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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蒙的小说，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语言现象：就是王蒙往往喜欢在一句话或是一个句群单元中将意义相近甚至相同的词汇排列在一起，共同表达同一个意思，我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为繁复式并置；有时王蒙又善于在一句话或是一个句群单元中将意义相对甚至是相反的词汇排列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复杂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为悖反式并置；而有时王蒙又善于在一句话或一个句群单元中将一些毫不相干的词汇或句子并置在一起，用于表达一个组合意义，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组合式并置。有时繁复式并置、悖反式并置与组合式并置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混合式并置。总之，这种语言的并置现象构成王蒙语言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种特色。请看以下例证：
（1）那一次他深深地感到了步入文艺界的缤纷、有趣、空洞与庸俗——另一种形式的庸俗可鄙。
——《踌躇的季节》（第45页。）
（2）而翠柏如斯，土馒头如斯，星夜如斯，猫头鹰啼笑如斯，拔了牙再安装上假牙，瘦了又膀（读阴平）了又更瘦了百十来斤重的又聪明又愚蠢又高贵又下贱又自私又爱别人又政治又个人又渴望女性又胆小如鼠的那个名叫郑仿或者名叫王八蛋或者大好人其实全一样的暂时还活着讨厌的家伙如斯。
多么可笑！多么徒劳！多么庸人自扰！多么无事生非！多么过眼烟云，转瞬即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付诸东流，了无痕迹！
——《失态的季节》（第438~439页。）
（3）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作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依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然后挂不上号找不着熟人也就没看病也就不晕了也就打球了游泳了喝酒了做报告了看电视连续剧了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颈椎病干脆说就是没有颈椎了。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它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作声。
——《来劲》（第五卷，第139页。）
（4）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
——《春之声》（第四卷，第293页。）
以上引证的前三例均属混合式并置，第四例是典型的组合式并置。
从语言的基本风格上看，王蒙是一个善于选用长句式的作家。而长句式的构成成分主要是由于修饰成分的繁多造成的。王蒙又是一个最善于运用排比的作家。相同和相悖的修饰成分构成的铺排杂沓，使他的语言充满了恢宏的气势、激昂的旋律、浓艳的色调，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对此论者甚多，本文不再赘述。我所感兴趣的是，王蒙在这些句式中所设置的繁复与悖反的语言的“特洛伊木马”，具有怎样深层的意义。
对于此类繁复与悖反现象，已有论者注意到了，有人赞扬有人批评，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以语言修辞为出发点的。
张志忠在批评王蒙语言的这种现象时，所引证的就是上述的第二例。对这两段引文，张志忠认为：从表达方式上看，“它恰好表现出王蒙在语言的纵横捭阖上形成的两种习惯：一种是联想式，由‘过眼烟云’想到‘逝者如斯’，由‘日月经天’想到‘长河贯地’，在相近的词语中信手拈来，不拘小节，逮着谁算谁，一种是在相反的意义上拼接句子，像又这样又那样又这样又那样地构成俏皮的调侃。”
在这里，张志忠发现了王蒙语言中的繁复与悖反现象，但张志忠却认为“这样的语言往往用得太多太滥，使得王蒙的作品过于浮夸，过于铺陈，在不加节制地对语言随意挥霍、尽情抛洒的时候，它损害的是作家和作品。”因此张志忠断言，玩弄语言的王蒙被语言玩弄了。
应该承认，如果从是否节制来看王蒙的语言，张志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我们这样要求王蒙的时候，王蒙还是王蒙吗？王蒙的特点难道不正在于语言的这种气势这种繁复悖反这种汪洋恣肆这种纵横捭阖吗？我认为关键不是王蒙应该不应该运用这种语言，而是他为什么运用这种语言，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张文未给予我们满意的回答。我始终认为，既然繁复与悖反已经成为王蒙语言运用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王蒙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澄清，从而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其语言运用的成败得失给予关注，而不是从自己的好恶的角度对其进行简单的指责。让我们就以以上例证2进行分析，看看这类语言所具有的各种功能。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这段话的表意功能。这段话是郑仿深夜一个人在野外看青时的内心独白。此时的郑仿作为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风度翩翩的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儿童文学杂志的主编，臭不可闻的右派，一九六〇年首批浮肿病患者，因饥饿偷了公社的蒜种差点被批斗又因陆浩生书记才化险为夷的多重身份来进行联想和内心独白的。回想自己一生沉浮，荒诞之情油然而生——人生如梦，人生无常的虚无感使郑仿感慨万千。这段话正是这种感慨的情绪化的产物。翠柏常青，坟头永恒，星夜寥廓，猫头鹰啼笑，人生在世，瘦也好膀也好聪明也好愚蠢也好高贵也好下贱也好自私也好爱人也好政治也好个人也好渴望女性也好胆小如鼠也好叫郑仿也好叫王八蛋也好或者大好人也好，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一切的一切还不是一个样，还不是可笑徒劳庸人自扰无事生非，还不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付诸东流了无痕迹了吗？在这里体现的是郑仿对人生对世事的虚无以及虚无之后的超脱和旷达，体现了郑仿对自身矛盾性格的难以把握以及这种把握的无意义。这样的情绪非这样的文字不足以表达，而且也非这样的文字不能表达！从修辞的表现功能上看，阅读王蒙我觉得首先是一种词汇流，语感流，气势流，情绪流，一种整体的冲击力、爆发力，正像一部宏大的交响乐，或是一场暴风骤雨，或是飞流直下一泻千里的江河水，或是喷涌而出的火山岩浆，我们来不及欣赏它的细部，便被裹挟而下，奔流到海不复回了。当然这不是说王蒙的语言细部没有意义，当我们从整体气势上的震惊回到他的具体语词细部的时候，同样可以看到王蒙的语言所带给我们的超大信息量与文化意味。我认为我们研究王蒙的语言必须回到它的文化功能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语言的堂奥中去。还以上面的引文2为例，来看看它的文化功能。
这段话中的几组悖反式词组组合，聪明与愚蠢，高贵与下贱，自私与爱别人，政治与个人，渴望女性与胆小如鼠，郑仿与王八蛋云云都不是随意而为的语言游戏，而是包含了深广的历史文化评价和文化价值的社会性话语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聪明高贵与愚蠢下贱，体现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对立以及两种不同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民间的非正式场合的话语体系中，高贵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聪明的阶层，而工农则恰恰相反；但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高贵的知识分子则被认为是愚蠢的，而卑贱的工农则被认为是聪明的，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是这个意思。（关于这个意思，王蒙在他的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中有很好的表现）。因此，聪明与愚蠢，高贵与下贱就不是简单的语词对立，而是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不同的文化话语系统的对立。同理，在一个政治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政治与个人是高度对立的，政治提倡爱党爱国爱人民，却在极力扫荡私欲，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提法，正是以消灭个人主体性为旨归的极权化运动。因此，顺理成章地对女性的渴望就成为时代的大忌，那是个禁欲的时代，正常的欲望也是不合革命规范的，胆小如鼠是规训与惩罚的结果，是自觉排除私欲而归顺政治伦理的自我道德化的结果。于是作为少爷、高才生、革命家、儿童文学专家、主编的体面的郑仿，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右派的王八蛋。这里的语词对立，折射的是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也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评价系统加之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结果。而这句话的语调的调侃式样，又体现的是郑仿的评价态度，因而构成反讽。试想一下，如此超大信息量的句式如果不是王蒙这样有着深切的社会历史体验和生命体验的作家，又有谁能为之呢？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四平八稳的语言，习惯于所谓的优美单纯的含蓄蕴藉的语言传统，而对王蒙这样明显偏离常规的语言试验，接受起来自然有个过程，但从另一方面不也恰恰说明王蒙在语言上的创新和不断追求精神吗？
最能体现王蒙语言繁复、悖反与组合式并置的是《来劲》。这篇小说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原因就是这篇小说对常规的严重偏离。整篇小说没有统一的情节，也没有鲜明的形象，而是将各种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词语并置在一起，形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王蒙在这里无疑是对自笛卡尔以来“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的清晰和判然的主体秩序的挑战。当我们习惯于将世界理性化、条理化、确定化、单纯化和戏剧化的时候，王蒙的这种非理性化、非确定性、偶然性、复杂性的追求和试验肯定会引起震惊和骚动。叙述人尽管像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您可以将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叫作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而实际上作者已经潜在地把主体谋杀了。这处于主语（主体）位置的这个叫“Xiangming”的人，只是一个语言符号，一个永远没有所指的拉康意义上的无限滑动的能指，因而这个位置永远只是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位置。由于主语（主体）位置的不确定，也带来了谓语陈述行为的多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辐射到各个方向，既平行又垂直甚至是悖反的，诸如“得了颈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了”。在这里，叙述人用了一个“也就是”就把所有的正反是非全都抹平了。由此连带的是时间的模糊与空间的不确定。这样就等于彻底消解了主体的存在位置，让所有的陈述行为成为可疑的海市蜃楼。当然王蒙对语言的这种解构与颠覆，并不是单纯指向语言本身的，而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对此，孟悦曾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她说：《来劲》“是以颠覆某些语言规则的方式，象喻着曾占主宰地位的某一意识形态概念体系的崩溃坍塌。更确切地说，这两篇小说（指《来劲》和《致爱丽丝》笔者注）与其说颠覆了语言关系，不如说（象征性地）破坏了那一形而上学地看待主体、看待主体间、主客体、主体与文化关系的观念体系，象征性地破坏了与其相伴生的小说观（人物观、情节观、叙述观）、审美感知力和艺术惯例，象征性地破坏了某种久已稳固的秩序化了的文化心理结构。”
但是，孟悦的说法只是说对了一半，我觉得王蒙的真正用意还不完全在于颠覆和解构，而是在于建构。所谓的建构，是指王蒙试图在被摧毁的语言废墟上筑建新的语言宝塔，王蒙留给语言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空间，在主体位置的不确定和谓语陈述行为的多种选择性方面看，体现的既是王蒙对一元化乌托邦语言的戏弄和谋杀，
同时又是王蒙对世界的多样统一的多元化的倡扬，语言的并置正是世界并置的投射。任何独断的、确定的、单一的世界都是对多元的、可能的、复杂的世界的篡改和遮蔽。“向明”的无限正是主体的无限的象征，谓语的选择性陈述正是世界的选择与被选择的表征。因而，这一新的语言的宝塔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棱多面的。
相对于长句式的选择，短句式乃至超短句式也是王蒙小说语言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在《春之声》《海的梦》《光》《风筝飘带》《灰鸽》《蝴蝶》《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作品以及他的大量微型小说中大量存在。这种句式往往是典型的组合式并置的语言。比如引述4，这是《春之声》中主人公岳之峰在火车上所听到的乘客议论现实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每句话之间缺乏过渡，没有起承转合，彼此独立，各自为政。每一个短句都表示一个事物一个事件或一个画面，这不同画面的并置组接，就形成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效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中的各种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自由市场”“香港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包产到组”“结婚筵席”“差额选举”等等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也是历史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从表意功能层次上讲，“自由市场”“包产到组”“差额选举”属于政治生活层面的话语范畴，而“香港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结婚筵席”则属于日常生活层面的话语范畴。这两个范畴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都获得了新的意义，因而具有了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功能。试想一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电子石英表”在大陆大行于市，“三接头皮鞋”如雨后春笋般地穿在人们的脚上，这对于一个禁锢了十几年，以千篇一律的装束，以朴素贫穷为美的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件”。“香港电子石英表”与“三接头皮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人们崇洋崇美的普遍心态，在更深心理上则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变革往往从日常生活的时尚变革开始，从服饰与装扮的革命开始。当然这种生活时尚的变革最终还是由政治的意识形态制约的。比如“文革”中，所有的妇女都剪掉发髻留成江姐式的革命的“剪发头”，男女青年对“绿军装”和劳动布工作服的青睐，都说明政治伦理与意识形态文化的渗透作用。所以新时期之初的生活时尚的变革也是政治松动的表征。总书记带头穿西装，不仅是生活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象征事件。王蒙敏锐地发现了生活时尚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微妙关系，这种新的变化和转机，就是新时代的“春之声”。然而，王蒙也看到了传统的根深蒂固，“百货公司”“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片瓦帽子”“收购大葱”“中医治癌”等等，体现的是新旧交替的社会现实，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古老的文化传统，依然贫穷的地域，然而“中医”可以治癌，这难道不是传统中的新的转机吗？王蒙将新与旧、沉疴与转机巧妙地组合剪接在一起，表现的是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自由市场”与“百货公司”的排列，是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组接，从某种意义上暗含着一种竞争，王蒙尽管对这两种体制还没有理性的认识，但他仍然敏感到，两种价值的交锋将是攸关中国未来的事件。由此可见，这种组合式并置语言的背后是各种文化价值的并置与关联，那正是王蒙对世界“杂多统一”的世界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