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分离

啊，人们，凶恶的人们，

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娜达丽雅写的第一封信 就是用这样的句子结束的，可注意的是在信末署名的时候，我不敢用“赫尔岑” 〔德语：心爱的人〕 这个词，我就写：“你的哥哥”。

那个时候，我的 妹妹 对我是多么宝贵，而且我怎样常常想念她，从这个事实就看得出来：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第二天，我都写了信给她。“妹妹”这个词表明了我们的感情里所含有的一切；我过去非常喜欢它，现在还是喜欢它，使用这个词不是作为感情的 限制 ，恰恰相反，是作为各种感情的融合；友爱、爱情、血统关系、共同的传统、家庭的环境、习惯的密切联系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以前从未用这个称呼唤过任何人，这个称呼对我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我后来常常用它来称娜达丽雅。

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之前，也许正因为我并不完全理解它，我还遇到了另一次考验，这个考验并不像我同盖塔纳 的遇合那样留下愉快的回忆，它征服了我，给我引起了许多悲痛和内心不安。

我在监狱里关了九个月以后，给抛进了一个对我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当时很少生活经验，起初我自由自在无所顾忌，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使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待我和在莫斯科完全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一个住在父母家里的年轻人，这里在这个泥沼里，我独立生活，人们把我当作一位官员，其实我完全不是官，我不久便看出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以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和卡马河东岸的客厅里充当上流绅士的角色，成为维亚特卡的知名人士。

在彼尔姆，我还来不及看清楚四周的情况，我去向她租借房屋的那位房东太太就问我要不要菜园，养不养奶牛！这句问话就使我恐怖地看出来我从最高学府学生生活的高度摔了下来，跌得多么深。然而在维亚特卡我结交了当地的整个上流社会，特别是年轻的商人，他们比中心地区的商人更有见识，虽然他们也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办公室的文牍事务妨碍着我的学习，我过着不安定的闲散的生活，由于我生性特别敏感，或者更可以说容易激动和缺乏经验，我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

由于de lápprobativité 〔法语：喜欢〕 讨好别人的心思，我不加区别地到处迁就，对人表示好感，谈上十句话就交了朋友，对人过分亲热，一两个月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顾全礼貌并不做声，就拖着虚情假意的沉重锁链一直到有一天它给荒唐的争吵弄断为止，在争吵中别人责骂我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在维亚特卡起初我并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古怪、滑稽的人同我住在一起，这个人在我一生的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关头，总要出场，他落在水里使我认识了奥加略夫 ，在我经过陶罗根 出国境时，他在俄国土地上挥着手帕告别，他就是卡·伊·仲伦倍格 ，我在叙述我的流放生活的时候忘记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仲伦倍格准备去参加伊尔比特 的集市。我父亲平日总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他要仲伦倍格到彼尔姆 给我布置房屋 ，旅费由他负担。

仲伦倍格到了彼尔姆热心地工作起来。就是说他购买并不需要的东西：各种陶器、锅子、杯子、玻璃器皿，他还亲自到奥布瓦 去ex ipso fonte 〔拉丁语：直接从产地〕 买一匹维亚特卡马。 等到他把一切办好，我却给转移到维亚特卡去了。我们只得把买来的东西半价卖出去，离开了彼尔姆。仲伦倍格忠实地照我父亲的意志去办事，认为他应当跟随我到维亚特卡去 布置 我的住处。我父亲很满意他的这种忠诚、无私，便决定他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付给他一百卢布的月薪。这比到伊尔比特去更有利、更可靠，——因此他就不急于离开我了。

在维亚特卡，他不止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其中有一匹是归他的，虽然他花的是我父亲的钱。这几匹马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上流社会中的地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卡尔·伊凡诺维奇尽管年过五十，面貌上又有很显著的缺陷，他却是一个好色之徒，而且居然得意地相信所有的女人和姑娘接近他，就像灯蛾绕着燃烧的蜡烛飞来飞去那样危险。卡尔·伊凡诺维奇当然不肯白白放过马的作用，他也充分利用它来追逐女人。而且我们的环境对他也有用处。我们家有一座阳台，面对着院子，院子后面便是花园。仲伦倍格穿一双喀山 半高统红皮鞋 ，戴一顶金线绣的 室内小帽 ，披一件高加索短棉袄，口里衔着一支琥珀大烟嘴，每天上午十点就在阳台上“值班”，装出在读书的样子。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向着住在隔壁房屋的三位小姐。小姐们对新来的人也感到兴趣，她们好奇地注视着在阳台上抽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凡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而且怎样偷偷地卷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很顺利，就朝着他朝夕思慕的那个方向优雅地吐出一缕轻烟。

不多久花园就给我们提供了同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座房屋，却只有一所公用的花园。两座房屋都住了人：我们租用了一座，房东和他的继母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的继母是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她就像生母那样地而且非常妒忌地照管着他，因此他只好背着她偷偷地同花园里的小姐们讲几句话。另一座房屋里住的是小姐们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座房屋没有人住。过了一个星期，卡尔·伊凡诺维奇已经同我们花园里的小姐们很熟了，常常一天几个小时给她们荡秋千，跑来跑去为她们拿斗篷和阳伞，一句话，他对她们aus petits sions 〔法语：十分殷勤〕 。小姐们对他比对任何人都随便，因为他比恺撒的妻子 更少人怀疑，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我晚上也常常到花园里散步，这是由于合群性，就是那种使人做着自己并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情的合群性。到那里去的人除了房客以外，还有房客的朋友。他们在那里交谈和注意的无非是向小姐们献殷勤和暗中互相监视。卡尔·伊凡诺维奇带着维多克 的警惕性进行感情方面的侦察，他知道谁同谁经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有意思。在我们花园里所有那些秘密警察的眼中，我是一块危险的绊脚石；那些女士们和先生们很奇怪我居然不露声色，他们挖空心思也调查不出我向谁献过殷勤，我特别喜欢谁；这的确不是容易的，因为我对谁也没有献过殷勤，而且所有那些小姐我都不特别喜欢。最后他们厌烦了，感到受了委屈，认为我骄傲、喜欢嘲弄人，小姐们的友谊也明显地冷淡起来——尽管她们每个人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要用最危险的眼光盯住我。

就在这种情形下面，一天早晨卡尔·伊凡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女厨子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座房屋的百叶窗，在洗刷窗子，一家新来的人租用了这座房屋。

花园里一直谈论着新来的人的详细情况。那位陌生的太太也许是由于旅途劳顿，也许还来不及整理衣物，又好像瞧不起我们似的不肯出来见面，大家想方设法在窗口或者在穿堂窥探，有的人看到了，有的人白白守候了整整几天；看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没精打采，一句话，外貌动人，不难看。小姐们说她多愁善病。省长公署一个年轻官员活泼又很聪明，只有他一个认识这一家人。他从前在另一个省份工作，同他们在一起，众人就缠住他打听不休。

这个活泼的小官员很高兴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没完没了地大谈新邻居的美德，他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太太。

“她聪明，”他反复地说，“动人，有教养，不过她不会瞧得起我们这伙人。啊，我敢发誓，”他突然转身对我说，“我有个很好的主意，请您维护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去追求她。……好吧，您不是从莫斯科来的吗？您还是流放来的，您当然会写诗，这是上天赐给您的。”

“看，您在瞎扯。”我对他笑道，可是我的脸红了，我真想见她。

几天以后我在花园里遇见了她，她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淡黄色头发的女人；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很兴奋，无法掩饰我的激动，正如我那位介绍人掩饰不了他的笑容那样。

我那出于自尊心的不好意思已经消失，我同她相熟了。她非常不幸，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心里空虚，一天天地憔悴下去。

尔太太 是一个热情不外露的女人，这种性情只有在淡黄色头发的女人中间才找得到。她们用温和、宁静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她们一激动脸就发白；动了感情，眼睛并不发亮，反倒马上暗起来。她那带倦意的眼光好像一直在追求什么，因此给弄得筋疲力尽，她那不知餍足的胸膛起伏不定。她整个身体有一种不安静的、电流似的东西。她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常常脸色突然发白，惊恐不安或者内心激动，回答问话也是心不在焉，连忙回到屋子里去。我正是喜欢看她这个时候的表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看清楚了。她不爱她的丈夫，也不能爱她的丈夫；她二十五岁，他已经过了五十，这点差别她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教养、兴趣、性情的悬殊就太大了。

丈夫很少出房门；他是一个枯燥无味、冷酷无情的老官僚，一心想当地主，而且像所有的病人和几乎一切丧失财产的人那样地脾气暴躁。她嫁给他的时候才十六岁，当时他还有点家产，可是后来他把钱在牌桌上输光了，只得靠做官维持生活。他迁居到维亚特卡以前两年，就逐渐衰弱，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头子愁眉苦脸，爱发脾气，为自己的病耽心，用不安而又毫无办法的猜疑眼光望着妻子。她忧伤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然而这是在履行职责。儿女也不能使她完全满足——她那颗空虚的心总是在追求什么。

一天晚上在闲聊中我说我很想送一幅肖像给我的“表姐”，可是在维亚特卡我找不到一个画肖像的人。

“让我来试试，”女邻居说，“我过去用铅笔画肖像还可以。”

“我太高兴了。什么时候呢？”

“要是您方便，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那就定了。我准明天一点钟来。”

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也在场；他一句话没有说。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女邻居的一张便条。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她写的便条。她很有礼貌地、小心地通知我，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答应给我画肖像，并且请求我原谅病人那种反复无常的怪脾气，她说他应当得到宽恕，最后她建议改一天给我画肖像，不告诉她的丈夫，免得打扰他。

我热烈地、也许可以说是非常热烈地感谢她，不过我不赞成她提出的偷偷画肖像的办法，然而我们这两张便条却使我们亲密多了。她对待丈夫的态度（我从来不曾接触这个问题）现在由她讲了出来。在她和我之间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秘密的了解，一种反对他的联盟。

晚上我去拜访他们，只字不提画肖像的事。要是她的丈夫稍微聪明一点，他就会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并不聪明。我用眼光感谢她，她用微笑回答。

不久他们搬到省城的另一个区里去了。我头一次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在家，在那间还没有完全布置好的客厅里弹钢琴，眼里满是泪水。我请求她弹下去；然而琴声不能协调，她总是弹错，手打哆嗦，脸色也变了。

“这儿多气闷！”她说，连忙离开了钢琴。

我默默地握着她的手，这是一只柔弱的、发烧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仿佛痛苦地屈服在某种力量下，俯向我的胸膛，她把她的前额在我的额上紧贴了一下，立刻走开了。

第二天我接到她的一张便条：她有点惊惶，竭力想给昨天发生的事情罩上一层烟雾；她在字条上面说，我去的时候她正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又说，她不大记得昨天的事情，她感到抱歉，——但是这些话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不住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来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她的丈夫稍微好了些，不过他搬到新居以后就没有能起床。我十分激动，引他们发笑，讲俏皮话，讲各种无聊的废话，引得病人笑个不止，不用说，这都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而且我觉得这种笑可以使她神往，使她陶醉。

……两个星期过去了。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钟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更虚弱，更消瘦，痛得更厉害。一天晚上，九点钟光景，我向病人告辞，尔太太送我出来。一轮满月照进客厅，在地板上斜斜地铺上三条淡紫色的光带。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迎面扑了过来。

“多好的夜晚啊！”我说，“我真不想离开。”

她走到窗前。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行，我这个时候要去给他换绷带。”

“换好了来吧，我等着您。”

她不回答，我捏住她的手。

“您还是来吧。我求您……您来吗？”

“真的不行，我先要穿上便衣。”

“您就穿便衣来吧，我有几次早晨来看见您还穿着便衣。”

“要是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去睡吧，至于您的娜达丽雅 ……看得出她爱您胜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那么又有什么不得了的呢？好吧，要知道现在不过九点过一点儿，就说您托我办一件事，要我等一下……”

“没有点蜡烛……”

“就叫人拿蜡烛来。何况这个夜里亮得像白天一样。”

她还是犹豫不决。

“你来吧，你来！”我在她的耳边小声说，我第一次称她：“你”。

她打了一个哆嗦。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子里非常安静，我听得见老头子的咳嗽和呻吟，他慢吞吞的谈话声，和一张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了的仆人一边打口哨，一边在门房里长凳 上铺好床，嘴里还骂了几句，过一分钟就打起呼来。……女仆走出卧房的沉重的脚步是最后的声音。……于是完全安静了，又是病人的呻吟，然后又是静寂……忽然听见沙沙声，地板也发出嘎吱声，还有轻轻的脚步——白色短上衣在门口闪现了。……

她太激动了，开头简直讲不出一句话来，她的嘴唇冰冷，她的手也是冷冰冰的。我觉得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实现了 你的 愿望，”她终于说话了，“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的缘故，再见，你也回家去吧。”她悲戚地央求道。

我紧紧地抱住她，紧紧地把她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走开吧！”

这已经不可能了。……Troppo tardi 〔意语：太迟了〕 ……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跳得这样厉害的时候，要离开她，这是人力办不到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我没有走——她留了下来。……月亮把它的光带移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地哭着。……我吻她的湿润的眼睛，用一绺一绺的发辫揩去眼泪，发辫落到她那苍白无光的肩头，月光照在肩上没有反光，只现出柔和、暗淡的颜色。

我不忍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哭，我压低声音对她讲了一些话。……她望着我，眼睛里透过泪水闪烁着幸福的光，我微微笑了。她好像了解我的心思，双手盖住脸，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拉开她的手，热情地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我就走了。

我走过女仆的身边，不敢看她的脸，她默默地让我过去。显得沉重的月亮在往下落，像一个红红的大圆球。朝霞出现了。空气十分清新，风吹在我的脸上，我深深地呼吸，我需要新鲜空气。我快走到家，太阳出来了，好心的人们遇见我，很奇怪我这么早就起来“享受好天气”。

我沉溺在这种爱情的陶醉中有一个月的光景；然后我的心好像疲倦了，衰竭了；我开始感觉到一阵阵的烦恼；我小心地掩盖它们，努力不要相信它们，我心上发生的变化使我惊奇，——可是爱情一天天地冷了。

在那个老人的面前我感到不舒服，同她在一起我感到窘，也感到厌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对一个既不能爱他、而他想爱她又力不从心的女人拥有世俗和教会所认可的私有权，我觉得自己有错。只是我对自己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感到丢脸：假仁假义和心口不一是我平日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勃发的情欲占上风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管，然而情欲开始冷下来时，我就考虑起来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 走进我的寝室，报告我，尔老人“去世了”。我听见这个消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一个身，并不急于起来穿衣服。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别尔格 走了进来，他穿得整齐。“怎么？”他说，“您还在床上！难道您没有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喂，可怜的尔太太现在是一个人了。我们去看看，赶快穿好衣服。”

我穿好衣服——我们走了出去。

我们发现尔太太昏过去了，或者在一种神经性的昏睡状态中。这不是在装假；丈夫的逝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她孤孤单单带着几个小孩，住在异乡，没有钱，没有亲戚朋友。而且她以前受到大的打击时也会发生这种神经性的昏厥，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她躺在那里，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脸发冷，双眼紧闭，时不时喘一口气，间或中断了呼吸。

没有一个女人来给她帮忙，向她慰问，帮她照料小孩，照料家务。维特别尔格陪着她；那个充当过预言家的官员和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黑又瘦，穿着制服躺在桌上，皱起眉毛，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了棺材，两天以后把他葬在坟墓里。葬仪结束，我们又回到死者的家；孩子们穿着缝得有丧章的黑衣服，挤在角落里，他们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惊讶和害怕；他们小声交谈，踮起脚走路。尔太太坐在那里，不讲一句话，两手支着头，好像在思索。

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就是坐在这张长沙发上，我曾经等待过她，一面倾听病人的呻吟同喝醉了的仆人的咒骂。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阴暗。……在丧葬的环境中，在神香的香雾中，我悲伤、不安地回想起我至今还 不能 忘情的那些话，那些时刻。

她的悲痛逐渐平息，她对待自己处境的态度也坚强了些；然后她那张憔悴、忧伤的脸让另外的思想渐渐地照亮了。她带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探索眼光注视我，仿佛她在等待什么——问话……答复……

我不作声，——她害怕，焦急不安，开始怀疑起来。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她的丈夫其实是我替自己辩护的一个借口，——我的爱情已经淡下来了。我不是对她没有感情，绝不是，不过这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感情。现在另一种思想方式吸引着我，先前那一阵热情奔放似乎只是为了迷住我，使我明白另一种感情。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用来替自己辩护，这就是我在恋爱的时候是真诚的。

在我张惶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在我胆小、软弱、期待着时间和环境意外地改变的时候，时间和环境却使我的处境更加复杂了。

丘菲亚耶夫看见这个年轻貌美的寡妇无依无靠，一个人给抛在陌生的遥远地方，他作为“一省之父”来向她表示最慈爱的关心。起初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同情她。可是不久尔太太惊恐地发觉他的关怀并不简单。在丘菲亚耶夫之前的两三个省长就把维亚特卡的太太们当作情妇，丘菲亚耶夫学他们的榜样，毫不迟疑就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白爱情。不用说，尔太太拿冷淡的鄙视回答他，讥讽他人老心不老。丘菲亚耶夫不肯认输，继续厚颜无耻地纠缠。他看见事情没有进展，就使她明白，她的小孩的命运都给捏在他的手里，没有他帮忙，他们不用想靠公费上学念书；至于她呢，要是她不改变对他的冷淡态度，他就不会给出力。这个受到侮辱的女人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似的跳了起来。

“请出去！不准您的脚再跨进我的门槛！”她指着门对他说。

“咳，您好大的脾气！”丘菲亚耶夫说，他想用一句笑话掩饰过去。

“彼得，彼得！”她朝着门房喊道，丘菲亚耶夫害怕了，他耽心事情闹出去，急得喘不上气来，又羞又窘，跑进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尔太太把事情的经过全部讲给维特别尔格和我听了。维特别尔格马上就明白那个色鬼虽然碰了钉子自讨没趣逃跑了，可是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丘菲亚耶夫的性格我们全知道。维特别尔格决定不顾一切地援救她。

迫害不久就开始了。给孩子们申请补助的呈文看来就要遭到否决。房东和小店老板讨帐也 特别 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让彼得罗夫斯基关在疯人院里死去 的人不是好惹的。

维特别尔格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可是他毫不犹豫，邀请尔太太在他的妻子到达维亚特卡后两三天搬到他的家里去住。尔太太在他那里很安全，因为这个流放人的道德力量很强大。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他的高贵的相貌，他的豪放的语言，他那蔑视一切的微笑，连维亚特卡的谢米雅卡 也害怕。

我住在这座房屋的另一部分，和维特别尔格同桌吃饭；这样 我们 就住在一个屋顶下面了，本来我们应当分隔两地的。

在这样接近的生活里，她明白往事是一去不复返的了。

为什么她偏偏在我极其动摇不定的时期遇到我呢？她本来可以得到幸福，她也应当得到幸福。悲惨的过去结束了，她有可能得到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可怜的、可怜的尔！爱情的暴风云不可抗拒地涌到我的身上，来势这么热烈，这么令人陶醉，这么叫人神往，然后又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是不是我的错？

……我彷徨无主，感觉到苦难就要到来，不满意自己，生活在惊慌不安之中；我又喝起酒来，想在闹中取乐，消愁也好，不能消愁也好，总觉苦闷重重排遣不了，我等着Natalie 〔法语：娜达丽雅〕 从莫斯科寄来几行书信，就像在充满尘埃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空气那样。这个快成年的少女秀美的形象越来越光辉地超出我的情感骚动之上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对尔太太的爱的冲动使我看清楚了自己的心，打开了它的秘密。

我对于不在我跟前的堂妹的感情越来越深，但是把我同她联在一起的感情是什么，我却不明白。我对这感情已经习惯，并没有留心它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的信中的语调越来越不安；一方面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不仅过去对尔太太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又使我对她犯下新的撒谎的罪行。我觉得我堕落了，我不配接受另一个人的爱情……而爱情却是不断地生长。

“妹妹”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拘束，现在我对友爱已经不满足了，这种温和的感情显得冷漠。她的来信每一行都流露出她的爱情，然而我还是觉得不够。我需要的不单是爱情，而且是明显的表白，我就写道：“我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不是相信你对我的感情——只是友爱？你是不是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只是友爱？ 我不相信 。”

“你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她回答道，“我知道你的信使你比使我更吃惊。放心吧，我的朋友，它绝对不会改变我的什么，它不会使我对你的爱增加一分，或者减少一分。”

但是话说出来了；“雾消散了，”她写道，“天又晴朗、又明亮了。”

她愉快地、毫无顾虑地把整个身心献给她所说的那种感情，她的信是一首少年时期的情歌，从孩子般的小声私语开始，发展到强烈的抒情诗。

她写道：

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看书，只是若有所思地抽雪茄烟，眼睛望着不明确的远方，有人走进来向你打招呼，你也不回答。你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呢？你的眼光在看哪里呢？不用回答，让它们到我这儿来吧。

……

让我们回到童年吧，让我们指定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个人都在室外，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可以相信除了距离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分隔我们。那么晚上八点钟你大概也有空吧？前几天我在这个时间走到门口台阶上——可是马上又转身回去了，我想你是在屋子里。

……

看你的信，看你的画像 ，想到我的那些信，想到手镯 ，我真愿意一步跨过一百年，看看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当作神圣的东西，那些医治了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东西，那些我们谈论过的东西，那些在我们分别的时期给我们彼此代替过对方的东西，所有这些武器我们用来防止人们的侵犯、防止恶运的打击、防止自己的损害，在我们死后它们会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着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温暖别人的心吗？它们会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爱情吗？它们会得到哪怕一滴眼泪作为酬劳吗？我想到你的画像有一天会挂在不知谁家的书房里，没有人注意，或者说不定一个小孩会拿它来玩，打碎玻璃，损坏面貌，我多么难过。

我的信却不是这样： 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的中间透露出自怨自艾的、追悔的痛苦声音，尔太太的无声的责备折磨着我的心，在我的明朗的感情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说谎的人，可是我并没有讲过假话。

我怎么承认呢，怎么在一月里对尔太太说我八月里向她求爱是错误呢？她怎么能相信我的话的真实性呢？要说是有新的爱情倒容易使人相信，说是变了心，倒更简单。那个不在这里的人，她的遥远的形象怎么能和眼前的这一位竞争呢？另一股新的爱流怎么能通过那个熔炉出来变得更明确、更强烈呢——这一切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觉得这一切全是真实。

而且尔太太本人用蜥蜴般的难以捉摸的机灵敏捷回避了任何认真的解释；她觉察出了危险，一面在寻找谜底，同时又避开事实。仿佛她已有预见我的话会揭露可怕的真情，这样一来一切都完结了，因此她总是在她感到危险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她起先观察她四周的人，有几天她把一个年轻、活泼、动人的德国少女当作她的情敌，其实这个少女在我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姑娘，我喜欢她，我同她接近，不感到拘束，正因为我们在一起彼此都没有想到爱情。过了一个星期她看出来波林娜 一点也不危险。不过我还得讲几句波林娜的事情，才可以把故事讲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厅的药房里，药剂师是个德国人，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却姓包尔曼。我同这个人认识了；他的妻子是维亚特卡一个小官吏的女儿，她的辫子是我所见过的最长、最密、最好看的一条。起初药剂师费迪南·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经常同包尔曼一起喝“冒汽的饮料”和由药剂师艺术加工的“健胃的”药酒。药剂师到勒佛尔 去了，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她刚刚才认识他，就答应同他结婚，这是一般少女尤其是德国姑娘常有的事；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他要把她带到什么样的荒野里去，可是结婚以后他们要动身的时候，她就害怕起来，又感到绝望。药剂师为了安慰他年轻的新娘，便邀请她的一位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陪伴他们到维亚特卡。这位年轻姑娘并不知道“维以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就更轻率地答应了。两个德国姑娘都不会说一句俄国话，而在维亚特卡，会讲德国话的人不到四个。连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国话，这件事使我非常吃惊，我居然直率地问他怎么教德语。

“按照文法书、按照对话书 教。”他回答道。

他向我说明他原来是数学教师，但是数学课并不缺少教师，他就暂教德语，因此他只拿一半的工资 ^[1] ，两个德国姑娘正无聊得要死，看见一个会讲德国话的人，虽然他讲得不好，但至少可以使人明白他的意思，她们非常高兴，就请我喝咖啡和一种清凉饮料 〔德语：Kalte Schale〕 。她们把她们所有的秘密、愿望和希望全告诉了我；两天以后她们就拿我当作朋友，而且用甜食、桂皮糕来招待我。两位姑娘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也就是说她们把席勒 记得很熟，会弹钢琴、唱德国歌曲。她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就只是以上这些。药剂师的夫人有高高的身材，金黄色头发，动作慢缓，人长得十分好看，却常常面带睡容，显得无精打采；她非常善良，有这样身体的人的确也很难做坏事。她始终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平静地、不变地爱着他，下厨房、洗衣服，在空闲时候读小说，而且及时顺利地给药剂师生了一个身体虚弱的金黄色头发的女儿。

她的朋友身材矮小，皮肤略带黑色，是个淡褐色头发的女人，非常健康，一双黑色大眼睛，有一种独立自主的气概，是一般老百姓的健壮美的典型；她的举止和谈话中都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有时候药剂师（他是一个枯燥无味、十分吝啬的人）对妻子讲了几句不礼貌的话，他的妻子听了嘴唇上落着微笑，睫毛上现出泪珠，波林娜在旁边红着脸狠狠地瞪了正在生气的药剂师一眼，他立刻平静下来，装出忙碌的样子到实验室去了，在那里他把各种不干净的东西捣碎，拌在一起，用来恢复维亚特卡官员们的健康。

我喜欢这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天真的姑娘，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可是我对她第一个讲了我的恋爱，并且给她看了几封娜达丽雅的来信。只有长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的人才懂得重视这种真诚的谈心。我很少谈我的感情，但有些时刻我非常愿意吐露自己的胸怀，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现在还是如此。何况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四岁，而且刚刚明白我在恋爱。我能够忍受分离，我也受得了沉默，可是遇见另一个单纯到毫无做作的刚成年的少女，我就忍不住向她吐露我的秘密。她因为这个多么感谢我，她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

维特别尔格同我的谈话总是严肃认真的，有时候也使我厌烦；我同尔太太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关系折磨着我，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狼狈。晚上我常常去找波林娜，朗读些无聊的小说给她听，听她那响亮的笑声，或者听她特别为我唱的 Das Mädchen aus der Fremde 〔德语：《外国的姑娘》〕 ， 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和我都想到另一个 遥远地方的姑娘 ；云散了，我心里充满真实的快乐与宁静的舒畅，安静地回到家去。这时药剂师已经泡制好他最后的合剂，涂好了他最后的膏药，就过来拿一些荒谬的政治问题来麻烦我——不过总是在我喝了他配的“药”，吃了der Frau Apothekerin 〔德语：药剂师太太〕 的白白的小手做的鲱鱼色拉之后。

……尔太太很痛苦，我由于可怜的软弱等待着时间给我带来意外的解决，就让我这种半欺骗的状态延长下去。我上千次地想到尔太太那里去，跪倒在她的脚下，对她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愤怒和她的轻视。然而我害怕的不是她的恼怒（我倒高兴接受它）——，是她的泪水。一个人要对坏事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受得了女人的眼泪，才能够在热泪还顺着发烫的脸颊流下来的时候怀疑它们是否真实。何况她的眼泪是真诚的。

许多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外面在传说我的流放期快要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奔向莫斯科的日子近了；熟人的面孔在我的眼前闪现，在这些面孔中间，而且超过这一切的是我朝夕思念的脸庞；但是我刚刚沉醉在这样的美梦中，我就看见尔太太的苍白的、哀愁的面颜，她仿佛坐在马车里我的对面，满眼泪水，带着痛苦和责备的眼光望着我，我的快乐消失了，我同情她，我非常同情她。

我不能再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下了决心，鼓起勇气要冲出去。我给她写了一封完全的自白书。我激动地、坦白地告诉她全部真相。第二天她没有出房门，说是有病。一个罪人由于害怕被揭发所感到的痛苦，我那一天完全感受到了。她又患了神经麻木症——我不敢去看望。

我需要更多的自省；我把维特别尔格拉来同我一起关在我的书房里，对他讲了全部的事情。起初他吃了一惊，随后他不像审判官的样子，却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听我讲下去；他不拿问话来折磨我，不向我宣传陈腐的道德，只是想帮助我设法减轻缓和这次的打击——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他对他所爱的人的感情从来是十分热烈。我本来害怕他的严格作风，然而他对我和对尔太太的友谊超过了这个。对，我可以把这个不幸的女人托付给他，是我完全毁了她这凄惨的一生；她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权威。尔太太像尊敬父亲一样地尊敬他。

早晨马特维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整夜都没有闭眼，我焦急不安地用打哆嗦的手启了封。她用柔顺的、高尚的和深切哀伤的调子给我写信；我的雄辩的花朵掩盖不住下面的毒蛇，在她那些和解的语言中间还可以听见一颗受伤的心压低的呻吟和用了最大努力忍住的痛苦的叫喊。她为我的新生活给我祝福，祝愿我幸福，她称娜达丽雅做“妹妹”，向我们伸出手来，表示忘记过去，表示今后的友谊——好像是她有错！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边读边哭。Qual cuor tradisti！ 〔拉丁语：你背叛了什么样的心！〕

以后我还见过她；她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可是我们在一起感到拘束，好像我们两个人都隐瞒了什么，每个人都害怕提到什么事情。

一年前 我听到了她的噩耗。

我离开了维亚特卡，关于尔太太的回忆长时间折磨着我。以后我静下心来，就动手写一篇以尔太太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 我描写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一个年轻贵族，他抛弃了爱着她的女人，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那个爱他的女人憔悴而死。她的死讯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变得忧郁、深思，后来甚至神经错乱。他的妻子是温顺和自我牺牲的模范，她想尽了办法，在他暂时平静的时候带他到 处女修道院 去，同他一起跪在不幸女人的墓前要求她的宽恕和保佑，从修道院的窗里传来祷告词，轻柔的女性的声音唱着宽恕的歌，——年轻贵族的病治好了。中篇小说没有成功，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尔太太并不曾想到去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我和尔太太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永久的德国人” 卡·伊·仲伦倍格。一八五一年我母亲遇难 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得到他的消息。一八六〇年一位旅行者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凡诺维奇，给我看卡·伊写的一封信。在这信的“附言”里那个人告诉他尔太太病逝，还说 我哥哥 把她葬在 新处女修道院 里面！

我不用说，他们都没有读过我的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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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开明的”地方当局却任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威尔尼柯夫斯基做维亚特卡中学的法语教员，威尔尼柯夫斯基是柯瓦列夫斯基和米茨凯维奇的朋友，因费拉列特派一案被判处流放罪。——作者原注
费拉列特派：又称为“品德之友”，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多年中间在维尔纳大学成立的波兰学生的秘密团体。他们的宗旨是增长学识、救济穷人、宣传正直、公平的理想。诗人米茨凯维奇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一八二二到二三年他们受到迫害，成员被逮捕，有的人给判处徒刑，有的人被流放出去，还有一些人就给送到军队服兵役。 TVxQ/ON0hTYYrdWtE+gaRnJRXgB6Vmf9QHM9+I+lT5a4Sj8B/OhpJd6D0BaseH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