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问题的提出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眸20世纪下半叶共和国文学史，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具有如此长久和旺盛的创作热情。他从19岁创作《青春万岁》开始，迄今已有五十年的写作历史了。在这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创作生涯中，王蒙已经为我们贡献出了10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150余部作品集，并被译成20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著，而且在散文、杂文、新体诗、旧体诗乃至文学批评、学术研究诸多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他以其卓越的创作实绩成为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然而，王蒙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他是共和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晴雨表，王蒙的遭遇正是新中国文学的遭遇；由他所引发的种种批判和争议，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王蒙我们甚至可以探究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奥秘。可见，王蒙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一个亟待解剖也颇值得解剖的个案。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目前我们的研究仍处在拓荒阶段。尽管评论与研究王蒙的文章和专著很多，然而与王蒙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仍显得不尽如人意。不过，王蒙的确是一个不好把握、不好研究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内容上的庞杂繁芜，他在艺术上的闪转腾挪的机智变通，他的超出于常人的广泛领域的涉猎，以及他的超常的智慧，都使他显出了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复杂性。王蒙是难以穷尽的。对此王蒙也曾不无得意地声称自己是一只“得意的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住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 在这里，王蒙所言不一定就是全然正确的，最了解王蒙的也不见得就是王蒙自己，俗云“旁观者清”，是之谓也。不过，王蒙所说的这种批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任何批评都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而这种角度实质上是一种方法论。由于批评方法的陈旧和单一，因而对王蒙的研究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那么，目前对王蒙的研究现状究竟如何呢？本导言试图对其进行一番简单的梳理。

目前，王蒙研究仍处于进行时状态，从研究形态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单篇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一类是整体研究，整体研究又分为小阶段整体研究和大阶段整体研究。下面我主要以整体研究为主，兼顾单篇作品研究，力图梳理出王蒙研究的几种基本思路。

思路一：

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出发，以主题学的角度切入，主要研究王蒙小说的思想意识。这一类著作和文章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曾镇南的《王蒙论》。这部书稿出版于1987年，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王蒙作品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总体研究。论著紧扣作品，重点分析了王蒙小说中的惶惑主题、历史报应主题、文化批判主题、幽默讽刺主题、爱情主题、死亡主题等。论者分析细致，感觉敏锐，有不少精到的见解，但由于方法比较陈旧，很多问题浅尝辄止，未能深入下去。比如惶惑主题，这实际上是作家心理的深层矛盾的体现，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在心灵深处的反应。不涉及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结构的剖析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再比如历史报应主题，背后的基本心态是王蒙对存在荒诞性的体验等等。由此看来，曾镇南缺少的正是方法论上的更新问题。另外，该作由于追求一种散文化的风格，因而在结构上缺少统一的灵魂，现出一种零碎感来。此外，论著离作品太近，感悟印象多，理论升华少，也减弱了论著的必要的深度。

夏冠洲的《用笔思考的作家——王蒙》，亦是用的这种知人论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论著分为作家论和作品论，在作家论中，夏冠洲提出王蒙的“恋疆情结”对其创作有影响的观点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作品论部分基本上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阐释，有些观点虽然有自己的体悟，甚至亦很精彩，但在整体上显得比较平平，正像何西来在序言里说的：“作者的理性穿透力和理论抽象力、概括力，在个别较劲的地方上不去，显得力弱。”这一说法是比较公允的。另外丁玉柱的《王蒙的生活和文学道路》一书以及其他同类文章，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在王蒙研究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并无重大突破。

思路二：

创作心理批评。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李广仓的《焦虑与游戏——王蒙创作心理阐释》，孙郁《王蒙：从纯粹到杂色》，童庆炳《历史纬度与语言纬度的双重胜利》，吴亮《王蒙小说思想漫评》，张钟《王蒙现象探讨》，南帆《革命、浪漫与凡俗》，郜元宝《说出复杂性——谈〈踌躇的季节〉及其他》等。李广仓的文章直接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入手，就超越了一般社会学批评的只顾外不顾内的弊端，在方法论上占了优势。李文抓住王蒙心理中政治焦虑和语言游戏这一对矛盾，展开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论述。作者把王蒙放置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从文本策略与作家个性心理入手，指出了王蒙的政治焦虑是由语言的狂欢来加以释放和消解的。不过这篇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只是抓住王蒙心理矛盾的一个方面，因而显得单薄了些。孙郁的《王蒙：从纯粹到杂色》是一篇出色的作家论，大有王蒙自己所撰评论的风格。孙郁眼光独到，感悟力强，对王蒙的把握是很准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批评，不过，作者的感悟淹没了理论，使这篇批评看上去就是一种直感。童庆炳先生的文章是对王蒙“季节系列”四部的评论，所提出的“社会心理模式”以及语言的杂体等观点，将批评上升到理论高度，对我的论文写作具有启发意义。吴亮的文章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该文对王蒙思想中的矛盾的发现，是比较敏锐的。不足是写得比较早，且观点一带而过，未能展开。张钟的文章通过对王蒙的心理分析，提出王蒙在变动不居中的稳定心理结构，即“少共情结”，这种情结使王蒙在创新上难以走得太远。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子云在给王蒙的通信中就提出过，但王蒙曾加以否定，现在看起来，这种提法的确有把王蒙简单化的倾向，难道一个“少共情结”就能把复杂的王蒙概括了吗？况且，该文发表于1989年，如果说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王蒙还有一定的概括力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王蒙肯定不能如此简单地框定。许多人一提王蒙就认为王蒙有“少共情结”，这实在是以偏概全的简单化、想当然的认识。南帆的文章也是就“四个季节”系列小说发言的，所用方法实质上介于心理批评与文化社会学批评之间。文章紧扣作品，对“季节系列”中的“革命、浪漫、凡俗”等几个关键词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王蒙由浪漫到凡俗的转折的结论。

思路三：

纯文化批评。代表性作品有：吴炫《作为文化现象的王蒙》，陶东风《从“王蒙现象”谈到文化价值的建构》等。吴炫的文章就“王蒙式的忠诚”“王蒙式的批判”“王蒙式的创新”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王蒙式的忠诚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这一积淀中，理想信念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关系就永远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王蒙式的批判是一种肯定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带有一定的超脱性；王蒙式的创新是方法论上的，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把玩和装饰。陶东风的文章是声援王蒙的。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直指王蒙，陶文为王蒙鸣冤叫屈，认为王彬彬的指责是不全面的。陶文认为，王蒙与王朔是不同的，王蒙强烈的政治情结，使他对“极左”路线始终不能释怀，他对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的认同，在他“是一种特殊的策略”，从本质上说，“王蒙至今仍是精英群体的一员骁将”。文化批评的优点是注意了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因而具有相当的思想穿透力，但它的通病则是忽略了文学的肌理，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思路四：

文体学批评。这一类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有：汪昊的《王蒙小说语言论》，郜元宝《戏弄和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诡论王蒙》，孟悦《语言缝隙造就的叙事——〈致爱丽丝〉〈来劲〉试析》，童庆炳《隐喻与王蒙的杂色》，王一川《王蒙、张炜们的文体革命》，另见王一川的《汉语形象美学引论》第五章“异物重组——立体语言”，于根元、刘一玲《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南帆《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等。

汪昊的《王蒙小说语言论》是一部从文学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王蒙小说语言的专著。该著吸收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西方文论的方法，从总论、外论和内论三个方面，展开对王蒙小说语言的分析。总论是总体印象，是语言的外在结构层次，外论和内论则是语言的深层结构。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王蒙小说艺术世界中的各类语言形式（形态），语言的结构，创作主体运用和组织语言的手段，以及这一切所涵盖所揭示的审美效应——小说语言美学的意义。” 这部著作的贡献就在于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可以说是真正抓住了文学研究的关键，但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把语言研究同王蒙小说的文化含蕴贯通起来，带有为修辞而修辞的意味，尽管作者注意到了新批评的纯文本的不足，但作者只是限于审美，仍然有纯形式之嫌。况且，作者在运用西方理论时，由于不够活化，仍使论述显得生硬有余，灵活不足。

郜元宝的论文虽然是从语言入手的，但不是纯粹语言学的研究，而是意识形态的。郜文认为王蒙的语言是通过对一元化乌托邦语言的戏仿、模拟，进而达到对其拆解、颠覆的目的，其论述给人不少的启发，但郜文也有绝对化之嫌。

孟悦的文章，是从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意识形态批评来研究王蒙的两篇先锋小说，立论新颖，亮人耳目。文章首先从“主语与主体位置”入手，分析了王蒙的《致爱丽丝》《来劲》两篇小说在主语位置上的反“常规”行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匮乏问题；接着作者又从“谓语，文化象征”方面分析了由于“主人公的缺失”所导致的谓语的反故事性叙述，进而指出“这种反故事叙述却又包含着一个象喻性的故事，讲的是人在文化中的处境，是人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三部分，作者从“宾词，叙事过程”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两篇小说所指涉的宾词即客体，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作者指出：“它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以颠覆某些语言规则的方式，象喻着曾占主宰地位的某一意识形态概念体系的崩溃坍塌。更确切地说，这两篇小说与其说颠覆了语言关系，不如说（象征性地）破坏了那一形而上学地看待主体、看待主体间、主客体、主体与文化关系的观念体系，象征性地破坏了与其相伴生的小说观（人物观、情节观、叙述观）审美感知力和艺术惯例，象征性地破坏了某种久已稳固的秩序化了的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由形式到文化的分析方法是极富启发性的。

童庆炳先生的文章对王蒙小说《杂色》中的隐喻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隐喻的理论资源显然来源于西方，但童庆炳先生把它中国化了。在这里，童庆炳先生通过对老马和曹千里的隐喻分析，对草地变化以及河水、狗、蛇等意象的细读，从而得出了《杂色》的隐喻系统语法的发现。但到此并没有完，童庆炳先生进而发现了隐喻背后的王蒙的哲学文化观念，指出：王蒙的隐喻正是他的哲学导言，是对人生相对性的揭示，对事物的变动不居的揭示，并举一反三，指出了多组二项对立图示。这种由文体到文化的思路是发人深省的。

王一川先生的文章，提出王蒙“季节系列”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即有机悲喜剧和拟骚体，所体现出来的反讽效果是骚讽。这一提法是把中西文论相结合的产物，是很有创意的。另外，王一川先生对王蒙语言的研究，提出王蒙语言是一种“立体化语言”的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于根元、刘一玲的《王蒙小说语言研究》一书，出自专业语言工作者的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显得比较地道，但这种研究仍属于传统的语言修辞性研究，并没有深入到王蒙的整个文化哲学观念之中。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这四种思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知人论世的社会学方法、创作心理学的方法以及纯文化的方法，虽然能较深入地揭示王蒙创作的思想内涵和心理机制，但却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王蒙作为文学家的文体意识。王蒙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小说家，我们首先关注的不应该是王蒙表现了怎样的思想，而是这些思想是怎样表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体问题是一种最应该得到重视的研究角度。因此，第四种思路就是我所最为赞赏的。当然，以上研究有些还不能说是自觉的文体研究，有些研究还显得零碎，不够系统，而有的研究干脆就是“半截子”文体研究。由于这种种原因，使文体研究只局限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而少有深入形式背后的思想文化及作家心理深层机制的。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对王蒙的小说文体进行研究，并努力把“半截子”文体进行到底，从而把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引向系统自觉的新阶段，同时试图打破内容与形式二分的旧有批评范式，广泛吸收语言学、叙事学以及新批评、现象学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通过对王蒙的研究实践，尝试建立一种以文体研究为核心的新的批评范式。

那么，文体与文体学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文体（style）这个概念。西方的style一词，在我国一般翻译成“风格”，但它还有“文体”“作风”“语体”等译法，而文体是可以包含着风格的，因而翻译成文体较为妥切。有论者认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 该论者对文体的理解显然是来源于西方观念，把文体理所当然地限定在语言学的范畴。童庆炳先生给文体所下的定义是：“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这个概念实质上包含着这样三个层次：文体首先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叙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种种；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作家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又与作家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文体的宏大的文化场域。而这后两个层次就是一定的话语秩序。由此可见，文体绝不是单纯的语言体式，而是包含着多种复杂因素的话语秩序。“话语”这一概念，在福柯那里被界定为“陈述的整体”，“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立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间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 据我的理解，福柯在这里所说的“话语”实质上就是对一种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陈述。因此，话语凝结为语言，包含了语言，而语言承载着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质言之，文本体式与话语秩序之间的关系就像形和神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同理，没有后者前者也无从谈起。那种把文体限定在语言学范畴中的做法，都是“半截子”文体。由此，我们可以给文体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文体就是话语体式。H. 肖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认为：“文体是将思想纳入语词的方式。” 这种说法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我们可以把其加以改造：文体是思想与语词共在的方式。由于思想与语词不可分，因此，说语词就是在说思想，说思想也是在说语词。故而我这里的文体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从语词到思想的或者说是从文本到文化的系统工程。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就是我的基本方法。

很显然，文体学就是研究文体的学问。在西方，文体学同叙述学同步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显学。文体学与叙述学既有区别又有重合。文体学是运用现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因而，它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卡特和辛普森对不同的文体学派别提出了自己的划分，计有：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六种。这些不同派别的划分，是根据不同派别所采用的不同语言学模式而得出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所提出的“相关性准则”“前景化（true foregrounding）”理论以及语言的“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注重情景语境的倾向，是值得重视的。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体学研究。英国文体学家伯顿开创的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把文体（语言）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载体的观点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另外，童庆炳先生、王一川先生、陶东风先生的有关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对我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因此，我这里的文体学，不是照搬任何一种文体学模式，而是尽可能吸收各种有益成分，构成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学研究。

我的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王蒙，尽管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之一种，但却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种。我一直认为，王蒙留给文学史的重要贡献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他留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定是在文体上的创新。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就以《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布礼》《蝴蝶》等号称“集束手榴弹”的小说文体创新，震动了文坛，在此王蒙改写了小说的传统模式；之后的《一嚏千娇》《来劲》《致爱丽丝》等则走得更远；另外，王蒙的另一类小说如《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加拿大的月亮》《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等小说又开了王朔诸人调侃小说的先河。由此可见，文体意识的自觉是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说王蒙是个文体家实在不为过分。韦勒克、沃伦说：“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更好地界定王蒙作品的特质。

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王蒙的小说，它具有怎样的总体特征呢？我觉得，王蒙小说文体的总体特征就是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与超越性。杂糅性是王蒙文体的外在特征，包容性是杂糅性的内在肌质，整合性与超越性则是王蒙小说文体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因此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王蒙的小说称为“杂体小说”或“立体小说”。这种文体上的“杂”，体现的是王蒙文化精神中的巨大矛盾性和悖反性，以及他试图整合和超越这种矛盾与悖反的努力。所以，王蒙小说文体上的杂糅，不是机械的混杂，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整合，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新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兼收并蓄，因而在美学上是一种杂多的有机统一。故而，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探讨王蒙小说的语言，因为语言是小说文体的肌肤，通过探讨语言的特殊运用以及它的表现功能与文化功能，试图触摸王蒙内在的文化精神（第一章）；其次，探讨王蒙小说的叙述个性，叙述是文体的骨骼，通过叙述个性特征，试图挖掘王蒙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二章）；第三，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归纳王蒙小说的体式特征。小说体式是文体的整体风貌，通过对王蒙小说体式形成过程追根溯源的考察，凸现王蒙小说文体的杂体化、立体化特征（第三章）；第四，进一步考察王蒙小说文体的语境，重点考察王蒙小说文体与作家文化心态的关系，通过考察这种关系，试图揭示王蒙深层的心理涵蕴和内在矛盾（第四章）；第五，在作家文化心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王蒙小说文体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试图揭示王蒙小说文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第五章）。最后，总结王蒙小说文体的特征，并揭示这种文体的创新意义及局限（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