教音乐的浸染，这在后面我们还会详细阐述。
因此，即使阿炳在东亭有祖居，也不一定在春合村，当在“杨亭”及其附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说明今天把阿炳的祖居放在东亭镇春合村，其依据至少是不充分的。
2、阿炳与袁仁仪曾经在东亭镇见过面。诸多资料以抗战期间阿炳为避难回过老家东亭镇，并在那里与锡剧前辈袁仁仪见过面作为其是东亭人的重要依据。据锡剧前人邹鹏回忆，“1937年中秋前夕，袁老二（戏剧表演艺术家袁仁仪小名—作者注）从上海回无锡……准备到徒弟邢长发家小住几天（邢长发是东亭门楼村莫家宅人—原文注）……邢长发的妻子在东亭街上买菜，碰到瞎子阿炳，告诉长发的师傅袁仁仪要来，请他一道到家中吃饭。瞎子阿炳和邢长发是同村人，年岁相仿，关系较密切，经常去造访……也久闻邢长发师傅袁老二的大名，决定今天去拜会一下。……瞎子阿炳和袁老二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契……袁老二应阿炳要求，拉了一首《梅花三弄》，袁老二也叫阿炳拉上几曲……阿炳提出要拜袁老二为师，袁坚辞不受，认为阿炳非等闲之辈，音乐造诣匪浅……后来，袁老二回到羊尖严家桥老家，阿炳步行到袁老二家再次见面……。袁老二1938年初又回到上海演出，已力不从心，加上他晚年又染上鸦片瘾，贫病交困，于同年12月溘然长逝，享年59岁。”
另据《艺术人生》作者记述，“1937年10月6日无锡遭日寇首次轰炸，阿炳和“董催娣”到东亭老家避难，期间，结识爱好音乐的邓南生医生，邓南生让房给阿炳夫妇居住半年，两人经常一起合乐……。”
此书作者根据邹鹏的回忆，还将阿炳拜访袁仁仪编写成故事进行文学性描述称“三访袁仁仪”，“一访在北街茶馆……二访阿炳居然背了胡琴，拄着一根青竹竿，独自一人摸到了黄草渡莫宅里邢长发家中。这相距三四十分钟的路程，中间还要由小船摆一个黄草渡。……阿炳听说袁已回严家桥的消息后非常失望……硬是独自拄着竹杖摸到了严家桥，第三次拜访了袁仁仪。”
从上述口述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关于阿炳回东亭避难以及与袁仁仪见面的叙述，显然在时间和逻辑上是混乱的，可以说是前后相互矛盾的。因为无锡于1937年11月25日沦陷，那么，“1937年10月6日无锡遭日寇首次轰炸”的所谓“无锡”，具体位置语焉不详，究竟是指无锡哪里呢？应该不是无锡全境吧？据史料记载，当年日军在占领无锡前的10月6日，最早是对锡沪公路11号桥和东亭集镇两地连续进行轰炸的。而锡沪公路是于1935年建成通车的，每日开行上海5班，常熟7班，境内设有东亭、鸭城桥汽车站。就是说，日军从上海由东往西打进无锡，东亭是必经之路，所谓10月6日首先遭到日军袭击的正是东亭。东亭距离市内约5公里，炮声隆隆，阿炳等广大市民应该不会听不到；在无锡市内尚未遭到攻击，人心趋利避害的情况下，阿炳是否有冒死逆行回到并不安全的东亭避难的逻辑？尤其是阿炳虽然是一个盲人，但大脑不会有问题吧？亦即是说，此时动稳妥，还是暂时不动稳妥，无锡市内与东亭镇相比较，哪里更安全一些，他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使选择离开市内，也不会选择去东亭的一面大一些吧。这是其一。
其二，据邢长发所述，袁老二是1937年中秋节前来东亭小住，小住亦即三五天，至多十天，那一年的中秋节是阳历9月19日，到阿炳回东亭镇避难尚有近20天，袁仁仪竟然能住到同阿炳见面，这算不算小住？就是说，袁老二为避难从上海而来东亭，既然10月6日日军好像追随而来已经对位于锡沪公路上的东亭开始轰炸，他当时唯一的选择应该是于10月6日前后离开东亭，远离锡沪公路往北回严家桥老家避难，这也与其小住几天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阿炳真的去了东亭，从时间上看，两位应该根本没有在东亭见面的机缘与可能性。如果二人从未见过面，关于阿炳与袁老二在见面前后所谓音乐交流方面的口述史料，还有真实性可言吗？
其三，邢长发回忆说阿炳当时卖艺正好走到东亭街上的菜市场被其老婆碰到，并请到家里与袁见面；上面的口述资料又说，阿炳是赶到袁老二和邢长发喝茶的茶馆里见的面。可是，尽管说法前后矛盾，一方面，东亭镇即使有菜市场也不应该在门楼村，当在镇中心，邢的老婆不会是在镇中心的菜市场见到的阿炳吧？另一方面，同样遭到日军轰炸，兵燹深重，避难都来不及，东亭镇也并不平静，阿炳会不会宁肯舍弃无锡城内相对安全也偏要到东亭镇来卖艺讨饭？还有人会在那里继续开茶馆吗？东亭镇再小，走起来方圆面积也不小，正常人行走都很难，一个盲人有可能每日挨村卖艺吗？穷乡僻壤哪来那么多人施舍呢？至于称阿炳为学琴不惜追到严家桥袁老二家“三访”，更是人间奇闻，因为东亭镇到严家桥约25公里，不要说一个盲人，即使正常人走起来也是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阿炳一个人拄着青竹竿愣是走过去，这合乎常理吗？上述阿炳见袁仁仪以及在各村“卖艺”等所有行动中，都没有提到有其老伴“董催娣”陪伴，阿炳完全靠其一个人白天黑夜到处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其四，邓南生医生家住杨亭村，村子位于所谓阿炳祖居春合村偏东北约10公里，到莫宅里邢长发家直线距离也得好几公里。就是说，阿炳在身为盲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每日住在邓南生家，却又同时出现在东亭镇的菜市场并被邢的妻子碰见，还能游刃有余地前往拜会袁仁仪。尤其是关于“阿炳卖艺说唱足迹遍及杨亭、查桥、梅村、长安、张泾。深秋，阿炳夫妇雇船从水路经杨亭至江阴北漍催娣老家小住”
的说法，又是一个很矛盾的时间安排：一方面，阿炳在邓南生借住半年，即使从10月6日无锡遭日军轰炸后其旋即离开无锡市里算起，过半年就是翌年三、四月份了，“深秋，阿炳夫妇雇船从水路经杨亭至江阴北漍催娣老家小住”这样的描述合乎时间逻辑吗？而且，从阿炳年谱上看，阿炳到东亭避难的时间很短，中间还去了一趟江阴的话，从时间上其根本就不存在居住在春合村的合理条件；既然借住在邓南生家，去江阴本就直接从杨亭上船向北而去即可，毫无从位于南边的春合村，通过水路往北再经居于中间位置的杨亭而向北到江阴的道理。
其五，事实上，阿炳本就不是华清和的亲儿子，即使那里有祖居，也是华清和的祖居，而不是阿炳的祖居，抑或是虚构的一个阿炳祖居；如果说阿炳和华伯阳是五服以内的叔伯兄弟，这里有华清和老家的宗祠，自然也应该与华伯阳共享，那里的亲戚当然就是阿炳的亲戚，为什么没有人来安排阿炳的衣食住行，而偏偏要借住“杨村”的邓南生医生家长达半年呢？况且，目前看没有相关记载来证明华伯阳的老家在东亭镇。
其六，有资料显示，“严氏在清初是无锡的大姓，聚族而居，在乡间主要聚居严埭一带，在城内则大都居住在严家池周围。严家池在学前街孔庙的南面，即今无锡师范学校附近。当时严家池广约15亩，池旁还有一水月庵，庵内景色绝佳，一时成为城中著名游览之处”，
从今无锡师范学校往北步行，串街走巷，经过学前街、菜场支路、北禅寺巷、中市桥巷、学前巷、文渊街，跨过人民中路，即可到洞虚宫，不过1公里。从阿炳为东亭镇小泗房巷人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及其祖居不定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排除阿炳的生身父母当年有可能就生活在严家池附近。另外，从1924年签署的《议据》中“华炳钧”（指阿炳——作者注）是顾秋庭经许多绅董介绍而收其为徒孙这点看，阿炳如果不仅出身低贱，人品又差，各路绅董是不可能出面为他做担保的，说明阿炳与此地完全有可能是有渊源的。
总之，关于阿炳当年确实避难东亭镇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阿炳传略》中讲阿炳被陈道士接回住在东亭镇资敬观；还有人说阿炳住在华伯阳介绍的亲戚家等等。此类前后矛盾的戏说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即使是真实的，反倒可以证明阿炳在春合村没有祖居可住，也没有亲人可依，以抗战期间阿炳曾避难去过“东亭镇”作为阿炳老家是东亭镇春合村的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阿炳去过“春合村”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