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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王蒙小说过程中的一个突出感受是他在句类选择上对疑问句的青睐。下面是笔者从王蒙小说中所选中的一篇短篇小说《风筝飘带》和两部中篇小说《杂色》《布礼》及一部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所作的统计（见下表1-1）。据不完全统计，王蒙这几篇（部）小说中共有句子12192句，其中疑问句就有2156句之多，占总句子的18％强。
表1-1：王蒙作品疑问句类使用抽样统计
这些疑问句不仅使用在人物对话中，而且大部分使用在叙述语言中。这些迹象表明王蒙对疑问句的大量使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同他自己的前后期相比以及与同时代相似经历的其他作家相比，都成为王蒙小说的一种独特稳定的特色。（见表1-2、表1-3）
这一特色影响了王蒙小说的整个语体风格，我把这种风格称为“反思疑问式”。所谓“反思疑问式”指的是王蒙在叙述中不断以自我反省的姿态向自我和“作者的读者”
提出疑问的一种语言体式。
表1-2：王蒙小说疑问句使用前后期对照表
表1-3：王蒙与从维熙、张贤亮小说疑问句使用情况抽样对照表
一般而言，现代汉语中的四种基本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是按语气来划分的。按照常规来说，疑问句一般多用在人物对话中，在叙述语言中大量运用实属一种反常规行为。
正是这种反常规性，使王蒙的小说区别于一般的情节式小说而成为自由联想体小说，可以说，反思疑问式这种语言体式是王蒙自由联想体小说的语言基础。我们不妨进入文本，以《蝴蝶》为例，看一看这种反思疑问式语言的叙事功能以及文化功能：
（1）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蝴蝶》（《王蒙文集》第三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2页。）
这段疑问句式叙述语言，出现在小说《蝴蝶》的开篇章节。主人公张思远荣升副部长以后，他一个人重访自己下乡改造的山村，然后又乘坐北京牌越野汽车回北京的路上，由一朵被车轮碾碎的“小白花”引发联想，由发妻海云的死想到自己的遭遇以及乡亲们送自己回城的情景，叙述者插入了这一段疑问句叙述。如果说上文的“小白花”是一个功能性意象，由这一功能引出海云，并隐喻性地揭示了海云的命运以及张思远的忏悔的话，那么这一段叙述则是具有功能性的总叙，它具有概要性和纲领性，是以下情节发展的枢纽。通过这种疑问句式叙述，一方面同张思远为视角的心理意识流动和谐一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叙述者这种反思性提问，为隐含读者设置了许多必须解决的疑问和悬念。它使读者必须跟随叙述者共同反思探究并引发向下阅读的兴趣。因此在下面的各个章节，就是对这一概要叙述的回应。而几乎在每一章节的开头，都有一段疑问句式叙述，这一叙述既是对总概要的回应，也是对本章节的小概要，我把这小章节的疑问叙事称为具有子功能意义的疑问叙事。请看下面两例：
（2）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久么？
——《蝴蝶·海云》（第三卷，第75页。）
（3）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匐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蝴蝶·变异》（第三卷，第86页。）
从叙述功能上看，引述2是叙述人以张思远的视角来引出海云，是对“小白花”的呼应，同时也是进一步引出下文。引述3是引出“变异”这一核心主旨，其中的含义比较丰富，反思的力度进一步加深了。
疑问句的叙述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王蒙自由联想体小说的语言基石。然而在我看来，疑问句的文化功能更为重要，它体现的是王蒙深层的文化精神。从疑问句叙述话语的文化功能看，始终面对读者是王蒙基本的说话方式。从以上概览叙述中，叙述人所思考的张副部长、老张头、张思远都是一种符号。如果说张思远是一种纯粹符号的话，那么，张副部长与老张头则是一种身份符号，它们的背后都联结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张副部长与吉姆车、明亮的街灯和高楼大厦相联系，而老张头则与羊粪篓子、崎岖的山路和曲背躬腰与咬牙行走的姿态相联系。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截然不同的交际场域和生活方式。因此，张副部长与老张头的身份互换与错位，昭示着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当然这种文化语境还不完全是疑问句式所揭示出来的，疑问句式所揭示的是一种语调，而这语调正是作者对叙述事件的评价态度。巴赫金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一文中所列举的“是这样！”那个著名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语调即评价”的思想。
巴赫金说：“语调总是处于语言和非语言、言说和非言说的边界上。在语调中，说话直接与生活相关。首先正是在语调中说话人与听众关联：语调parexcellence（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性的。它对于说话者周围一切变化的社会氛围特别敏感。”
在这里，巴赫金强调了语调的社会语境意义，强调了语调中说话人（叙述者）与听众（读者）的关联。实际上，疑问句式的语调，就是针对读者的，是针对读者与引导读者对所叙事件的评价。可以说有没有自觉的读者意识是疑问句与陈述句的主要区别。陈述句（包括描述性的存在句和表示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句）是对一定既成事实的描述、判断，因而是肯定的、封闭的语言事实，其思维方式上带有较强的独断色彩；祈使句虽然有读者意识，但那种命令规劝的语体色彩浓烈，因而也是独断的；相反，疑问句类在对事物进行评价时往往带有怀疑、争辩、探索、对话、协商等色彩，即便是反问句，在“难道不……”或“难道是……”的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句子里，也比陈述句中的肯定句或否定句多了一些怀疑暗辩色彩。我们还以前面引述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引述1中，叙述者对张副部长和老张头身份变异的诘问，正是旨在自己、主人公与读者的三重关联，叙述人对张思远的评价始终渴望着读者甚至主人公的呼应，因而体现的是怀疑、探索、对话与协商的文化精神。
在引述2中，叙述人借张思远对海云的忏悔、怀念体现的是张思远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这一辩护企图获得读者的同情、谅解，进而获得灵魂的安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德曼在卢梭《忏悔录》中看到的同样的东西。
引述3在对处境与人的关系提出疑问之后，叙述人对和平时期的尊贵的张书记与战争年代朴实艰苦的张指导员进行对比，在连续的几个“难道……吗？”的反问句中，作者把战争年代的草棵子、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与胜利之后的黄缎面沙发、席梦思软床、豪华小汽车并列在一起，对革命胜利以后的宿命般的异化现象及其悖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仍然是在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协商中体现出来，同时也透露出作者的怀疑精神。作者所怀疑的正是我们革命之后的权力机制对迅速变异的膨化作用，这个在生活中无不感到自己具有特别尊贵位置的张书记，实际上早已不是当年的八路军文化教员和指导员了，他早已随着个人地位的升迁，把人民抛到了一边，把过去抛到了一边，尽管这种抛弃是不知不觉的，但不知不觉却往往有着更为可怕的结果。可见这种怀疑精神具有更为可怕的动摇力量。
这种怀疑精神在本质上是时代意识形态氛围的一种表征。《蝴蝶》等文本发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正是时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老干部的官复原职，一方面是一次有错必纠、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全民对我们的历史理念的怀疑，昔日的一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观念、一些令人发狂的信仰，在新的历史时期都成了问题。首先是生活本身充满了疑问，然后才有文学的疑问。张思远由小石头而张指导员而张主任而老张头而张副部长的演化蜕变的轨迹，正是历史荒诞化、无常化的形象化体现。疑问句也是一种解构策略，在“难道……吗？”这样的句式背后，隐含着动摇一切、怀疑一切的潜台词。当然，王蒙对“难道……吗？”这样的反问句式的使用也是比较慎重的。王蒙使用最多的是设问，王蒙没有给出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或多解的方程式。
为了增强论点的说服力，我们可以引证许多作品，请看：
真是难解呀，生活应该是一个有目的有意义有程序的步步为营步步作业呢，还是一种随遇而安，因人而异，梦想、咀嚼、自慰、温习、怀疑、平静的或永远不得平静的过程？生活需要主题吗？什么是生活的主题？谁来掌握生活的主题？也许你最后只能说一句话：“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呀！”
这是悲剧吗？消灭悲观与悲剧的痴心，就不可悲吗？
那么，这十来年，钱文被社会生活排斥在外，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排斥在外，这究竟是一种大悲哀还是一种大解脱呢？是命运的恩典还是惩罚？是一片空白一个黑洞还是一种机缘一个奇遇呢？也许我们还可以设问，世界上究竟是要做这个那个，自以为能够做这个那个，而又被认为是相反的不但做不成这个那个而且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的有为之士即人五人六多，还是并没有一定要做这个那个，也不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那个，他们只是悄悄地活着罢了的百姓凡人多呢？圣人不死，大乱不止，老子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再问一句，世界上那么多伟人、救世主、教主、活佛、英雄、豪杰，那么多秦始皇刘邦项羽拿破仑希特勒，他们究竟是为平民百姓带来的太平快乐温饱富足多，还是战争屠杀混乱恐怖多呢？东周列国，楚汉交兵、三国演义，两次世界大战，可谓英雄辈出……世界上究竟是伟人多的国家人民幸福还是伟人少的国家人民幸福？风流人物的业绩背后连带着多少普通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究竟是伟人主政的国家人民日子好过还是普通人主政的国家人民日子好一些？如果老百姓对伟人的态度多一点保留，如果伟人也去搓一搓麻将，养养鸡，酿酿酸奶，逗逗猫，如果伟人的自我感觉降低那么一点点，老百姓是受到的损失更多还是获得的益处更多呢？世上有不杀人不压倒对手不要求普通人为他或她认为正义的事业付出代价的伟人么？世上真的有把普通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一样有价值的伟人么？……共产党不是说要消灭体脑、城乡、工农之间的三大差别吗？共产党的领导不叫总裁而叫书记（原文即秘书），不也是志在废除官员只保留秘书吗？……这一切都是来自一些多么伟大的理念呀！多么可惜，多么遗憾，伟人的伟大与平凡的现实之间总是留着那么大的距离，请问，如果伟人与现实不存在距离，伟人还能显得那么伟大吗？
——《狂欢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60~262页。）
请原谅我在此所做的大段引述，因为只有作品本身说话，也许才可以说得清楚。从这段引述中，我们看到的是钱文对“文革”的怀疑、对荒诞世界的反诘，进而引发的是对历史本身的反思。连续的疑问句的排列，其指向是针对读者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设问”“让我们再问一句”“请问”等提示语所透露出的语调，正是与读者协商、对话的态度。叙述人引领读者思考的正是伟人与凡人的辩证关系，在对伟人的反讽式贬抑中，作者并没有彻底地否定伟人，而是在探讨“无为而治”还是“好大喜功”之间的政治策略问题，在不断的假设之中，探究和展现的是多种可能性的世界。
无须再举更多的例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反思疑问式语言正是一种可能的文本。可能的文本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它实际折射出王蒙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这就是平等、民主、多元意识，以及反对独断论和极端化思想，倡扬宽容对话的精神境界。这样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精神的建立，是王蒙多年生活体验的结晶。它必然要建立在对专制话语、权威话语的不懈解构基础上才有可能。那么王蒙采用了怎样的解构策略呢？那就是反讽性语言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