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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酣战将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的号角催发百业奋进，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就此拉开帷幕。各地酒企在此后的70年时间里飞速成长，白酒风味交替轮转，白酒行业将打响一场竞争大战。
而这一切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营时代说起，故事的起点在山西汾阳的杏花村。
1948年7月12日，杨汉三站在义泉泳酒坊前，泪如雨下。他是孝义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站在他身后的是杏花村芦家街的街坊乡邻。人潮在欢呼声和哭声中向村口的方向拥挤。就在刚刚，政府机关移驻汾阳，汾阳宣告解放。
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背景下，一个小县城的解放或许不足为奇。但是对于杨汉三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不仅是首任县长，还即将成为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下称晋裕）的接班人。他的父亲杨得龄，被后世称为“汾酒之父”。杨得龄在民国时期创造了一个白酒帝国，他酿的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被阎锡山赞为“味重西凉”。但此后战乱不断，酒业凋敝，待汾阳解放时，老人家已经仙逝三年。
杨汉三想到这里，泣不成声。这眼泪中有对过去的悲伤、惋惜，还有对未来的激动、喜悦。汾阳解放于他而言，也意味着汾酒得救了。
汾阳政府领导当即找到杨汉三，对他讲了两件事：第一，政府要帮他恢复酒厂；第二，不仅要恢复酒厂，而且要让解放区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秋节喝上汾酒。在杨汉三看来，尽快恢复生产就像一场新战争，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到的是一个“国家级”任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开封、济南、长春都传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消息。平津战役的胜利，意味着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在各个省市相继解放时，政府首先组织力量，召集民众全面恢复生产。
这天深夜，月亮就要西沉，杨汉三还在房间踱步，嘴里自言自语：“17号了……”此时，距离中秋节只剩下整两个月的时间。他接到恢复酒厂的任务已是五天前的事情了，可复产进度寸步不前。酒厂停产多年，粮食、设备、酒师都很难一时找全，要做到快速恢复生产，无疑是艰难的。
杨汉三深知，在战前，山西汾酒已形成不容小觑的规模，父亲的晋裕稳坐第一把交椅。而晋裕所产的两款酒——老白汾和竹叶青，占据了大部分市场。杨汉三想到，当年父亲白手起家，如今自己再不济，还有政府支持，更应该不畏艰难。于是，他开始四处奔走筹集粮食、恢复设备。好在他曾向父亲学习过不少酿酒手艺，因此解决了许多生产难题。
开始酿造之后，老酒师和工人几乎不眠不休，磨粮、润粮、上甑、蒸曲都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杨汉三带领工人所制的老白汾终于在慢火蒸馏中汩汩而出。
而这一天正是9月16日，中秋佳节的前一天。
1948年的中秋，晋裕的老白汾恢复了生产。杨汉三则继续带领酒师恢复竹叶青、玫瑰汾的生产。曾经的山西第一酒业公司正式起步经营，虽然产量不高，但其蓬勃之势带动了当地众多酒厂的发展。
从全国来看，当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产酒的作坊受战争影响极大。此时，国家在各行各业相继下达恢复生产、接受收编的指令，白酒行业也不例外。因此，1949年，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集结老酒师、备足粮食行动开始了。尽快复工成为全国各个白酒酒厂的头等大事。
汾酒在杨汉三的领导下顺利复工复产，但此时身在北京酒厂职工宿舍的王秋芳却陷入了难题。
王秋芳，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是我国白酒界响当当的人物。1949年3月，她被调往华北酒类专卖总公司生产处，正式接触酒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工作。4月，中央税务总局、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召开首届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酒实行专卖，并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生产白酒的实验厂，以推动白酒行业科学化发展。时年23岁的王秋芳被选为实验厂筹备小组成员。
同年5月，筹备小组选定厂址，将实验厂建在北京东郊。之后，筹备小组克服种种困难，各项工作进入正轨。随即，王秋芳等技术人员开始了对二锅头的工艺研究、质量定型、产品评定等多项工作，以恢复二锅头的生产。这次任务时间紧迫、意义重大。因为北京二锅头的复产被列为献礼新中国成立的重点项目之一。23岁的王秋芳此时担负着巨大压力，她和五位同事必须在10月1日之前完成二锅头的酿制。完成工艺研究、两月出酒是第一项工作，但他们在第一步就被难倒了。
二锅头是北京地区的名酒，影响力覆盖整个河北，但各地风味不尽相同。王秋芳所在的白酒专卖公司经营一款石家庄露酒厂生产的二锅头。北京和石家庄虽相隔不远，但两地二锅头的味道却有些差别。
调往北京之后，王秋芳打听到在北京东郊有一些烧坊能制作当地正宗的二锅头，其中有一家名叫“源升号”。王秋芳听说这家烧坊是北京“独一份”，早在清朝就盛赞不断，甚至有传闻称康熙皇帝的御笔留在店中。
二锅头由高粱酿制，在蒸馏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个叫作天锅的冷却器，经其冷却后的酒称为“酒头”。在多次探访之后，王秋芳获悉北京的烧酒师傅往往只取用第二次蒸馏出的质量最高的酒，因此得名“二锅头”。
酿酒工艺嘴上说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不容易，而且王秋芳等六人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怎么能这么快就掌握二锅头的传统酿造技艺呢？
就在这时，北京市政府要求，九门之内不允许开设酿酒作坊，酿酒作坊必须开在九门40里外的四郊。这使得原本还尚存一线生机的民营烧坊没有了销路。
对于王秋芳来说，这却是一件好事。她亲自上门，连走了12家京城老字号烧坊，包括“源升号”“龙泉”“同泉涌”“永和成”等。面对这些老板，王秋芳心怀敬意。她说，如今中国百废待兴，各个烧坊需要联合在一起面对困难，联手办酒厂。
1949年5月，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收编12家京城老字号白酒烧坊，全部归为国有。红星酒厂正式成立，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批国营酿酒厂之一。
此后，全国的白酒烧坊逐步恢复生产，振兴白酒行业的大幕就此拉开。
消息同样传到了杨汉三耳朵里。他意识到，全国公私合营和行业改造是大势所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道路，而且改为国营之后也能解决汾酒当前的困难。
在杨汉三的带领下，老白汾和竹叶青的产量大幅增加，甚至竹叶青的产量从原有的20公斤提升到了250公斤
。但即使不断增产，民办酒厂仍举步维艰。仅从山西汾阳的白酒行业来看，当地烧坊原本不在少数，但经过战火洗礼，生产基础不如晋裕那样牢固的烧坊几乎销声匿迹，唯独剩下一家——德厚成酿造厂。
这家酒厂始建于清朝，也是当时有名的烧坊。在乱世，这家老字号经营得很吃力，但也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杨汉三曾担任县长，有着很强的大局观。他结合山西酒业的发展状况，加上红星酒厂国营一事，几次劝说德厚成酿造厂厂长。终于，1949年6月1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在收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杏花村酿造厂和德厚成酿造厂的基础上宣告成立，杨汉三担任首任厂长。
新中国成立后，重点工作转到了发展经济上来。1953年6月，“一化三改”
正式开始。白酒行业进入全面国营时代。
放眼全国，神州大地国营酒企纷纷浮现。其中，川贵地区相较全国解放较晚，国营酒厂起步也较晚。但是在深处内陆的四川，众多城市依靠内运河和长江运输能力，呈现出强劲的恢复力。长江上游的宜宾、成都、泸州等城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白酒生产。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繁华的河运交通枢纽，有“江阳十里酒香”之称。
1950年2月16日，新年的礼炮声响划破夜空，46岁的李华伯同家人道过新年好后就没有守岁了，他想明早起来去拜访泸州几大烧坊的老板，劝说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国营酒厂。
抗战期间，李华伯依靠“春和荣”酒坊，联合全泸州的酒坊扩大生产，以填补战时对酒精的需求。听着新年的爆竹声，他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欣喜。这是泸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战争时期泸州未受战火摧残，当地酿酒业蓬勃发展，并为整个白酒行业的快速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想到当年同行纷纷一呼百应、各大酒坊通宵达旦产酒的场景，李华伯对第二天的劝说满怀信心。
可一天走访下来，情况并不理想，很多商户不愿合并或是收编国有。李华伯没有放弃。过去，他救起过颓然的家业，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次，他也绝不会轻易退却。
随后，他在《川南日报》多次发表文章，不仅劝说同行完成国营改造，也呼吁全行业加快国营化步伐。李华伯提出，既然大家对国营化有所顾虑，不如先从合并开始，让各地酒坊先聚集性发展、恢复生产，再进行国营。
果然，这个方法奏效了。经过不懈努力，以及在政府的支持下，1950年初，李华伯以“春和荣”为首牵头组建了“泸州曲酒联营工业酿造社”，从此泸州酒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和发展。在他的带动下，1951年，“义中”“定记”“温永盛”“曲联”四家私营酒社又联合曲酒作坊19家，恢复生产性窖池82口。同年3月，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在泸州以赎买的金川酒精厂为主体，吸收未参加联营的另外17家曲酒作坊，正式成立“川南区专卖事业公司国营第一曲酒厂”。1955年12月，泸州城区的四家私营联营“社”“厂”经过改造，走上了公私合营道路，成立了“泸州市公私合营曲酒厂”。1961年1月，“地方国营泸州酒厂”与“泸州市公私合营曲酒厂”合并为“泸州市曲酒厂”，1964年更名为“四川省泸州曲酒厂”，这就是泸州老窖的前身。从泸州开始实施酒业合并到全面国营用了14年时间，参与其中的酒厂和涉及范围超乎想象。
在全面国营时代，白酒行业产生了第一批资历深、规模较大的国营酒厂。
1951年，仁怀市茅台镇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坊联合成立贵州茅台酒厂，并在1952年底完成公私合营。五粮液酒厂则在1959年正式更名宣告成立，在宜宾建厂。它最早由“利川永”“长发升”两家宜宾烧坊联合成立，形成了“大曲联营社”，并不断合并其他烧坊，成立了“川南行署区专卖事业公司宜宾专卖事业处国营二十四酒厂”，最终演变为五粮液酒厂。
从更大的地理区域来看，川贵地区还有郎酒、全兴大曲、绵竹大曲酒厂等欣然而立；江淮地区的洋河大曲、双沟大曲、古井贡酒带着名士风范；中原地区的宋河、宝丰，以及华北地区的衡水老白干、永丰酒厂都是中国白酒日后发展的基石。
1951年1月，北京刚下了一场大雪。
在北京市大兴县的黄村酒厂门前，一箱箱二锅头正待“离家”。
黄村酒厂于1949年被收归国有，是北京专门生产二锅头的酒厂之一。它的前身是黄村镇海子角专烧御酒的“裕兴烧锅”。当地老人说，“裕兴烧锅”产的酒，明清时期专为来瀛海行宫的皇帝所饮用，堪称一等一的好酒。
没一会儿，一箱箱二锅头就被打包装好运走了。它们中的一部分要被运往北京同仁堂药店，其余则被运往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
用御酒二锅头入药，已经是同仁堂多年沿袭下来的老习惯，而运往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则是不久前才开始的事情。就在前不久，中央财政部召开了全国首届专卖会议，会议明确：专卖政策是国家财经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卖专营的政策在北京试行了一段时间，按规定，白酒属于国家专卖商品。
1951年5月，《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颁发，对全国的专卖事业实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专卖品则为酒类和卷烟用纸。自此，为期近3年的全国专卖时期开始。这对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件好事，看似束缚了白酒销售的规定，却让那个曾犹如散沙的白酒行业立刻有了凝聚力。
政策出台，北京各类酒厂全部开始将产品统一运送至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等待统一销售。那些小作坊和京郊烧坊，便先收编为国有，再进行产品的统一销售。
中央财政部站在全国粮食总量及供求的角度，倾向于让白酒向专酿专卖的方向发展。专卖政策刚出台后，北京白酒的销售渠道明显变窄，销量也有所变化。试行几个月后，国家就将白酒专卖政策调整为：以国营、公私合营、特许私营及委托加工四种方式经营，其生产计划由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统一制订。零销酒商也可由经过特许的私商承担，其手续是“零销酒商向当地专卖机关登记，请领执照及承销手册”“零销酒商，凭执照和承销手册，向指定之专卖处或营业部承销所承销之酒，其容器上必须有商号标志，并粘贴证照，限在指定区域销售，不许运往他区”
。
这条规定也为中国酒业政策的发展及日后的专卖制度奠定了基础。第一，很好地控制了酒类生产过量、盲目发展的态势，让作为高税高利产品的白酒，成为资本无法操纵的死角；第二，有效减少粮食浪费等现象；第三，减少假冒伪劣酒类产品流入市场。
白酒专卖制度出台的同时，中央财政部还在这一年出台了酒类行业相关的征税制度。
从1951年起，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在这个专卖条令下真正步入了正轨，全行业内的大发展、扩生产、找销路也就此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力恢复经济、刺激生产、带动国民总收入增加是举国上下的目标，而要全身心推动我国经济建设，酿酒行业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白酒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道缩影，中国的礼仪教化、诗词歌赋在其中酝酿；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变迁、朝代更迭的见证者。通过历朝历代的酒政，我们可以看懂各个时期的政治倾向、财政收入情况。
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发展酿酒行业势在必行。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大力发展酿酒行业都是必要的。
在确立了白酒新政之后，中国酿酒行业格局产生了一些改变，而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动行业积极性、扩大生产。为了刺激全国各地新生酒厂的生产热情和生产动力，使行业尽快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性，酿酒行业的活动次第开展。
1952年，中国第一届全国评酒会紧锣密鼓地筹划着。
彼时的中国经济正待恢复，而从酒业来看，全国人均饮酒量极低。如何让人民在吃饱饭的同时，喝上高质量的酒，是当时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因此，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酒类质量检评活动，能为中国酒类行业评选出标杆，找到发展方向，从而提高酒的质量，推动我国酒业发展。
时年24岁的辛海庭
是参加此次酒类质量检评的技术骨干之一，彼时他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会议，心情忐忑而激动。
辛海庭在检评人员中还看到了自己的同事朱梅。他们都属华北酒业专卖公司，朱梅是工程师，而辛海庭则在公司下属的北京东郊实验厂
当化验员。会议筹备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评选标准尽快拟定出来。
辛海庭还不具备拟定标准的能力，其余几位同仁也只是略有白酒生产经验。在无从下手之际，几位稍年长的同仁鼓励他们：按照经验、结合事实、不惧困难。
经过不断商讨，筹备人员拟定了评酒会的参与方式和评选条件。参与评审的酒厂需要自带样酒，到指定地点参加评选。评选标准最终凝练为四点：第一，品质优良，并符合高级酒类标准及卫生指标；第二，在国内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所欢迎；第三，历史悠久，在全国有销售市场；第四，酿造方法特殊，具有地方特色，不能被轻易仿制。
待评酒会正式开幕，已经临近秋末。
会场设在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的大礼堂，桌椅摆放整齐，评委席后挂着“全国评酒会”的手写横幅。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的旁边是隆福寺，这是北京东城最大的一个寺庙。清朝时期，隆福寺的庙会是全北京最大的一个庙会，热闹非凡，商贩你来我往，互市交易频繁。这样的传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城市规划，这一带规划建立了众多贸易公司，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区。
评酒会当天，来自全国各家专卖公司的人员拿着样酒来参会，走在周围几条胡同总能遇到同行。大家相互打着招呼：“同志，你也参加评酒会！”“嗯，是的。你也是啊。”
临近会议开始，大礼堂已是人声鼎沸。这次一共有103种样酒参加评选，直到评委到场，会场才安静下来。样酒经由全国评酒专家、学者认真分析，最后给出结论。
会议结束后，来自全国的专卖公司人员回到各处，等待揭榜。评酒会联合专家及检评人员先将参评的103种酒按照白酒、黄酒、葡萄酒和果露酒四个大类分类，经过数月的分析和讨论，终于在1953年正式对外公布评选结果。
此次评出的全国八大名酒中，有一种黄酒，绍兴鉴湖加饭黄酒，三种葡萄酒，烟台张裕红玫瑰葡萄酒、金奖白兰地、味美思酒，以及四种白酒，山西汾酒、贵州茅台酒、四川泸州大曲酒和陕西西凤酒。
此次评选结果不仅为当时中国白酒行业树立起名酒、老酒的标杆，也对地域白酒发展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甚至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酒业的发展。这次评酒会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白酒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让中国白酒产量从1949年的10.8万吨增加至1957年的41.5万吨
。
同时，在酿酒标准和质量检测上也有了明确的国家标准。生产标准得到完善，白酒国标不断更新。此次评选出的名酒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评判好坏的标准。四大名白酒不仅成为白酒中的标杆产品，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至此，中国消费者的白酒需求正式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