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孤女

一八二五年中化学家 接管他父亲的产业，发现情况很糟，便把他的弟妹们从彼得堡叫到沙茨柯耶田庄上去；他把那里的宅子分给他们，给了他们生活费，还答应以后安排他们上学念书和就业的事情。公爵夫人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一个八岁女孩 的忧郁、沉思的面容引起了她的注意；公爵夫人叫女孩坐在她的马车里带回家去，她收养了她。

母亲 很高兴，带着其余的孩子到坦波夫省去了。

化学家表示同意——这在他是无所谓的。

她们一起到了公爵夫人的家，那个陪伴女人就对小姑娘说：“你一辈子要记住，记住公爵夫人是 你的恩人 ，要祷告祝愿她长寿。没有她你怎么得了？”

就这样一个小女孩给带进了这所在两个难对付的老太婆阴森统治下面的死气沉沉的公馆，这两个老太婆中一个是喜怒无常、想法古怪，另一个就是毫不放松地侦察她的密探，而且态度毫不客气，完全没有分寸，这个孩子离开了对她亲近的一切，给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公爵夫人为了解闷收养她，就像人养小狗那样，就像费多尔·谢尔盖叶维奇公爵养金丝雀那样。

过了几天我父亲带着我去看望公爵夫人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正坐在窗前，脸色十分苍白，甚至带了点青色，她穿了一件长长的毛制品的丧服。她默默地坐在那里，神色惊惶，又害怕，只是望着窗外，仿佛不敢看任何其他东西似的。

公爵夫人叫她到跟前来，把她介绍给我父亲。我父亲对人总是冷淡不关心，他淡漠地拍了拍她的肩头，说他死去的哥哥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又责骂化学家，然后谈起别的事情来。

小姑娘满脸泪水；她又坐到窗前去，又望着窗外。

对她来说一种痛苦的生活开始了。没有一句温暖的话，没有一瞥温柔的眼光，没有一点亲热的表示；在她的身边，在她的四周，都是外人，带皱纹的面孔，发黄的脸颊，虚弱无力和死气沉沉的人们。公爵夫人总是很严峻，爱挑剔，不耐烦，跟孤女始终离得远远的，使孤女从来不会想到在她那里去求保护，接近她寻求温暖，求安慰或者向她痛哭。客人们从来不曾注意过孤女。陪伴女人容忍着孤女，拿她看作公爵夫人的一种怪念头，看作一种对她无害的无用之物；她甚至于装出她爱护小女孩、在公爵夫人面前替小女孩讲话的样子，特别是在有外人的时候。

小女孩对她的新环境始终不习惯，过了一年她还是像头一天那样感到陌生，甚至更加愁闷。连公爵夫人对她那种“严肃”也觉得奇怪，有时候看见她忧郁地在小小的刺绣架前一连坐了几个小时，就对她说：

“你怎么不玩一会儿，不去跑跑？”

小姑娘微微一笑，红了脸，谢谢公爵夫人，可是她仍然待在原处。

公爵夫人就不再理她，而且真的不去管小姑娘的忧愁，也不想办法使她高兴。节日来了，别的小孩都得到了玩具，别的小孩都在谈他们怎样游玩，谈他们的新衣服。可是小孤女什么也没有。公爵夫人以为供给小女孩吃住，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小孤女有了鞋子，还要洋娃娃干什么！她的确不需要洋娃娃，——她不懂得怎样玩，而且也没有人同她一起玩。

只有一个人了解小孤女的处境，有一个照料小孤女的老保姆，她一个人真诚地、朴实地爱着小女孩。她夜里给小女孩脱衣服的时候，常常问她：“小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快活？”

小姑娘搂住她的颈项伤心地哭起来。老妈妈手里拿着烛台走出去的时候，含着满眼的泪水，不住地摇头。

岁月这样地过去了。她不诉苦，也不抱怨；只是她在十二岁就想死去。“我老是觉得，”她写道，“我是误入这个世界的，我不久就要回家去，——可是我的家在哪儿呢？……我从彼得堡来的时候，看见我父亲的坟上有一大堆雪；我母亲在莫斯科离开了我，她在宽广的、无穷无尽的大路上消失了……我哭得很伤心，我祷告上帝快接我回家去。”

“……我的童年是极其可悲的，极其痛苦的；我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泪，我多少次夜里偷偷地起来祷告，当时我还不懂祷告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只敢在一定的时间里祷告，我求上帝保佑让什么人爱我，对我好。我没有什么使我分心、给我安慰的娱乐或者玩具，因为要是有人给我东西，总是要带着责备，而且少不了一句话：‘你不配得到它。’他们即使给我一块破布，也要我哭一场；后来我就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了；我求知识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只羡慕别的比我受到更多教育的小孩。不少人夸奖我，认为我有才能，而且带着惋惜地说：‘只要有人肯培养这个孩子！’我暗暗地在心里接上一句：‘她会一鸣惊人的。’我的脸颊发热起来，我连忙躲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象我要绘出的那些图画，我未来的学生——可是我连一小张纸、一支铅笔也得不到。……我想望死去的心愈来愈强，同时对我这个监狱和它的凶残的看守的蔑视也越来越厉害；我不停地吟诵《修道士》 中的诗句：

秘密就在这儿：在我生命的春天里

我已经熟悉了人世的一切艰辛。

“你可记得好久以前有一回我们在你们家里，还是在那所宅子里，你问我读过柯兹洛夫的诗没有，你就给我念了这个地方？我打了一个冷噤，勉强忍住眼泪，笑了笑。”

在她的心上经常响着那种十分忧郁的音调；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它，只是在她偶尔非常高兴的时候，它才暂时沉默。

她逝世前两个月光景 ，回顾她的童年，她这样写道 ：

在我的周围全是衰老、丑恶、寒冷、死亡、虚假；我受的教育是从责骂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便是——跟所有的人疏远，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

然而要做到这样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不仅要有非常深邃的灵魂、让自己随意在其中潜隐，而且还需要有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很少的人能够在这种不友好的、庸俗的、难堪的、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过自己的内心生活，有时精神无法支持，有时身体遭受摧残。

孤苦伶仃的生活同在这样幼小年纪遭到的粗暴待遇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黑影，留下了一条永远不能完全长好的伤口。

一八三七年她写道：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自动地、发自内心地喊过一声“妈妈”，我扑到什么人的怀里毫无顾虑地忘了一切。从八岁起我对一切都 感到陌生 ，我爱我的母亲……可是我们彼此不了解。

望着这个十二岁少女的苍白色的脸，望着她那四周有黑圈的大眼睛，望着她那无精打采的倦容和摆脱不了的忧郁，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肺结核病过早的受难者，这一类受难者从童年时代起就给罩上死的阴影，显出一种早熟的沉思与美丽的特殊痕迹。她说：“要不是我们的见面救了我，我就经不住这场斗争。”

我了解她、理解她太迟了！

到一八三四年公爵夫人把穿着毛制品长衣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经九年了，可是在这之前，我还不能够重视这个在我身边发展、成长的很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不难解释的。她不好意思，而我想的事情太多；我可怜这个老是忧伤地、孤寂地坐在窗前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去公爵夫人家，而且大都不是出于自愿；公爵夫人更不常带她到我们家来。何况公爵夫人每次来访几乎总是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她经常为了一些琐碎事情跟我父亲争吵不休，他们分别一两个月，见了面还是互相挖苦，不过是用了一些友好词句掩饰，好像用糖衣包着毒药一样。公爵夫人说：“我的好兄弟。”我父亲就回答道：“我的好姐姐。”他们还是照样地争吵下去。公爵夫人一走，我们总是很高兴。此外，还不要忘记当时我完全沉醉在政治理想和科学研究中，生活在大学里和同学们中间。

在这黑暗、漫长的 九年 中间，她周围全是些愚蠢的伪君子、自高自大的亲戚、讨厌的修士司祭和肥胖的神甫太太，受到陪伴女人虚情假意的照顾，给关在宅子里，不许走出长满荒草的凄凉院子和屋后小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除了忧伤， 她的生活里还能有什么呢 ？

根据上面的话我们已经明白，公爵夫人收养这个女孩，并没有特别关心她的教育。女孩的品行由她亲自管教；这包含着遵守礼节和养成一整套的虚假作风。女孩每天大清早起就要束紧自己的身子，梳好头，端端正正地坐着；只要不到损害女孩健康的程度，这样做也可以；然而公爵夫人不仅束缚了女孩的腰，同时还束缚了她的心灵，扼杀一切真诚、坦白的感情，在女孩愁闷的时候，要她露出笑容，做出愉快的样子，她想哭的时候，却要她讲亲切友好的言辞，而且强迫她对一切事物都不加区别地表示好感——一句话，要她经常作假。

起初公爵夫人借口说念书早了没有用处，不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学习；后来，就是在三四年之后，她听厌了枢密官甚至外人的指责，才下决心安排她在花钱最少的条件下念书。

因此她就利用一个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这个女教师认为自己受过公爵夫人的恩惠，并且有时还要找公爵夫人帮忙；这样学法语的学费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而教学质量也就à　bâtons　rompus 〔法语：马马虎虎〕 了。

俄语教学的代价也是同样低廉的；为了教授俄语和 其他一切功课 ，公爵夫人请了一个教士寡妇的儿子来担任教师，公爵夫人对这个寡妇有过恩惠——不用说，她并没有多花费什么：由于公爵夫人向总主教讲了好话，寡妇的两个儿子当上了大教堂的教士。作女孩教师的是他们的哥哥，一个穷的教区的教堂执事，要养一大家人；他生活艰难，不会计较报酬，也不敢同他弟弟们的恩人讲条件。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怜、更贫乏的教育吗？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一个人身上只要有可以发展的东西，那么一点点的推动也就够了。

这个贫穷的、秃头的、又高又瘦的教堂执事是属于热情的空想家一类的人，这种人不论年龄不论贫苦都治不好他们的梦想，正相反，贫苦倒助长了他们那种神秘的沉思、冥想。他们的信仰接近于宗教的狂热，它是真诚的，而且并不缺少诗意。在他们（一个缺衣少食的家庭的父亲和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之间很快地就产生了相互的了解。

在公爵夫人家里，教堂执事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而又性情温和的穷人，别人平时对他也只是点一点头，或者勉强讲一句话。连陪伴女人也认为不应当对他客气。可是他并不理会这些人，也不在乎他们的态度，只顾热心地教课，女学生的聪明好学感动了他，他也会使她感动到落泪。这是公爵夫人所不能理解的，她责骂女孩爱哭，而且很不满意教堂执事，说他使女孩神经失调。她说：“这太那个啦，完全不像个小女孩。”

然而老人的话在年轻姑娘的面前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宗教本身变成了规定饮食的事情，成为遵守斋期、夜里上礼拜堂等等，而且由恐惧发展来的宗教狂热和欺骗同时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受到限制，一切都是弄虚作假；都是照老一套办事的，并且狭隘得使心灵窒息，而新的世界却是动人的。教堂执事把一本福音书交给了女学生，她长久地不肯释手。福音书是她读到的 第一本书 ，她同她唯一的女朋友、保姆的侄女、公爵夫人的年轻使女沙夏 一起反复地阅读。

后来我非常熟悉沙夏。她是在马车夫住处和厨房之间出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女仆房，她在什么地方受到教育，怎样受到教育，我一直不了解；然而她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她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这种被农奴的身份不知不觉地扼杀在仆婢室里的牺牲者比我们想象到的多得多。她们不仅得不到丝毫酬报、丝毫同情，没有快乐的日子，没有欢乐的回忆，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连自己也料想不到在他们身上什么东西正在毁灭，而且有多少正在逐渐死亡。

太太烦恼地说：“小丫头刚刚给教会做事情就突然躺下去死了……”七十岁的女管家 发牢骚说：“如今那些使女，比小姐都不如。”然后就去吃蜜粥 参加葬后宴 了。母亲哭着，哭着，也喝起酒来，事情就这样完结了。

我们匆匆地从旁边经过，对我们跟前发生的惨痛事情视若无睹，自以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只消用几个卢布和一两句好话就可以应付过去。可是突然间我们吃惊地听见了非常可怕的呻吟，这是世世代代遭受摧残的心灵的控诉，我们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惊问：这心灵，这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公爵夫人杀死了她的使女——当然是无意地，不自觉地；她拿种种琐碎事情折磨她，摧残她，使她一生抬不起头，她用侮辱，用粗暴、冷酷的态度虐待她。有好几年她一直不准她出嫁，只有后来在她那痛苦的面容上看到了肺痨的症状，才表示同意。

可怜的沙夏，你这个被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丑恶的、该死的俄罗斯生活可怜的受害者，死给了你自由！你还是比别的人幸福得多：在公爵夫人家的阴森的囚奴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位朋友，你非常爱她，她的友情暗中跟随着你一直到送你进入坟墓。她为你流了不少的眼泪；她临终前不久还在怀念你，悼念你，把你看作她童年时期唯一光辉的形象！

……两个年轻的姑娘（沙夏年长一些）经常起身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她们走到院子里，在晴朗的天空下一起念福音书，一起祷告。她们为公爵夫人祷告，为陪伴女人祷告，她们祈求上帝使这些人的心胸开朗；她们给自己想出种种的考验：整整几个星期不吃肉，幻想着修道院的生活和死后的日子。

这样一种神秘主义适合青春期年轻人的特点，适合这一种年龄，在这种年龄一切都还是秘密，一切都还是宗教神秘剧，在这种年龄觉醒起来的思想还不曾从晨雾中明亮地照出来，这晨雾也还没有让经验和激情所驱散。

后来在静寂、安宁的时刻，我多么爱听这些童年祷告的故事，这童年的祷告一方面是一个充实的生活的开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幸的生存的结局。一个受到粗暴恩惠的折磨的 孤女 和一个陷在毫无希望的深渊里的 女奴 ，这两个少女在荒凉的院子里为压迫她们的人祷告，她们的形象使我的心充满了感动，我的心灵里有了一种罕见的和平。

这个纯洁、优美的姑娘在公爵夫人荒谬、愚蠢的家里得不到一个亲人的重视，然而不单是教堂执事和沙夏，而且所有的男女仆人都对她表示了尊重和爱戴。这些普通人不仅把她看作一位善良、和蔼的小姐，他们还在她身上看到更崇高的品质，为了这个，他们尊敬她，他们相信她。公爵夫人家仆人的姑娘出嫁的时候总要请求她亲手给她别上一条绸带。一个年轻使女（我还记得她叫叶莲娜）突然感觉到胸口刺痛；后来发现她患的是严重的胸膜炎，已经治不好了，给请来了教士。姑娘给吓坏了，问母亲是不是就要死去；母亲哭着告诉她，上帝要召她去了。病人便偎在母亲怀里含着热泪央求她请小姐来亲自用神像祝福病人升入天国。她来到病人跟前，病人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反复地说：“给我祷告吧，给我祷告吧！”年轻的小姐自己也是满脸泪水，小声祷告起来——病人就在祷告的时间里死去了。屋子里所有的人围着病床跪下、画着十字；她给死者阖上了眼睛，吻了吻变冷的前额，走出了房间。 ^[1]

只有枯燥无味、眼光短浅的人才不懂这个浪漫的时代；这种人同病弱的人一样可怜，在那些病人的身上青春期的神秘主义过了青年时期仍然长久地存在下去。在 我们 这个时代注重现实的人中间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然而十九世纪 世俗的 影响怎么能够渗进公爵夫人的家里去呢？——这个家给封闭得这样密不通风！

然而缝隙终于给找到了。

我那个“柯尔切瓦的表姐” 有时候到公爵夫人家来作客。她喜欢这个“小表妹” ，就像人们通常喜欢小孩，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小孩那样，可是她并不了解她。后来她惊讶地、几乎是惊惶地发现她那不同寻常的天赋，“表姐”对什么事都容易感情冲动，她马上决定纠正她那不关心的态度。她找我要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或者任何其他新书。

“‘小表妹’是个天才，”她对我说，“我们要尽力帮助她发展。”

“大表姐”（想到这个称呼，我不禁失笑，因为她是个娇小的姑娘）把她自己脑子里想过的一切：席勒的理想和卢骚的理想、从我这里找来的革命思想和她自己那里来的在恋爱中的少女的幻想，一口气全传给她的徒弟了。后来她又偷偷地借给她法国的小说和诗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一八三〇年以后出版的。尽管它们有种种缺点，可是它们大大地激发了思想，使年轻的心受到火和精神的洗礼。在那个时期的长短篇小说和诗歌里面，不管它们的作者是不是有意，到处都有社会的动脉在强烈地跳动，到处显露出社会的疮疤，到处都听得见饥寒交迫的无辜的劳动奴隶的呻吟；在当时这种怨声和呻吟还不曾被人看得像罪行那样地可怕。

我不用说，“表姐”借书从来未经挑选，也不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这并没有害处；有些人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支持和指引，在没有栅栏的地方走起来更安稳。

不久又添了一个人，她加强了柯尔切瓦“表姐”的世俗的影响。公爵夫人终于决定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了省钱她请了一位刚刚在女子中学毕业的 俄国 姑娘。

在我们国内请一位俄国家庭女教师花费并不大，至少在三十年代是这样。然而尽管她们有种种的缺点，她们还是胜过大多数从瑞士来的法国女人，胜过大多数无限期休假的卖笑女人和退职女演员，那些女人拚命抢夺家庭教师的饭碗，当作她们最后的谋生手段——干这一行她们既不需要才能，也不需要青春，只要能够讲几句地道的法国话，又有d'une　dame　de　comptoir 〔法语：女掌柜的〕 风度（这种风度在我国外省各地常常被看作“最佳风度”）就行了。俄国家庭女教师是从女子中学或者孤儿院出来，她们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且没有外国女人身上那种市侩的pli 〔法语：味道，习惯〕 。

现在的法国女教师和一八一二年以前到俄国来的那些女人不同。那个时候法国还少有市侩气，到俄国来的女人属于另一个阶层。她们里面一部分是侨民和破落贵族的女儿、军官的寡妇、尤其是军官的弃妇。拿破仑替自己的部下完婚，就像我们的地主替家奴完婚那样，不大考虑到爱情和兴趣。他想通过婚姻把他那些火药贵族 和旧的贵族结合起来；他希望他的斯卡洛祖布 们由他们的妻子来驯服。他们习惯于盲目服从，遵命结了婚，可是不久发现她们太古板，不宜于参加营房和野营的娱乐晚会，便遗弃了她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流浪到英国、奥地利和俄国。那个经常到公爵夫人家来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就是这一类人。她讲话时面带笑容，谈吐文雅，从无恶声厉色。她一举一动无不循规蹈矩，没有片刻忘记自己的身份。我相信她夜里躺在床上不是睡眠，倒是在考虑怎样睡才合乎规矩。

年轻的女子中学毕业生是一个聪明、勇敢、精力充沛的姑娘，她有一般寄宿学校学生的那种热诚，又生就光明磊落的天性。她活泼、热情，给她的学生和朋友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生命与活动。

她和一天天憔悴下去的沙夏的忧伤、悲戚的友情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凄凉、哀伤的。这种友谊再加上教堂执事的教诲和毫无生趣的生活使得这个少女跟世界隔绝，跟人们疏远。年轻、活跃、愉快，同时对一切梦想和浪漫事物都表示同情的第三者非常及时地来到她跟前，把她拉回到地上来，拉回到实际的、真实的地面上来。

起初学生接受了艾米利雅老师的某些举止；她脸上经常露出笑容，谈话也显得活泼了；但是一年以后，两个少女的个性互相影响取得了平衡。无忧无虑的、可爱的艾米利雅在学生的坚强性格面前屈服，完全受学生的支配，用学生的眼光看事物，用学生的思想去想一切，生活在学生的欢笑和友谊之中。

我快要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公爵夫人家去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一去，那个年轻姑娘显得很高兴。有时候她两颊发红，说话也有生气，可是接着她又恢复了平时那种沉思的宁静，使人想到冷冰冰的雕塑美人，或者席勒的不让任何人亲近的“外国的姑娘” ^[2] 。

这不是孤僻，也不是冷漠，而是内心的活动——别人不了解她，她也 不了解 自己；与其说她知道，倒不如说她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她内心有些什么。她那美丽的外形好像并不曾完工，还差一点什么；只要有一星火花，或者拿雕塑家的凿刀动一两下，就可以断定：她是注定了在不毛的沙地上憔悴、枯萎，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生活呢，还是反映出激情的火光，让激情控制自己，而且活下去（也许是受苦），的确是受苦，然而 过着丰富的生活 。

在我们长期分别的前夕，我才在她那半带孩子气的脸上第一次看到生命的痕迹。

我还记得她那异常清亮的眼光，她那突然间改变了意义的整个面貌，仿佛给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火渗透了……仿佛秘密已经猜到、内心的雾也已消散。这个时候我给关在监牢里面 。我们告别十多次，还是不愿意分开，最后我母亲（她同Natalie 〔法语：娜达丽雅〕 ^[3] 一起到克鲁季次基营房来看我）下了决心站起来要走了。年轻的姑娘打了一个哆嗦，脸色发白，使出很大的力气紧紧捏住我的手，反复地说：“亚历山大，不要忘记妹妹啊。”

宪兵打发她们出去，然后走来走去。我扑倒在床上，一直望着门，那个光辉的形象就是在门口消失的。我在心里说：“不，你的哥哥不会忘记你。”

第二天我就给押往彼尔姆去了，可是在我谈到离别之前，我还要讲一讲我入狱前妨碍我更好地了解Natalie和更密切地接近她的是什么。我在恋爱！

是的，我在恋爱，青春时期的、纯洁的恋爱的回忆对我是十分甜蜜的，就像在明媚的春天，在花香、鸟语中在海滨散步那样。这是一个充满美好事物的梦，而且它也像梦通常那样地消失。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很少女人，特别是我可能接近的女人；我同“柯尔切瓦的表姐”的友情起初十分热烈，以后就逐渐地平静了。她结婚以后，我们不常见面，后来她走了。我需要一种比男性友谊更温暖、更温柔的感情，这种模糊的渴望一直在我心里徘徊。一切都齐备了，只是缺少一个“她”。在我们相熟的一个人家里有一位年轻姑娘 ，我和她很快地做了朋友。一个奇怪的机会使我们彼此接近。她订了婚，突然发生纠纷，未婚夫抛弃她到边区去了。她感到绝望、忧伤和屈辱；我怀着真诚、深切的同情看着她受到忧愁的折磨，憔悴下去；我不敢提起那个原因，只是设法使她散心，安慰她，给她送小说去，我亲自高声读给她听，对她讲整篇故事，有时为了在这位忧伤的姑娘身边多待些时候，我竟然忘记预备大学的功课。

她的眼泪渐渐地少了，有时她脸上还露出笑容；她的绝望变成了悒郁，不久她对过去的事感到了害怕，她跟自己作斗争，从内心的à　point　d'honneur 〔法语：荣誉观念〕 出发，保卫过去来对抗现在，就像一个军人虽然知道已经打了败仗，他还在保卫军旗那样。我看见天边残留的最后的云片，我感到陶醉，怀着跳动的心，轻轻地、轻轻地从她的手里把旗拔出来，她不再捏住旗不放了——这个时候，我恋爱了。我相信我们的爱。她写诗给我，我为她写了整篇散文体的论文，后来我们在一起幻想未来，幻想流放，幻想监牢，她对一切都作好了准备。在我们的幻想中生活的外貌从来不是光辉灿烂的；我们注定要同一种巨大的权势进行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了山狄纳 的《残废者》以后对她说：“做我的盖塔纳吧。”我经常想象她会跟着我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

“残废者”就是写文章讽刺希克斯特五世 的诗人，教皇答应对他不处死刑，他便自首。希克斯特下令砍掉他的双手，割去他的舌头。这个不幸的受难者脑子里装满了无法倾吐的思想，他的形象当时很能吸引我们。受难者的忧郁而疲乏的眼光带着感激和残余的欢乐停留在一个少女的身上，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们才得到平静，那个少女以前爱过他，在他遭逢不幸之后也并没有抛弃他；她名叫盖塔纳。

这次初恋的经历很快就过去了，然而它是十分真诚的。也许连这种爱情也应当早早消逝，否则它就会失去它那最好的、最香的品质，它那十九岁的年纪，它那没有污点的新鲜气息了。铃兰会在冬天开花吗？

我的盖塔纳，难道你不是带着同样的笑容回忆我们的见面？难道在二十年以后你想到我，你的回忆里还会有辛酸的滋味？对我来说，这样会是很痛苦的。你在哪里？生活过得怎样？

我已经生活过了，现在正走着下坡路，我遍体鳞伤，精神上“残废”了。我不再找寻任何盖塔纳了，我回顾过去，想起了你的面影，我非常愉快。……你还记得拐角上的窗口吗？就是对着小巷的那堵窗，我每次离开都要弯进小巷，你总是站在窗前用眼光送我远去，要是你不站在窗前或者你不等我弯进小巷就离开窗口，那我会多么难过！

我并不想同你实际上见面。在我的想象中你永远保留着你那年轻的面貌，你那blond　cendré 〔法语：浅灰色的〕 鬈发，你就保留着这样吧；至于你要是回忆起我，那么你想到的也是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他有闪光的眼睛和热情的语言，你就这样地回想我吧，你不会知道这双眼睛已经失去光采，不会知道我已经发胖，额上有了皱纹，脸上早已失去从前那种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的表情，奥加略夫曾经叫它做“希望的表情”，但希望已经消失了。

我们彼此都应当保持从前的印象……不论阿喀琉斯 ，不论狄安娜 都不会老。……我不愿意像拉林同公爵小姐见面那样同你见面：

“表妹，你可记得格兰狄逊？——”

“什么？格兰狄逊？……啊，格兰狄逊！”

“他住在莫斯科，住在西米恩附近，

圣诞节前夕还来看过我，

他刚刚给儿子娶过了亲。”

……逐渐熄灭的爱情的最后火焰把监狱的拱门照亮了一会，用旧日的幻梦温暖了心，然后各人走自己的路。她到乌克兰，我去流放地。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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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有几封沙夏在一八三五至三六年写的信。沙夏当时待在莫斯科，而她的女友跟着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我读了这些单纯的、热情的心灵的私语不能不深深感动。她写道：“难道您真的要回来吗？啊，倘使您确实要回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您不会相信我怎样时时刻刻想念您，差不多我一切的愿望，我一切的思想， 一切，一切，一切都在您身上 。……啊，娜达丽雅·亚历山德洛夫娜，您多么美，多么和善，多么高尚，多么——可是我表达不出来。的确，这不是抄来的词句，这是直接从我内心发出来的。……”在另一封信里她感谢“小姐”常常给她写信。她说：“这太好了，不过这是您，您啊。”她用下面的词句结束这封信：“老是有人来打扰，我的天使，我满怀着真诚的、无限的爱拥抱您。您祝福我吧！”——作者原注
上面提到的信并未保存下来。现在只保存了六封沙夏写给娜达丽雅的信（1838—1839），由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收藏。

[2] “外国的姑娘”：见席勒的诗 Das　Mädchen　aus　der　Fremde 〔德语：《外国来的姑娘》〕 。

[3] 我很清楚用法语翻译人名听起来多么不自然；但是名字是多年用惯了的，怎么好随意改变呢？何况在我们俄国一切非斯拉夫语的人名都缩短了，而且念起来不响亮，我们这些或多或少“不是在老辈的法律下”受过教育的人，在我们青年时期就把我们的名字“罗马化”了，而当权的人却又把它们“斯拉夫化”。一个人升了官在宫廷里有了权，就把名字的写法改变了；例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一直到死都被称为 谢尔盖依·格利哥雷维奇 ，而戈里曾公爵始终被称做 谢尔吉依·米哈依洛维奇 。后一个改变写法的例子还可以在因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出名的罗斯陀甫采夫将军身上找到：整个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时期他始终是雅各夫，就像雅各夫·陀尔戈鲁基那样，可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以后，他却变成伊阿各夫，跟上帝的弟兄一样了。——作者原注
“不是在老辈的法律下”：引自普希金长诗《努林伯爵》。
谢·格·斯特罗加诺夫（1792—1882）：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七年任莫斯科教育区督学。谢·戈里曾是他的前任。
雅·伊·罗斯陀甫采夫（1803—1860）：帝俄侍从武官长，反动政客，对十二月党人的活动进行过告密。
雅·费·陀尔戈鲁基（1659—1720）：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彼得一世的亲信。 Okw7Na71P8oLgnC8jmItqnnpN69lS91Qi3pzSrPDva7sB54wuATFCVdyMgJBil+I