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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我都在写信；写完信，我们就坐下来吃饭。我没有吃，我们都不说话，我觉得难受，受不了，——这是下午四点多钟，七点钟马车要来。——明天午后他就可以到莫斯科了，而我……——随着每一分钟，我的脉搏越跳越快。
“我说，”我望着盘子终于对我哥哥说道，“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好吗？”
我哥哥放下叉子，不相信地看着我：他是不是听错了。
“把我当作您的仆人，送过城关，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做，您同意吗？”
“可我……——好吧；不过要知道，以后你……”
这已经晚了，他的“好吧”二字已渗进我的血液，钻进我的脑髓。刹那间闪过我脑海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可动摇了。
“现在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免不了会发生许多麻烦——那么，您带我走吗？”
“干吗不呢——我很乐意，真的——不过……”
我从桌旁一跃而起。
“您要走？”马特维问，他好像有话要说。
“要走！”我答道，态度坚决，因此他也就不敢再多话了，“我后天就回来，如果有人来，你就说我头疼，现在睡着了，晚上在我屋里点上蜡烛，现在把内衣和旅行包给我拿来。”
院子里响起了铃铛声。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那么，祝你顺利。”
第二天午饭时分，铃铛声就不再响了
，我们停在克
〔彻尔〕
的大门口。我让人把他叫了出来。一星期前，当他在弗拉基米尔离开我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到我可能到莫斯科来，因此他一看见我竟吃了一惊，起先都说不出话来，然后才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很快就忧心忡忡地把我领进家门。当我们走进他家后，他又谨慎地锁上房门，问我：
“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
“那你干吗？”
“我没法待在弗拉基米尔，我要见娜达丽雅——这就是全部理由，你必须安排好这事，而且要快，因为我明天必须回去。”
克 〔彻尔〕 望着我的眼睛，高高地竖起了眉毛。
“尽做傻事，只有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毫无准备，没必要嘛。你怎么，写信约好时间了？”
“我什么也没有写信告诉她。”
“得了吧，老弟，现在我们拿你怎么办呢？简直糟透了，简直是发疯！”
“问题在于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先想好怎么办和干什么。”
“你真浑。”克 〔彻尔〕 肯定道，眉毛扬得更高了，“如果你一事无成，我才高兴呢，非常高兴，对你是个教训。”
“如果我给逮了个正着，这教训倒是够我记一辈子的。听我说，天一黑，我们就坐车到公爵夫人家去，你去把用人随便叫一个出来，我会告诉你叫谁的，——嗯，然后我们再相机行事。好吗？”
“哼，没办法，去就去，我多么希望这事办不成啊！为什么昨天不写信告诉我呢？”说罢，克 〔彻尔〕 就神气活现地把宽边礼帽往头上一扣，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然后披上红里子的黑色斗篷。
“哎呀，你这可恶的唠叨鬼！”出门的时候，我对他说，于是克 〔彻尔〕 打心眼儿里笑了出来，一再说：“这不是让老母鸡笑掉牙吗！信也不写一封就来了，——真是糟透了。”
我没法在克 〔彻尔〕 家留宿：他住得太远，而且这天他母亲还有客。他跟我一起去找一位骠骑兵军官。克 〔彻尔〕 认识他是因为他人品好，没有被卷进政治旋涡，因此也没有受到警察监视。这军官蓄着长长的胡须，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那里吃饭；克 〔彻尔〕 告诉了他是怎么回事，军官就给我倒了杯红葡萄酒作为回答，感谢我们对他的信任，然后就带我进了他的卧室，这屋子到处都挂着马鞍和鞍韂，因此可以认为他是睡在马背上的。
“这是给您住的房间，”他说，“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您。”
然后他把勤务兵叫来，也是个骠骑兵，吩咐他，无论出于何种借口，都不许放任何人进这个房间。我又处在士兵的护卫下了，区别在于在克鲁季次，宪兵给我站岗，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现在是骠骑兵给我站岗，把整个世界与我隔绝。
天完全断黑以后，我就跟克 〔彻尔〕 出发了。当我又看到我已经将近四年没有看到的既熟悉而又亲切的街道、地方和房屋时，我的心在剧烈跳动……铁匠桥，特维尔林阴道……瞧，这是奥加略夫家，——它已经挂上了某个家族的巨大纹章，它已经归别人所有了；而我们年轻时住过的这房子的底层，现在住着一名裁缝……瞧，到厨子街了，——我气都透不过来了，在阁楼上，在拐角处的窗户里，亮着一支蜡烛，这就是她的房间，她在给我写信，她在想念我，蜡烛在快乐地燃烧着，在为 我 燃烧。
我们正在考虑叫谁出来好的时候，公爵夫人的一名年轻侍役这时正好向我们迎面跑了过来。
“阿尔卡季！”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叫道。他没有认出是我。“你怎么啦？”我说，“自家人都不认识了？”
“是少爷您呀？”他叫起来。
我伸出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说：
“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把这封信，通过沙夏或者柯斯千卡，立刻送进去，越快越好，就这封信，你明白吗？我们就在街角那个胡同里等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莫斯科见过我，连半句也别透露。”
“您放心，说话就办妥。”阿尔卡季回答，一溜烟又跑了回去。
我们在那条胡同里来来回回地踱了大约半小时，直到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东张西望，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她也就是在一八一二年为我向法国兵讨“忙热”
的那个伶俐的侍女，我们从小就管她叫柯斯千卡
。老太太两手捧住我的脸，连连亲吻。
“那么说，你终于飞回来了，”她说，“唉，你呀，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你什么时候才能老实点儿呢，你呀，就是不肯安生，把小姐都给吓坏了，差点儿没昏过去。”
“回信呢？您拿着吗？”
“拿着拿着，瞧你急的！”说罢，她递给我一张纸条。
她用颤抖的手，用铅笔写了几行字：
我的上帝，你在这里——难道这是真的吗，明天早晨五时许，我等你，我不信，我不信！难道这不是做梦吗？
骠骑兵又把我交给勤务兵妥为保管。五点半我已靠在路灯柱子上等候克 〔彻尔〕 ，因为他已走进公爵夫人府邸的边门。当我站在柱子旁等候的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我就不去说它了；因为这样的瞬间是我个人的隐私，它是不许声张的。
克 〔彻尔〕 向我挥着手。我走进了边门；一个已经长大了的小厮冲我熟稔地微笑着，给我带路。于是我走进前厅，过去我是打着哈欠进来的，现在我却恨不得跪下来亲吻这里的每一块地板。阿尔卡季把我领进客厅就出去了。我筋疲力尽地跌坐在长沙发上；我的心在猛跳，跳得我都觉得疼了，此外，我感到害怕。我故意把故事拉长，为的是能跟这些回忆多待一会儿，虽然我也知道这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她进来了，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衫，美丽得令人目眩神迷，三年的离别和奋勇搏斗，使她的面容和表情都成熟了。
“这是你。”她用文静的低语说道。
我们坐到长沙发上，沉默不语。
她眼中的幸福表情达到了痛苦的程度。想必是，快乐的感觉达到极点，常常会和痛苦的表情掺和在一起，因为她也对我说：“瞧你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我握住她的一只手，她用另一只手支在沙发上，我们彼此用不着说什么……简短的三言两语，三两件回忆，信中说过的话，还有几句关于阿尔卡季，关于骠骑兵，关于柯斯千卡的废话。
后来保姆进来了，说该走啦，我没有反对，站了起来，她也没有阻拦我……心里感到十分充实。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说长一点儿，说短一点儿，再说下去——这一切在充实的现实面前已无足轻重了……
当我们过了城关，克 〔彻尔〕 问道：
“你们怎么样，拿定什么主意没有？”
“什么也没有。”
“你跟她说了？”
“关于这事什么也没有说。”
“她同意吗？”
“我没问，——她当然同意。”
“说真的，你做起事来像个孩子，或者像个疯子。”克 〔彻尔〕 竖起眉毛，愤愤然耸着肩膀，说道。
“我写信告诉她，然后再写信告诉你，而现在，再见！嗬，快马加鞭，快跑！”
户外已经冰开雪化，松软的雪地上有些地方已经发黑了，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林边空地，白茫茫的一片，一座座小村庄冒着炊烟从两侧闪过，随后升起了月亮，在月光下，一切都变了样；只有我一个人和马车夫在一起，我一直看着前面，似乎一直跟她在一起，前面的道路呀，月亮呀，林边空地呀，似乎一切都和公爵夫人的客厅混杂在一起了。说来也怪，我记得保姆、阿尔卡季，甚至把我送到门口的侍女跟我说的每句话，可是我跟她说了什么，她又对我说了什么，却记不清了！
两个月在不断的奔忙中度过，必须先借点儿钱，弄到出生证；后来才弄清楚，公爵夫人把它拿去了。幸亏有个朋友帮忙
，使用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帮我从宗教事务所另外弄来了一张，——向警官们和文书们又是塞钱，又是鞠躬，又是请客。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就出发了，就是说我和马特维。
五月八日拂晓，我们到了离莫斯科最近的一个驿站。车夫去要马。天气很闷热，已经开始掉点儿了，看来要下雷阵雨，我没有下车，催车夫快点儿。旁边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说话，声音尖尖的，带着哭腔，拉长了声音。我回过头，看见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苍白、瘦小、披散着头发，在乞讨。我给了她一个面值较小的银币；她看到钱后哈哈大笑，非但不走开，反而爬上了马车的驾驶座，向我转过身来，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前言不对后语的话，一边还直视着我的脸；她的目光是浑浊的、可怜兮兮的，一绺绺头发披散在脸上；她那病态的脸，听不懂的絮叨，再加上晨曦的光照，使我产生了某种神经质的胆怯。
“她是我们这儿的圣愚
，就是说小傻瓜。”车夫说。“这也是你爬上来的地方吗，看我不抽你，让你知道点儿厉害！真的，看我不抽你，这么淘气！”
“你干吗骂我，我干什么啦——瞧人家老爷还给了我一个银币呢，我对你又怎么啦？”
“给了你钱，就快滚吧，滚到树林里去见魔鬼吧。”
“带我走吧，”小姑娘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又加了一句，“真的带我走吧……”
“到莫斯科搞个展览，收门票，瞧，一个怪物、疯子、海怪，”车夫说，“快下车，你倒是下不下呀，我们可要走啦。”
小姑娘不想走，而是一直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我让车夫不要欺侮她；他把她轻轻地抱起来，放在地上。她大哭，我也真想与她同声一哭。
为什么偏在这样的日子，在我快要进莫斯科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呢？我想起了科兹洛夫
的《疯女人》：他也是在莫斯科附近遇见她的。
我们驱车走了，空中充满了电流，空气又闷又热，令人不快。一片乌黑的乌云悬于天际，垂下一绺绺灰色的云雾，直达地面，并拖着它们慢慢地在田野上移动，——忽然一道弯曲的闪电从斜刺里劈过来，劈开了乌云——一声霹雳，大雨倾盆而下。我们离罗戈日城关大约还有十俄里路，然后在莫斯科还要走一小时才能到达处女广场。因为克 〔彻尔〕 在阿 〔斯特拉科夫〕 家等我，所以我们到阿 〔斯特拉科夫〕 家时身上都给浇透了。
克
〔彻尔〕
还没有到。他正守候在一位即将咽气的女人叶·加·列瓦绍娃
的床头。这女人是俄国生活中的令人惊叹的现象之一，像她这样的女人曾经使许多人熬过了人生的艰辛，她们的整个存在就是一件丰功伟绩，可是除了不多几个朋友以外，谁也不知道她的功绩。她擦干了多少人的眼泪啊，她又给多少颗破碎的心带来了安慰，又支持过多少年轻人啊，可是她本人又经受了多少痛苦。“她为爱而呕心沥血。”恰达叶夫对我说，他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曾把他论俄国的著名书信
献给她。
克 〔彻尔〕 不能离开她，写信通知我，他将于九时左右到。一听到这消息，我心中就感到不安。一个人倘若被热情所笼罩，是最自私的；克 〔彻尔〕 没有来，我认为他准会拖延，不会如约前来……当敲过九点，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又过去了一刻钟，我急得什么似的，我既感到沮丧，又感到绝望……九点半了——他还没有来，他不会来了，病人的病情大概恶化了，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公爵夫人家，侍女和保姆只要说漏了一句话，就会暴露一切。回去是不可能的；再说我感觉到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回去了。
九点三刻，克 〔彻尔〕 来了，戴着草帽，一脸倦容。他整夜未睡。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拥抱他，对他连声责备。克 〔彻尔〕 皱着眉头看了看我，问道：
“难道从阿 〔斯特拉科夫〕 家到厨子街有半小时还不够吗？要不咱们就要在这里聊上整整一小时，嗯，这虽然很愉快，然而我为此必须毫无必要地提前离开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他又补充道：“列瓦绍娃问你好，她用她的即将死去的手祝福我，祝我们成功，同时她还给了我一条毛围巾以备不时之需。”
一个垂死女人的问候对于我非常宝贵。一条毛围巾在夜间也非常有用，可是我却没来得及向她表示感谢，也没来得及握一握她的手……她很快就去世了。
克 〔彻尔〕 和阿 〔斯特拉科夫〕 出发了。克 〔彻尔〕 必须护送娜达丽雅走出城关，阿 〔斯特拉科夫〕 则回来告诉我，一切是否顺利和下一步怎么办。我跟他可爱而又美丽的妻子留下来等候；她自己也刚出嫁；她生性热情，像火一样，她对我们的事十分同情；她竭力用一种假装出来的快乐向我保证，一切都会顺利解决，好上加好的，可是她自己却急得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和她坐在窗口，可是却无话可说；我们就像两个因犯错误而被关进空屋子里的孩子一样。就这样过了约莫两小时。
世界上再没有比无所事事和在这样的时刻干等更让人心急如焚和受不了的了。我的这两位朋友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不该把我这个主要 病人 的全部重担都接了过去。应当想点儿事来给我做做，如果想不出来，也应当让我干些体力活，让我没有空闲，到处奔波，以此来分散我那焦急的心情。
阿 〔斯特拉科夫〕 终于回来了。我们急忙向他跑去。
“一切都十分顺利，我是看着他们乘车离开的！”他还在院子里就向我们嚷嚷，“快走，立刻就从罗戈日出城，那里有一座小桥，在小桥旁你会看到一辆马车，离佩罗夫客店不远。上帝保佑你，祝你万事如意！不过在半道上得换辆马车，让后面的这车夫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
我立刻像离弦之箭似的匆匆上路……瞧，离佩罗夫客店不远就是那小桥；周围没有一个人，过桥——也没有一个人。我走到伊兹梅洛夫动物园——还是没有一个人；我让马车夫走了，开始步行。我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终于看到在另一条路上有一辆马车；一名年轻英俊的车夫站在车旁。
我问他：“有没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老爷，戴着草帽，路过这里，他不是一个人，——跟一位小姐在一起？”
“我什么人也没看见。”车夫不耐烦地回答道。
“你是拉什么人到这里来的？”
“拉几位老爷。”
“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
“我说你呀，真是的，小老弟，没有事我就不会问你了。”
车夫用探询的目光审视着我；忽然笑了；我的外表似乎博得了他的好感。
“既然有事，您自己就该知道他的名字，您要找谁？”
“你真像个榆木疙瘩，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叫克 〔彻尔〕 。”
车夫又笑了笑，用手指着墓地，说：
“您瞧，在远处有个黑影，就是他，他身边还有位小姐，她因为没有戴帽子，因此克 〔彻尔〕 老爷把自己的给了她，不过是草帽。”
这回我们又相会在 墓地 ！
……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喊，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
“永远！”她说。
“永远！”我重复道。
克 〔彻尔〕 深受感动，眼泪在他的眼眶里转动，他抓起我们俩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是我们的 真正 婚礼！
我们在佩罗夫客店的一个单间待了一个多小时，可是马特维坐的马车还没来！克 〔彻尔〕 皱着眉头。我们想也没想过会发生什么不幸；这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觉得那么好，就跟在家里一样，仿佛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似的。窗前是一片小树林，楼下传来了音乐声，还传来茨冈人的合唱声；雷雨后的好天气，一片晴朗。
我并不像克
〔彻尔〕
那样耽心公爵夫人会派警察来追赶我们，因为我知道她出于高傲是决不会让警官来干预她的家庭事务的。此外，不经“枢密官”点头，她也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同时，不经我父亲首肯，“枢密官”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而我父亲永远不会同意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附近扣留我，也就是说，他决不会同意因为我违背最高当局的意志而把我发配到博布鲁依斯克
或西伯利亚去。危险只能来自秘密警察。但是一切都干得那么迅速，他们很难知道；即使他们听到什么风声，但是谁又能想到，一个从流放地偷偷跑回来的人，竟会带着自己的新娘私奔，而且现在还镇定自若地坐在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的佩罗夫客店里呢？
马特维坐的马车终于到了。
“再干一杯，”克 〔彻尔〕 指挥道，“然后上路！”
于是我们单独，也就是说，我们俩奔驰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的时候，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是一位老太太，她过来问要不要吃点儿什么，她和蔼地看着我们俩，说道：
“你这位少奶奶多年轻，多漂亮呀——你们俩，主保佑你们，——真是一对儿。”
我们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彼此都不敢看对方，我们要了茶，以掩饰尴尬。第二天清早五时许，我们就来到弗拉基米尔。决不能浪费时间；于是我就把新娘留在一位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
，就急忙去打听是否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又有谁会来帮我准备呢？
到处都有好人。当时在弗拉基米尔驻扎着一支西伯利亚枪骑兵团；虽然我跟该团的军官们不甚熟稔，但是，其中一位，我经常在公共图书馆见到，而且每次都向他点头问好；他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一个月以后他向我承认他认识我，而且知道我一八三四年的经历，他还告诉我，他也曾经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我想物色一名能替我办理各种事务的人，于是我想到了这位军官，我去找他，向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事情的原委。我这么信任他，他深受感动，他握了握我的手，满口答应，而且一切都照办了。
这位军官全身戎装，他在等我：白色的翻领，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肩上斜挂着子弹带，还挂着各式穗带。他告诉我，主教已允准神父为我举行婚礼，但是必须先出示出生证。我把出生证交给了军官，然后我又去找另一位年轻人，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根据新的条例，他必须 在外省先服役两年 ，现在他在省长办公厅当差，无聊得要命。
“愿意当傧相吗？”
“当谁的傧相？”
“我的呀。”
“怎么，当您的傧相？”
“没错，当我的！”
“太好了！什么时候？”
“现在。”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可是当我三言两语地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张罗婚事，很可能会被追查，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毫无消遣的小城市里，实在太刺激了。他立刻答应为我去弄一辆马车，再弄四匹马，然后又急忙跑去翻五斗柜，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我离开他以后就碰到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枪骑兵军官，他坐在一辆小马车上，而他的膝盖上则坐着一位神父
。请诸位想象一下一位全副戎装，穿得花里胡哨的军官，坐在一辆小小的轻便马车上，在他的膝盖上还坐着一位胖胖大大的牧师，胸前飘拂着一部梳理得很整齐的长髯，身上穿着丝质的法衣，而法衣则纠结在许多没用的枪骑兵的装饰上。单凭这样的画面就足以引起从弗拉基米尔金门开始的整条街道的注目，即使在法国，也足以引起巴黎的众多林阴道或者摄政王大街的许多人观看。可是枪骑兵军官却不以为意，而我也是在后来才想到这点的。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地做祈祷，因为这天是尼古拉节
，于是我的这位枪骑兵军官便在某个地方逮住了他，把他抓进了他的道具——马车中。于是我们便出发去找主教了。
为了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必须先交代一下主教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情中来的。在我动身前一天，那位神父还答应得好好的：为我主持婚礼，但是现在忽然宣布，不经主教许可，他不敢给我举行婚礼，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他害怕。不管我和枪骑兵军官怎么摇唇鼓舌地说服神父，——他还是顽固不化，固执己见。枪骑兵军官提议不妨用他们团的牧师试试。这位神父剃了胡须，落了发
，穿着长襟外衣，裤子上套着皮靴，简朴地抽着士兵的烟斗，虽然他对我们提议的若干细节很感动，但是要他替我们主持婚礼，却拒绝了，说，而且说的是半波兰半白俄罗斯的方言，他说上峰严禁他给“平民百姓”主持婚礼。
“对我们的规定还更严格呢，未经批准，不得当证婚人和傧相。”军官说，“我不是照当不误。”
“不一样，面对耶稣不一样。”
“上帝会保佑勇敢者的，”我对枪骑兵军官说，“我马上去找主教。顺便问问，您为什么不请求批准呢？”
“不必。团长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出去乱说的。况且，他不同意也说不定。”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位聪明、死板和粗鲁的老头；他精明能干、指挥有方而又性情古怪，他既是当省长的材料，又是个将才，我看呀，让他当将军比当修士更能得其所哉；可是阴差阳错，偏让他管理一个教区，而没有让他在高加索指挥一个师团。总之，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死人，而是一个行政长官运筹帷幄之风。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就像许多精明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了解得很快，很敏锐，谁要是对他净说废话或者不理解他的用意，他就会光火。向这样的人陈述己见，一般说，比同性格温和，但是黏黏糊糊、优柔寡断的人要容易得多。按照所有外省的习惯，我到弗拉基米尔以后，曾在一次日祷后去拜访过主教。他亲切地接见了我，替我祝福，并且请我吃鲑鱼；后来又邀请我在晚上不妨到他家坐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他说他的眼睛不好，视力衰退，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他家两三次；他跟我谈论文学，他知道俄国的所有新书，他看杂志，因此我跟他的关系好得不能再好了。尽管如此，当我叩响大法师的房门的时候，还是不免心存恐惧。
这天天气很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里接见了我。他坐在一株树荫婆娑的大菩提树下，摘下了高筒僧帽，披散着自己的一头白发。体格匀称的光头大司祭没有戴帽子，站在太阳下，向他读着一份什么公文；他的脸红红的，脑门上不断渗出大颗的汗珠，他眯着眼睛，躲着阳光照在纸上闪出的令人目眩的白光，——可是他不敢动，主教也没有说他可以走了。
“请坐，”他一面祝福我，一面对我说，“我们马上就完，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一些小事。你念。”他对大司祭加了一句，大司祭掏出一块蓝手帕擦了擦脑门，向一边咳嗽了一声，又接着往下念。
“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告诉我吗？”帕尔费尼一边问我，一边把鹅毛笔还给大司祭，大司祭利用这个大好机会亲吻了一下他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替我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了他。
“你们有证明吗？”
我把省长的许可证给他看了看。
“就这个？”
“就这个。”
帕尔费尼微微一笑。
“那么新娘的证明呢？”
“有出生证，结婚那天送达。”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两天后。”
“怎么，你们找到房子了吗？”
“还没有。”
“唔，您瞧，”帕尔费尼对我说，一面把一根手指伸进嘴里，用手指勾住腮帮子，拉长了嘴，——这是他喜欢做的一种游戏，“您是个聪明人，读过许多书，我是只老麻雀了，撒点儿谷糠是骗不了我的。您这事有点儿猫腻，既然您枉驾前来找我，那就实话实说，就像忏悔时那样。那时候我再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反正我不会给您出坏主意。”
我觉得我的事光明正大，因此我就把所有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当然，我没有谈一些不必要的细节。老人用心听着，常常看着我的眼睛。原来，他早就认识公爵夫人，因此有一部分他自己也看得出来我说的是不是实情。
“懂了，懂了。”当我说完后，他说道，“好吧，那就由我出面写一封信给公爵夫人。”
“请您相信，一切和平手段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任性，冷酷无情，这一切都做得太过分了。我按照您主教大人的要求把一切都告诉您了，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如果您不肯帮助我，那我就不能不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做现在本来可以不事声张，光明正大地做的事。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是监狱，也无论是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止我做我要做的事。”
“你瞧，”帕尔费尼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看把你急的，流放彼尔姆，你还嫌不够，还没有磨掉你的脾气。怎么，难道说我禁止你们结婚了吗？行啊，你尽管结你的婚，反正并无任何违法之处；但是最好有家人在场，显得亲密些。您去把您那位牧师叫来见我，我来想法说服他；不过您要记住一点：新娘方面没有证件是不行的。什么‘无论监狱，无论流放’——你想想，现在的人都变成什么样了！好了，主和您同在，祝您一切顺利，而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一场不可。”
就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以外，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大主教帕尔费尼大人，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
当我向省长申请批准我结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到我的婚姻是秘密结婚；这是为了避免闲言碎语的最可靠的办法，因为不许我离开弗拉基米尔，因此只好让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来，这样做是最自然不过的！因此我们希望婚礼从简，也就十分自然了。
当我和神父在五月九日一起去见主教的时候，一名教堂杂役告诉我，他一早就到郊外的别墅去了，不到夜里回不来。这时已是晚上七时许，十点后就没法举行婚礼了，而第二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呢？神父不敢擅自做主。我们只好去找修士司祭，他是主教的忏悔牧师。这位修士正在喝掺有罗姆酒的茶，心情非常好。我把究竟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再掺上点儿罗姆酒；然后他掏出一副很大的银边眼镜，看了我的证明，又把证明反过来，看了看反面，看到反面什么字也没有，就把它折好，还给了神父，说：“手续齐备。”神父还在犹豫不决。我对这位司祭神父说，如果我今天结不成婚，我会非常难过的。
“还拖什么，”修士司祭说，“我会报告主教大人的；您去给他主持婚礼吧，约翰神父，去主持婚礼吧——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牧师无话可说，他只好去开无血缘关系证明，我则去接娜达丽雅。
……当我们俩，没有外人，驱车走出金门的时候，至今一直被云彩遮盖的太阳，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用它最后的鲜红的霞光照耀着我们，而且那么庄严，那么快乐，以致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瞧，这就是我们的送亲队伍！”我清楚地记得在说这句话时她的微笑和我们的握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大约三俄里，里面空空如也，既没有唱诗班，圣像前也没有点枝形烛台。只有五六个普通的枪骑兵走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看完后又出去了。一位年老的教堂执事，用微弱的、低低的嗓音念诵着经文，马特维则噙着快乐的眼泪望着我们，两位年轻的傧相则捧着沉重的婚礼冠站在我们后面，弗拉基米尔的所有车夫在结婚时都是戴的这种婚礼冠。教堂执事用颤巍巍的手把标志结合的银制马勺递给我们……教堂里黑黝黝的，只点着几支当地制造的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它的简单朴素，在我们看来却分外优美。这时主教正好路过，看见教堂的大门开着，就让马车停了一下，派人进来问里面在做什么；神父闻言，面色有点儿发白，亲自走出去，向主教回话，不一会儿他回来了，神态快乐，对我们说：
“主教大人向你们致以他大法师的祝福，并吩咐我传话，他为你们祈祷。”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关于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小姐们都在阳台上等候，窗户都打开了，我把马车上的玻璃放下，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暮色苍茫，妨碍我充分展示我的年轻的新娘。
回到家后，我跟两位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两位傧相坐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剩下我们俩，就像在佩罗夫客店里一样，这似乎是十分自然，十分普通，顺理成章的，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然而以后我们竟接连好几个月对此惊奇不止。
我们有三个房间，我们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小桌旁，忘记了近几天的疲劳，一直谈到深夜……
婚宴上有一大堆陌生人，我总觉得这些人有点儿粗俗、无礼，几乎厚颜无耻；干吗要过早地揭下爱情的盖头，这不是告诉那些不相干的人、冷漠的人我们的家庭秘密吗？让一个可怜的姑娘充当 新娘 拿出来当众展览，还有那些陈腐的祝贺，老掉牙了的庸俗举动，混账的暗示，这对这姑娘是多大的侮辱啊……没有一种微妙的感情会受到人们的呵护，豪华的婚床，精美的晚礼服不仅要拿出来供客人们欣赏，还要让那些看热闹的人啧啧称羡。再说，刚刚燕尔新婚，这时，每分钟都是宝贵的，照例，应当跑得远远的，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可是这些日子却要在无休止的宴会，令人筋疲力尽的舞会，在喧闹的人群中度过，这不是开玩笑吗！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客厅里发现了两株玫瑰和一大束鲜花。这是可爱而又善良的尤利娅·费多罗夫娜（省长夫人）送来的，她非常同情我们的罗曼司。我拥抱并且热烈亲吻了省长的仆人，然后我们又去拜见了她本人。因为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结婚用的，——所以她只好穿着结婚时穿的衣服前去拜客。
离开尤利娅·费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就去拜访主教；老人家亲自把我们领进花园，亲自剪了一束鲜花，他还告诉她，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他劝她要学会做家务。
“您会腌黄瓜吗？”他问娜达丽雅。
“会。”她笑着回答。
“噢，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必须学会的。”
晚上，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既然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请他不要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我请他原谅我，并请他祝福我们。我父亲通常每星期给我写一封短信，他这次回信既没有提前一天，也没有拖后一天，连信的开头也同往常一样：“你五月十日的信，我于前天五点半收到了，我从信中不无伤心地获悉，上帝让你和娜塔莎
喜结连理。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敢违背上帝的意志，我将盲目地服从上帝给予我的种种考验。但是因为钱是我的，既然你认为无需考虑我的意愿，那我也就向你宣布，我除了以前给予你的每年生活费一千银卢布以外，我将不会给你再增加一个戈比。”
他居然把神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截然分开，我们打心眼儿里觉得好笑，但是并无恶意！
可是我多么需要再增加一点儿收入啊！我借来的钱已经快用完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简直一无所有：既没有衣服，也没有被褥，也没有锅碗瓢盆。我们像被监禁似的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没有出去时穿的衣服。马特维为了节约起见，费尽心机使自己变成了厨子，但是除了煎牛排和做肉丸子以外，他什么也不会做，因此他只好买现成的和无需加工的：火腿肠、咸鱼、牛奶、鸡蛋、奶酪，以及非常硬、非常不新鲜的薄荷蜜糖饼干。每次吃饭都会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先上牛奶，把它当汤喝；有时候又最后一个上，当甜点心或水果。在进行这些斯巴达式的用餐时，我们常常含笑地想起公爵夫人和我父亲餐桌旁那宛如举行宗教仪式似的长长的行列，在那里，足有半打多的侍役端着碗和菜盆，穿梭似的跑上跑下，仿佛进行什么隆重的mise en scène 〔法语：演出〕 似的，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十分简单的午餐。
我们就这么艰难度日，挣扎了大约一年光景。“化学家”寄来了一万卢布纸币，可是其中超过六千余必须用来还债，其余的则帮了我的大忙。最后，连我父亲也烦了。不想用饥饿拿下我们这个要塞了。可是他并没有增加我的生活费，而是馈赠了一些金钱，尽管在他那著名的distinguo 〔拉丁语：区别，分开〕 论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向他提到过钱的事！
我开始另外寻找住房。在雷别季对岸有一处荒废的带花园的大洋房出租。它属于某位寡居的公爵夫人，公爵则因打牌输光了家产，因为这房子离城远，不方便，所以租金特别便宜，可是租金便宜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公爵夫人说好了要把一小部分没有任何隔断的房子留给她的十三岁的宝贝儿子和他的仆人住。这样互相交错地使用，谁也不会同意；可是我同意了，我看中的是房间高，窗户大，还有一座绿阴婆娑的大花园。不过也正是这个又高又大的房间，与我完全缺乏任何不动产，缺乏所有的必需品，十分可笑地正好矛盾。公爵夫人的女管家是个善良的老太太，她似乎看上了马特维，她自愿承担风险，供应了我们许多东西，一会儿是桌布，一会儿是碗，一会儿是床单，一会儿又是叉子和刀子。
我们在金门附近只有三个房间的小寓所和在公爵夫人的大宅子里，度过了多么快乐和多么无忧无虑的日子啊！……在这座宅院里有一座大厅，只有不多的几件家具；有时候我们会耍小孩子脾气，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在椅子上跳过来跳过去，把安装在墙上的所有枝形灯架上的蜡烛全部点亮，把大厅照得a giorno 〔意语：明如白昼〕 ，还朗诵诗。马特维和一个年轻的希腊侍女，参加了我们的所有游戏，闹得丝毫不亚于我们。在我们家，简直一点儿规矩都没有。
尽管我们常常这样充满孩子气地玩闹，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了深刻的严肃性。我们虽然被抛到这样一个安静、和平的小城市，我们仍卿卿我我，难舍难分。间或传来某个朋友的一点儿消息——几句热情的问候，——然后又是我们两个人，孤零零的。尽管孤零零，但是我们的心胸并没有被幸福所关闭，而是相反，我们的兴趣比任何时候都广泛；当时我们生活得丰富多彩，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思考和阅读，对一切都十分投入，然后又潜心于我们的爱情中；我们检查我们的思想和憧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志趣竟会不谋而合，十分相似，甚至在思想和感情，趣味和爱情的最细微和难以捉摸的曲折变化和分岔处，一切也都是共同的与和谐一致的。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娜达丽雅给我们的结合带来了静静的、温柔细腻的和优美的旋律，带来了一个年轻姑娘充满爱的无尽诗意，而我则给我们的结合带来了充沛的精力，我的semperin motu 〔拉丁语：永远在活动〕 的、无限的爱，此外，还有各种严肃的思考、笑料和许多 危险的 想法的杂乱混合物，以及一大堆无法实现的计划。
……我不再有任何奢望。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生活在现实中，对于明天我一无所求，我心怀坦荡地相信，它也不会拿走我的任何东西。个人生活也不可能再给我什么，这是一个极限；任何变化只会从某方面使它减少。
春天，奥加略夫从他的流放地到我这里来小住几天。那时候他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但是他很快也受到了令人痛苦的考验；有时候他也仿佛感到灾难就在他身旁，但是他还能扭头不顾，不以为意，把命运伸出的手当作一种幻影。当时我也以为，这些乌云定将消散；无忧无虑是所有还没有丧失力量的年轻人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无忧无虑中表现出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自以为完全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感觉使我们丧失了警惕……可是黑暗势力和居心叵测的人却一声不响地把我们带到了深渊的边上。
一个人或者能无所用心，或者能视而不见，忘掉一切，那，这种人有福了。完满的幸福是不会与惊惶不安同时并存的；完满的幸福是平静的，就像夏日里风平浪静的大海。惊惶不安只会使人产生一种病态的、狂热的陶醉，人们喜欢这种陶醉就像等待某一张牌似的，但这决不是一种和谐的、无限平和的宁静感。因此，不论这是不是梦，我都对这种对生活的信心给予非常高的评价，直到生活对此提出异议，直到被生活唤醒……中国人因嗜好鸦片而醉生梦死，因而大批死亡……
一八五三年我就是这么结束这一章的
，现在一仍其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