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很快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搅乱了，现在这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消息把我弄得非常难过。为了使大家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必须回过头去谈谈发生在一八三四年的事。

我在一八三四年被抓起来的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娜达丽雅在墓地与我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她在等我；来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 也来了，他详细讲了我被捕的经过，这消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把她惊呆了，她站起来，想到另一个房间去，可是刚走了两步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公爵夫人把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了一切，她拿定主意要跟我们作对，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这个正在萌生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近来，即我大学毕业后，她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 自由主义 的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和参加圣西门“教派”等等传闻，使她极为震怒；她从此只管我叫“国事犯”或者把我称做“伊凡弟弟的不幸儿子”。亏了“枢密官”德高望重，她才肯让娜达丽雅到克鲁季次兵营去同我告别。

幸好，我被流放了，公爵夫人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呀，——大概，他不是客死他乡，就是在那里给人家结果了性命，而主要是——他在那里会把她给忘了的。”

但是，好像故意同公爵夫人作对似的，我的记性很好。娜达丽雅跟我的通信，本来一直瞒着公爵夫人，现在终于暴露了，于是她严禁男女用人给这个年轻姑娘送信，或者帮她去寄信。过了一两年后，人们开始谈论我快要回来了。

如此说来，说不定，有朝一日，弟弟的这个不幸的儿子会猛地推开门，走进来，还犹豫什么呢，别拖啦，——赶快把她嫁出去，免得遭那个国事犯，那个不信教和没有规矩的人的祸害。

过去，公爵夫人常常唉声叹气地谈到这个贫穷的孤女，说什么她几乎一无所有，她也不能总是挑三拣四的呀，她想趁她在世的时候 好歹 给她找个婆家。从前，她还果真同她的食客们一起，给一个没有财产的远亲 好歹 找了个婆家，把她嫁给了某个书吏。这位姑娘善良、可爱，很有文化修养，她为了让自己的母亲放心，出嫁了；但是，大约过了两年，她死了，但是那书吏还活着，他出于感激仍旧为公爵夫人的事奔走效劳。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这孤女根本不是个穷新娘，公爵夫人准备像嫁亲生女儿似的把她嫁出去，光是钱，她就准备给她十万卢布，此外，还要留给她一笔遗产。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仅在莫斯科，甚至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个乘龙快婿，何况有她还有那个女陪伴，公爵夫人的头衔以及那些到处吃白食的老太太们帮忙呢。

窃窃私语和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再加上侍女们的传话，终于把公爵夫人的好意照拂传到这个不幸的牺牲者的耳朵里了。她对那个女陪伴说，她决不接受任何人的求婚。于是便开始了不间断的、带有侮辱性的、毫不留情和丝毫不顾及任何体面的迫害，——这迫害是每分钟都不间断的、琐屑的，抓住你的一举一动和说的每一句话，横挑鼻子竖挑眼。

……你想，恶劣的天气，可怕的寒冷，风，雨，阴霾的、毫无表情的天空，让人非常讨厌的小房间，似乎，刚把死人从这里抬出去似的，而这里的 孩子 没有目的，甚至毫不快乐地又吵又闹，大呼小叫，破坏和弄脏所有接近他们的东西，如果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着这些孩子，还好说，可是有时候还硬要你参加到他们中间去。

她从乡下写来的一封信说，——因为公爵夫人夏天到乡下去度假了，她继续写道：

我们这里有三个老太婆，她们仨都讲到她们死去的丈夫得了瘫痪，她们怎么服侍他们——可她们不说这话也已经够冷的了。

现在，除了这个环境以外，又加上了不断的迫害，不仅是公爵夫人迫害她，甚至那些可怜的老太婆也迫害她，不断地折磨娜达丽雅，劝她快点儿出嫁，而且还骂我；对她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不愉快，她在信中大都只字不提，但是有时候她心中的苦涩、屈辱和寂寞也会占据上风。她写道：

我不知道她们想方设法地压迫我还能想出什么花招来，难道她们绞尽脑汁就是为了作践我吗？你知道吗，她们甚至都不许我到另一个房间去，甚至在同一个房间换个地方都不行！我很长时间没有弹钢琴了；下人给了我一盏灯，我走到客厅里。她们会发发慈悲也说不定；可是她们不许，硬要我回去织毛线；那么让我坐在另一张桌子旁总可以了吧？坐在她们身旁我真觉得受不了。不行，硬要我坐在这里，挨着牧师老婆，就得让你坐在这里听、看、说——可是她们说来说去都在说费拉列特社和议论你。霎时间我感到很恼火，我涨红了脸，忽然一种沉重的伤感压迫着我的心，这倒不是因为我必须做她们的女奴，不……我非常可怜她们。

开始正式说媒了：

今天有位太太到我们这里来，她爱我，但是因为这事，我不爱她……她费尽心机地想安排我的终身大事，这使我很恼火，她一走，我就唱道：

我宁可盖上裹尸布，

也不愿披上婚纱，

嫁给一个我所不爱的人。

过了几天，在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她写道：

我的朋友，你简直想象不出我今天受了多大洋罪。她们把我打扮好了，带我去见斯维契娜，她从小就对我 十分亲热 ，亲热得过了头，每星期二，斯纳克萨列夫上校都要到他们家打牌。请你设想一下我的处境：一边是老太太们坐在牌桌旁打牌，另一边则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和他。谈话和人——这一切是那么与我格格不入，令人感到奇怪、厌恶，这一切是那么没有生气和庸俗，我坐在那里，自己也像个雕像似的，不像个活人；我觉得，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噩梦，我像个小孩似的不断要求回家，可是没人理我。主人和那个 客人 的关心使我感到压抑，他甚至还用粉笔写我的名字的花体字，写了一半；我的上帝，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认为我可以依靠的人一个也靠不住；我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许许多多人，用尽了浑身力气，想把我推下去，有时候我真感到累了，筋疲力尽——你又不在身边，远处又看不见你；但是一想起你——我就精神倍增，奋然跃起，准备穿上爱情的铠甲，重新投入战斗。

然而，那上校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欢，“枢密官”对他很亲热，我父亲也认为“再也找不到，也不可能希望找到比他更好的未婚夫了”。娜达丽雅写道：

甚至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大人也对他很满意。公爵夫人没有对我明说，但是却增加了压力，催促大家快办。我曾试图在他面前装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以为可以把他吓跑。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吓住他——他倒来得更勤了。

她写道：

昨天艾米利雅来看我，她说：“如果我听说你死了，我一定会高兴得画十字和感谢上帝的。”在许多方面，她说得也对，但是也不全对，她心里只有悲伤，她完全明白我心里的痛苦，但是爱情使我心中充满的幸福，她却未必能体会到。

然而公爵夫人也没有泄气。娜达丽雅补充道：

为了问心无愧，公爵夫人召来一位跟斯纳克萨列夫认识的神父，问他强迫我出嫁是不是一种罪孽？神父说，为一个孤女安排归宿，这甚至是上帝喜悦的。我打发下人去把听取我忏悔的神父找来，我要向他公开一切。

十 月三十日：

这是衣服，这是明天的穿戴，那里是圣像和戒指，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加紧准备，——可是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纳萨金一家 和别的一些人也都请来了。他们准备给我一个惊喜——我也在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晚 ：

现在他们正在商量。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枢密官）也在这里。你常常劝我，——不必要，我的朋友，我会摆脱这些可怕的丑恶场面的，即使把我套上锁链也休想把我抓了去。你的形象照耀着我，不必为我耽心，可是我的伤感，我的悲伤是神圣的，它们是如此有力地、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心，如果硬要把它们扯开，只会让人觉得更疼，伤口将会开裂。

然而，这事不管怎样掩饰，怎样伪装，上校还是不能不看到这姑娘对他十分厌恶；他开始来得少了，推说有病，甚至还暗示必须增加陪嫁，这使公爵夫人十分恼怒，可是她还是忍气吞声，答应再给一处莫斯科近郊的庄园。这一让步，他恐怕没有料到，因为他从此彻底销声匿迹了。

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大约两个月。突然沸沸扬扬地传说，我将被调到弗拉基米尔。于是公爵夫人对保媒说亲的事做了最后的绝望挣扎。她的熟人中有一个人，她的儿子是军官 ，他刚从高加索回来，他很年轻，有教养，而且为人非常正派。公爵夫人放下架子，亲自托他姐姐去“试探”一下弟弟，问他是否愿意成亲。他听从了姐姐的规劝。但是我的那位年轻姑娘却不愿意再次扮演那同样令人憎恶的无聊角色，她看到事情正在发生严重变化，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信，直接、公开而又简单地告诉他，她另有所爱，她相信他的人格，请他不要再来给她增添新的痛苦了。

于是那位军官便婉言谢绝了这门亲事。公爵夫人吃了一惊，感到受了侮辱，决心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名军官的姐姐，因为娜达丽雅曾亲自跟她说过，于是她就向弟弟保证决不向公爵夫人透露任何情况，但是她却把一切都告诉了公爵夫人的女陪伴。不用说，她立刻就向公爵夫人告发了。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气得差点儿闭过气去。因为她一时想不出还有什么好法子，她于是命令我的这个年轻姑娘回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去，不许待在她眼前；她觉得这还不够，又吩咐把她的房门锁上，让两名侍女坐在她门口看着她。后来她写信给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自己的外甥，请他们到她这里来有事相商，说她难过和伤心极了，对她遇到的这件不幸的事简直莫名其妙。我父亲拒绝了，说他忙不过来，同时也根本不必对所发生的这件事那么看重，再说他对这种男婚女嫁的事是外行，分不清谁是谁非。“枢密官”和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则于第二天晚上应召前往。

他们商量了很久，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要求见见那名囚徒。我的那位年轻姑娘去了；但她已经不是从前他们认识的那个沉默寡言、羞羞答答的孤女了。从她的镇静而又高傲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她那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决定；她已经不是孩子，而是会去捍卫自己的爱情——我们的爱情的坚强女性。

“被告”的态度搅乱了神圣的最高法庭。他们觉得挺尴尬；最后，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这位l’orateur de la famille 〔法语：家庭演说家〕 ，长篇大论地叙述了一通他们到这儿来聚会的原因、公爵夫人感到伤心的事，即她衷心希望能够安排好她的养女的终身大事，可是作为受益方的这位养女却奇怪地不予合作，等等。“枢密官”点了点头，并伸出食指表示他赞同他外甥说的话。公爵夫人一言不发，别转头坐着，在闻嗅盐。

“被告”全部听完他们说的话以后竟老实巴交地问道，他们要她做什么？

“我们根本不是来要求您做什么，”外甥说，“我们是奉姨妈之命到这里来的，为的是给您提一些忠告。不是给您介绍了一门各方面都很好的亲事吗？”

“我不能接受这门亲事。”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你们自己知道。”

这位家庭演说家稍涨红了脸，闻了点儿鼻烟，眯起眼睛，继续道：

“这门亲事的确有许多足以让人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但是我要提请您注意，您的希望也是靠不住的。您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我们那位不幸的Alexandr 〔法语：亚历山大〕 了，他还那么年轻，而且血气方刚——您有把握吗？……”

“有把握。不管他本人有什么打算，反正我不能改变我的主意。”

外甥黔驴技穷，用尽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站起来，说道：

“愿上帝保佑您，愿上帝保佑您不要后悔！我很耽心您的未来。”

“枢密官”皱着眉头；现在不幸的姑娘又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她对他说道：“您一向对我表示同情，因此我恳求您救救我，您爱怎么办随您，但是请您让我脱离这种生活。我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也不要求任何东西，也不会耍弄任何手段，我只想嫁给一个人时既不欺骗人家，也不致毁了我自己。简直无法想象，为了这事我受了多少痛苦啊，我必须当着公爵夫人的面把这事说清楚，我感到很痛苦，但是要忍受她的女陪伴的侮辱、十分气人的话和指桑骂槐的暗示，我实在受不了。我不能，也不应该听任有人以骂我为名侮辱他……”

她太激动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枢密官”跳起来，十分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

这时，那名女陪伴怒不可遏，忍不住对公爵夫人说道：

“好一个‘乖乖女’——这就是她对您的回报！”

“她说谁？”“枢密官”叫道，“啊？姐姐，您怎么会允许这个女人（鬼知道她是什么人）当着您的面这样说您的侄女儿呢？再说，这个臭娘们怎么会在这里？您也请她来一起商量了？她是您的什么人——是您的亲戚吗？”

“亲爱的，”公爵夫人吓坏了，回答道，“你知道她是我的什么人，亏了她一直伺候我。”

“对，对，这很好嘛，那就让她递茶送药，该送什么送什么好了：现在说的不是这事——ma sœur 〔法语：姐姐〕 ，我要问您的是，当我们在讨论家务的时候，她到这里来干吗？居然还敢大声嚷嚷！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不难想象她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胡作非为的，然后您就来诉苦。——来人哪，备车！”

女陪伴哭得死去活来，满脸涨得通红，跑了出去。

“您干吗让她这么嚣张？”“枢密官”余怒未消，继续道，“她总以为她还坐在兹维尼戈罗德的小酒店里；您怎么不觉得恶心呢？”

“劳驾，你就别说啦，我的朋友，现在我心烦意乱——啊呀！……你可以上楼去待着啦。”她又转身对侄女加了一句。

“早就该把这一类巴士底狱 彻底消灭。这一切都是扯淡，毫无用处。”“枢密官”说，抓起了帽子。

临走前，他跑到楼上。娜达丽雅正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激动，坐在安乐椅上，两手捂着脸，在痛苦地哭泣。老人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别哭了，别哭了，一切都会改变的。你要努把力，别让姐姐生你的气，她是个有病的女人，要让着她点儿；要知道，她终究是为你好；好了，反正没人会强迫你结婚，这点我可以担保。”

“还不如进修道院，进寄宿学校，到唐波夫去，到彼得堡去找我哥哥 呢，总比在这里看人家的脸色强！”她回答。

“嗯，好了，好了！要努力让姐姐安静下来，至于那蠢货，我一定不让她对你无礼。”

“枢密官”走到客厅时遇见了那个女陪伴。“请你不要忘乎所以！”他对她叫道，伸出一只手指威胁她。她一面大哭，一面跑进卧室，公爵夫人已经躺在床上，四个侍女在给她按摩两手和两脚，在用醋给她擦太阳穴，把一种叫霍夫曼的药水滴进白糖。

于是这个家庭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明摆着，这位年轻姑娘的处境决不会因此而好转。女陪伴开始变得谨慎了些，但是现在她对她已经有了个人恩怨，想在她身上要为她所受到的闲气和屈辱报仇，她用一些琐屑的、间接的手段来毒化她的生活，不言而喻，公爵夫人也参加了对这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年轻姑娘的不光彩的迫害。

必须结束这种状况。我决定直接走上前台，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真诚的、心平气和的长信。我向他谈了我的爱情，因为我预见到他会怎么答复我，又加了一段，说我毫无催促之意，我给他从容观察的时间，让他看看这感情是否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我请他做到一点：让他和“枢密官”设身处地地替这个不幸的姑娘想想，并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对她的事拥有和公爵夫人同样多的权利。

对此，我父亲回信说，他最讨厌干涉 别人家的事 了，公爵夫人爱在自己家里做什么，这与他无关；他劝我放弃这些无聊的想法，因为这都是由“流放生活中无所事事和寂寞无聊造成的”，还不如做好准备，到国外去旅行一趟。过去我常常跟他谈到我想出国的事，他知道我非常想出国，但是他认为要出国尚有许多困难，而且最后总是说：“你先让我闭上了眼睛，然后随你到哪里去都成。”流放后，我就失去了很快出国旅行的任何希望，我知道很难获得批准，再说，我在被迫离家之后再坚持自动离家，我觉得也太不近人情了。我记得，在我动身去彼尔姆的时候老人眼睑上抖动的泪珠……现在我父亲却主动提出来让我出国！

我很坦率，写信的时候不忍太伤老人家的心，我提出的要求那么低，——可是他却用讽刺和狡猾的伎俩回答我。“他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我自己对自己说，“他像基佐 一样，鼓吹La non-intervention 〔法语：不干涉政策〕 ；好吧，我自己来干，现在我再不让步了。”过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怎么来安排未来；我相信，我知道，未来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们的，至于如何实现这未来，细节问题就不去管它了，可以见机行事；意识到我们在相爱，这就够了，至于我们的愿望，从来没有超出过短暂的见面。我父亲的来信迫使我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什么可等待的，——cosa fatta capo ha 〔意语：做过的事是无法挽回的〕 ！ 我父亲不是一个容易被感情打动的人，至于公爵夫人——

让她哭去吧……

这对她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时，我哥哥和克 〔彻尔〕 到弗拉基米尔来做客。我同克 〔彻尔〕 接连好几天作彻夜长谈，我们回忆往事，畅叙别后，含着眼泪笑，又笑到流眼泪。他是我离开莫斯科后看到的我们那帮人里的第一个人。我从他那里打听到了我们那个小组的大致情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在研究哪些问题，新增加了哪些人，那些离开莫斯科的人又到哪里去了，等等。一切问题都谈过之后，我谈了我的打算。我们商量这事应该怎么办，最后克 〔彻尔〕 提出一个建议，这建议的荒唐我是以后才发觉的。他希望以和为贵，最好以和平方式解决，他想去找一下我的父亲（他跟我父亲只有点头之交），跟他 严肃地 谈谈。我同意了。

当然，克 〔彻尔〕 既能做任何好事，也能做任何坏事，惟独干不了外交谈判，尤其是跟我父亲。一切足以把事情彻底搞坏的东西，他无不高度具备。他这个人一出现就足以让任何保守派感到沮丧和警惕。他个子很高，头发横七竖八，梳得奇奇怪怪，没有任何统一的发式，脸形刺目，很像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 的许多议员，尤其像马拉 ，也长着那么一张大嘴，嘴上也带着那么一种鄙夷不屑的刺眼的神态，脸上也带着一种既伤感又恨的悲愤的表情；此外还得加上一副眼镜，一顶宽边草帽，非常暴躁的脾气，很大的嗓门，不习惯控制自己，随着心头火起，眉毛会越竖越高。克 〔彻尔〕 很像乔治·桑出色的长篇小说《奥拉斯》中的拉腊维尼埃 ，再掺和上一些拓荒者 和鲁宾孙 的气质，再加上一些纯粹莫斯科的特点。他那坦率和高尚的性格从小就使他与周围的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他从不掩饰这种敌对态度，并且已经习以为常。他比我们大几岁，但是不断与我们吵架，对所有的事都不满，经常训斥人、骂人，可是他孩子般的淳朴忠厚却遮盖了这一切。他说的话是粗鲁的，可是感情却很细腻，因此许多事我们都原谅他。

请想想，就是他，这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长着一张“人民之友”马拉的脸，居然想去开导我父亲。后来有好几次我硬要克 〔彻尔〕 重说一遍他们这次会面的情况，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不足以想象这次外交干涉的全部别开生面之处。由于这次会面太意外了，以致他老人家起先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于是他先向他说明了他所有的深谋远虑，为什么他反对这门亲事，已经是后来了，他才明白过来，改变了谈话的腔调，问克 〔彻尔〕 ，他有什么资格来找他谈与他本人毫不相干的事。谈话变成了互相挖苦。我们这位外交家看到事情被他搞糟了，想试着用我的健康状况吓唬一下他老人家；但是这已经晚了，不难预料，这次会面不欢而散，结果是我父亲说了一连串尖酸刻薄的话，克 〔彻尔〕 则恶语相向。

克 〔彻尔〕 写信给我说：“对老家伙不要抱任何希望。”这本来就在意料之中。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开始呢？我苦思冥想，每天都要考虑十来个不同的方案，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采取哪种好，这时我哥哥决定回莫斯科去。

这事发生在一八三八年三月一日。 CJXUEb6J/rIsBDtpImPmRywjCJ1yx6hUz1Iab9zYJH/frwsGD6sZiIOv+DF6At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