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逝世和十二月十四日——精神的觉醒——恐怖主义者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 枢密官不知为什么不是按照他往常来的时间到了我们家里；他带着焦急的神情，匆匆忙忙地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就锁上房门，做个手势叫我待在客厅里面。

幸而我不用花费多长的时间绞尽脑汁去猜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门房的门开了一点，一张一半藏在制服皮外套的狼皮里的红脸小声招呼我；这是枢密官的听差。我连忙跑到门那里。

“您没有听见吗？”他问。

“什么事？”

“皇上在塔甘罗格 逝世了。”

这个消息使我震惊；我以前从未想到他会死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怀着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忧郁地回想起我不久以前在莫斯科看见他的情景。我们出去散步，在特威尔门外面遇见他，他静静地骑在马上，和两三个将军同行，他是在霍登广场参加了检阅仪式以后回来的。 他的面貌和蔼，有一张温和的圆圆脸，带着疲倦和忧郁的表情。等他到了同我们并排的时候，我脱下帽子，举起来；他含笑向我点点头。这和尼古拉比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别，尼古拉始终像是一个剪了发的、稍微秃顶的、留小胡子的米杜萨 ！不论是在街上，在宫里，同他的儿女和大臣们在一起，同侍从和女官们在一起，他总是不停地试验他的眼光有没有响尾蛇的性能——使血管里的血凝结起来。 ^[1] 倘使亚历山大外貌的温和是假装的，那么这种伪善也比赤裸裸的横暴无耻的专制好些。

……当一些模糊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浮动的时候，当新皇康斯坦丁的画像在商店发售的时候，当宣誓效忠的通知发出、善良的人们争先宣誓的时候，皇太子 退位的消息散布开了。枢密官的那个听差对政治新闻非常感兴趣，而且他有搜集它们的好地方——所有枢密官们的门房和政府机关（他从早到晚都要骑马到那里去，因为他不像马那样得到午饭后换班的优待），随后还是他告诉我在彼得堡发生了暴动，在加列尔纳雅街“开了炮”。

第二天晚上宪兵队将军柯马罗夫斯基伯爵 到我们家来；他讲起圣伊萨克广场 上的讨伐，讲起禁卫骑兵队的进攻，讲起米洛拉多维奇伯爵的死 。

随后就是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给抓起来了”，“某某人给从乡下带出来了”；受惊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吓得发抖。天给阴郁的乌云遮住了。

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中政治迫害是不常见的；固然普希金 因为自己写的诗被他流放，艺术院的会议秘书拉勃津因为建议选举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做院士，也遭到流放； ^[2] 不过有系统的迫害当时还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发展成为专制独裁的宪兵队，还只是由德-山格连 管辖的一个厅，山格连是个老伏尔泰派，爱说俏皮话，又多嘴，而且是茹伊 一类的幽默家。在尼古拉的统治下面，连德-山格连本人也受到了警察的监视，他被人当作自由派，其实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并没有变；单单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两个朝代的不同了。

尼古拉在他即位以前完全不出名；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人注意他。现在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到处打听他的事情；只有禁卫军军官才能够答复这些问题；他们憎恨他的冷酷无情、他那繁琐的拘泥细节、他那爱记仇的天性。最初传遍全城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就充分证实了禁卫军军官们的看法。据说在某一次操练的时候，大公爵忘乎所以，居然要抓一个军官的衣领。军官回答他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尼古拉没有说什么，就退了回去，可是他没有忘记这个回答。在十二月十四日以后，他两次问起，这个军官有没有牵连在里面。幸而军官并没有牵连在里面。 ^[3]

社会的舆论显著地改变了；迅速的道德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尊严的意识多么不发达。没有人（除了女人）敢于表示同情，敢于替那些昨天还同他们握过手、可是夜里就给逮捕的亲戚、朋友说一句好话。相反，倒出现了野蛮的狂热拥护奴隶制的人，有的是由于卑鄙，有的却不是出于私心，这就更坏。

只有女人不曾参预这种抛弃亲近的人的可耻行为。……只有女人单独地站在十字架跟前，而且在血迹斑斑的断头机前面出现了——首先是吕西·德木南 ，那个革命的娥菲利雅 ，徘徊在刀斧的旁边，等候哪一天轮到她；然后是乔治·桑 ，她把同情和友谊的手伸到断头台，伸给狂热的青年阿里包 。

那些给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 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的可怕的气候，和当地警察的更加可怕的压迫。姐妹们没有权利到她们的哥哥或者兄弟那里去，她们就退出宫廷，过着隐居生活，许多人离开了俄国；几乎所有妇女的心里都保留着对那些受害者的热爱；然而这种爱在男人中间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心里爱给恐惧吃掉了，没有一个人敢提起 那些不幸的人 。

我讲起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一个这样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很少有人知道。

在老式的伊瓦谢夫 的家里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家庭女教师 。伊瓦谢夫唯一的儿子打算同她结婚。这就使他所有的亲族急得发狂；吵闹、眼泪、哀求都来了。这个法国姑娘没有一个像切尔诺夫那样的哥哥，切尔诺夫为了妹妹的缘故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尔采夫，自己也因伤重死去。 她听从劝告离开了彼得堡，他也被劝告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伊瓦谢夫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密谋分子；他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族们并没有能打消这种mésalliance 〔法语：门第不相当的婚姻〕 。这位年轻姑娘在巴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就动身去彼得堡，要求许可她到伊尔库次克省去找她的未婚夫伊瓦谢夫。卞肯多尔夫想说服她打消这种犯罪的意图；他没有办到，便向尼古拉报告了。尼古拉叫人向她解释明白那些不肯 离弃 被流放去做苦工的丈夫的妇女的地位，他还附带说，他并不阻止她去，不过她应当知道，要是那些由于对丈夫忠实而到西伯利亚去的妻子可以享受某种宽大的待遇，她也毫无权利享受，因为她心甘情愿去同犯人结婚。

她和尼古拉两人都遵守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他一点也不肯改善她的艰苦处境。

沙皇严厉而公正。

要塞监狱里并不知道她得到了许可，这个不幸的姑娘好不容易到达那里，却不得不住在一个小小的居民点，等候监狱当局向彼得堡请示，这个居民点里面住着各种各样刑满的犯人，她毫无办法打听到伊瓦谢夫的消息，也没法让他知道她的情况。

她渐渐地和她的新邻居相熟起来。其中有一个流放的强盗；他在监狱里劳动，她把自己的经历对他讲了。第二天强盗带给她伊瓦谢夫的一张字条。过一天他又向她表示愿意替她和伊瓦谢夫传递书信。他从早到晚都得在监狱里劳动；到了夜间他拿了伊瓦谢夫的信，不顾大风雪，不顾他自己的疲倦，总是带着信回来，第二天天刚亮他又动身去上工。 ^[4]

最后许可证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为永久流放。他们的处境稍微好了些，可是他们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妻子由于她所遭受到的一切沉重压力，首先倒了下来。她枯萎了，就像一朵南国的鲜花必然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枯萎那样。伊瓦谢夫并没有比她多活了好久，他正是在她死后一年死去，其实 那个时候 他已经离开人世了；他的书信（它们叫第三厅 也感到惊讶）中就有一种无限忧伤、虔诚痴狂和阴郁诗意的痕迹；其实在她死后他就没有活下去，他不过是缓慢地、庄严地死去。

这个“传记”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死亡而结束。伊瓦谢夫的父亲在儿子遭到流放以后，把产业改传给非正式的儿子 ，要求他不要忘记那个不幸的哥哥，并且要帮助哥哥。伊瓦谢夫夫妇留下了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氏的小孩 ，两个未来的世袭兵 ，西伯利亚移民流刑犯——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谢夫的兄弟请求尼古拉许可他抚养这两个小孩；尼古拉批准了。几年以后他冒险再一次提出申请：把他们的父亲的姓氏还给他们；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暴动和审讯的传说以及在莫斯科的恐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它越来越成为我的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不过我虽然并不理解它的全部意义，或者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我并不站在霰弹和胜利、监牢和镣铐的一边。伯斯捷尔和他的同志们的处死 彻底地唤醒了我心灵里的孩子的梦。

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减轻那些被判刑的人的刑罚——加冕的仪式 就要举行了。连我的父亲，不管他平日小心谨慎和容易怀疑，他也说，死刑不会执行，说这一切做法只是为了吓唬人们。然而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太不了解这个年轻的君主。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没有到莫斯科，在彼得罗夫宫停下来了。 ……莫斯科的居民在《莫斯科新闻》上读到七月十四日的可怕的消息时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国人民已经不习惯死刑了；在米洛维奇 （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是他被处了死刑）之后，在普加乔夫 和他的同伴之后，就不曾有过死刑；固然，人们给鞭打致死，兵士们受夹笞刑 （这是违法的）一直到死，但是de jure 〔拉丁语：法律上的〕 死刑是不存在的。 有过这样的传说：在保罗 〔一世〕 统治时期，顿河哥萨克发动了局部的暴动，有两个军官牵连在里面。保罗 〔一世〕 下令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且授予赫特曼 或将军以处理的全权。法庭判决他们死刑，然而没有人敢批准这个判决；赫特曼向皇上呈报。保罗说：“他们全是女人，他们想把死刑推在我身上，很感谢。”他把死刑减为苦役。

尼古拉又把 死刑 放进我们的刑法里面，起初还是不合法地，可是后来就写进法典中去了。

可怕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了一次祷告式。 ^[5] 尼古拉在庆祝了死刑执行以后，凯旋地进入莫斯科了。 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看见他；他骑着马走在一辆马车的旁边，马车里坐的是皇太后和年轻的皇后。尼古拉长得漂亮，可是他的漂亮使人不寒而栗；再没有一张脸能够比他的脸更不留情地暴露出一个人的性格了。迅速向后倾斜的前额、充分发达而使颅骨受到影响的下颔表示出坚强的意志和贫弱的智力，表示出残忍多于敏感。然而主要的是眼睛，没有丝毫的温暖，没有一点仁慈，冰冷冷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经热烈地恋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像保罗 〔一世〕 爱安娜·洛普希娜 那样，像亚历山大 〔一世〕 爱自己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那样；他不过是“对她们略施恩泽”罢了。

在梵蒂冈 有一个新的美术陈列室 ，大概就是庇护七世 陈列大量在罗马及其附近出土的雕像、半身像和小雕像的地方。罗马衰亡的全部历史就反映在这些眉毛、前额、嘴唇上；从奥古斯都的女儿 到坡拍亚 ，这些罗马贵妇人居然变成了娼妓，而且娼妓的典型占着优势，保存下来了；男性的典型（可以说，以安提诺乌斯 和赫尔马弗罗狄图斯 为最高代表）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肉体的和道德的堕落，让放荡和贪吃、流血和世界上一切坏事玷污了的相貌，前额很低，面目猥琐，像高等娼妓赫里奥加巴路斯 那样，或者两颊塌陷，像加尔巴 那样；这后一种类型在那不勒斯国王 身上出色地再现了出来。……然而还有另一类——这是军事长官的典型，在这种典型的身上，一切公民的东西，一切人的东西都死灭了，只剩下一个统治欲；智力有限，完全没有心肝——这是些爱权力的僧侣，在他们的面貌上看得出力量和严峻的意志。那样由叛乱的兵士临时拥上皇位的 禁卫军和军队的 皇帝就是这样。在这一类典型中我找到许多脑袋，它们很像还没有留小胡子时候的尼古拉。我明白为了守护在疯狂中逐渐死去的事物需要这些阴森的、顽固的卫兵，然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的事物这些卫兵有什么用处呢？

尽管政治的梦想日夜占据着我的心思，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显出特殊的洞察力；我的思想非常混乱，我竟然真的认为彼得堡起义 的目的有一个就是：拥戴皇太子 登位，一方面把他的权力加以限制。由此我把这个怪人整整崇拜了一年。他在当时比尼古拉得人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群众（他从未作过有益于群众的事）和兵士（他只做过损害兵士的事）都喜欢他。我记得十分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在脸色苍白的尼古拉身旁走着，他皱着他那淡黄色的浓眉，拱着背，把两个肩头耸到耳边，他穿了一身带黄色领子的立陶宛禁卫军制服。他作主婚人把俄国嫁给尼古拉以后，就动身继续摆弄华沙 去了。一直到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才听见他的消息。

这位人物并不好看，在梵蒂冈里也找不到这种典型。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 ，我就会把这个典型叫做 加特契纳 型了。

不用说，现在孤寂比以前更使我感到痛苦了，我急于想把我的思想和梦想告诉人，急于想检验它们，听见它们得到别人的赞同；我认为做一个“预谋犯罪的人” 是值得十分自豪的事，因此我不能闭口不谈它，同时也不能随意乱谈。

我第一个挑中的就是我的俄语教师。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的脑子里装满了不明确的、慷慨大度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等到一个人头发开始花白，等到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工作就常常会消失，不过它也能使一个人高尚。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很受感动，他离开的时候，同我拥抱，一面说：“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他的同情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这以后他开始给我带来一些用小字抄写、磨得很破烂的诗抄本，有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雷列耶夫的《沉思》 ，我偷偷地把它们抄了下来……（ 现在 ，我把它们公开地印出来了！）

不用说，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领先，主要的是——革命史 ，这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讲的故事里知道了一点点。我在地下室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本保王党人写的九十年代 的历史。这本书偏见太深，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孩也不相信它。我偶尔听见老布肖说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很想向他打听；可是布肖是一个严厉的、整天愁眉苦脸的人，有一根大鼻子，戴一副眼镜；他从来不同我作多余的谈话，他做动词变位，口授习题，责骂我，然后拄着他那根多瘢节的粗手杖走了。

“他们为什么处死路易十六？”我在上课的时候问他道。

老人望着我，皱着他的一只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只，他把眼镜推到额上，好像是脸甲 一样，掏出一块大的蓝色手帕，擦了擦鼻子，庄严地说：

“Parce　qu'il　a　été　traître　à　la　patrie. 〔法语：因为他是祖国的叛徒。〕 ”

“倘使您是一个审判官，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用双手签。”

这一课抵得上所有的动词虚拟式；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很明显，国王被处死是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认为我没有头脑而且顽皮，因为我不肯好好做功课，他常常说：“您不会有出息的，”可是他发觉我同情他的régicides 〔法语：杀国王的〕 思想以后，他对我和善起来，不再生气了，对我的错误也肯原谅，常常给我讲九三年 的一些故事，讲他怎样在“那些淫荡的人和狡猾的人”得势的时候， 离开了法国。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庄严地、不带笑容地结束他的讲课，不过现在他宽大地说：

“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

除了我的教师的这种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增加了一种更亲切的同情，它对我有更大的影响。

我父亲的大哥的外孙女 住在特威尔省一个小城 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可是我们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年一次跟她的姨母 到莫斯科来过圣诞节或者谢肉节。然而我们还是成了朋友。她比我大五岁， 但是她生得瘦小，面貌很年轻，看起来年纪同我的一样。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头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这就是说，她并不动辄表示惊讶，说我长高了，她也不问我在学什么，学得好不好，是不是想到军队里去，到哪一个团去。她同我谈话，就像一般人相互交谈一样；不过她还没有丢掉一般少女对待比她们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所喜欢使用的那种权威性的教导口气。

我们中间书信来往，从一八二四年起更加频繁，可是书信——这又少不了纸笔，又少不了上面有墨水点和用削笔刀刻出图画的课桌；我很想看见她，同她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可以想象到我听说表姐 二月（一八二六年）来，要到我们家作客，住几个月，我是多么高兴。我在我的桌子上划出一直到她来的那天的全部日期，然后把过去了的日子一天天地抹掉，有时故意忘记三天，为了可以有一下子多抹掉几天的快乐，然而时间还是过得非常慢；后来预定的日期过去了，又改订了新的日期，这个日期又过去了，事情常常是这样。

有一天晚上我同我的教师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坐在我的课室里，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像往常那样读一句就喝一口起泡沫的克瓦斯 ，他正在讲“六音步诗”，用可怕的声音和手势在韵脚上砍断格涅季奇 翻译的《伊里亚特》的每一行诗，——院子里的雪突然嘎扎嘎扎地响起来，不像是城里雪橇碾过的声音，拴住的铃铛还发出一点点叮当声，院子里有人在讲话。……我涨红了脸，再没有心思去想给砍碎了的“俾勒乌斯的儿子阿溪里斯”的愤怒了； 我连忙跑进前厅，我那位从特威尔省来的表姐全身裹着皮袄、披肩和头巾，头上戴一顶风帽，足上穿一双毛茸茸的白色高统靴，脸冻得通红，也许还是高兴得发红，扑到我身上来同我接吻。

人们回忆他们的童年，回忆当时的悲欢，经常露出一点宽大的笑容，仿佛他们要学《聪明误》里的索菲亚·巴甫洛夫娜那样装腔作势，说“幼稚！” 好像他们后来变得更好了，感觉更强、更深了。小孩过了两三年就瞧不起自己过去的玩具——让他们去吧，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也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穿的短上衣和用的课本的篇幅上也看出了这一点；然而成年人好像也会明白：“小孩儿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最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

一个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虑什么的时候，他没有走到悬崖，也不曾摔伤脖子的时候，他总以为他的生活还在前面，他看不起过去，也不会重视现在。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经验摧残、夏日的热情给经验冷却了的时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虽然还在继续，其实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欢乐的、温暖的、美好的童年回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大自然会使用经常不断的诡计和巧妙的节约办法，它把青春 给 人，可是它又把长成的人 据 为己有；它拖住他走，把他缠在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网里面，这些关系的四分之三都是不由他的意志决定的；当然他也使自己的行为带有他个人的性质，可是他属于他自己的却要少得多；他个性中抒情的成分减弱了，因此感情和欢乐也减弱了——除了智慧和意志以外，一切都减弱了。

表姐的生活并不是在玫瑰花丛中度过的。她童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 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像所有嗜赌成性的人那样，他十次输光了，又十次赢回来，然而最后还是完全破产。他把他的财产的les beaux restes 〔法语：剩余〕 用来办了一个养马场，他把他的全部思想和激情都花在那上面。他的儿子 ，枪骑兵的候补军官，表姐唯一的哥哥，一个心肠很好的年轻人，也走上了毁灭的捷径；他只有十九岁就成了比他父亲还要厉害的赌徒。

那位父亲在五十岁的时候，毫无必要地同一位以前在斯莫尔尼修道院 念过书的老小姐 结了婚。这样一种完全的、完备的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的典型，我从来没有机会遇见过。她是最优秀的学生里面的一个，后来就担任了修道院里的级任女教师；她是一个瘦瘦的女人，淡黄色头发，高度近视，她的外貌上就带了一种教诲人、教训人的气味。她一点也不愚蠢，她在口头上很会表现那种冷漠的热诚，她讲话喜欢用一些关于品德和忠诚的陈词滥调，对地理和历史年表她都记得很熟，她讲法国话正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她内心隐藏着一种和耶稣会 教徒虚伪的谦虚相似的自尊心。除了“围着黄披肩的学究” 的这些共同的特点之外，她还有纯粹涅夫斯基 或者斯莫尔尼的学生的特征。她讲起她们共同的母亲（玛利雅·费多罗夫娜皇后 ）来视察的时候，就会抬起眼睛望天，眼里充满着泪水，她单恋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不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盒就是在手上戴着一个戒指，上面刻了一句从叶丽莎威塔女皇 的书信里摘录下来的话：“ll a repris son sourire de bienveillance！ 〔法语：他的嘴上又露出了好意的笑容！〕 ”

读者们可以设想这个和谐的trio 〔意语：三重唱或者三重奏〕 ：父亲，他是一个赌徒，非常喜欢马，喜欢茨冈人 ，喜欢热闹，喜欢大宴会，喜欢赛跑马、赛走马；女儿，她是在完全独立自由的情况中教育大的，习惯了在家里随意行动；那位有学问的小姐，她突然从一个年纪较大的级任老师变成了年轻的妻子。不用说，她不喜欢她的继女，不用说，她的继女也不喜欢她；一般地说，在三十五岁的女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要有深厚的友情，只有在那个女人自我牺牲、下定决心不结婚的时候。

对于继女同继母之间那种常见的敌视，我并不感到惊奇，这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道德的。一个新的人给安置在母亲的位置上，这引起了儿女们的反感。对他们来说，第二次结婚就是第二次葬礼。儿女们的爱明显地表现在这种感情上，它悄悄地对孤儿们说：“你父亲的妻子绝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最初也明白第二次结婚是跟它所阐明的婚姻的概念和它所宣扬的灵魂不死的概念相冲突的；然而教会继续不断向世俗让步，它就花言巧语，应付生活的无情逻辑，哄骗单纯的孩子的心，孩子的心实际上反对这种把父亲的伴侣当作自己母亲的由宗教认可的自相矛盾。

对那个女人来说，她在教堂行了婚礼出来，就遇到一个现成的家庭和儿女，她处在一种为难的境地；她跟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她必须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她必须说服自己，也让旁人相信：别人的儿女对于她是和她亲生的儿女一样地宝贝。

因此在她们的互相不喜欢这件事情上，我绝不责备那位从修道院来的小姐，也不怪表姐，不过我明白这个不习惯服从别人的年轻姑娘，多么急着要冲出牢笼离开父亲的家，到任何地方去。父亲渐渐地老了，越来越听他那个有学问的妻子的话。她的哥哥枪骑兵又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总之，家中的生活是痛苦的，末了，她说服了继母让她到我们家来住几个月，甚至住到一年。

表姐来到以后第二天，她就把我的整个作业安排（除了上课外）推翻了；她独断地规定了我们共同阅读的钟点，她劝我不要读小说，介绍我读赛居尔的《世界史》 和《安纳哈尔西斯的游记》 。她根据她的禁欲主义的观点反对我那个偷偷地用纸卷着烟草抽的强烈嗜好（当时还没有纸烟）；一般说，她喜欢向我宣讲道德，虽然我并不照她的话办，至少我是心平气和地听她讲下去。幸而她并不坚持，她忘了自己的规定，她同我一起不读什么考古的长篇小说，却读确凯 的中篇故事，她还偷偷地差小孩出去买东西，冬天买荞麦饼和素油的豌豆羹，夏天买醋栗和茶藨子。

我认为表姐给我的影响是很好的；一股暖流跟着她流进了我这个幽居的少年时期，它温暖了，也许还保全了我那些刚刚发展起来的感情，这种感情本来很可能被我父亲的嘲讽完全毁掉。我学会了殷勤，学会了因为一句话伤心，学会了关心别人，学会了爱；我学会了谈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抱负，预言我会有不寻常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儿童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我是——未来的“布鲁都斯或者法布利基乌斯” 。

她只对我一个人倾吐她的秘密，她偷偷地爱上了一个披黑色披肩、穿黑色短上衣的亚历山大骠骑兵团 的军官；这的确是秘密，因为连骠骑兵本人（他指挥一个骑兵连）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心为他燃起了多么纯洁的火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羡慕他的好运——大概是有一点，——不过她挑选我做她的心腹，我感到自豪，并且（按照维特 的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爱情，会有一个离不了自杀、服毒和匕首的伟大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谈出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了羽毛球；其中的一个球上插了一根别针，除了这个球外，她从来不玩别的球，每逢这个球落到我的或者任何别人的手里，她总要拿了过去，说是她已经玩惯了这个球。Espièglerie 〔法语：恶作剧〕 这个魔鬼经常引诱我做坏事情，它怂恿我掉换了别针，就是说，把别针改插到另一个球上。我的恶作剧完全成功：表姐经常拿那个插了别针的球。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了她；她变了脸色，眼里满是泪水，走进她的屋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很难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去找她；她的房门锁上了，我求她开门，表姐不让我进去，说是她生病，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小孩。我给她写了一张字条，求她宽恕我；在喝茶的时间以后我们和好了，我吻她的手，她拥抱了我，马上就对我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十分重要性。一年前骠骑兵在他们家吃午饭，午饭后同她一起打羽毛球，——他打的这个球给做上了记号。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明白我做了一件真正缺德的事情。

表姐一直住到十月。她的父亲差人来接她回去，答应让她明年到我们的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庄子来。我们怀着恐惧等待着分别，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一辆轻便四轮马车来接她了。她的女仆把一些柳条筐和硬纸盒搬进车子里，我们家的仆人拿整整一个星期在路上吃的各种食品把车子塞得满满的，然后挤在大门口送别。我们紧紧地拥抱，——她哭，我也哭，马车开到了街上，转进巷子里（旁边就是那个卖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方），不见了；我走过院子——它显得这样冷，这样讨厌；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那里也显得空，显得冷。我坐下来做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教的功课，可是我一直在想：马车现在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已经出了城门？

我的唯一的安慰是——明年六月我们一块儿在瓦西里叶夫斯柯耶！

对我说来乡下是复苏的时期，我非常喜欢乡村生活。树林、田野和自由自在——这一切对我这个在砖墙里面长大的娇生惯养的人是多么新鲜（我从来不敢不得到许可、不要听差陪同就找个借口走出大门）……

“我们今年是不是要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从春天开始我就很关心这个问题。我父亲每年都在说，这一年他要早去，他想看见树木长叶子，可是他从来没有能够在七月以前动身。有两年他耽搁得太久，我们就索性不去了。他每个冬天都写信到乡下去，吩咐把房子准备好、房间烧暖和，这种做法多半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认真的打算，——目的是让村长和乡干事害怕他随时到来，因此会更小心地办事。

看来我们就要动身了。我父亲对枢密官说他很想在乡下休息休息，田庄上的事情也需要他照料，可是几个星期又过去了。

希望又渐渐地多起来了，需要的食品开始送出去了：糖、茶叶、各种谷物、酒——接着又是停顿，最后给村长发去了命令，要他在某一天派多少匹农民的马来，——这样看来，我们要动身了，真的要动身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在地里劳动最紧张的季节损失四五天的工夫，对农民是多大的负担，我只是万分高兴，急急忙忙地收拾我的书和练习本。马已经牵来了，我听见它们在院子里大声咀嚼和喷响鼻子，心里很满意，我对马车夫忙来忙去，对仆人们争论谁坐哪一辆车，谁的行李放在哪一辆车上，很感兴趣。在仆人的房间里灯火点到天亮，大家都在打包装袋，把大小口袋到处拖来拖去，穿好上路的衣服。（一共才走八十多里 路！）我父亲的随从的脾气最大，他认为打包装袋十分重要，恶狠狠地把别人装好的东西全扔了出来，苦恼地拉自己的头发，简直叫人不能接近他。

我父亲第二天也绝不早一些起床，我看他起得比平日更晚，他像往常那样慢慢地喝咖啡，最后到了十一点钟，他才吩咐套车。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里有四个座位，它后面还跟着三辆（有时是四辆）别的车子：一辆四轮马车，一辆轻便四轮马车，一辆带篷大车（或者换上两部农家大车）；这些车子里面装满了家仆和他们的东西；虽然运送行李的车队已经先期出发，可是车子里还是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得舒服。

我们半路上在一个大的村子彼尔胡希柯沃 停下来吃午饭、喂马，这个村子的名字在拿破仑的通报上也出现过。这个村子属于我在前面讲起分家时提到的那个“兄长”的儿子 。没有人照管的地主宅子立在大路上，四周都是平平的、凄凉的田地；可是我在城里给憋得透不过气来，看到了这个满是尘土的旷野，也非常喜欢。宅子里翘起来的地板和楼梯摇摇晃晃，脚步和声音听起来都很刺耳，墙壁就像受了惊似的发出了回声。从旧主人的珍品收藏室搬来的老式家具在这种流放生活中度过它们的残年；我怀着好奇心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上楼下楼，后来走进了厨房。我们的男厨子带着不高兴和讽刺的表情正在那里准备一顿快速的旅途午餐。庄园管理人照例坐在厨房里，他是一个头上长了瘤的白发老人；厨子对他批评起炉灶来；庄园管理人听厨子讲着，偶尔简单地回答一句：“也许，是这样。”他闷闷不乐地看着这一切骚扰，心里在想：“什么时候鬼才把他们带走？”

午饭开出来了，用的一套特制的英国餐具，是用洋铁或者别的什么材料做的，我们就是ad hoc 〔拉丁语：为了这个〕 买来的。这个时候马也套好了；在门厅和门廊里聚集了一群喜欢迎送的人，他们是靠面包和乡间干净空气度过余生的听差和三十年前还是很好看的侍女的老太婆，——所有这些地主家的蝗虫，自己并没有过失，但是他们却像真的蝗虫一样，吃光了农民的劳动果实。一些浅黄色头发的小孩同他们一起来；小孩们光着脚，一身泥土，老是朝前乱闯，那些老太婆总是把他们朝后拖。小孩们喜欢大喊大叫，老太婆们就大声呵斥他们；她们从来不肯放过我，每年都在惊讶我怎么长得这样快。我父亲对这些人讲了几句话；有几个人走上前来 要亲他的手 ，他从来不把手伸给他们，其他的人鞠躬，——我们就动身了。

离戈里曾公爵 的维亚兹玛庄园几里路的光景，瓦西里叶夫斯柯耶的村长骑着马在树林边上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了乡下土路。在村子里，一条长的菩提树荫路通到主人的宅子，在宅子前面来迎接我们的有教士、教士的妻子、教堂的下级职员们、家仆们、几个农民，还有那个傻瓜普龙卡，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出人的尊严这种感情，不肯揭下他那顶油污的帽子，他只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微笑着，要是城里来的什么人想挨近他，他转身就跑。

我很少看见比瓦西里叶夫斯柯耶风景更优美的地方。对于熟悉昆采沃和尤苏波夫的阿尔汉盖尔斯柯耶或者洛普兴在沙文修道院对面的庄园 的人，只要告诉他们，瓦西里叶夫斯柯耶是同一条莫斯科河河岸的延长部分，离那个沙文修道院三十里，就够了。在有慢坡的河岸上——有村庄、教堂和主人的老宅。在另一面——有山、有一个小村庄，我父亲还在那里修建了一所新宅。从这里可以看到周围十五里的景色；微微翻腾的麦浪无边无际；各种各样的庄园和有白色教堂的村庄到处都看得见；五颜六色的树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框子，莫斯科河像一根浅蓝色丝带在它中间穿过。大清早我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打开窗，我眺望，我倾听，我呼吸。

然而我怀念那所砖砌的老宅，也许是因为我头一次下乡住在那里的缘故；我非常喜欢那条通到宅子跟前的阴凉的林阴路和旁边那个荒芜了的花园；房子倒塌了，从门廊的一个裂缝里长出来一棵纤细、苗条的白桦树。左边沿着河岸有一条柳树的荫路，路外面是一片芦苇和白沙，它们倾斜下去与河水相接；我在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常常在这沙滩上，在这芦苇丛中整整地玩一个早晨。那个伛偻的老园丁差不多经常坐在宅子前面，蒸馏薄荷水、煮果子，偷偷地请我吃各种蔬菜。园子里有许多乌鸦；树顶上尽是它们的窝，它们经常绕着窝盘旋，呱呱地叫着；有时候，特别是在傍晚，它们几百只一齐飞起来，竞赛着哪一只叫得更响；有时候，一只乌鸦急急忙忙地在树丛中飞来飞去，然后全静了下来。……快到黑夜的时候，远处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头鹰一会儿像小孩似的哭着，一会儿发出一阵大笑。……我害怕这种古怪的哭声，然而我还是走去听它们。

我们每年或者至少每隔一年到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去。我去的时候，总是在靠阳台的墙上量过我的身高，作个记号，根据这个来检查我究竟长了多少。然而在乡下我不仅能够测量我身体的长度，而且这种和同样事物定期接触的情况明显地向我指出我内心发展的变化。我带去的书不同了，使我感兴趣的事物也不同了。一八二三年我完全是一个小孩，我带的是小人书，而且连这些小人书我也不读，我对于在我房间近旁小贮藏室里做窝的兔子和松鼠倒更感兴趣。我的主要娱乐中有一样是：我父亲许可每天晚上放一次鹰炮 ，这件事不用说叫全体家仆都忙起来，连五十岁的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同我一样地开心。一八二七年我带的书是普卢塔克 和席勒 的著作；我经常大清早出去，走到树林里，走进密林里，尽可能走得远些，我躺在树下，大声读着剧中对白，把这里当作波希米亚树林 ；然而我对我得到一个家仆小孩的帮助在一条小溪上修筑的堤坝也很感兴趣，我每天要跑去察看十来次，并且随时进行修补。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〇年我写了论席勒的《瓦伦斯坦》的哲学论文 ，——至于我从前的娱乐，只有鹰炮一样我还是十分喜欢。

然而除了放炮外，还有一样娱乐我对它的热爱始终未变，那就是——乡村夜景；现在和那个时候一样，这样的夜晚对我依然是虔诚、宁静和诗的时刻。我生活中最近一些明净的时刻里有一次使我记起过去乡村的夜晚。太阳庄严地、光辉地渐渐下落到一个火海里，溶化了。……浓浓的紫红色一下子变成了深蓝的幽暗，什么都给蒙上了一层烟霭，在意大利黄昏来得快。我们骑着骡子；从弗拉斯卡提到罗马， 我们要经过一个小村庄；有些地方已有灯光闪烁，万物都很幽静，骡蹄声音清脆地踏在石头上，新鲜的而且有点潮湿的风从亚平宁山吹过来。我们走出了村子，看见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立在一个壁龛里，面前点着一盏灯；农家姑娘收工回来，头上还包着白头帕，她们跪在像前唱起了祷告诗，一些过路的吹木笛讨饭的山地牧民 也同她们一起唱着。我的心给深深地打动了，我很受感动。我们互相望着……骑着骡子慢慢地到osteria 〔意语：客栈〕 去，马车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回家的路上，我谈起瓦西里叶夫斯柯耶的夜晚。可是我谈些什么呢？

园里的树静悄悄地立着，

村子的围篱蜿蜒地竖在山中，

成群的牛羊没精打采地

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

《幽默》

……牧人把他的长鞭子抽得响，吹起他那支桦树皮做的笛子；牛羊的叫声，回来的畜群的哞哞声、咩咩声和过桥的杂沓声，狗边叫边追赶一只失散的羊，这只羊足步有些呆板地跑着；随后从地里回来的农家姑娘的歌声越来越近了——可是小路向右转了弯，歌声又远去了。大门轧吱地响了一声，男孩、女孩从房子里跑了出来，迎接他们的牛羊；劳动结束了。孩子们在街上、在河边玩，他们的声音清脆地荡漾在河面上和晚霞中；空气里掺和着禾捆烤干房的焦味；露水开始在田地上渐渐地铺起来，像烟一样；风吹过树林发出一种声音，仿佛树叶给煮沸了；远处的闪电颤抖着，用一种快要消失的、闪烁的浅蓝色光照亮了四周，——这个时候，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爱唠叨，她在菩提树下找到我，就说：

“怎么到处都找不见您？茶早准备好，大家都坐好了，我可是找您呀，找您呀，找得腿都乏了，在我这个年纪我实在跑不动；您为什么像这样躺在潮湿的草上面呢？……您明天会伤风的，一定会。”

“好，够啦，够啦，”我边笑边对这个老太婆说，“我不会伤风的，茶我也不想喝，不过您给我偷点好的奶油来，要最上面的。”

“真是的，瞧您那个样，真叫人没法生您的气。……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不等您要，早就给您把奶油准备好了。您瞧这闪电……好！对庄稼有好处。”

我一边跳着，一边轻轻地打口哨，走回家去。

一八三二年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到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去。在我流放期间我父亲把它卖了。 一八四三年我们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个庄园 ，在兹威尼戈罗德县，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二十来里。我忍不住要去看看我们的故居。我们又坐车经过那条乡下土路；熟悉的松林和长满榛树的山出现在眼前，然后是过河的浅滩——这个浅滩二十年前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流水的飞溅声，小石子的嘎吱声，马车夫的吆喝，马的挣扎……于是到了村里，到了教士的房屋，过去教士经常坐在小长凳上，穿一件棕褐色的教士内长衣，他朴实、善良，红头发，经常淌汗，老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他一直有打呃的毛病；我们到了办事处，乡干事瓦西里·叶皮法诺夫正在写报告书，他从来没有清醒过，蜷伏在纸上，捏住笔杆的紧底下，把中指紧紧地弯起来顶住它。教士死了，瓦西里·叶皮法诺夫还在另一个村子里记帐、写报告，并且拚命喝酒。我们在村长家停留了一会，只见到他的妻子，原来丈夫在地里。

这十年中间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东西；我们山上的房子没有了，换上了一所新的宅子，它旁边还修建了一座新的花园。我们经过教堂和墓园回来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个很难看的怪物，几乎是四肢爬着慢慢地往前走；它向我指点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原来是一个驼背的、瘫痪的、半疯狂的老太婆，靠人周济度日，在前任教士的菜园里干点活；她当时已经七十光景，可是死偏偏躲开她。她认出了我，流着泪，摇摇头，反复地说：

“啊呀，你也老多了，我只有从你走路的样子才认出你来——可是我——我已经——啊——啊呀——还是不谈吧！”

我们坐车回去的时候，我远远地望见村长在地里，还是我们从前的那个村长；他起初没有认出我来，可是我们车子走过以后，他好像忽然想了起来，脱下帽子，深深地鞠躬。我们又走了一阵，我回过头去：村长格里高里·戈尔斯基仍然站在原处，望着我们的背影；他那在麦田中间鞠躬的长着大胡子的高高的身形友好地给我们送别，把我们送出已经到了别人手里的瓦西里叶夫斯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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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尼古拉在他自己的家里，当着两三个秘密警察的头子、两三个 御前 女官和侍从将军，试着用他那米杜萨的眼光看他的女儿玛利雅·尼古拉叶夫娜。她像她的父亲，她的眼光的确和他那可怕的眼光一样。女儿勇敢地对抗父亲的注视。他的脸发白，他的脸颊哆嗦起来，眼睛变得更加凶恶；女儿也用同样的眼光回答他。所有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浑身发抖；御前女官和侍从将军们让这种像拜伦在《唐·璜》中所描写的同类相食的、沙皇的斗眼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尼古拉站了起来，——他觉得镰刀碰到石头上了。——作者原注
《唐·璜》：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的讽刺长诗，共十六曲。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第四曲中的第四十四首：（引用旧译文，略有改动。）
她望着他，他望着她；真奇怪
他们的脸多么相似！脸色也一样；
又安详，又蛮横，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
互相射出的火焰不大有变动；
…………
她父亲的血就在她父亲的面前沸腾，
并且证明她确实不愧为他的女儿。

[2] 当时艺术院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叶夫为名誉院士。拉勃津问，伯爵对艺术有过什么贡献？院长无话可说，就答道，阿拉克切叶夫是“离皇上最近的人”。秘书便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郇山通报》的出版者；亚历山大本人也是这一类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在戈里曾的部撤销以后，他把他从前的“基督和灵魂的师兄弟”交给阿拉克切叶夫处理。拉勃津给流放到辛比尔斯克去了。——作者原注
亚·费·拉勃津（1766—1825）：作家，彼得堡艺术院的会议秘书，一八一八年起任副院长。
《郇山通报》：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
亚·尼·戈里曾公爵（1773—1844）：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大臣，这个部是在一八一七年建立的，由于阿拉克切叶夫和修士大司祭（诺夫哥罗德尤利修道院的）福季依的阴谋破坏，戈里曾所主持的宗教事务和教育部在一八二四年被撤销了。拥护戈里曾的“圣经会”会员，也受到福季依派的迫害，本来“圣经会”是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赞助的。
辛比尔斯克：伏尔加河岸一个城市，列宁出生的地方，现已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

[3] 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军官就是沙莫依洛夫伯爵，他退了伍，安静地住在莫斯科。尼古拉在戏园里认出了他，认为他的衣服相当讲究、新奇，于是陛下表示了圣意：应当在舞台上把这种服装讽刺一下。戏园经理和 爱国者 扎戈斯金指派某一个演员在一出轻松喜剧里扮演沙莫依洛夫。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城。戏演完的时候，沙莫依洛夫本人走进经理的包厢，要求同扮演他的演员讲几句话。经理有些耽心，可是他又怕闹出事情，便把那个丑角叫了来。“您扮演我演得很好，”伯爵对他说，“不过要完全像我，您还缺少一样东西，就是我经常戴的这个钻石；请允许我把它交给您：下次您再给指派来扮演我的时候，就可以戴上它。”这以后沙莫依洛夫又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个平淡无味的玩笑和宣布恰达叶夫发疯以及皇上的其他恶作剧一样愚蠢地结束了。——作者原注
尼·亚·沙莫依洛夫伯爵（1800—1842）：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二年间莫斯科国家剧院的经理。
彼·雅·恰达叶夫（1794—1856）：俄国哲学家，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朋友，《哲学书简》的作者，由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发表的一封《书简》，根据尼古拉一世的指示宣布他发了疯。

[4] 那些同伊瓦谢夫家相熟的人后来对我说，他们怀疑这个强盗的故事。他们还说，孩子们的回来和兄弟的同情这些事我既然都讲了，那么就不应该不提到伊瓦谢夫妹妹们的高尚行为。我从雅赛科娃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她去西伯利亚探望过她的哥哥（伊瓦谢夫）。然而是不是她对我讲过强盗的故事，我记不起来了。是不是人们把伊瓦谢娃和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的事情混为一谈了？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曾经通过一个不相识的分离派教徒把信和钱带给奥包连斯基公爵。伊瓦谢夫的信是不是保存下来了？我们认为我们有看到它们的权利。——作者原注
叶·彼·雅赛科娃（1805—1848）：伊瓦谢夫的妹妹，作者的远亲。
叶·伊·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十二月党人谢·彼·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的妻子，到了西伯利亚以后，一八五四年死在那里。
分离派教徒：十七世纪中叶，一部分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反对当时莫斯科总主教尼康所实行的教会改革，因此受到迫害，从东正教分离出来，他们保持着旧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后来被称为“分离派”或“旧信仰者”。他们反对官方教会，因此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作者所关心的伊瓦谢夫的信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十二月党人的爱情》（伊瓦谢夫的外孙女布拉诺娃著）中发表了。
叶·彼·奥包连斯基公爵（1796—1865）：十二月党人。

[5] 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祷告式，来庆祝尼古拉镇压了五个人的胜利。费拉列特总主教在克里姆林宫里为这次的谋杀感谢上帝。皇族全体参加了仪式，靠近他们站的是枢密官们、大臣们，四周围了密密的一大圈禁卫军，他们摘了军帽跪在那里，也在祷告；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处响了起来。
从来没有用过像这样隆重的仪式来庆祝绞刑架的；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
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十四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我并没有报了仇；禁卫军和皇位、圣坛和大炮——一切都依然存在；可是三十年以后我仍然站在这面旗帜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极星》，一八五五年）——作者原注
德·瓦·米·费拉列特（1782—1867）：从一八二六年起担任莫斯科总主教。
《北极星》参看“作者序”第1页注①，到一八六九年为止，共出版八期。刊物的封面上印着伯斯捷尔、雷列耶夫等五个被处绞刑的十二月党领袖的半身像。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他在《北极星》上发表的文章《给我们的人》里面的三段话。（《北极星》，一八五五年，第一册。） KxwjqSyzfHhHaKV/sJHnY1wEuYfKIaT+xD99ekhksn6K35eyG0iKq0YKvZUnyU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