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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共时性层面对王蒙的语言的考察。下面从历时性层面对王蒙语言的发展作一考察。
王蒙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他的创作生命已有半个世纪。王蒙的语言也有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把王蒙的语言变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过渡期与成熟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早期，七十年代末为过渡期，八十年代以后为成熟期。如果从总体上考察王蒙的语言发展，他的语言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变化过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王蒙创作的起步期，这个时候发表和写成的小说有《小豆儿》《春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眼睛》《夜雨》。这些作品的语言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封闭性是它的主要特征。所谓封闭性，是指作品的语言是自我循环的，从语法上看是规范的，从语气上看是肯定的，从色调上看是单纯的雅致的明快的，从语体上看是崇高的庄严的不容戏谑的。这样的语言是完成的语言，独白的语言，一元化的语言，因而是不可更易的语言，得不到描绘的语言，作为话语，“它是完整结束了的话语，没有歧解的话语；它的含义用它的字面已足以表达……”。
王一川先生认为这种语言是“官方化语言”，
主要是就这种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言的。《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封闭性语言的本质。《青春万岁》是王蒙19岁时开始写作的作品，青春的王蒙与青春的共和国一同诞生了。在王蒙的眼里，这个时代是诗意的、浪漫的、通体光明的，因而它拒绝怀疑，摒弃犹豫，它是不容置疑斩钉截铁的。比如，郑波对分不清敌友的呼玛丽说的话就是这种非常肯定的话：
“你错了，完全错了，你想想你有多么糊涂！”郑波摇着她的肩膀，说出每一个字，像吐出每一颗铅弹一样，“你过去的生活很苦，这难道是共产党给你的？不，正是我们伟大的党，她要擦干我们的眼泪，给青年缔造幸福！……”
——《青春万岁》（第一卷，第252页。）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王蒙的小说中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它的语言仍属于封闭性语言，但善于思考的作者却试图在封闭中撕开一道口子，在总体的肯定语气中，已经掺杂了一丝怀疑的音色。不过这种怀疑不是指向一元化乌托邦总体语言，而是指向偏离了这种语言规范的现实生活的。尽管林震也对自己“娜斯嘉式”的理想生活方式感到惶惑，但曲终奏雅，最终还是“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封闭性的意识形态霸权语言连一丝怀疑都不能容忍，王蒙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六十年代王蒙所写的有限的几个短篇，则完全把自己封闭在意识形态话语允许的范围内。无论是图书管理员苏淼对“眼睛”的彻悟（《眼睛》），还是主动放弃嫁到城市的机会而立志扎根农村的农村姑娘秀兰（《夜雨》），都显得拘谨而刻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是王蒙语言变化的过渡期，1975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由于沿用了“文革”语言套路而失败。“文革”语言是五六十年代封闭式语言的极端，其中的独白专断都使语言失去了繁衍增生能力，因而成为死语言。1978年发表的《向春晖》《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光明》等作品，明显带有封闭语言的痕迹，但已经酝酿着转机。王一川先生对《最宝贵的》这篇短篇小说中，官复原职的市委书记严一行与儿子蛋蛋的一段对话视为具有“寓言性”转折的话语：“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使用的几乎全是官方语言，而儿子则以日常语言去加以理解，如把‘共产主义’的‘主义’（zhǔyì）理解为‘出主意’的‘主意’（zhǔyi），所以导致双方沟通出现困难。这里的对话场面似乎是寓言性的：它表明新的一代已对以往的官方语言产生严重隔膜。长期生活在官方化语言情景中，王蒙自然对其魅力和弊端都有着深切的体会，从而不想简单抛弃，而是力求变革。”
这里的“主义”与“主意”的误听，的确是寓言性的，它昭示着在封闭式语言的铁板一块中也出现了具有消解意义的异质性话语，一种不和谐音符。随着改革开放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语言的开放性呼之欲出了。因此，1979年发表的《布礼》和《夜的眼》特别是1980年发表的《春之声》《蝴蝶》《风筝飘带》《海的梦》等作品，如“集束手榴弹”一样炸开了封闭式语言的堡垒，吹响了语言开放的进军号。
开放式语言是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语言，它具有未完成性、多种可能性、不确定性、幽默戏谑性诸特点，杂语与并置是它的基本存在方式。这种语言是一种逐步走向成熟的语言，因此我在以上各节对王蒙语言的分析主要以这个阶段的语言现象为对象就显得顺理成章。
开放式语言实质上是一种杂语，它通过整合各类他人话语，将其杂糅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并塑造出自己的语言形象。语言形象不是单纯的修辞形象，修辞形象是在语言内部研究语言的一种方式，“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语言形象是在语言自身之外的社会文化形象，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语言的形象，在小说中便是社会视野的形象，是与自己话语、语言连成一体的某一社会思想的形象。所以，这样的形象极少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东西；而艺术地驾驭这些语言，也极少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花腔。不同语言、不同派头、不同风格的形式标志，在小说中便是不同社会视野的象征。”
当然，巴赫金所说的社会视野的形象，并不是用语言去反映或再现不同的社会生活画面，而是说这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视野的形象也是一种语言形象，“视野”的说法，正是指不同的价值评价系统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语言凝结。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这种不同的“他人语言”，整合杂糅在自己的统一的语言系统中，进而塑造自己的语言形象。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王蒙的语言创新，正是以空前开放的姿态，不断整合杂糅各种“他人语言”来塑造自己的语言形象的过程。正是这整合与杂糅，使王蒙的语言显得不够“纯净”，不够“透明”，它是庞杂繁芜的，杂语喧哗的，语言内部的矛盾悖反繁复并置，使其成为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小说。不过，王蒙的小说还不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体”小说，他没有自觉地赋予“他人语言”以完全自主的意识，而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也没有自觉地与他人语言对话的意识，他只是试图整合他人语言，并尽可能地统一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他的“补天”派身份认同有关。他始终把自己框定在体制内，既不能完全抛弃意识形态一元化语言的内核，又试图把这种语言改良为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新的语言，这种企图“厉行新政，不悖旧章”的整合思维，
使他的语言内部充满矛盾。如此一来，王蒙的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不自觉的对话因素，这种对话因素是无意识层面的，我把它叫作“亚对话”体。所谓“亚对话体”，是说这种对话不是意识层面的对话，而是无意识层面的对话，作者为各种他人语言留下了相互对话的“症候”，而作者意识便呈现为难以化解的矛盾。
“亚对话体”这一概念，是我对王蒙小说语言体式的一种概括。很显然，它是相对于巴赫金的“对话体”而言的。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复调性进行研究时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的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
在这里，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对话性，是在意识层面的自觉的对话。这种对话打破了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而呈现为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之间的对话，因而与独白小说区别开来。王蒙的“亚对话体”是介于独白小说与对话体小说之间的一种小说语言体式，这种体式沿用了独白小说的语言套路，作者试图把各种不同的意识统一在自己的意识中，但在实质上作者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这是由于世界本身的破碎，使得一统语言破绽百出，矛盾重重，语言中的矛盾和悖反，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因而，这种对话是无意识层面的对话，因而我把它称为“亚对话体”。
为了明晰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从贯穿王蒙整个文本的两个关键词入手，加以考察。这两个关键词就是：“应该/实际”。“应该/实际”这一对矛盾，正是“理想/现实”这一对矛盾的具象化与语词化。也可以说正是它们的语言形象。在《青春万岁》的第七节，杨蔷云到苏宁家，苏宁的哥哥苏君与杨蔷云有一段对话：
苏君掏出一条女人用的丝质手绢，用女性的动作擦擦自己的前额。收起来，慢慢地说：“……我不反对学生可以集会结社。但也不赞成那么小就那么严肃。在你们的生活里，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固然生活可以热烈一点，但是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
“那么，你以为生活应该怎么样呢？”
“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人生为万物之灵，生活于天地之间，栖息于日月之下，固然免不了外部与内部的种种困扰。但是必须有闲暇恬淡，自在逍遥的快乐。……”
——《青春万岁》（第一卷，第56页。）
在这里，王蒙对苏君的语言描绘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它还不足以构成与杨蔷云们对话的能力，作品把苏君写成具有阴柔行为（女人用的丝质手绢、用女性的动作擦前额）的旧时代“病人”（患肺病），目的是衬托杨蔷云的阳刚（杨的性格像男性）的新时代的健康的生活。然而，苏君的语言毕竟是有代表性的，杨蔷云不能不“低下头，沉思”，“然后严肃而自信地向着苏君摇头”，发表了一篇宏大的庄严的议论，这时作品写道：“于是蔷云轻蔑地、胜利地大笑，公然地嘲笑苏君的议论。”可见在封闭性语言之中是不可能构成对话的。杨蔷云的胜利不是语言说服的胜利，而是气势压制的胜利，而作者的态度偏重在“应该”一边，这是不容置疑的。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也写到了“应该/实际”这一对矛盾。第六节写林震在党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林震的辩解是：“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刘世吾的批评是：“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做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听到这种批评，林震的反应是：“像被击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这里攻击“应该”的刘世吾的声音显然比苏君的声音要强大得多，而林震的声音比起杨蔷云来也弱小得多，不自信得多，他的反应也比杨蔷云要强烈得多。而在作者的自我意识中，林震的来自书本的理想主义规范化语言是一条正途，刘世吾的基于现实的“实际主义”显然是一种对乌托邦话语的偏离，但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作者找不到驳斥的理由，他只有惶惑和矛盾，然而作者又渴望把刘世吾的“实际主义”统一到林震的理想主义上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求最高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支持。由此可见作者渴望的是统一而不是对话。
复出以后的王蒙在对待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作者的自我意识中出现了不能统一的声音。历史前进的必然性与历史本身的荒诞性，理想主义的合法性与它的虚幻性，“实际主义”的庸俗性与它的合理性等等声音同时响彻在王蒙的意识中。《布礼》中的“灰影子”，《蝴蝶》中的“审判”，《如歌的行板》中的“无序号的篇章”，作者都采取了“对话”的方式，当然作者设置的对话的一方都不足以与主人公抗衡，他们就像一个影踪缥缈的“灰影子”，但却是作者不能压抑的存在，他透露的正是作者意识中的怀疑和解构的声音。但是作者仍然不希望他们之间产生真正的对话，“灰影子”的存在使作者感到不安，他必须努力从自己的自我意识中将其清理出去。然而，主人公毕竟承认了自己昔日的狂热，承认了自己对过多“应该”的青睐的幼稚，他的成熟是对“实际主义”的有条件接纳，他不能容忍对根本原则的否定，这同样与八十年代初主流意识形态既清理历史的错误又坚持基本原则的方针合拍。八十年代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置的陷阱就是它在现代性的解放的大框架下，把体制上的错误巧妙地转嫁给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他者——封建专制主义，从而把政治的新时期置换成一个类似于“五四”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使知识分子在撒了怨气又欢庆解放之中，遮蔽了体制本身的弊端。于是，王蒙所“致以布礼”的“布礼”实际上已成为虚幻的无法说清的东西，它存在着高悬在我们的头上，但谁又能说清楚呢？《海的梦》也许正是对理想的虚幻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当平反后的五十二岁的缪可言来到梦牵魂绕的大海时，实际的大海与梦中的海其实并不一样，缪可言的“若有所失”难道不是对理想的某种程度的幻灭吗？但作者不忍心破坏缪可言的一生的“海的梦”，于是在结尾安排了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夜月下的海景：
他感到震惊。夜和月原来有这么大的法力！她们包容着一切，改变着一切，重新涂抹和塑造着一切。一切都与白天根本不同了。红柳，松柏，梧桐，洋槐；阁楼，平房，更衣室和淋浴池；海岸，沙滩，巉岩，曲曲弯弯的海滨游览公路，以及海和天和码头，都模糊了，都温柔了，都接近了，都和解了，都依依地联结在一起。所有的差别——例如高楼和平地，陆上和海上——都在消失，所有的距离都在缩短，所有的纷争都在止歇，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文明地，生怕打搅谁或者触犯谁。
——《海的梦》（第四卷，第309页。）
夜和月遮盖了海的本来面目，也许虚幻才是美的极致，理想不正是这样的虚幻的东西吗？在这里王蒙再一次用他的“和稀泥”的整合式思维，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抹平了。王蒙在意识中把对话变成了超越。
然而差异是不能抹平的，矛盾也无法真正地超越。在“应该”与“实际”之间的语言漂流，成为王蒙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创作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的“应该”哲学，是倪藻审视的主要问题：“……有一些无孔不入的‘应该’像投向姐弟俩的一根又一根捆人的绳索，而另一些‘应该’则犹如白昼说梦……接受父亲的‘教育’是怎样地痛苦，怎样的一场灾难啊！”王蒙对“应该”这一语词的态度变迁是颇有意味的，它标志着王蒙由虚幻的“应该”的天空向“实际”大地的回落，但王蒙并没有完全降落在大地上，倪藻对赵尚同的审视同样说明王蒙对庸俗的“实际主义”的警惕。王蒙就是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踟躇在“应该”与“实际”的语言缝隙中。他整合着，他渴望和解渴望超越渴望中庸渴望弥合断裂的灵丹妙药。在“季节系列”中，幻灭感随处可见，对“骟净”了的清醒标志着王蒙自我意识的新的转变，但我们仍然看到那随时闪现的对历史、对自己的辩解：
然而，我们要活下去，要咯咯咯地迈出虽不阔大却是坚定不移的步伐。我们要咬紧牙关，露出微笑，唱出最新最美的歌曲。即使已经两眼昏花，我们仍要描摹缤纷的色彩。即使已经重听依稀，我们仍然要赞美激越的铿锵。即使已经一跛一拐，我们仍然要展现竞争马拉松冠军的顽强。即使已经满眼的苦泪，我们仍然要肯定奇妙的人生。
……
因为我们经历了浴血的战斗，我们在刑场上高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不能理解我们的坚强勇敢的黄口小子又怎么能理解我们的忍辱负重、俯首甘为快乐的牛？
——《踌躇的季节》（第165页。）
这样，王蒙一方面在坚守着理想，同时也在拆解着理想；另一方面王蒙在回归着现实，同时也在拒斥着现实。王蒙的矛盾与复杂性使他的语言中涌动着多种声音，使他的文本充满破碎感，杂语喧哗成为他的基本语言存在。但王蒙是要超越的，对话永远不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对话，王蒙的对话只能是无意识的“亚对话”。
由此可见，王蒙的八九十年代的语言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它既拆解着规范，同时又坚守着规范；它是杂语喧哗的，同时又回旋着启蒙的主旋律；它一只脚踩着历史，一只脚却跨进了未来；它先锋又传统，它庄严又嬉戏，它就是一个多棱多面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