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4年5月14日，郭宝亮的博士学位论文《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在经过了有关专家的匿名评审后，经过了以严家炎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的质询诸程序后，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这是近几年来令我感到比较高兴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郭宝亮的博士论文实践了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的一个学术理想，这一学术理想就是“文化诗学”的学术思路。郭宝亮的博士论文是从王蒙作品的形式切入，特别是从王蒙小说的语言形式切入来展开论述，对王蒙小说语言体式做了很多独到的分析，这里面的确有他自己的发现，是前人没有做到的，甚至连王蒙自己也感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他的作品，以前还从没有人做过。郭宝亮在论文中提出的王蒙作品中反思疑问句、反讽性语言、并置式语言和闲笔，以及其语言由封闭到开放的历时性描述，都很精彩，很有新意，也很难得的。郭宝亮的论文从王蒙的语言体式进而扩大到对王蒙的叙述个性分析，扩大到王蒙文本体式特征的分析，都是很准确的。但是郭宝亮的论文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透过王蒙小说的外在形式进入到王蒙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去，对王蒙小说文体所折射出的情感世界和文化心态，进行了流动性的描述和深刻分析。最后，郭宝亮的论文又将王蒙的小说文体放置在王蒙所生活的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对王蒙的小说文体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论文这个构思很好，先从形式分析进入到文化结构方式的分析，真正打通了形式与内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

郭宝亮的博士论文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从观念出发，从现成的某种理论框架出发，就像时下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的写法那样，先找到一个西方理论的视野和框架，然后再用这一理论视野和框架来套作家作品，从而把鲜活生动的作家作品剪裁得支离破碎，作家作品不过成为某种西方理论的印证材料。郭宝亮在撰写他的论文的时候，是从王蒙的作品实际出发，他阅读了王蒙迄今为止发表的全部作品，看作品的哪些地方打动了他，哪些地方对他有启示，哪些地方他未料想到，总之，他是从这种感性的具体的感受进入，最后才作出理论概括。他走的不是那种以现有理论来套作品的省劲的路，而是一条充满艰苦的路。这样一条路，使他能够真正进入到作品中去，进入到王蒙的内心情感世界中去，最后又能出来，概括出一种新鲜的东西。比如论文中所提出的“反思疑问句”“亚对话”“后讲述”等等，都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正如答辩委员会决议上说的，郭宝亮的博士论文“对王蒙的研究作了新的开拓和新的推进，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总之，郭宝亮的论文很好地实践了北师大学科点的“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这是很令人振奋的。“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提出来已经多年了，但始终停留在议论的、设想的层面上，而把这一理论设想运用到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层面，并没有真正实现。郭宝亮的论文把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所以是令人振奋的。

“文化诗学”的基本思路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从1998年以来，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对“文化诗学”进行过论述。“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积极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主义开始流行。于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时髦。本来，物质、金钱都是好东西，因此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成果的丰盈，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决不愿回到那种缺吃少穿的日子去；但是再好的东西，如物质、金钱，一旦成为一种“主义”，就会让我们的精神感到压抑和不安。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政治官员，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家，我们文学批评似乎不能整天高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离不开“诗情画意”，我们必须是在“诗情画意”的前提下来关怀现实。那么我们所讲的“诗情画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文本及其语言。

我理解的文学有三个向度，第一就是语言，第二是审美，第三是文化。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就是文学作品身躯、血肉。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本体地位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语言如果是干巴巴的，如果不能渗透出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韵律、一种色泽，那么，这样的语言还不能构成文学，所以文学的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它“诗情画意”的品质。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说，“诗情画意”就是“审美”。“审美”是人的一种情感的评价，但又不仅仅是好看、好听这种表层的漂亮、悦耳，而是一种心灵瞬间的自由和精神的升华和超越。具有情趣所描绘的具有诗情画意的文学世界，又必然会渗透出某种文化精神来。当然，这种文化精神可能会有时代的、地域的、群体的、个体的，或者是哲学的、历史的、道德的、民俗的差异等等。语言——审美——文化，这三个向度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文化诗学的旨趣寓含在文学的语言向度、审美向度和文化向度中。“文化诗学”的构思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向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

有人问我，你们提倡的文化诗学，是否与目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有关？当然有关，但又不同。对于文化研究我在肯定它的同时，也抱着一种怀疑精神。我觉得，西方文化研究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它的目标是政治参与，因为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就那么几种，不外是阶级、族群、性别，因此，他们提倡的就那么几种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东方主义等等。这些主义实际上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大。当然，文化批评也经常分析作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作品中的思想观念，他们用这种思想观念来印证他们的“主义”，并不关心作品艺术品质。因此，艺术品质很差的但只要对他们适用的作品被经常引用，而艺术品质很高而不适合他们观念的作品则弃之不顾。用美国一位学者的话说，文化研究在整体上说是“反诗意”的。因此，他们从来不说他们自己是属于哪个学科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是不能定位的，是跨学科的。然而在中国搞文化研究的恰恰是文艺学的教授，他们要给文化研究定一个学科位置，就是要把文化研究定位在文艺学学科中，并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原有的研究。我一直认为，文艺学研究应该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但文艺学研究是要讲究诗意的，这同文化研究是不同的。我从来都主张，文学理论建设不应该一阵子搞这个，一阵子又搞那个，一阵子提倡审美了就专讲审美，其他不管了；一阵子讲“语言论转向”了又把“审美”丢掉了；一阵子又搞什么“文化论转向”了，就又把审美、语言全丢了。文学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累积性的过程。那些被历史证明是好的、行之有效的东西，得到大家公认的东西，都应该累积下来。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就是一种累积的成果，它要吸收过去诗学研究的成果，然后再加以综合、开拓和发展。这样的理论是在建构中完成的，不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实际上，西方的理论也是累积性的，在英美四五十年代“新批评”作为一种对作品的细读方法，在他们那里已经作为一种学术惯例，不论后来提出什么新的理论，“新批评”的方法不言自明地被累积到其中了。

郭宝亮的论文不仅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而且还有他对中国当代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理解。这也许跟他的经历有关，也肯定与他的艰苦的治学精神有关。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他的成功，并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童庆炳
2005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